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女性视角阅读
(一)阅读中的女性视角
“阅读”这个词含有解读和诠释的含义，注重作者和读者互动的关系，作者和读者呈现出双向交流，互为主体、互为对象。每一种阅读行为，都是读者认识世界的能力问题，以及这能力和文本解读之间一种更为复杂的、相互作用的问题。
女性视角的阅读意味着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作为基本出发点，致力于挖掘女性在历史、文化、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探讨性别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联。女性视角的阅读把重心放在女作家和作品中的“女性”形象之上。女性经验——不论是女作家、文学中的女性，还是女性读者的经验，都被当作对作品进行阅读和阐释的坚固的基础，这种经验并不是当读者阅读时文本所展现在她的意识面前的思想延续，而是一种“女性经验”的阅读的阐释——这种经验被放入一种与文本的生动而具创造性的关系之中。女性视角的阅读含有双重性经验，不仅是读者能力和文本解读之间含有双重性，在读者与读者自我经验之间也存在双重性的空隙或断裂，因而产生更大的阅读空间。在女性视角的阅读中，固定的性别特征在差异与分化的作用下产生无止境的移位，它使传统的性别角色定型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二)《金锁记》的女性叙述
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写于1943年。这部中篇小说是一曲女性的哀歌：曹七巧出身贫穷，被开麻油店的兄嫂卖到有钱有势的姜家，当二房媳妇。姜二爷自小骨痨缠身，成年累月躺在床上，公侯人家不愿把自家小姐嫁给这个病人，姜家只好在贫穷人家用钱买一个媳妇。自七巧嫁入姜家后，她的命运有了重大改变，她虽然给姜二爷生了一男一女，但姜家老少依然对她充满了歧视与侮辱。肉体难言的痛苦和内心的空虚孤独使七巧年纪轻轻就抽起了鸦片，更加速了七巧的心理病态，她用一生的代价为自己打造了黄金的枷锁，并毁了自己和两个子女的一生。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163]
在传统的宗法父权社会中，女人被作为一种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功能，并以一种交换价值流动在男性联盟之间。在《金锁记》中，七巧即在兄嫂的安排下，被充当物品配给严重残疾的姜二爷，使得她的一生都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莫大的痛苦。七巧的复杂身份，还在于她同时扮演精神分裂的母亲和缺席的父亲替身，而母亲身份背后亦是压抑女儿的延续，她被隐匿在宗法父权社会中的压抑从她的疯癫行径中找到了暴露的空间，这是她的命运，也是她疯狂的社会根源。
1.“谋杀亲子”的母亲
对于儿子长白、女儿长安，七巧扮演着一个病态母亲和男性家长的双重角色。七巧的一生在情感方面几乎是一无所有，儿子长白和女儿长安是她心理上唯一可以依靠的情感对象。失去儿女是潜意识中令她非常恐惧之事。
长白在文本里的身份，始终是七巧的傀儡。他的堕落都在七巧的诱惑和安排下完成。七巧挑唆儿子儿媳之间不和，给儿子娶姨太太，哄着儿子抽鸦片……
“七巧虽然把儿子媳妇描摹成这样热情的一对，长白对于芝寿却不甚中意，芝寿也把长白恨得牙痒痒的。夫妻不和，长白渐渐又往花街柳巷里走动。七巧把一个丫头绢儿给了他做小，还是牢笼不住他。七巧又变着方儿哄他吃烟。长白一向就喜欢玩两口，只是没上瘾，现在吸得多了，也就收了心不大往外跑了，只在家守着母亲与新姨太太。”[164]
七巧把改变了她命运的两个男人的命运交织于儿子长白身上，重复着两种她最痛恨的现实：在家里把长白变成残废丈夫的替身，在家外则把长白变成了另一个小叔子——纨绔子弟姜季泽。七巧在长白的毁灭中看到了丈夫和玩弄她情感的小叔子姜季泽的毁灭，不同的是，她在长白的堕落中始终是一个主宰者，而不像当年她被迫嫁给姜二爷和年轻时迷恋姜季泽时的孤苦无助。正是在这种精神上的“谋杀亲子”的现象背后，我们读出了七巧的病态与绝望。
2.母亲与女儿的隐喻
七巧从女儿到母亲、从少女到老妇的人生历程，在文本中构成了她步向精神分裂的次文本。文本中的七巧与女儿长安互为镜子，母女俩在彼此身上看到自己的过去与未来。
少女时代的七巧和长安都是健康且有活力的：“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165]
“长安换上了蓝爱国布的校服，不上半年，脸色也红润了，胳膊腿腕也粗了一圈。”[166]
少女时代的七巧被迫嫁给了有严重残疾的姜二爷，导致她的一生都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莫大的痛苦：“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167]
被迫丧失青春的七巧又刻意结束了女儿长安的少女时代。
“住读的学生洗换衣服，照例是送学校里包着的洗衣房里去的。长安记不清自己的号码，往往失落了枕套手帕种种零件。七巧便闹着说要去找校长说话。这一天放假回家，检点了一下，又发现有一条褥单是丢了。七巧暴跳如雷，准备明天亲自上学校去大兴问罪之师。长安着了急，拦阻了一声，七巧便骂道：‘天生的败家精，拿你娘的钱不当钱。你娘的钱是容易得来的？——将来你出嫁，你看我有什么陪送给你！——给也是白给！’长安不敢做声，却哭了一晚上。她不能在她的同学跟前丢这个脸。对于十四岁的人，那似乎有天大的重要。她母亲去闹这一场，她以后拿什么脸去见人？她宁死也不到学校里去了。她的朋友们，她所喜欢的音乐教员，不久就会忘记了有这么一个女孩子，来了半年，又无缘无故悄悄地走了。走得干净，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168]
在母亲的指责和怒骂中，长安所扮演的是机械的从属角色，长安在七巧的强逼欺哄之下，一步一步重演着母亲遗留下来的悲剧，她的牺牲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退学回家后，长安“学会了挑是非，使小坏，干涉家里的行政。她不时地跟母亲怄气，可是她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她母亲了。每逢她单叉着裤子，揸开了两腿坐着，两只手按在胯间露出的凳子上，歪着头，下巴搁在心口上凄凄惨惨瞅住了对面的人说道：‘一家有一家的苦处呀，表嫂——一家有一家的苦处！’——谁都说她是活脱的一个七巧。她打了一根辫子，眉眼的紧俏有似当年的七巧，可是她的小小的嘴过于瘪进去，仿佛显老一点。她再年轻些也不过是一棵较嫩的雪里红——盐腌过的”[169]。
在长安的婚事上，七巧亦是百般阻拦，最终使得长安亲手结束了自己“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
“向他解释么？他不比她的哥哥，他不是她母亲的儿女，他决不能彻底明白她母亲的为人。他果真一辈子见不到她母亲，倒也罢了，可是他迟早要认识七巧。这是天长地久的事，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这是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170]
长安的矛盾与悲伤源自于母亲的情感创伤，也源自于所属的宗法父权社会。但长安对传统宗法制的低头、对母亲的屈服，不但无法弥补母亲当年在爱情与婚姻上的创伤，而且让她们的现实生活更加复杂与痛苦。
对于一个双重人格的精神分裂者而言，七巧运用了极端的手段去获取她的母性，甚至连表现的方式都令人恐惧，但这却是一个精神分裂者在宗法父权体制内所能选择的唯一方法，这方法始于宗法父权，七巧受之于此，取之于此。
3.婆媳关系中的欲望与权力
对于儿媳妇芝寿和绢姑娘，七巧扮演着复仇的婆婆的角色。婆媳之间的紧张关系，落在“婆婆的儿子”与“媳妇的丈夫”身上：母亲担心儿子被媳妇独占，媳妇恐惧被丈夫遗弃，因而婆媳双方的症结最终又回到男性身上。
“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171]
在宗法父权社会的压抑机制中，处于禁忌领域之内的女性欲望、情欲与快感，往往构成了压抑的主要形式。七巧正是利用本身被压抑的欲望，去掠夺媳妇的欲望，导致父权压抑机制得以播散和延续。
“三朝过后，七巧嫌新娘子笨，诸事不如意，每每向亲戚们诉说着。便有人劝道：‘少奶奶年纪轻，二嫂少不得要费点心教导教导她。谁叫这孩子没心眼儿呢！’七巧啐道：‘你别瞧咱们新少奶奶老实呀——一见了白哥儿，她就得去上马桶！真的！你信不信？’这话传到芝寿耳朵里，急得芝寿只待寻死。”[172]
新媳妇过门三朝之后，七巧迫不及待试验她的权力，并在儿媳妇芝寿身上寻求可供补偿以前她做媳妇时所经受的痛苦。这种补偿行为事实上并不能消除七巧内心的阴影和伤痛，反而再次演出创伤的历程——对自身和其他女性的压制行为。
“次日清晨，七巧吩咐老妈子取过两床毯子来打发哥儿在烟榻上睡觉。这时芝寿也已经起了身，过来请安。七巧一夜没合眼，却是精神百倍，邀了几家女眷来打牌，亲家母也在内。在麻将桌上一五一十将她儿子亲口招供的她媳妇的秘密宣布了出来，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众人竭力地打岔，然而说不上两句闲话，七巧笑嘻嘻地转了个弯，又回到她媳妇身上来了。逼得芝寿的母亲脸皮紫涨，也无颜再见女儿，放下牌，乘了包车回去了。七巧接连着教长白为她烧了两晚上的烟。芝寿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死去的鸡的脚爪……她知道她婆婆又在那里盘问她丈夫，她知道她丈夫又在那里叙说一些什么事，可是天知道他还有什么新鲜的可说！明天他又该涎着脸到她跟前来了。也许他早料到她会把满腔的怨毒都结在他身上，就算她没本领跟他拼命，至不济也得质问他几句，闹上一场。多半他准备先声夺人，借酒盖住了脸，找点碴子，摔上两件东西。她知道他的脾气。末后他会坐到床沿上来，耸起肩膀，伸手到白绸小褂里面去抓痒，出人意料之外地一笑。他的金丝眼镜上抖动着一点光，他嘴里抖动着一点光，不知道是唾沫还是金牙。他摘去了他的眼镜。……芝寿猛然坐起身来，哗啦揭开了帐子，这是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她疯了。”[173]
在七巧的刻意渲染中，儿媳妇芝寿的此种女性欲望的压抑，实为女性之共有，包括七巧自己，这正是《金锁记》的潜在文本之所在。儿媳妇的情欲隐私，也含载了所有如今身为母亲、婆婆身份的女性的隐私。羞于启齿，不仅是宗法父权对女性加诸的性禁忌，亦是女性自身被内化了的道德禁忌。因此，芝寿、七巧所指涉的，已非个别女性的私人问题，而具有更广大的指涉对象和深层的社会机制。
“芝寿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宰了的鸡的脚爪。帐子吊起了一半。不分昼夜她不让他们给她放下帐子来。她怕。
外面传进来说绢姑娘生了个小少爷。丫头丢下了热气腾腾的药罐子跑出去凑热闹了，敞着房门，一阵风吹了进来，帐钩豁朗朗乱摇，帐子自动地放了下来，然而芝寿不再抗议了。她的头向右一歪，滚到枕头外面去。她并没有死——又挨了半个月光景才死的。
绢姑娘扶了正，做了芝寿的替身。扶了正不上一年就吞了生鸦片自杀了。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174]
在媳妇的死亡背后，牵涉了在场与缺席的宗法父权运作。表面上，七巧具有了婆婆的身份，但她内心却始终没有脱离媳妇情绪的压抑，因而才成为施虐意义上的暴力婆婆。对于七巧，压抑是无从避免的现实，精神人格的分裂和她的自虐与施虐，亦只是一体两面的不同表现。她一方面扮演从属者的被压迫角色；另一方面则又代替缺席的父亲扮演压迫者的角色。
七巧所扮演的角色，很显然地背弃了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在母亲的角色上，她把儿子导向堕落糜烂，亲手毁了女儿的恋爱与婚姻。在妻子的角色上，表现出不忠于丈夫，甚至公开谩骂自己的丈夫。她肆无忌惮的言行以及背反传统宗法对于贤妻良母的规范要求，使她所象征的形象具有反宗法父权的意义：女性主体企图破除父权体制作为文化轴心的一种挣扎。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张爱玲笔下的七巧这个角色恶则恶矣，却成就了悲剧人物的向度。她的半疯狂的行径，使我们恐怖，也引起我们的悲悯”[175]。
在《金锁记》中，张爱玲创造了一种凄怆而荒凉的女性叙述。在陈述女性压抑的内心世界方面，她的叙述话语充满了隐喻和象征，七巧的疯女形象隐喻了宗法父权社会中广大女性的人生悲剧，用张爱玲的话即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176]。也正如美国学者夏志清所言：“《金锁记》是一个完美的寓言。”
(三)张爱玲小说的女性书写意义
《金锁记》是张爱玲书写模式中的一个典型的女性叙述。曹七巧的象征意义代表着在宗法压抑大环境下所衍生出的匮乏、焦虑与歇斯底里的女性典型，在七巧身上传达了女性长久所面对的压抑问题，并被女作家采用寓言的形式构成了宗法社会的内囿模式。除了《金锁记》中的姜公馆之外，《怨女》中的姚家，《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公馆，《花凋》中的郑公馆，《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从经济封锁和人性枷锁的隐喻而言，都具有宗法社会的内囿模式。这些女性在封闭的体制内部，在没有任何可以信赖、依靠的困境下，陷入黄金的迷思之中。除了手中的钱财，没有任何可以相信的，包括她们自己。这种人格分裂汇集了各种压抑的能量，并借助内囿困境表现出来，最后形成张爱玲的主要书写主题——在荒野中呈现一幅女性精神崩溃的历史画面。
张爱玲笔下女性人物的悲剧，包括她们的言行和某种程度上的精神分裂，在表面上是为钱财而疯狂，其实却含藏着文化上的性别压抑等因素。因此，她们的不安全感来自宗法父权在经济、人格、情欲和性别上的多重压制与剥削，而不仅只是钱财。
儒家礼教的性别文化机制在文化层面上把中国传统女性贬为压抑符码。在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对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道统伦理秩序有特别的规定。除了“四书五经”之外，受其影响的还有“女四书”：《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等教化妇道之书；其他如陆圻《新妇谱》、李晚芳《女学言行录》、任启运《女教经传通纂》、陈宏谋《教女遗规》、蓝鼎元《女学》等书，都是训示女性的教化性言论，大部分以儒家礼教为思想指导。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理秩序之外，儒家宗法礼教中所涉及的性别政治、男女主从等意识形态，更长久渗透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习俗之中，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女性的生活、心理与人格发展。
这种宗法父权社会从定义上来说，是不完整的，因为传统女性的生命都被她们意志以外的东西所决定。这些“意志以外的东西”不仅包括以性别为标准的社会分工和权力分配，更包括通过宗族的结构和纪律、婚姻的目的和形式、严明的社会性别规范和兼有行为规范之用的伦理规范来实行的各种人身强制策略。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引出长久被隐匿的问题：中国传统女性的边缘性文化困境——躯体被宗法社会所利用，灵魂却被遗忘。男性社会通过层层抹杀隐去了自身的统治秘密，女性所承受的不仅是性别奴役，更是对奴役的掩盖和盲视。
张爱玲的小说，以女性的历史思维重新阅读割裂中国现代时期的父系文化，其对女性压抑的探讨、父权体制的颠覆、女性主体的重构等问题都有严肃的关注。“倘若说，鲁迅等男性作家试图把中国整体沉默的灵魂与黑暗面揭示出来，那么，张爱玲的文本(和其他一些作家的女性文本)则试图揭示出中国传统女性沉默的历史及其黑暗的内在现实。”[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