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而上学终结的真实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宣告了自然哲学的终结、旧哲学的终结，许多现代哲学家无数次地重复这一论断。作为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在现代哲学中被“拒斥”、“取消”、“拆解”、“摧毁”，以至海德格尔说，马克思已经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形而上学终结了，只是还留下“思想的任务”^[1]。问题在于：形而上学在何种意义上终结了，现代哲学通过哪些有力的论证终结了形而上学的哪些内容，亦即清除掉了哪些“假问题”，形而上学终结后是否还有新的形式可以尝试哲学思维，以担负起时代赋予哲学的思想的任务。

首先，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客观知识形态的旧哲学的终结。

起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哲学最初作为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存在，科学和哲学作为对事物普遍原理和原因的探求，只有普遍性大小的模糊区别。随着近代实证科学相继从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科学与哲学的分界、科学与哲学的关系才成为问题。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首先改变了哲学提问的方式，他不再把哲学的任务看做增加经验知识，而是要为科学提供合法性的证明，寻求科学何以有效的理性基础。黑格尔是较早对自然科学方法包括数学方法表示轻视的哲学家，他为自己哲学设定的任务显然也不是增加经验知识，而是要达到精神和自然的和解，他通过自在理性和自为理性的设定，使自然精神化，精神客观化，从而达到世界自我意识的绝对知识，这又使他的哲学体系仍保留了客观知识形态的外观。恩格斯明确指出，用主观臆想的联系拼凑世界图景的自然哲学的终结，哲学的任务也不是提供绝对真理的体系，而是用辩证思维概括自然科学成果去追求可能达到的相对真理。至此，作为客观知识形态的旧哲学的终结以及其后的哲学任务已基本得到廓清。

现代西方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使作为客观知识形态的旧哲学彻底消亡，各派哲学从不同的方面基于不同的理由深化了这一批判的主题。逻辑实证主义认为形而上学命题不可证实或证伪，因而是无意义的。他们所说的无意义是指不具有实证科学的经验校准，不具有经验知识的意义。赖欣巴哈指责旧哲学冒充客观知识从而混淆了哲学和科学的界限。在我们看来，尽管后来奎因的经验整体论重新模糊了哲学和科学的界限，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和哲学的分界原则仍是有效的，哲学命题和哲学知识与经验科学确实是不同性质、不同层次的东西。如果从思维方式上追究两者的差异，那么对哲学作为客观知识的否定就更有逻辑力量。胡塞尔认为，日常意识和自然科学是一种自然态度的思维，它非反思地设定了自然客体的存在，不去思考内在的意识如何能够切中外在的客体，而哲学则要以自觉反思的态度去追究这些问题。胡塞尔的现象学思考客体是如何被意向性构造的，作为一切知识基础的意识本质是什么，其目标是建立严格的科学的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是先验的方法、绝对的方法，与经验科学方法根本不同，所以建立的知识的性质也不同，严格科学的哲学不是经验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从思维方式的根基来进一步思考哲学与科学的分界，现代西方哲学正确地指出了传统哲学的另一个弊端，即认识论中心主义或基础主义。笛卡儿、康德、黑格尔包括胡塞尔都力图给认识提供一个终极的、绝对可靠的基础。这一方面使他们自觉区分哲学和科学的不同性质，另一方面却又总是不能完全摆脱主客体二元区分的认识论模式，仍把哲学看做主体反映对象的客观知识。罗蒂认为这是“自然之镜”的哲学，他以一种简单的逻辑驳斥认识论模式的哲学立场。其论证如下：哲学要研究整个世界，研究者内在于世界之中，研究者企图跳出世界之外观照世界，则世界就不再是完整的世界，而且如维特根斯坦所说思考世界界限的两边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哲学不能作为反映整个世界的客观知识形态而存在。

其次，现代哲学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集中在实体本体论这一主题上，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实体本体论哲学形态的终结。

古希腊哲学家按照因果关系的思考模式去追究世界的第一因，在素朴的自然哲学中第一因是水、火等物质性的本原，这实际是宇宙发生论的问题；古希腊哲学家也曾从事物构成要素的方面去寻求第一因，例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这实际是宇宙结构论的问题。对世界本原和始基的追求在现代已是物理学问题，但古希腊哲学这种追本溯源的思考方式却一直影响着西方哲学，把某种终极物质、理念或心灵看做全部现象的本体根据，并不同程度地设想本体的自身存在，这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共同特点。其实，无论是物质、理念或心灵都是哲学反思的最高抽象而形成的概念，这些概念在其合理性上只能作为理解和说明世界的逻辑根据，而不能作为事实上的根据。西方知性思维的传统，总是倾向于把这些本体概念看做指称外部实在的东西，从而把精神物质化，概念实体化，这就是现代哲学所说的西方两千年实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

现代哲学对传统实体本体论的批判是从多个方面展开的。语言哲学认为实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是由于语言的误用造成的，维特根斯坦认为形而上学混淆了形式概念和专有概念，后期的日常语言学派认为形而上学犯了“范畴错误”，它使用的是一种“系统地引入误解的表达式”，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认为西方语言的主谓词结构把西方哲学引向了实体—属性的形而上学。总之，从语言分析的批判中揭示出实体本体论错误的根源在于抽象概念或抽象名词的实体化。现代哲学对实体本体论的批判也触及思维方式的层面。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都把概念实体化的形而上学看做西方传统哲学没有摆脱自然科学思维方式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把日常语言的丰富含义加以抽象和提纯，以造成单义的明确的科学概念，便于对自然或对象的控制和操作，这种控制论的思维方式或工具理性的态度虽然增加了人对自然的控制力量，但却造成了学院化、术语化概念对存在意义的遮蔽和遗忘，因此必须摧毁实体本体论，改变哲学的思维方式。实体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也蕴含着哲学性质和使命的承诺和期许，它企图一劳永逸地结束认识论、伦理学和形而上学的无穷角逐，从而给科学、文化和全部社会生活提供一个绝对可靠的终极基础。物质的、精神的或心灵的实体是人类一切理性提问的终极解答，这就使任何理论形态的实体和本体都很像一个名叫“上帝”的东西。这种极端的绝对的理性信念总是同时伴随或必然走向它的反面，即蒙昧主义和信仰主义。因此，现代哲学对实体本体论的摧毁和拆解也总是包含着哲学观的转变。

最后，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基础主义和学科帝国主义哲学观的终结，哲学不再是为其他学科和文化形式提供终极基础的最高智慧，而是众多文化形式中的一种特殊文化形式。

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不管哲学家对哲学的性质和使命有怎样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把哲学看做第一原理、一级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基础，哲学作为最高根据和第一原理也总是直接或间接地设定了某些最高规范，成为人类生活基本价值即真善美的最高尺度。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在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极力倡导自由、平等、公正的原则，却长期没有思考设定这些原则的启蒙哲学何以会有这种超越的权力，人们没有思考各种文化形式及其社会主体是否平等，是否存在学科帝国主义、概念帝国主义，即哲学学科和概念的未经反思的文化特权。大多数哲学家困窘的生活也许遮蔽了这个问题，人们不会觉得颠沛流离甚至亡命他乡的哲学家非法地僭越了思想的权力。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人们对启蒙理性的认同，哲学和科学作为理性的典范获得了人们的崇拜和信仰。现代哲学对绝对确定性的寻求和对形而上学的理性清洗，却动摇了启蒙理性的信念，哲学乃至科学的理性根基和确定性基础露出了破绽，从而人们也开始对哲学学科传统地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罗蒂的后哲学文化、德里达和福柯的后结构主义都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哲学观。用边缘颠覆中心，从而拆解和解构任何形式的中心主义，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这也必然使哲学作为一切学科和文化基础的地位受到颠覆。罗蒂在从认识论到解释学的转向中，明确地拒绝了传统哲学的基础主义和学科帝国主义，在没有哲学作为基础和导向的文化即后哲学文化中，哲学成为沟通各种文化形式的解释学，成为广义的文学批评。从而文化的进化不再有哲学理念的保证，只能凭借自由创造的偶发的“语言的机缘”来造成。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否定了19世纪的两个核心术语即连续性和根源性，在断裂的考古学层面上知识和权力相互交织，自主的哲学反思及其虚构的历史统一性被拆解和炸裂。德里达以他的“延异”作为消解策略把西方语言固有的形而上学消解，从而把哲学话语系统消解在无限延伸的边缘之中，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哲学作为在场的形而上学，甚至伽达默尔提出的对话的真诚，都作为寻求意义统一性的徒劳繁忙而被废弃。

我认为，现代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已有的思考，更明确地理清了形而上学终结的真实内容，从而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实质的理解。但是，现代西方哲学对辩证法的盲目拒斥使它难以挣脱知性思维方式的限制，要真正富有成效地克服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就必须探索和重建经过现代哲学清洗了的辩证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