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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许多个晚上，我一直阅读关于唐太宗的资料。在解读唐太宗遗嘱密码的时候，我希望掌握尽可能多的关于唐太宗本人的情况，并围绕他遗嘱中所涉及的人事安排做许多调查。

对历史事件的调查往往是这样的，你若想真正明白事件的真相，不仅知道其“然”，而且知道其“所以然”，就必须熟悉与此事有关的人物与事件，还要了解事件产生的环境与背景，有了这些还不够，你要善于抓住信息的中心环节，然后追根溯源，找出隐藏的蛛丝马迹，再展开合理的推理，得出历史真相所蕴涵的丰富内容。

这就与破案子一样。先探察现场寻找线索，对脚印、头发等物证妥善处理，送到有关部门检验；然后铺开了调查，找知情人了解情况，有可能的话，让知情人成为证人，在法院审案时提供真实的证词。如果人证、物证都具备了，案情自然水落石出，一个案子也就破解了。

当然，破解历史密码，与现实的破案有很大的不同。你大可以通过历史资料了解到事件发生后所产生的长远影响，也可以对比不同人的描述及评价得出自己的结论。

通过自己判断得出的结论，可能跟许多人的见解相同或大相径庭，当你发现自己的见解有独特之处，并且更接近历史真实时，你就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快感。

这是独立思考所带来的乐趣。

这时候，你会发现，历史真不是原来所想的那么枯燥。因为你在解读历史资料的时候，将历史复活了。

解读唐太宗遗嘱时，我所翻阅的资料主要有《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当然也要参考现代人出版的图书，如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樊树志的《国史概要》，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赵克尧、许道勋的《唐太宗传》，孟宪实的《唐高宗的真相》，等等。为了展开思路，我甚至还买了一些与此事毫无关系的图书，如美国人雷·鲁宾逊所编的《终极名言》、丹·布朗所著的小说《达·芬奇密码》等等，这些书籍虽然不能为解读唐太宗遗嘱提供任何线索，但它们可以打开我的思路。谁说文学作品不能给历史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帮助呢？

好了，闲话少叙，我将带您回到已经逝去1300多年的历史现场，用真实的史料解读一个真实的皇帝遗嘱。

我们到达的第一个现场是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四五月间的翠微宫含风殿。

翠微宫位于终南山顶峰，是唐太宗晚年所建。因为建造这一宫殿以及玉华宫，有历史学家曾批评唐太宗晚年有点放纵骄奢，可见这一宫殿很耗民力，非常豪华舒适。

不过，此时的唐太宗明显地处于痛苦当中，根本无暇享受。他的身体已非常虚弱，病痛没完没了地进行着攻击，再坚强的人也支撑不住。

如果我们在现场，会很清楚地发现，唐太宗的病痛不仅折磨着他自己，而且苦苦折磨着他的儿子——已立为太子的李治。

李治是一个大孝子，母亲长孙皇后的死，已使他经受过一次骨肉分离的大悲痛。那时侯，他刚刚九岁。

这一次父皇眼看也不行了，对已经22岁的他，打击尤其沉重。他昼夜不离地守侯在唐太宗身边，悲痛之余，好几天吃不下饭，头发都变白了。

当时肯定没有现在的高科技染发水，头发变白是做不得假的，而且也没有做这个假的必要。李治的孝心是真诚的。如果有人对此怀疑，不妨设身处地地想想，你自己能达到这个程度么？

唐太宗见儿子如此，很受感动，忍不住哭泣道：“汝能孝爱如此，吾死何恨？”

接着，他将长孙无忌、褚遂良叫到面前，托付遗嘱。《资治通鉴》这样描述：

己巳，复召无忌及褚遂良入卧内，谓之曰：“朕今悉以后事付公辈。太子仁孝，公辈所知，善辅导之！”

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汝勿忧天下！”

又谓遂良曰：“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谗人间之。”

仍令遂良草遗嘱。有顷，上崩。

《旧唐书·太宗纪》记：

上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二。遗嘱皇太子即位于柩前，丧纪宜用汉制。

《旧唐书·长孙无忌》记：

二十三年，太宗疾笃，引无忌及中书令褚遂良二人受遗令辅政。

太宗谓遂良曰：“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尔辅政后，勿令谗毁之徒损害无忌。若如此者，尔则非复人臣。”

《旧唐书·褚遂良》记：

二十三年，太宗寝疾，召遂良及长孙无忌入卧内，谓之曰：“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又顾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仍命遂良草诏。高宗即位，赐爵河南县公。

《新唐书·太宗纪》记：

己巳，皇帝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三。

《新唐书·长孙无忌》记：

二十三年，帝疾甚，召入卧内。帝引手扪无忌颐。无忌哭。帝感塞，不得有所言。翌日，与遂良入受诏。顾遂良曰：“我有天下，无忌力也。尔辅政，勿令谗毁者害之。”有顷，崩。

《新唐书·褚遂良》记：

帝寝疾，召遂良、长孙无忌曰：“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尽诚辅之。”谓太子曰：“无忌、遂良在，而毋忧。”因命遂良草诏。

之所以引用如此多的资料，是想让读者朋友自己对比一下，如果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可以再多看些权威资料，辨别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分辨真假，首先要学会在对比中发现分歧。

上述这些资料，恰恰没有矛盾，说明唐太宗的这一遗嘱是真实的。如果不放心，还可以将目光放远，看看以后发生的事情，会发现并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地方。此遗嘱的内容、人物、场景都确定无疑。

归结起来，主要内容是：唐太宗将天下交给了太子，又为太子选了两位顾命大臣，让他们忠心辅佐新皇帝治理天下。

当然，各个资料的文字有长有短，出现了信息量的不同。这不是什么坏事，正好可以互相补充。

而分析字里行间隐藏的深意，则可使我们更好地走入历史深处，理解历史人物内心深处的是非与智谋。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唐太宗遗嘱最核心的内容，即为什么他把皇位传给了李治？

此事说来话长。

唐太宗李世民一共有14个儿子、21个女儿。儿子当中，长孙皇后所生的有皇长子李承乾、皇四子李泰、皇九子李治，他们是皇子中的嫡子，其他皇子为庶子。因为皇后是国母，皇后与其他妃嫔是一种君臣关系，所以皇后的儿子地位也自然尊贵。再加上长孙皇后与唐太宗深厚的感情，她的儿子更占尽优势。

中国历史，从夏商以来，就大体遵循“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皇（王）位继承原则。这种原则早已深入人心，贯彻它就相对稳定，有助于皇权的平稳交替；违背它就容易混乱，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所以，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当皇帝的时候，明明知道李世民的功劳最大，最有能力继承大业，但他还是选择了大儿子李建成当太子，作为预定的皇位继承人。李渊的选择显然是想维护皇权的稳定，偏偏李世民不服气，想要打破这种制约，于是发动了玄武门兵变，以致于皇权过渡充满腥风血雨。李世民成为皇帝，是以他的兄长及弟弟的鲜血作为代价的，他虽然与他的臣子一起创造了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贞观之治，但他内心始终受着一种良心的谴责，他无法忘记死在他手中的兄弟。在这样的心理作用下，李世民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们重蹈覆辙。

李承乾既是嫡子，又是长子，最有资格做皇帝的接班人，所以，在他刚刚8岁的时候，唐太宗就迫不及待地立其为太子。

太子，又称皇储、储君、东宫等，是作为皇帝公开的法定继承人被册立的，一旦现任皇帝去世或者因故无法履行职权时，太子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行使皇帝的权力。同时，太子制度也是国家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汉初为刘邦制定礼制的叔孙通就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可见，太子是作为立国的根本而存在的。

按照上述说法，李承乾成为太子后，其地位理应无可动摇。他本人积极上进，颇识大体，接受过许多的赞扬，也得到唐太宗的认可，使其地位更加稳固。但所谓世事难料，皇家的事更是扑朔迷离，于是时间一长，平静的湖面便掀起了惊涛骇浪。

掀起巨浪的主谋是长孙皇后的第二个儿子李泰。

李泰比李承乾小两岁，是皇子中除李承乾外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人选，他非常有文采，有心计，身边拉拢了一大帮能人谋士。当然，最重要的是，李泰更受父皇李世民的喜欢。有了这些条件，李泰的权力欲膨胀，渐渐地不安于现状，图谋挤垮太子。他与他的谋士紧紧地盯着太子的一举一动，找出太子的弱点，狠下杀手。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将太子的小缺点无限放大，上纲上线，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渲染，想尽办法让这些消息传到皇帝耳中。于是，太子的形象越来越差，养尊处优、生活不检点、只爱美人不爱江山……李世民先是训诫，但很长时间没有见效，太子越来越让他失望，尤其是太子因足疾成为残疾人之后，李世民连连摇头，认为这是皇家之不幸，产生了废立之心。而李泰则非常知道如何讨好父皇，并组织撰写了《括地志》，让李世民觉得他才是能够担当社稷重任的不二人选。

皇宫里暗潮涌动。到贞观十六年（642年）的时候，李承乾的太子位置已岌岌可危。李泰早已被封为魏王，他见太子位置不稳，加紧结交权贵，培植力量。太子好武功，容易感情用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他以血腥游戏排解自己的怨恨。

李世民的弟弟——汉王元昌经常干一些不法之事，李世民多次谴责，汉王不思己过，反而产生怨怼心理。李承乾与之同病相怜，二人由此亲近起来。他们整天在一起玩游戏，将手下侍卫分成二队，李承乾、汉王各统一队，披上毡架，操起竹杆，布阵后呼喊着交战。虽然只是游戏，但李承乾要求必须达到逼真的效果。所以，手下侍卫被迫相互击打，常常在游戏中流血。游戏中如有不卖力的，李承乾就命人毒打，有的侍卫竟被当场打死。太子见到这种场景，不仅不收敛，反而扬言：“假如我今天当了皇帝，明天我就在宫苑中布置万人营，我和汉王分别统领，看他们战斗，岂不乐哉！”又说：“我为天子，极情纵欲，有谏者辄杀之，不过杀数百人，众自定矣。”这些话自然被李泰的密探听在耳中，再由李泰转告给李世民。

紧接着，又发生一件事。李承乾暗地里喜欢上一个名叫称心的乐童，发生暧昧关系。道士秦英、韦灵符也以歪门左道迷惑李承乾，很受重用。李世民得到这些消息，勃然大怒，将乐童称心等人全部杀掉，并且严厉地责骂了李承乾。李承乾虽然不敢顶撞父皇，但无法遏制自己对称心的思念之情，特地在宫中找了一个屋子，里面立起称心的塑像，令宫人朝夕奠祭，他本人也多次前往，徘徊流涕不已。他又认为称心之死是因李泰告密所致，愤怒冲破了理智，杀心顿起，暗地里收养刺客纥干承基及壮士百余人，决意谋杀李泰。不仅如此，李承乾还与军中大将侯君集等人勾结，欲谋大事。汉王元昌也劝李承乾谋反，并说：“我经常见皇上身边有一美人，善弹琵琶，事成，请将美人赐我。”李承乾答应了。可见，李承乾起初只是怨恨李泰，随后又在众人的怂恿下，打算出演他父亲当年玄武门之变的故事，行谋反大事。

然而，李承乾尚未谋反，唐太宗第五个儿子齐王李祐提前谋反，由此可见即便在李世民这样英明的皇帝统治下，皇权的争夺战仍然非常惨烈。

李承乾见李祐谋反，认为有机可乘，命令刺客承基到大内刺杀李世民。谁知，纥干承基还未行动，齐王李祐已被迅速平定。在追查齐王势力的时候，牵扯出与齐王也有关系的承基。承基被关到大理寺狱，几个月后供出太子李承乾谋反的实情。于是，太子李承乾一伙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情况下落入法网。李承乾被废为庶人（即一般老百姓），囚禁于右领军府。汉王、侯君集等人均被杀。

李承乾当了17年太子，是法定的皇帝接班人，最后却不惜铤而走险，落了个可悲的下场。这是令不知道真实情况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

李承乾被废以后，魏王李泰理应是最大的赢家，理应顺理成章地成为新的太子，可是，事实却向相反的方向进展。

这又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进入第二个历史现场。

李世民与阶下囚被废太子李承乾展开了对话。

李世民看着自己不争气的儿子，又恼恨又心疼，责问李承乾。李承乾呢，反而在大变后恢复了理性，不再怨恨父亲，坦然地说：

“臣为太子，复何所求！但为泰所图，时与朝臣谋自安之术，不逞之人遂教臣为不轨耳。今若泰为太子，所谓落其度内。”（《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七》）

意思就是：父亲呀，您想想，我都当了太子了，天下人都知道我是您的接班人，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我只是因为李泰总觊觎我的储君之位，在他的逼迫下被迫与朝臣们商量保全自己的办法，有些人乘机教我图谋不轨。这一切，都是李泰造成的。现在，如果您立李泰为太子，正好让他的计谋得逞。请您三思！

李承乾当时还在天牢，自忖必死，这些话必是发自肺腑。且按常理来论，他的话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一对话之前，还有一些情况需要回顾。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到，李承乾刚刚获罪时，李泰是何等高兴，他一定认为自己多年的经营就要成功，所以马上进宫侍奉皇帝。李世民果然当面许诺，要立李泰为太子。李泰心中窃喜，但看到父亲忧郁的神情，没敢把高兴挂在脸上。

第二天上朝，李世民提出要立李泰为太子的想法，没想到受到长孙无忌的极力反对。长孙无忌是长孙皇后的兄长，也就是李承乾、李泰、李治的亲舅舅，他辅佐李世民夺取天下，可谓贞观朝第一功臣，与李世民的感情也是常人难以比拟的。所以，他说的话很有分量，他提议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李世民不能不重新考虑。但想了一会，李世民还是认为李泰更合适一些，因此为李泰辩解，说：“昨青雀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人谁不爱其子，朕见其如此，甚怜之。”

“青雀”，是李泰的小名。他意识到李承乾获罪后，嫡皇子只有他和李治二人，为了堵住唐太宗的嘴，故意以退为进，提出要在自己死之前将自己的儿子杀死，然后将皇位传给晋王。但李泰的这些话一听就是假话，也是饮鸠止渴的拙劣伎俩，虽然欺骗了非常宠爱他的李世民，却无法蒙骗其他大臣。

所以，谏议大臣褚遂良马上出列，对唐太宗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

贞观朝的君臣关系非常融洽，唐太宗是历史上有名的能纳谏的皇帝，所以褚遂良才敢这样当面批评甚至揭取皇帝的伤疤，直接指出：皇帝您的话真是大错特错了。您仔细想想，不要再糊涂了。怎么可能会有您逝世后，魏王拥有天下，他还会杀他爱子传位于晋王的可能！陛下当年立承乾为太子后，却过度宠爱魏王，使魏王的待遇超过承乾，这其实就是造成今日之祸的根源呀。前事不远，足可以成为现在的殷鉴。如果陛下您今天非要立魏王为太子，我建议您先处理了晋王，这样就不再出现大乱了。

褚遂良说的话虽然句句带刺，但正是唐太宗埋在心里但没有细想的事情。褚遂良暗示他，为了王朝的大局，如果非要立魏王，就必须牺牲晋王。

唐太宗忍不住流下眼泪，说：“我不能呀！”说完此话，他也没有心思再讨论了，返回后宫。

时势突然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的目光开始集中在李泰与李治身上。

李治是长孙皇后的小儿子，比承乾小9岁，比李泰小7岁，因为有两位长兄在上，他压根不会考虑去争夺什么皇位。但他本人非常孝顺，很得唐太宗喜欢，4岁时被封为晋王，9岁丧母时悲痛欲绝，让唐太宗非常感动。唐太宗曾问他《孝经》中什么话最重要，他回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君子之事上，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唐太宗听后非常高兴，抚摩着他的头说：“行此，足以事父兄，为臣子矣。”就是说，无论唐太宗还是李治自己，都把李治定位于“臣子”，根本没有想过他有可能当皇帝。所以，在李承乾犯了谋反大罪后，李世民自然而然地要立李泰，而不是李治。没想到，朝臣中最有发言权的两位重臣，都投了李泰的反对票，他们没有说李泰平日里骄横跋扈，而是抓住了李泰致命的把柄，坚决地反对。

李泰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一个晋王，深恐晋王得到太子宝座，所以暗中对晋王说：“你与元昌要好，现在他已失败，你难道不担忧吗？”其实就是要挟李治，假如你李治非要跟我争夺太子之位，我就把你与元昌要好的事捅出去。元昌犯了谋反大罪，你就不怕担干系么？

李泰的话一下子将晋王李治推到了危险的境地。李治一向不参与皇权的争夺，处境当然很安全，如今却无意中被卷了进去，忍不住忧形于色。唐太宗见李治如此，便询问缘故。李治起初不想说，但唐太宗屡次询问。最后，李治只好将全部实情告诉了父皇。唐太宗又被击了一闷棍，开始反悔，不再想立李泰为太子。

在认识到李泰居心叵测的情况下，唐太宗开始认真思考褚遂良的谏言，想到了关在牢狱中的长子承乾，马上前往询问。于是才引出李承乾的肺腑之言。

太宗听后，对侍臣说：“承乾言亦是。我若立泰，便是储君之位可经求而得耳。泰立，承乾、晋王皆不存；晋王立，泰共承乾可无恙也。”（《旧唐书·列传第二十六太宗诸子》）

这才是唐太宗转而立李治为太子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如果立李泰为太子，李承乾、李治都有生命危险。如果立李治为太子，则李承乾、李泰都可以保全。这是他作为父亲的一番苦心。

不过，立太子之事不光是家事，李世民还必须从朝廷大局来考虑，毕竟，按照次序，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李治。所以，《旧唐书·长孙无忌》又有这么一段记录：

太宗欲立晋王而限以非次，迥惑不决，御两仪殿，群臣尽出，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勣，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因自投于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惧，争前扶抱，取佩刀以授晋王。无忌等请太宗所欲，报曰：“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太宗谓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因下拜。太宗谓无忌等曰：“公等既符我意，未知物论何如？”无忌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伏乞召问百僚，必无异辞。若不蹈舞同音，臣负陛下，万死于是。”建立遂定。因加授无忌太子太师等。

就这样，最没可能成为太子的李治传奇性地得到了最大的馅饼。而他的两个兄长，李承乾、李泰却被放置于外地。李承乾刚过一两年便抑郁而死。李泰虽然在贞观二十一年被进封濮王，后来李治即位后又为其开府置僚属，车服羞膳，特加优异，但这些都无法阻挡他内心的郁闷，三十五岁即死于郧乡。

皇权斗争就是这样残酷！

现在，我们再来剖析唐太宗遗嘱中的另外一项重要内容，即：为何选择长孙无忌与褚遂良为托孤大臣？

唐太宗临终前对此二人的评价是：“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亮。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并对太子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

就是说，唐太宗看待二人就像汉武帝看待霍光、刘备看待诸葛亮一样，认为他们都非常忠诚、有能力，可以非常称职地辅佐好新皇帝。

唐太宗又对长孙无忌单独做了评价，隐藏在对褚遂良的话语中：“无忌尽忠于我，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

这句话，可以清楚地看出长孙无忌的功勋之高、实力之强、影响之大。在唐太宗看来，如果不是长孙无忌，他李世民就得不到天下，无论在灭隋的战争中还是在激烈的皇权争夺战中，长孙无忌都是李世民的铁杆帮手，是其他任何人无法取代的。尤其在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名臣一个个先后去世后，长孙无忌的作用更是举世无有出其右者！当然，这一切都立足于“尽忠”的前提下。

唐太宗紧接着嘱咐褚遂良：“尔辅政后，勿令谗毁之徒损害无忌。若如此者，尔则非复人臣。”这句话仍然隐含着对长孙无忌的评价，而且有好几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也是字面上最明显的含义：唐太宗要褚遂良义无返顾地维护长孙无忌；

第二层含义：由于长孙无忌就在身边，所以这句话也是说给长孙无忌听的，表明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的深厚情谊；

第三层的含义要深一点：长孙无忌虽然非常能干，但做事时可能有一些缺点，容易遭到非议，这是唐太宗不放心的地方；

第四层含义则是：长孙无忌，你可一定要注意呀，你以后的位置太特殊了，一定要学会收敛，不要太揽权而造成千古遗恨呀！

这些隐藏的含义，长孙无忌心里一定很清楚。

因为在长孙皇后在世的时候，就一直对长孙无忌不放心，他了解兄长的权力欲，生怕兄长的权力太大后反而乐极生悲遭到重挫，进而牵连长孙家族的其他成员。历史上不乏外戚专权所酿成的悲剧，长孙皇后对这些实在是太熟悉了。所以，以贤良、智慧著称于世的长孙皇后，虽然很少干预朝政，但对兄长之事却始终不肯放松。唐太宗与长孙无忌是布衣之交，情谊深厚自不待言，按照长孙无忌的能力、功劳，也足可以担任宰相之职。所以唐太宗屡次想加封长孙无忌，但都由于长孙皇后的反对而作罢。

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按功封赏，长孙无忌被封为尚书右仆射。唐代三省制，贞观时期尚书省的长官就是诸位宰相的首领。因唐太宗即位前曾任尚书令，所以他当皇帝后朝臣们不敢居此位，于是不设，以仆射行使其职能。这样，长孙无忌开始位极人臣。这本来是好事，但他的妹妹长孙皇后坚决反对，并找机会对唐太宗说：“妾托体紫宫，尊贵已极，不愿私亲更据权于朝。汉之吕、霍，可以为诫。”（《新唐书·卷七六后妃传》）长孙皇后以“汉之吕、霍”为例加以反对，不能不说没有道理。“吕”即“吕后”或者“吕后家族”。当年吕后及其家族的权势熏天，但吕后死后，吕族的亲戚朋友都被杀掉，下场可悲。“霍”，指的是“霍光”或“霍氏家族”。霍光是汉武帝指定的托孤大臣，把持朝政达20年之久，他在世时霍家上下无不风光无限，但他死后，被牵连诛杀的就有几千家之多。这都是外戚干政的悲惨结局呀，长孙皇后绝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也遭此横祸。只是，对于长孙皇后的劝戒，唐太宗并没有当场接纳。长孙无忌也有点不甘心，所以只是表面上听从了妹妹的话，做了一些辞让工作，然后继续担任他的宰相职位。然而，不到半年的时间，长孙无忌即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有人告发他“权宠过盛”，就是说他太“揽权”了。长孙皇后据此再次向兄长施加压力，要求他辞职。唐太宗大概也意识到长孙无忌不宜再做宰相，所以没再拒绝辞呈，在劝勉一番之后改任其他职务。此后，长孙无忌虽然仍拥有大权，但由于长孙皇后监督，在政治上保持着相当的低调。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病势。临终前，长孙皇后仍为兄长及家族操心，遗嘱中说道：“妾家以恩泽进，无德而禄，已以取祸。无属枢柄，以外戚奉朝请足矣。”针对的主要是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对此自然深悉。

不过，权力欲这个玩意儿，并不是一般人可以阻挡得了的。长孙无忌虽然知道妹妹对自己的好意，但在失去妹妹监督以后，又一次深深地扎进权力斗争当中，在朝野培植起巨大的势力。唐太宗出于对长孙无忌的信任，并不阻拦。所以，长孙无忌的力量越来越大，处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有了这样的基础，当唐太宗想要立晋王为太子时，首先征询的就是长孙无忌的意见。长孙无忌忠于唐太宗，马上说： “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唐太宗这才放心，对晋王曰：“汝舅许汝，宜拜谢。”晋王听后，赶紧下拜。由此可见长孙无忌的重要性。

唐太宗还有顾忌，对长孙无忌说：“你们所说符合我的意思，但不知外面的议论如何？”

长孙无忌马上回答：“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如果不信，请皇上召问百官，肯定没有异辞。他们如果不积极拥护，那就是臣辜负了陛下，臣罪万死！”

长孙无忌这些话是很厉害的。试想，当时朝臣中肯定有其他皇子的亲信，如果匿名投票，必定有不少人反对立晋王。当时显然没有匿名投票这一做法，而长孙无忌则可以通过自己的权力网促使群臣拥护。如此，晋王李治才被立为太子，而长孙无忌则被授为地位最高的太子太师。

此事刚过去不久，唐太宗认为李治性格柔弱，想改立另外一个皇子吴王恪，遭到长孙无忌的反对，谏道：“晋王仁厚，是守文的良主。且举棋不定，前哲所戒。储位至重，怎适宜多次改变？”唐太宗觉得有理，当然也意识到长孙无忌作为李治的亲舅舅，肯定会站在李治的一边。权衡之后，唐太宗最后采纳了长孙无忌的意见，此后再没有改变主意。

李治当太子以后，仍然以仁孝著称。他不显山不露水，没发表什么宏伟的治国理想，也没犯出格的错误，所持言论多宽厚中正，不仅努力保护已被放逐的李承乾与李泰，也善意地对待其他皇亲及他们的下属。《册府元龟》中记载了一件由唐太宗弟弟彭王引发的故事：

为皇太子时，有告遂州都督彭王元则之罪。太宗召元则功曹而问之，功曹为之隐。太宗怒而杖之于前。退朝，问太子曰：“人君大权，赏罚是也。今捶功曹，何如？”太子对曰：“草野之人，天子召问，惶恐失度，即捶之，臣以为何太急。”又问：“然则彭王若何？”对曰：“陛下之弟，情所友爱，顾付所司详断之，未晚也。”太宗称善。

自是太宗坐朝，尝令太子侍立，百司奏事毕，留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太宗因为太子陈说孝道，论及政事。或时有决罚，令太子评其可否，商榷辩论，深达政要，群臣莫不叹服。（转引自《唐高宗的真相》）

李治的这些言行，使他不至于再蹈李承乾的覆辙，从而稳固地坐在太子宝座上。长孙无忌则更加一心一意地维护着李治。有一次，唐太宗对群臣说：“太子性行，外人也知道么？”长孙无忌回答：“太子虽不出宫门，但天下人无不钦仰他的圣德。”唐太宗有点不以为然，说：“我像他这么大时，豪气冲天，不能遵守法度。李治却自幼宽厚，循规蹈矩。有句谚语是：‘生子如狼，犹恐如羊。’希望他年龄再大些以后，能增加点刚健之气。”长孙无忌马上对道：“陛下神武，乃是拨乱之才。太子仁恕，实为守文之德。意趣虽不同，但都与时势相合，这正是皇天所以保佑大唐而造福苍生呀！”经长孙无忌这么一说，李治柔弱的缺点反而成了符合新时代的优点。唐太宗不由地点点头。后来，唐太宗特地作《帝范》十二篇，引导李治做一贤君，并叮嘱他：“汝无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贵，竭力为善，则国家仅安；骄惰奢纵，则一身不保。且成迟败速者，国也；失已得难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惜哉！”（《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八》）

综上所述，长孙无忌是李治最有力的支持者，唐太宗能听进长孙无忌的话，对长孙无忌也是相当放心的。而且，长孙无忌绝对有实力保证皇权的正常交替。

就忠诚与感情而言，唐太宗对长孙无忌绝对放心。唐太宗临终前一天，单独召长孙无忌进入卧室。唐太宗努力伸出手来，像长辈一样摸着长孙无忌的脸。长孙无忌哭了。唐太宗也梗塞着无法说话。这是至亲间一种无言的交流，非任何语言可以比拟。

不过，英明如唐太宗者，自然与长孙皇后一样，能清楚地洞察到长孙无忌的缺陷，并为此担心，所以，他对自己将托孤重任交给长孙无忌是放心的，但对长孙无忌的未来却有一丝担心。这就是唐太宗之所以嘱咐褚遂良的深层原因。

唐太宗晚年曾有一段著名的评论。《新唐书·长孙无忌》记：

帝尝从容问曰：“朕闻君圣臣直。人常苦不自知。公宜面攻朕得失。”无忌曰：“陛下神武圣文，冠卓千古，性与天道，非臣等愚所及。诚不见有所失。”帝曰：“朕冀闻过，公等乃相谀悦。朕当评公等可否以相规。”谓：“高士廉心术警悟，临难不易……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无忌应对机敏，善避嫌，求于古人，未有其比。总兵攻战，非所善也。”

《旧唐书·长孙无忌》中也记载了这段评论，但文字略有出入，里面没有对长孙无忌的评论。而对褚遂良的评价是：“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我们一起去认识认识褚遂良。

在现代人眼中，褚遂良主要是以书法闻名的。我们可以在书店里看到许多褚遂良的书法作品，也有很多学生临摹褚体，而很少有人知道褚遂良是唐初著名的政治人物，而且深深地卷入了上层政治斗争当中。

褚遂良是散骑常侍褚亮的儿子，博涉文史，尤工隶书，贞观十年时任起居郎。唐太宗有一次对魏征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魏征回答：“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唐太宗大喜，马上令褚遂良做他的陪读。唐太宗曾重金购求王羲之书迹，天下人争先以古书进献，但无人莫能辩别真伪。惟独褚遂良是个高明的鉴赏家，经他慧眼一过，真伪立见，一无舛误。唐太宗因此非常器重。

褚遂良性格耿直，观念正统，虞世南去世后，他算得上文化界的领袖。他出任门下省起居郎时，负责记录皇帝的动作法度，以修记事之史。按照传统观念，起居注中的文字是不允许皇帝本人看的。话虽这么说，但历朝历代都有潜规则，起居郎前途命运都掌握在皇帝的手中，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到，如果哪个皇帝真想翻阅起居注，又怎是一个小小的起居郎胆敢阻拦的。褚遂良却是一个例外，他以维护正统观念为己任，丝毫不容变通。唐太宗对玄武门事件一直有一个心结，所以非常想看看史书中怎样记录他的这段历史。贞观十三年的一天，唐太宗对褚遂良说：“你主持起居注，都记录哪些事呀？可以让人君大体上翻阅一下吧？朕想看这些记录的原因，不过是再了解了解以往的得失，从而警惕告诫自己罢了！”唐太宗的话说得很委婉，但也很清楚。没想到褚遂良并没有给唐太宗面子，反而以教训的口气对皇帝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史和右史，专门记录皇帝的言行，无论好坏都会真实记录，目的就是监督皇帝不要做非法的事情。我倒没听说有哪个皇帝要亲自观看起居注的！”唐太宗讨了个没趣，脸上有点挂不住了，不高兴地说：“朕有不好的地方，你也一定会记么？” 褚遂良毫不退让，回答：“臣听说遵守道义不如忠于职守。臣既然担任此职，怎么能不如实记录？”唐太宗是个贤君，见褚遂良如此，也不好硬逼。

后来，唐太宗又多次试探褚遂良，想要翻阅起居注，但始终没能在褚遂良身上打开缺口。通过这些事，唐太宗认识到褚遂良的忠正守职，不仅没有鄙弃，反而更加重视，任命他为谏议大夫。

在扶立太子一事上，褚遂良一直保持坚正的态度。唐太宗出于对魏王李泰的宠爱，曾做出一些破格的赏赐，褚遂良对此严正反对。《贞观政要》中记载：

贞观十三年，谏议大夫褚遂良，以每日特给魏王秦府料物，有逾于皇太子，上疏谏曰：“昔圣人制礼，尊嫡卑庶。谓之储君，道亚霄极，甚尚崇重，用物不计，泉货财帛，与王者共之。庶子体卑，不得为例，所以塞嫌疑之渐，除祸乱之源。而先王系本人情，然后制法。知有国家，必有嫡庶。然庶子虽爱，不得超越，嫡子正体，特须尊崇。如不能明立定分，遂使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徒乘机而动，私恩害公，惑至乱国。伏惟陛下功超万古，道冠百王，发号施令，为世作法。一日万机，或未尽美。臣职谏争，无容静默。伏见储君料物，翻少魏王，朝野见闻，不以为是。臣闻《传》曰：‘爱子教以义方。’忠、孝、恭、俭，义方之谓。昔汉窦太后及景帝并不识义方之理，遂骄恣梁孝王，封四十余城，苑方三百里，大营宫室，复道弥望，积财镪巨万计，入警出跸。小不得意，发病而死。宣帝亦骄恣淮阳王，几至于败，赖其辅以退让之臣，仅乃获免。且魏王既新出阁，伏愿恒存礼训，妙择师傅，示其成败；既敦之以节俭，又劝之以文学。惟忠惟孝，因而奖之；道德齐礼，乃为良器。引所谓圣人之教，不肃而成者也。”太宗深纳其言。

在这段长论中，褚遂良发挥文史的特长，引经据典地劝谏了唐太宗。

褚遂良是知识分子的代表，代表了当时文化界的主流思想，能很好地维护皇权，所以唐太宗完全接受他的建议。

后来在李承乾被废、唐太宗打算立李泰为太子的紧要关头，又是褚遂良一针见血地戳穿李泰的谎言，促使唐太宗转立李治为太子。

可以说，褚遂良与长孙无忌一样，是李治最坚实的后盾。而唐太宗评褚遂良“既写忠诚，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自加怜爱”，说明唐太宗对褚遂良也是非常亲近信任的。

这些都促使褚遂良成为最合适的托孤之臣。

现在，我们进入第三个历史现场——仍然是翠微宫。

托孤后没过几个小时，唐太宗就驾崩了。皇帝一死，孝子李治自是悲痛万分，他抱着舅舅长孙无忌的脖子，“号恸将绝！”

有必要交代一下，李治是一个善哭的主儿。历史上以哭著名的帝王莫过于刘备，其实李治丝毫不逊色。所谓一哭解千愁，一哭赢人心，一哭掩心计，一哭得乾坤……历史上通过哭来获取帝位的例子还真不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李治之哭，也是他顺利继承皇位的重要武器。

贞观十九年三月，唐太宗亲自率兵出征。对此，《资治通鉴》中记：“上将发，太子悲泣数日。”也许，李治认为父亲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出征，心里有所不忍。但再怎么不忍，也不至于“悲泣数日”吧！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李治的行为真是有所反常。但当时就不同了，李治的孝心被大家看在眼中，纷纷赞叹不已。最后，还是唐太宗有点不耐烦了，教训道：“今留你镇守，以俊贤之士辅佐，就是想让天下人领略到你的治国风采。治国之道，主要在于重用贤良而远离小人，要赏善罚恶，至公无私，你要向这个方向努力。悲泣何为！”见父亲这样说，李治才“勉强”地收住哭声。

贞观二十一年八月，齐州人段志冲给皇帝提了一个建议，请他将政权转给太子。唐太宗当然不会高兴。综观历史，除非有篡位等异常事件发生，几乎所有的皇帝都是终身制的。唐太宗心中暗想，我好端端的，怎么有人敢有这样的想法。这种情况下，太子自然处于被怀疑的位置。再看看李治的反应吧。还是以哭来对付——边哭边流鼻涕，表明自己是清白的。唐太宗一看，又有点不耐烦了。怎么我的儿子就会哭呀，怎么这么柔弱呀！如此一来，反而将对李治的怀疑冲得一干二净，整天想着如何为李治安排有力的辅佐大臣。

这一次，唐太宗死了，李治又哭了。这次的哭很正常，但时值皇权转换的重要关头，也不能老哭呀。

长孙无忌也难过，但哭了片刻以后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重任，对李治说：“主上以宗庙社稷付殿下，岂得效匹夫唯哭泣乎！”然后马上冷静地处理国事。

当时觊觎皇位的人肯定仍大有人在，形势一定还很严峻。所以，长孙无忌采取了“秘不发丧”的办法，没有马上公开皇帝逝世的消息。他请太子先从翠微宫返回京城，派飞骑、劲兵以及旧将跟从。当太子进京后，唐太宗的马舆随后到达。给外人的感觉是，皇帝依然健在，他的侍卫也和以前一样，丝毫没有变化。这样，局面牢牢地控制在长孙无忌的手中。等一切稳定以后，长孙无忌这才安排先皇的发丧大事，并在太极殿宣布唐太宗的遗嘱，请太子即位。

如此这般，在长孙无忌的一力操持下，唐太宗的遗嘱得以顺利地执行，李治顺利地继承了皇位，史称唐高宗。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则成为最重要的辅政大臣。

唐高宗即位之初，一切大事都由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为他张罗，政局稳定，实为国家之幸。

但政治斗争仍然是残酷的。

先是洛阳人李弘泰诬告长孙无忌谋反，唐高宗一听，马上将李弘泰处斩。

接着，又有人弹劾褚遂良强买房屋，这件事上褚遂良显然处置不当，被别人抓住了把柄，但唐高宗采取了将其外调的办法，让褚遂良暂时避开风头，不久后重新调回朝廷。

过了三年多时间，出现了唐太宗的女儿高阳公主、房玄龄之子房遗爱以及唐太宗的弟弟荆王元景等人欲图谋反，事发后，唐高宗令长孙无忌审讯，长孙无忌将这些人一一正法，并乘机将吴王恪牵连进来。吴王恪文武全才，是唐太宗的爱子。当年唐太宗初立李治为太子时，曾打算另立吴王，被长孙无忌阻拦，因为此事，吴王成为李治与长孙无忌的政敌。这一次，判吴王谋反罪并令其自尽，虽然表面上是长孙无忌公报私仇，其实又何尝不是唐高宗的心思。只不过，长孙无忌扮演的是黑脸，唐高宗扮演的是白脸。唐高宗甚至流了一些眼泪，对侍臣说：“荆王是我的叔父，吴王是我的兄长，我想宽宥他们，可以么？”兵部尚书崔敦礼马上提出反对意见，唐高宗也就不再多说了。这就是唐高宗的性格——自己不愿意背负不仁不孝杀害亲属的名声，更愿意借他人之手除掉政敌。所以吴王在临死前并没有诅咒唐高宗，而是大骂长孙无忌：“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其实，此时的唐高宗、长孙无忌是一条心。

在永徽五年（654年）之前，在唐高宗的支持下，朝政大权主要掌握在长孙无忌手中，褚遂良则严格执行唐太宗的遗嘱，一心一意地维护着唐高宗和长孙无忌的利益。君臣间互相信任，长孙无忌虽然有揽权的嫌疑，但唐高宗并不介意。《旧唐书·长孙无忌》记载：

高宗即位，（长孙无忌）进拜太尉，兼扬州都督，知尚书及门下二省事并如故。无忌固辞知尚书省事，许之，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永徽二年，监修国史。高宗尝谓公卿：“朕开献书之路，冀有意见可录，将擢用之。比者上疏虽多，而遂无可采者。”无忌对曰：“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条式律令，固无遗阙。言事者率其鄙见，妄希侥幸，至于裨俗益教，理当无足可取。然须开此路，犹冀时有谠言，如或杜绝，便恐下情不达。”帝曰：“又闻所在官司，犹自多有颜面。”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曲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时无忌位当元舅，数进谋议，高宗无不优纳之。明年，以旱上疏辞职，高宗频降手诏敦喻不许。

不过，这样和谐的关系由于一个女人的出现而发生巨大变化。

永徽五年（654年）三月，唐高宗到感业寺行香，见到了旧日情人武则天。武则天是唐高宗父亲唐太宗的才人，当年李治被立为太子后侍奉父亲，见武则天后产生深厚的恋情。唐太宗死后，按照朝廷规定，武则天与唐太宗的许多妃嫔一道，到感业寺出家为尼，过着清苦的生活。这一次，二人重逢，旧情复燃。武则天哭泣，唐高宗也留下眼泪。这一消息被王皇后得知。王皇后正嫉妒皇帝宠幸萧淑妃，想借武则天离间皇帝与萧淑妃的关系，于是主动请求唐高宗迎武则天进宫。唐高宗自然满心欢喜，迫不及待地将武则天纳入宫中，拜为昭仪。武则天非常灵巧聪明，又擅长权术，迅速将皇帝的宠爱集于自己一身，并笼络了宫中上上下下的太监宫女。在武则天的影响下，唐高宗的政治思想发生变化，想在朝政上大有作为，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舅舅已揽了太多的权力，朝中大事都在按照舅舅的想法处理着。他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不满情绪，对五品以上的大臣说：“顷在先帝左右，见五品以上论事，或仗下面陈，或退上封事，终日不绝；岂今日独无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这实际上是对舅舅长孙无忌的不满，而长孙无忌竟没有及时地察觉，仍然将皇帝视为当年那个只知哭泣的太子。

后宫里，武则天为唐高宗生下了儿子，权力欲迅速膨胀。机会一成熟，她不仅成功地排挤了萧淑妃，而且将矛头指向没有儿子的王皇后。在双方的口水战中，唐高宗总是信任武则天，即便王皇后、萧淑妃因利益关系重新联合起来，仍不是武则天的对手。几个月后，武则天为了争权，利用王皇后按礼制规定探望新生婴儿的机会，在王皇后刚走，就不惜将自己刚出生的女儿扼杀，从而将杀女之罪驾祸到王皇后身上。唐高宗听信武则天，决意废掉王皇后，转立武则天为皇后。

皇后是一国之母，关系重大。唐高宗为排除朝臣们的反对，挖空心思讨好长孙无忌。他与武则天一起，亲自到长孙无忌的府上，与长孙无忌畅饮。席间，特意封长孙无忌宠姬的三个儿子为朝散大夫，并赐予长孙无忌十车金宝缯锦。见长孙无忌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赏赐，唐高宗认为机会成熟，于是从容地向舅舅暗示废立皇后之意，长孙无忌听得很明白，但故意转换话题，并不遵从皇帝的旨意。到最后，唐高宗与武则天很不高兴地返回宫中。

虽然碰了软钉子，武则天并不甘心，她又让自己的母亲到长孙无忌府中，屡次祈请，但长孙无忌仍不松口。

接着，唐高宗与武则天又派礼部尚书许敬宗去劝说长孙无忌，连续几次，都被长孙无忌严厉地拒绝。

这便使长孙无忌与唐高宗的矛盾迅速激化。

长孙无忌再是长辈、对皇帝再有恩情，但毕竟是臣子，在君臣分界严格的封建王朝，素来便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现在的情形似乎变了，转变为皇帝想法设法地讨好臣子了。这显然极大地刺激了唐高宗的自尊心，更激起武则天与许敬宗等人的仇恨。政界中被长孙无忌排挤的李义府乘机搞政治投机，上表请皇帝立武则天为皇后。唐高宗一见有大臣支持他，兴奋地不得了，也不考察李义府的能力人品，马上予以重用，任为礼部尚书，以此表明自己废立皇后的决心。

皇帝与长孙无忌产生了巨大的裂痕，谁也不退让。这个时候，褚遂良站了出来，以唐太宗的托孤遗嘱为盾牌，支持长孙无忌。

九月的一天，退朝后，唐高宗宣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褚遂良入内殿。褚遂良对长孙无忌和李勣说：“今日皇帝召见，肯定是想要废立中宫。皇上的决心已下，如果违逆，势必触犯龙颜，难免一死。太尉是皇上的亲舅舅，司空是大唐的功臣，不能让皇上背杀舅舅及功臣之名。我褚遂良出身低微，没有汗马功劳，却享有如此高的地位，而且荣幸地接受了先皇的顾托。在这关系国体的关键时刻，我如果不以死相争，有何面目见先帝？” 他的话音刚落，李勣突然称病，不入内殿。

见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后，唐高宗难于启齿，一再地看着长孙无忌，说：“最大的不孝莫过于没有后代。现在皇后无法生子，而武昭仪却为朕生了皇子，所以打算立她为皇后，你们以为如何？”长孙无忌没有直接回答，转而说：“自贞观二十三年后，先皇将朝中大事托付给遂良，望陛下问问他的意思。”唐高宗只好将目光转向褚遂良。褚遂良于是说道：“皇后出身于名家，先朝时所娶，服侍先帝，没有丝毫过错。先帝病重时曾握住陛下的手对臣说：‘我好儿好妇，现在就托付给你了。’陛下您亲耳听到先帝德音，言犹在耳呀。如今，皇后没有犯错，恐怕不便废除吧。臣今不敢曲从，上违先帝之命，特愿皇上再三思审。愚臣我上忤圣颜，罪该万死，但愿不负先朝厚恩，何顾性命？”接着，褚遂良将手中之笏放在殿陛之上，说：“还陛下此笏。”并采取激烈的行为，解开头巾，使劲叩头，竟流出血来。这一行为带有逼迫皇帝就范的意思，唐高宗因此大怒，令人将褚遂良引出。一直在屏风后面的武则天也是大怒，恨恨地说：“何不扑杀此獠！”长孙无忌赶紧保护，仍是以唐太宗的遗嘱作挡箭牌，说：“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加刑。”于是不欢而散。

此时，唐高宗已开始怨恨长孙无忌与褚遂良，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实在太窝囊了。

由于长孙无忌、褚遂良在朝中的巨大影响力，唐高宗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压力。而武则天、许敬宗等人，毕竟羽翼未成。所以，即便唐高宗很不服气，在没有得到更大支持的情况下，还真不敢轻举妄动。

这场舅甥之战谁胜谁败仍很难见分晓。

谁也不会想到，在最微妙的相持阶段，一位向来低调的大臣说了一句话，立刻改变了历史。

唐高宗正在宫中生闷气。司空李勣慢悠悠地来到宫中，请求面见皇帝。唐高宗产生新的希望，赶紧接见。

唐高宗问李勣：“朕打算立武昭仪为皇后，遂良固执地认为不可。他是先皇指定的顾命大臣，我该怎么处置呢？”

李勣也不多说，只是一字一句地对唐高宗说：“立皇后之事，是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然后便告辞出宫。

李勣话不多，但分量很重。唐高宗兴奋得晚上都睡不着觉。他的脑海中出现了先皇唐太宗的另一份遗嘱。

《资治通鉴》中记录了唐太宗留这份遗嘱的情形：

上谓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

五月，戊午，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世勣为叠州都尉；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

就是说，唐太宗向长孙无忌、褚遂良立遗嘱之前，还事先向太子立了另一份遗嘱。他认为李世勣（即李勣）才智有余，可以做李治朝廷的宰相，但由于李治对李世勣没有恩德，唐太宗怕自己百年后李世勣不会忠心辅佐新皇帝，所以故意贬黜李世勣，以便李治日后能够提拔。

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唐太宗这份遗嘱中除了恩德与智谋外，还隐藏着杀机。他告诉儿子，我贬低李世勣后，如果他徘徊观望，你就马上将他杀掉。

李世勣则与唐太宗很有默契。一接到命令，连家都没有回，便独自离开京城。这一具有传奇色彩的离别，一定让临终前的唐太宗大为放心。

原来，唐太宗虽然在感情上与长孙无忌、褚遂良更亲近，但为了李氏江山的长期稳固，不能不实行帝王平衡之术，将重要的砝码暗押在李世勣身上。

李世勣，本姓徐，名世勣，号懋公，隋朝末年参加瓦岗军起义，是军中最足智多谋的人物。我小时候喜听《瓦岗寨演义》，评书中那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瓦岗寨军师便是此人。评书讲得绘声绘色，徐懋公的形象如同《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吴用一样，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中。而真实历史中的李世勣一点也不逊色，尤其以战功卓绝、人品中正，最得人心。

瓦岗寨首领李密被王世充击败后，归顺唐朝。当时徐世勣仍占据原来李密控制的十郡土地。武德二年，徐世勣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既已归顺大唐，现在我们这些人马土地都是属于魏公的，我如果上表把它们直接献给朝廷，就等于利用主子的失败来为自己捞取富贵，这是非常可耻的。现在应该把州县及军人户口一一记录，全部报给魏公，由魏公亲自献给朝廷。这样就成全了魏公的功劳，不是很好吗？”于是派使者送信给李密。使者刚到的时候，唐高祖听说徐世勣没有给自己的奏表，只有给李密的信件，非常不满，因而责怪徐世勣，并以此事询问使者。使者说明了徐世勣的本意，唐高祖大喜，赞叹道：“徐世勣感德推恩，真是纯臣呀！”于是拜其为黎州总管，赐皇家的李姓，与皇家亲族一样登记在皇册中。这样，徐世勣改名为李世勣，等李世民去世后，因避讳，李世勣又改名为李勣。

李密后来背叛唐朝，被诛杀。李勣不避嫌疑，立即穿上丧服，完备地履行君臣之礼，并上表唐高祖，请求将李密的尸体收葬。唐高祖答应了。等李密的尸体到达后，李勣大事张罗，令三军将士都穿白色孝服，隆重地将李密的尸体葬于黎阳山。丧礼行过以后，李勣等脱去丧服，各自归队。李勣这一不忘旧恩的举动，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认为他很重道义。此后不久，李勣被窦建德攻打，被俘后不忘大唐，只身逃回京城。再往后，李勣跟随唐太宗出征王世充、窦建德，最终平定了这两个大唐的劲敌。

平定王世充时，唐军俘获了李勣的故人单雄信，依例将处死。李勣上表为单雄信说情，称其武艺绝伦，若收之于合死之中，必然大感恩，堪为国家尽命，并请求以自己的官爵为代价救赎单雄信。唐高祖不许。在单雄信即将被杀的时候，李勣对之大声痛哭，割下自己腿上的肉让单雄信啖之，说：“生死永诀，此肉同归于土矣。”并收养单雄信的子女。李勣的这一义举，自然又得到军中将士的尊敬与爱戴。

贞观元年，李勣被任命为并州都督，他令行禁止，非常称职。北方的突厥非常敬畏害怕李勣，边境由此安宁。唐太宗得意地对侍臣们说：“隋炀帝不知道精选贤良将领镇抚边境，只是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此防备突厥，他的情商智商怎么就这么差劲呢！你们看，我现在委任李勣为并州都督，突厥因害怕他的军威，远远地逃遁了，边塞自然就安静了。这难道不比筑千里长城更管用么？”此后，唐太宗在并州改置大都督府，让李勣担任长史，封其为英国公。李勣在并州任职16年后，唐太宗将他召回京城，拜他为兵部尚书兼知政事，让他管理全国的军队。

唐太宗在总结长孙无忌时突出了他很多方面的优点，但也不忘指出他的缺点，认为长孙无忌“总兵攻战，非所善也”。就是说，长孙无忌在军队的管理方面，是非常欠缺的。所以，唐太宗在选择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顾命大臣的同时，也必然会在军队将领中挑选最优秀的人才。而李勣无论在才能品德还是资历威望上，都是不二人选。

进京以后，李勣曾得过一场大病，验方上说：只有饮服龙须的灰烬才可以制好。所谓龙须，是指皇帝的胡须。在当时那个年代，人们对头发、胡须非常重视，所谓身体发肤授之父母，是不允许任何人亵渎的。而皇帝的胡子更是尊贵无比，即便李勣也不敢贸然要唐太宗的胡须。此消息被唐太宗得知，马上自剪胡须，为李勣和药。李勣因此感激涕零，向唐太宗叩头，竟然使额头磕出了鲜血，边磕头边流泪向唐太宗表示最真诚的感谢。在这君臣感情最浓厚的时候，唐太宗暗示了他的心思，说：“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告诉李勣，我这样做不全是为你，更是为了王朝社稷！

贞观十七年，李治为皇太子后，唐太宗将李勣封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加位特进，同中书门下三品。唐太宗特意对李勣说：“我儿新登储贰，卿是旧长史，现在想以宫事相委，所以有现在的任命。授此官职，对你这样的老资格，是有点委屈了，你可不要怪罪呀！”过了不久，唐太宗又宴请李勣等人，并对李勣说：“朕想为太子找一个可靠的大臣，思来想去，举朝之臣，没有人能超越爱卿你呀。你以往对李密尚忠心不二，现在也一定不会辜负于朕！”李勣擦着眼泪应允了，而且咬破手指，以自己的鲜血表明自己的忠贞。当时还有长孙无忌等人在场，李勣一定是不愿意太张扬，所以一会儿便装醉睡倒，唐太宗见此，将自己的衣服解下，盖在李勣身上。所以，唐太宗选择李勣为托孤大臣是由来已久的。

但是，当唐太宗感到自己很快就要离开人世的时候，他对李勣的态度出现戏剧性的转变，竟然将李勣贬出京城。而其中内情，只有李治知道。这件事很值得琢磨。唐太宗为什么这样做呢？为什么要人为地将李勣与长孙无忌、褚遂良区别开来？他不是对长孙无忌、褚遂良很信任么，为什么还要暗中以李勣来制衡？为什么李勣一旦观望，就要马上置之于死地呢？……琢磨来琢磨去，更意识到政治冰冷残酷的一面，也意识到唐太宗强烈的大局观念。

记得贞观七年，唐太宗授予吴王恪为齐州都督。唐太宗很舍不得爱子离开，说：“按照父子的感情，难道我不愿意经常与他相见吗？但家事与国事不同，必须让他离京驻守外地，作为国家的屏障。”这其实就是唐太宗作为帝王的最根本的思想——一切以国事为重。在涉及到王朝大业的事情上，任何人都必须为之让路。无论是谁，即便是感情最深的长孙无忌，只要他妨碍了唐朝的帝业，唐太宗就会斩钉截铁地排除他。所以，为了李氏王朝，唐太宗临终前设置了两项遗嘱，一项是明的，安排长孙无忌与褚遂良，顺利地辅佐唐高宗继位并使整个政权稳定发展；另一项是暗的，按照唐太宗的指令，李勣虽被唐高宗召回朝廷，被授与最高的职位，但他一直保持低调，很少参与政事，与长孙无忌等人既保持距离，又不致于产生冲突。这份暗伏的遗嘱，既是对长孙无忌军事缺陷的补充，又是对长孙无忌的监督，一旦皇帝的君权与长孙无忌的臣权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李勣便挺身而出，全力支持皇帝。

唐高宗下决心与舅舅分道扬镳，从某种角度讲，其实也是意识到了唐太宗遗嘱中的深意。最后，长孙无忌、褚遂良都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褚遂良迅速被贬谪，在抑郁中死去。长孙无忌也被贬谪，最后竟然被逼自尽。而李勣则得到无比的推崇和重用，以75岁高龄统帅军队攻克高句丽，占领平壤，俘虏高句丽王，完成了唐太宗一生未能完成的事业。李勣76岁时病逝，唐高宗给予最高的待遇，为之辍朝七日举哀，赠太尉、扬州大都督，谥曰贞武，给东园秘器，陪葬于唐太宗昭陵。

总而言之，虽说唐太宗晚年远不如贞观初年，开始奢侈、自以为是，甚至吃长生药暴死，但他对后事的安排还是妥当的。此后唐朝长达一百五十七年的统治，不能不说与遗嘱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唐太宗能未卜先知他死后竟会出现武则天——一个女人当皇帝的空前绝后的历史插曲。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司马光：《资治通鉴》，岳麓书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