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英明否？——汉武帝遗嘱解读

一

中国皇帝的遗嘱中，有许多是有教育意义的。汉武帝有一份遗嘱，即便放到现在，也对当下那些浮躁的年轻人非常有用。这里面蕴涵着一个如何为人处世的道理。

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了一件七面棱形觚，前半部分是一篇诏书的抄件，有学者分析，这可能是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二月的临终遗嘱之一。内容为：

制诏：皇大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终）不复起。谨视皇天之笥（嗣），加曾（增）朕在，善禺（遇）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糈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孩（亥）自汜（圮），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终）身毋失。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告后世及其孙子，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转引自王子今所著《汉武英雄时代》，标点符号略有改动）

在这份遗嘱中，曾经不可一世的汉武帝言语谦逊，充满了对天地的敬畏及对人生的感慨，并以自己一生的经验，为后继者做出事业与人生的指导，不失为一篇千古佳作。

我先把它翻译成现代汉语：

皇太子，我的儿子，我已经身染重病，很快就要离你而去。我终究将与土地融合为一体，再也无法复活。

我想告诉你，你继承皇位后，一定要善待你的兄弟姐妹，要比我活着的时候还要好；

你一定要善良地对待百姓，向他们征收赋税时要遵循天理，不可以随意妄为；

你要保护并亲近圣贤的知识分子，要在自己身边聚拢起一大批擅长谋划的才士；

你要遵奉名教，躬行祖制；

你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和才智，才可以做一个英明的天子。秦二世胡亥不仅把自己毁掉，而且把秦朝的祖业也毁掉了，这样的教训不能不汲取。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一定要好好琢磨我说的话，一定要遵循，终身不要丧失。

孩子，人终究是人，人终究要死。我们都一样。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这就是自然的规律。我告诉你这些话以后，就将死去！

告诉后世及其孙子：忽忽锡锡，恐见故里；毋负天地，更亡更在；去如舍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敢佞。

最后一句话就像后世佛门中的偈语，令我不自觉地想起近世弘一法师的临终遗言：“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当然，汉武帝遗嘱与弘一遗言只是字数及形式上类似，其精神境界则完全不同。弘一法师作为佛门大师，临终时已完全出世，精神境界与自然融为一体，是无比纯净的；而汉武帝仍然是入世的，是对天道与人生命运的感慨，也是对以往过错的忏悔。

这种临终的深刻的忏悔，与我们印象中的汉武帝形成鲜明的对比。

二

汉朝初期，汉高祖、吕后、汉文帝、汉景帝等数代统治者都施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使国力逐渐增强。汉武帝是汉景帝的儿子，公元前141年继承皇位时年仅十六岁，到公元前87年死为止，一共做了54年皇帝。他是一个雄才伟略的帝王，在实施一系列改革性措施后，率领汉王朝走向鼎盛。

人们习惯上将汉武帝与秦始皇并称。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中央集权帝国的统治者，但基础并不稳定，因此很快灭亡。项羽成就霸业后，一度恢复分封制，但消失得更快。刘邦建立汉朝后，内心里是希望加强中央集权的，但受社会条件的制约，不得不分封了一些有实力的异姓王。在刘邦有生之年，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设法将异姓王变为同姓王，但这样的变化并没有根本上形成中央政权强有力的集中，藩属国均拥有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高度的独立。所以，汉景帝时出现了七个藩属国的叛乱，经过激烈的军事斗争后，七国之乱平定。汉景帝取消了藩属国的独立权，将藩属国的行政权、官吏任免权收归中央，藩属王成为只征收租税而无其他实权的贵族。然而即便这样，中央集权制度仍没有完备地建立起来。汉武帝初即位时，执掌国家大权的是他的祖母窦太后，窦太后依然执行相对保守的治国政策，她是年轻的汉武帝无法逾越的山峰。直到六年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才真正施展自己宏伟的政治抱负。当丞相田蚡（汉武帝的舅舅）想要专权，大量推荐自己的亲信时，汉武帝冷冰冰地说：“你准备任用的官员都提完了么？我也打算用几个人呢？”此后，他便将一切大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推行了非常张扬的个性化统治。他雷厉风行地采取“推恩令”政策，命令藩王们将封地传给继承王位的长子，必须划出一部分分给其他子弟做侯国，同时规定这些侯国将不再受藩王的领导，而直接由各地的郡管辖。这样一来，藩属国的土地越分越小，势力越来越弱，根本无法与中央对抗。汉武帝又陆续找借口剥夺了68人的王、侯爵位，使汉初郡国制带来的消极影响，至此完全消除。

▲汉文帝

汉武帝更进一步提高皇帝的威权：在朝中，以设置大司马、侍中、给事中等高级官员来分割丞相的权力；在宫中，以宦官为中书，行尚书之权，参与国家政治的决策事宜，形成“中朝”，分割并监视着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在中央，汉武帝设立中央常备军，先设立期门军、羽林军，选拔陇西、天水等六郡的“良家子”组成，后又训练阵亡将兵的子弟，称为羽林孤儿，形成了对皇帝绝对忠诚的中央军；在地方，汉武帝创设了刺史制度，将全国分为十三部，每部派一名刺史，代表中央行监察之责；在全国范围内，汉武帝极大地发展了选拔人才的“察举制度”，命令各级官吏保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听候甄别录用，并破格重用新阶层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加入到中央及地方官员的行列，有效地增强了中央集权统治。

经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统治形成一整套完备的制度，真正地稳固起来。这是继秦始皇建立集权统治后最大的里程碑的发展，此后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方式即定格于此。就这一意义来讲，人们将“秦皇汉武”并称，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以上所说，只是汉武帝的主要成就之一。他在思想、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都有着开创性的业绩。

秦始皇统治以来，法家、道家在政治上占主要位置，儒家则被统治者所忽视。刘邦算是一位重用过儒士的皇帝，但他对儒士们非常无礼，曾很流氓地把儒士们的帽子拿下来，往里面洒尿。儒士们不得不在很尴尬的位置谋发展。直到刘邦感到君臣间不能太没有界限，儒士们乘机为刘邦设立君臣礼节，让刘邦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做皇帝那种至高无上的滋味时，儒士们的地位也才真正提高。但刘邦对儒家一直怀有戒心，之后的文帝、景帝，也以道家思想为根本，实施无为而治的政策。无为而治是一种相对保守的国策，适应当时相对薄弱的国民经济。其弱点是对国内的豪强无法进行强有力的控制，而对国外的匈奴则一味忍让。这种特色不符合汉武帝的强烈个性，也不符合已经开始繁荣的国家状态。因此，汉武帝一反清静无为的政治主张，采纳了儒生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一跃成为统治思想，儒学成为官学，只有受到儒家教育的人才可以入朝为官，而道家、法家等百家之言则被排斥在官学之外。儒家重礼节、重秩序，董仲舒所鼓吹的大一统思想，以及“三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道德观念，都促使汉武帝拥有更加至高无上的尊荣与权力，为汉武帝最大程度地专权提供了理论根据。汉武帝这样一变革，儒家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主导思想，一方面有利于思想的统一和国家的稳定，另一方面则禁锢了思想遏杀了民主衍生着腐败，儒家就这样在好与坏两方面，对中国历史产生最深远的影响。而汉武帝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开创者。影响力如此之大，怎能不说汉武帝也是千古一帝呢？

经济上，汉武帝采纳孔仅、东郭咸阳的主张，将冶铁、煮盐这两件最关乎人民生活的项目收归官营，以此充实国家经济实力，加强国家的控制力。又采纳经济学家桑弘羊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地采取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在京师设平准官，各地设均输官，根据各地情况，由政府直接经营运输和贸易，以平稳物价。此外，汉武帝还在治理黄河、兴修水利、移民屯边等方方面面做出重要贡献，整个国家呈现繁荣富强的局面。

国家财物极大丰富，金钱积累到无法计算，国库充实到无法放下堆积如山的粮食。在这样的情况下，汉武帝在军事上也采取扩张政策。当年汉高帝刘邦曾被强大的匈奴骑兵围困，不得不采取屈辱的方式与匈奴和好；吕后专权时，匈奴首领冒顿专门提出侮辱性的要求，写信让已成为寡妇的吕后嫁给他，吕后在国内说一不二，自然气得要疯，但理智下来后，还是根据汉朝军事实力弱的现实，忍气吞声地给冒顿回信，委婉地拒绝了对方的要求。这种对匈奴的弱势态度一直延续到汉景帝。汉武帝对此很不甘心，他主动挑起了对匈奴的战争，先后派卫青、霍去病等人率领数十万大军，向西北方的匈奴发起连续的强大攻势，夺取了匈奴长期占领的肥美的河套地区，在那里设置了朔方、五原两个郡；又越过祁连山对匈奴猛烈进攻，使祁连山以北的大片土地（即现在甘肃省西北部河西走廊）成为汉王朝的领土。自此，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攻守关系完全倒置，匈奴被迫向西北远徙，不再敢发动大规模的侵扰。除此之外，汉武帝又发动对南方、西南方、东北方向的军事攻击，使汉朝疆域空前扩张，奠定了以后王朝疆域的基本格局，直到1700年之后的清王朝才有所突破。

在文化与外交上，汉武帝时期也达到极盛。文学上，汉赋空前繁荣；外交上，历史上著名的张骞出使西域，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总而言之，汉武帝使汉王朝成为当时雄立于东方的世界级强国，他的极其张扬的个性色彩，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也在世界历史上写下浓重的一笔。以汉武帝这样的业绩与个性，令人很难想象他的临终遗嘱竟然如此谦逊、如此苍凉。

他教育儿子：要友善地对待亲人、百姓，要团结有才能的人士，要不辞劳苦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做一个英明的皇帝，不要张扬，要保守一些，遵奉名教，躬行祖制……这些话语简直与汉武帝霸气雄略的作风有云泥之别，令我们不禁想要探究产生这些变化的原因。

原来，一切都是双刃剑。

汉武帝多次发动的大规模战争虽然拓宽了王朝的疆域，但在不知约束的情况下，再充实的国库也会空虚，再富足的民力也会衰竭，民众产生普遍的厌战情绪；打仗需要财力支援，百姓被迫交纳苛捐杂税，需要人力，无数的将士因此死亡，无数的家庭因此破裂，民众陷入无尽的苦难；汉武帝还好大喜功，到处建造宫殿和皇家花园，使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汉武帝又喜欢出巡，以此炫耀他的“文治武功”，并在出巡时到处修筑楼台亭阁，祈望神仙光顾，这无疑仍需要百姓负担；在出巡的路上，汉武帝还到处赏赐，单是公元前110年一次所费的上等绢帛即达百多万匹，很多地方官员因筹备供应不足而受到惩罚，有两个郡守甚至自杀谢罪，显示出汉武帝的残暴……这样长久下去，曾经很受百姓拥戴的汉武帝失去了民心，即便他的头上仍然笼罩着令百姓敬畏的神圣光环，但民不堪其苦，被迫起而反抗。于是，到汉武帝晚年，政局明显不稳，汉武帝本人终于意识到王朝的危机，他是个自视最高、最不服输的人物，所以仍在尽力维持。但后来，汉武帝发现，即便自己再努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库是经过数代人的努力才充实起来的，一旦空虚，绝非短时间内补得起来。最后，为了稳定政局，汉武帝不得不有所反思。

对汉武帝打击最大的还是那场最严重的“政治动乱”——即“巫蛊之祸”。

三

“巫蛊之祸”与汉武帝的残暴、迷信密不可分。

极端的权力往往带来极端的腐败与极端的残酷。在权力无限扩张的情况下，汉武帝的残暴性格也与日俱增。

他制订了繁密而严酷的法令，重用酷吏，造成大量的冤案。

主管国家经济的部级官员颜异，只因对汉武帝制造白鹿皮币的政策表达了不同意见，即被汉武帝记在心中。酷吏张汤乘机落井下石，竟以荒唐的“腹诽”罪判处颜异死刑。所谓“腹诽”，就是虽然在行动上没有表现但在内心里诽谤。这当然是莫须有的罪名。

李陵、司马迁事件也是典型的例子。公元前99年，大将李陵奉命出征匈奴，率五千步兵深入戈壁，被匈奴八万骑兵打败。撤退过程中，李陵以远远低于匈奴的兵力，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多次重挫对手，但最终寡不敌众，被匈奴俘获，继而投降。李陵忠于汉朝，之所以假意投降，是因为他想仿效苏武故事，有所作为。但汉武帝听到李陵投降匈奴的消息后，大怒，马上召集臣属们开会。那些阿谀奉承的官员深怕得罪汉武帝，都顺着皇帝的心思指责李陵。担任太史职位的司马迁生性耿直，他深知李陵为人，对汉武帝说：“李陵非常爱护士兵，平日常以杀敌报国为最大愿望。这次虽不幸战败，但以不足五千人的步兵，深入沙漠与八万匈奴铁骑对抗，转战数百里，直至箭尽力竭，仍然冒白刃反击，其部下毫无二心，千古名将也不过如此。此次他虽然被俘，但曾力挫强敌，足以名垂天下。而且我相信，李陵忍辱投降，肯定另有计谋，要报效朝廷。”汉武帝早听得不耐烦了，马上露出残暴的一面，下令将李陵一家全部杀死，致使李陵无法再返汉地。司马迁也跟着受罪了。只因为说了几句心里话，汉武帝听得不高兴了，就要处死司马迁。司马迁的亲人愿倾家荡产为司马迁赎罪，汉武帝免除司马迁死刑，但残忍地转判司马迁腐刑。腐刑，就是将犯人的生殖器割除。这样，汉王朝最有名的大将及最有学问的知识分子，都受到汉武帝残酷的对待。

▲司马迁

李广利也是汉王朝最有名的大将之一，他在统帅大军出征的途中，突然听到皇帝竟以“诅咒”的罪名将他的妻子逮捕下狱。李广利知道自己回去后一定会被暴君诛杀，所以赶紧抛弃大军，只身投降匈奴。史学家柏杨称这一事件是“刘彻的残忍性格逼出来的国际笑柄”（《中国人史纲》）。

除残忍之外，晚年的汉武帝还非常迷信。他像秦始皇一样，狂热地追求长生不老之道。因此，方士大量地涌现出来，装神弄鬼。各种迷信的说法开始盛行。有位名叫栾大的方士欺骗汉武帝，说自己找到了长生不老之药，汉武帝激动无比，不仅为栾大封爵赏金，而且将自己的女儿长公主嫁给栾大。当骗局败露后，汉武帝腰斩了栾大，但求仙之心并未消除，反而更加疯狂，转而相信别的方士，并不断派人到深山大海找寻仙药。汉武帝迷失了自我。唐人李华有诗写道：

日照昆仑山，羽人披羽衣。

乘龙驾云雾，欲往心无违。

此山在西北，乃是神仙国。

灵气皆自然，求之不可得。

何为汉武帝，精意遍群山。

糜费巨万计，宫车终不还。

苍苍茂陵树，足以戒人间。

对汉武帝的迷信思想做了明确的讽刺。

其实，如果我们现在来分析，为什么秦皇汉武这些称得上最聪明的人却犯下迷信的低级错误？归结起来，是人的欲望决定的，以天下第一人的尊荣，在世间许多欲望都被满足的情况下，秦皇汉武免不了追求更高的东西。而皇帝被称为天子，皇权从一开始就与人类想象中的神权连在一起，以加强其统治。这本来是皇帝老儿们哄骗老百姓的。不料专政时间一长，他们耳朵里时时充斥着阿谀奉承的话，原本清醒的头脑变得膨胀了，于是骗人者变为被骗者。秦皇汉武都属此类。只是他们这样的被骗者，往往更加可怕，当迷信与独裁、残忍结合起来后，他们变得异常自我与自私，成了人间的魔鬼，不仅草菅百姓性命，而且也不放过自己的亲人。

刘据是汉武帝二十九岁时才有的长子，这在当时年龄算很大了。之前，汉武帝一定怀疑过自己的生育能力，所以一旦有了儿子，心情之兴奋无以言表，很快将刘据的母亲卫子夫立为皇后，将刘据立为太子，定其为皇位的接班人。然而，随着其他皇子的诞生，汉武帝对刘据的宠爱逐日减少，亲密交流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刘据渐渐成人，有了与父亲不同的政治主张，他的身边聚拢了一批能人智士，这都使汉武帝很不放心。皇权的独一性和排他性，使汉武帝对所有的人都充满了戒备。

尤其到了晚年后，皇权的交接自然而然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变成一个敏感的问题。许多朝臣为自己以后考虑，比以往更露骨地接近未来的皇帝。这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汉武帝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他要追求长生不老，永远把持至高的权柄。于是，太子不期然地成为最能威胁汉武帝专权的人物。由于二人缺乏必要的交流，汉武帝对太子的戒备心理逐日增强，由“不放心”转化为 “怀疑”。而刘据对父皇的态度也因此变得战战兢兢。

矛盾在激化，偏偏又出现一个名叫江充的阴谋家，他与太子不和，深恐太子当皇帝后对自己不利，所以见汉武帝精神恍惚，经常生病，有意迎合汉武帝的迷信心理，说有人用“巫蛊术”作祟。

“巫蛊术”是一种迷信行为，就是将仇人的名字及生辰八字等信息写在一个桐木制成的木偶上，然后埋在地下加以诅咒，达到害人的目的。这种行为在西汉时很流行，汉武帝早年曾因“巫蛊案”废掉一个皇后，晚年也见过方士、女巫们以此行事，所以对江充的话深信不疑，当即令其彻底追查。江充有了皇帝给的尚方宝剑，马上兴风作浪起来。他们整人之前，总是事先派人暗中将木偶埋在那个人的住所，挖出以后自然大打出手。很快，“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成为全国性的重大事件。有了这些铺垫以后，江充将矛头指向皇后和太子，在获得汉武帝批准的情况下深入长安皇宫到处挖掘。汉武帝当时住在长安城外的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江充不受任何约束，得以肆意地在皇宫里制造冤假错案。在皇后、太子宫掘地挖掘之后，江充趾高气扬地说：“在太子宫挖出很多木人，还有帛书，上面写了许多大逆不道的话；我要把这些情况上奏给皇帝。”太子一听，非常恐惧，他不甘心冤枉至死，于是迅速发兵，逮捕并杀死江充。江充是皇帝的特使，所以汉武帝将太子的这一行为视为对自己的反叛，亲自指挥大军攻击太子，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汉武帝严令各地通缉。最后，卫皇后、太子刘据均被迫自杀，其家族除刘据之孙刘询被搭救外，全部无辜受害。此次事件被杀者多达数万，发生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并如此惨烈，天昏地暗，血流成河，其影响所及更是动摇着汉帝国的民心。

当汉武帝经过多方调查，获知太子完全是被逼上绝路的，内心深处的父子之情被强烈地激发出来。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最对的，但没想到竟亲手酿造了一场父子相残的悲剧，在无比后悔的情况下，他开始了人性的复苏，在刘据殉难的湖县修筑思子宫及望思台，同时反思自己多年来的所作所为。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汉武帝最后一次到泰山封禅。祭天完毕后，汉武帝召集群臣，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反悔之心，并表明以后要俭省节约，不再伤害天下百姓。

大鸿胪（官名）田千秋乘机劝谏：“方士言神仙者甚众，而无显功，臣请皆罢斥遣之！”

汉武帝点头：“大鸿胪所言甚是。”

于是将那些方士全部遣送回家。

之后，汉武帝常常对着群臣自叹：“以前我是那样的愚蠢，竟被方士们欺骗了。天下哪有什么神仙，都是妖妄骗人的。注意饮食，服些好药，也不过能减少疾病而已。”

同一年，有大臣建议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屯兵种田，并将长城向西修筑，以扬国威。

此建议若放在以前，汉武帝肯定马上准许。但这一次，汉武帝拒绝了，并下达了历史上著名的“轮台诏书”。

“轮台诏书”是汉武帝向全国下发的公开检讨书，对以往好大喜功、劳民伤财的举措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同时宣布：

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伐武备而已。（《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

于是不再出兵，并封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与民休息、思富养民”的心意。又重用擅长耕耘田器的赵过，让他将先进的生产工具普及下去，使百姓可以事半功倍地收获更多的粮食。

“轮台诏书”历来受到史家的赞扬。我们也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让一个自以为是的普通人反悔都是很不容易的，更何况让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反悔。那么，让雄才大略的皇帝反悔一定会难上加难，而让像汉武帝这样曾建立不世伟业的皇帝做检讨，那更是无法想象的。但汉武帝真那么做了，而且向普天之下公开检讨，这不能不说汉武帝真正反悔了，他不再张狂，开始实施新的治国方略。中国人向来重视“朝闻道，夕死可也”。只要悔过，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所以，汉武帝的“轮台诏书”及其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多时间所做的举措，使汉朝的百姓重新认识并拥护这位皇帝，整个王朝重新恢复了平衡。

返回头来，我们不妨重新看一下此文开头的那份临终遗嘱，就可以发现此遗嘱与“轮台诏书”一脉相连，是汉武帝发自内心的深沉的忏悔。

四

不过，政治斗争仍旧是非常残酷的。

汉武帝对民众产生悲悯之心，不等于他完全放弃暴力。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中，汉武帝想的最多的是皇帝接班人的事情。

汉武帝已老了，太子也死了，新的继承人没有了，这个位置是如此耀眼，而机会又在太子死后出现在众人眼前，怎能不牵动全国的政治神经，不引起激烈的斗争。

这种局面对整个王朝都是非常危险的。

汉武帝的第二个儿子刘旦，聪明、博学、有辩才，被封为燕王。他在兄长死后，急切地等着汉武帝立他为新太子。然而一年多过去后仍没有任何消息，刘旦沉不住气了，贸然上书请求皇帝让他入京宿卫。在最敏感的时候，刘旦此举等于向他父皇要权。汉武帝非常生气，将刘旦派来的使者斩杀，又以刘旦擅自窝藏亡命之徒为名，减少他的领地，削去良乡、安次、文安。

刘旦的弟弟广陵王刘胥，年龄也不小了，而且很有勇力，但也与刘旦一样没有法度，经常犯错，所以也不在汉武帝的考虑范围。

倒是小儿子刘弗陵，虽然只有七岁，但形体壮大，很聪明，汉武帝认为是个当皇帝的料，打算立他为皇位继承人。但考虑到他年龄太小，他的母亲也很年轻，所以犹豫不决。

最后，实在找不出比刘弗陵更合适的人选，汉武帝打定主意扶立刘弗陵。为了皇权的顺利交接与延续，汉武帝开始选择忠厚而且有能力辅佐刘弗陵成就大业的朝臣。

这需要高超的识别人才的能力——百年基业，成败在此一举！

▲霍光

经过多方考察，汉武帝最终选择了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他赐给霍光一副周公负成王的画，意思就是，你要像周朝周公辅佐成王那样尽心辅佐刘弗陵。接着，汉武帝做出一件令所有人都感到意外的事。他故意找茬责骂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钩弋夫人聪明漂亮，深得汉武帝宠幸，汉武帝从来没对她发这么大的火。在皇帝的雷霆震怒下，钩弋夫人非常害怕，连连叩头请皇帝息怒。汉武帝似乎更加生气了，命令侍卫将钩弋夫人拖下去，交到掖庭牢狱。钩弋夫人不相信汉武帝会对她如此狠心，所以数次回头看汉武帝，眼光中充满了疑惑。汉武帝狠着心说：“别看了，你不能活！”马上将钩弋夫人赐死。汉武帝此举不仅钩弋夫人无法理解，所有的人都理解不了，都在想：“皇上怎么了？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汉武帝给了答案，说：“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汉武帝是从汉王朝的稳定着眼，防止出现像吕后那样专权的局面，所以宁愿牺牲宠妃的性命。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二月，70岁高龄的汉武帝病重，自知将不久于人世。霍光涕泣问道：“您如有意外，谁来继承皇位？”汉武帝回答：“你难道不明白我给你那副画的意思么？立少子，你行周公之事！”霍光叩头辞让，说：“臣不如金日磾！” 旁边的金日磾（di）赶紧说：“臣，外国人，不如霍光；而且那样做会使匈奴轻视汉朝。” 金日磾原本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后投降汉朝，所以有这样的言辞。汉武帝听后，默然不语。

几天后，汉武帝正式发下诏书：立刘弗陵为皇太子，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一起辅佐少主。命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

这便是汉武帝最主要的遗嘱。

五

汉武帝为什么选择了霍光、金日磾和上官桀？

《资治通鉴》中给出这样的解释：

霍光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

金日磾在上（上，指皇上）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内其女后宫，不肯；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日磾长子为帝弄儿，帝甚爱之。其后弄儿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儿。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上官桀始以才力得幸，为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曰：“今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上官桀顿首道：“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意诚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爱己，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太仆。

三人皆上素所爱信者，故特举之，授以后事。

由此看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都是汉武帝多年来的亲信，是经过时间考验的。

选择霍光，是看重他的稳——即“沈静详审”，还有他的“礼”——即“二十余年未尝有过”，有持之以恒的韧劲。

选择金日磾，除看重他知礼外，更看重他的忠诚——见到儿子与宫女调情，认为儿子触犯了皇家的规矩，为维护皇家的尊严，亲手杀死儿子。

选择上官桀，既认为他有才华和能力，又因为他很忠于自己。

当然这只是司马光笔下的历史。论其原因，肯定还有别的。起码，以治理国家的能力，这三个人都足以称得上栋梁之才，否则不会入汉武帝的法眼。

三人之外，汉武帝还安排了桑弘羊。桑弘羊是历史上有名的经济学家，因其卓著的理财能力得到汉武帝的亲睐，所以也将他算在顾命大臣之列。

在这一最重要的遗嘱中，汉武帝确立了汉王朝的下一届领导班子。他虽然将最主要的权力交给了霍光，但同时安排另外三人加以制约，称得上考虑周详。不过，这只是历代皇帝们惯用的平衡之术，称不上什么高明。

而要判断这一遗嘱到底是否英明？还需要后面的历史加以检验。

历史证明，选择霍光是很正确的。他忠于汉武帝的遗嘱，忠心辅佐汉昭帝刘弗陵，后来又在昭帝死后扶立汉宣帝，在其长达二十年的执政时间里，始终稳定地掌控着大局，及时发现并打垮了燕王刘旦想要篡夺皇位的企图，继续执行汉武帝晚年所定的“轻徭薄税、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整个王朝的经济发展，人民安定。

金日磾在汉武帝死后不久即病逝，这是汉武帝没有料到的，因其没来得及在后来的重大事件中发挥作用（好的或者坏的），所以无从证明汉武帝的这一选择是对是错。

对上官桀、桑弘羊的选择，显然是汉武帝的败笔。这两位顾命大臣很快忘记了汉武帝的遗嘱，与燕王刘旦勾结，阴谋杀死霍光并废掉昭帝，因失败遭到灭族之祸。

将小儿子刘弗陵立为接班人，这一选择应该是对的。刘弗陵初当皇帝时，年龄虽小，但很有主见。在上官桀等人诬陷霍光而霍光惶恐不安的时候，刘弗陵非常准确地识别真伪，下令：“大将军霍光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有力地支持和保护了霍光，并客观上促成霍光始终忠诚如一的重要条件。

刘弗陵统治期间，政局稳定，社会繁荣。他与下一代汉宣帝的统治时期，被史家称为“昭宣中兴”。

整体来说，汉武帝的遗嘱是成功的。但我觉得，他对后事的安排还称不上英明。他的预见性根本无法与先祖刘邦相比，他考虑的周详程度也远远逊色于后世的唐太宗。

主要参考书目：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岳麓书社1990年5月第1版。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1版。

王子今：《汉武英雄时代》，中华书局2005年8月第1版。

柏杨：《中国人史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1月第1版。

[英]崔瑞德　鲁惟一编：《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