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邓小平理论的实质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但是，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以及它所开拓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有着鲜明的时代内涵，作为邓小平理论精髓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有着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的时代内容。不能简单地以为邓小平理论仅仅是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而要进一步深入理解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实质和内涵。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精辟地指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思想解放是对某种禁锢和束缚的解放，而能够成为思想禁锢的力量必定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所以，思想解放总是在一些根本问题上的突破和变革。用哲学的语言说，思想解放是对那些巩固的具有公理性的前提的批判和反思，是思维方式和哲学世界观的根本转变。

对前提的批判和反思，是对那些“从来如此”、“大家如此”的信念提出质疑，是对常识性的公理、概念和观念的思考，这正是哲学家和思想家的事业。科学也是对常识的超越，但各门理论科学和实证科学通常也都接受或设定某些不证自明的公理和公设，以之作为本门科学的前提，而不再对这些理论前提进行深入一步的思考。科学史上各门科学的革命性变革，大多是对本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假定的再造或转换，从而带来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和新的思维方式。因而，可以说科学革命也是思想解放，是对基本认识概念框架的改造和转换。

“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基本的概念，也是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邓小平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的再思考，触及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前提，是对我们多年来所信奉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和批判，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概念框架的重造。因而，它才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科学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一般认为，邓小平理论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思想解放，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体系。这样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实质基本符合邓小平理论的自身逻辑。我们进而认为，邓小平理论既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容和形态的发展和转变，更根本的则是思维方式的深层改变，是“社会主义”这些深层概念的意义转换，它带来的是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新的认识方式和思考方式。

从人文科学的视野去看思维方式的转变，就不仅是认知方式、概念框架的变化，而且也是基本价值态度的转变。前文所说的作为理论和实践活动前提的那些“自明性的东西”，不仅是一种稳固的思维定式，而且也是一种强烈而持久的“情感定向”。四人帮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不仅表达了一种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表达了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情感定向和价值态度。思维方式并不像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只是认知的模式或中性的认识构架，它不只是一套思维的程序或思维运算的操作规程，而同时是人们深层的体验结构和价值取向。所以，思维方式的转变就不仅是学习和理解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和教化的过程。

邓小平理论深刻地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同时，邓小平理论也为全党和全民族提供了新的价值尺度和价值判断的标准。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态度，它已经并将继续改变全党和全民族的体验结构、情感定向和价值取向。只有人们的是非观念、善恶、美丑的观念和人们的喜爱、偏好等价值态度变化了，人们的深层思维方式才能发生根本的转变。

从人文科学的视野看待邓小平理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我们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怎样的“精神气质”和“体验结构”，亦即需要怎样的认知概念框架和价值态度框架相统一的思维方式。邓小平理论的实质和根本贡献就在于提供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框架。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人们较多地阐释了邓小平理论的思维方式，但还缺少对这一思维方式内含的人文精神的论述和研究。韦伯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得益于新教伦理，认为伴随资本主义出现的不仅是新的生产技术、社会组织形式，而且也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哲学人类学家舍勒认为支撑资本主义的是一种独特的“体验结构”，我们也可以把它看做一种“情感逻辑”，它改变了传统社会对生活、世界和事物的情感反应方式，改变了人们对善恶、美丑等的直觉判断。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也必然伴随着这种深层社会心态的改变，即不仅是认知逻辑，而且是情感逻辑的改变。人们谈论较多的青年人与老年人的“代沟”问题，正是两种不同“体验结构”的冲突。所以，邓小平理论研究需要人文科学的维度，需要阐发邓小平理论思维方式的人文主义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