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汪古马氏的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有助于一个家族经营自己的政治社会地位，较多的表现家族的文化倾向，也是判定家族兴衰的关键之一。它包括家族成员之间及其与外部的互动关系，形成血缘、婚姻、同僚、师生同年、同乡等构成的复杂网络。它制约规范家族及其成员的活动，为其仕宦提供支持帮助，反映了家族地位与文化倾向的变迁。汪古马氏是元代著名的色目人官僚家族，该家族的社会交往相当频繁，也形成了一定的系统和网络。为便于行文，在此只讨论外部网络，而对由婚姻血缘形成的交往关系将在该家族的婚姻文化部分一并探讨。

(一)寓居之地的同乡

马氏第七代马润曾任职光州，自此后该支系遂定居光州，以此为乡。马润在此地为政以宽，“取官粟之羡者，广弟子员以食”⁽²⁰⁴⁾，爱民尚儒，颇有政绩。他对儒士的优礼等善政，成为其故后，“光人之所以思公”⁽²⁰⁵⁾的缘由。

马润后人祖常兄弟仍以光州为乡，并留下不少与当地乡人的交往记录⁽²⁰⁶⁾。祖常本人在光州有长久居住的经历。他岁时节令与“里邻酒食往来”，当地“父老各率子若孙，持书笈来问《孝经》、《论语》、孔子之说”⁽²⁰⁷⁾。大抵祖常兄弟青年未仕及后来在官场被排挤而辞官归隐时，主要居住于此。与乡人父老酒食往来，且有时为其子孙传授经义。

同乡中知名者如龚伯璲，“以才俊为马祖常所喜”⁽²⁰⁸⁾，祖常曾两度设法引荐，还不惜因之与同僚虞集构隙。再如黄清老，字子肃，光州固始人，泰定丁卯赐同进士出身，“中朝缙绅多知公名，而礼部尚书曹公元用、翰林直学士马公祖常请留公居馆阁，遂除翰林国史院典籍官”⁽²⁰⁹⁾。

祖常兄弟还与在光州任职的官吏多有交往。高富卿“主光州学”，由于其尊崇儒道，祖常“窃闻而思慕焉，于其行，赠以言”，称其为“儒者”⁽²¹⁰⁾。郭思恭为光山县主簿，祖常“称安阳郭公之贤不绝口”⁽²¹¹⁾。乌马儿，至治癸亥为光州达鲁花赤，治绩颇佳，他曾与祖常之弟祖孝同治陈州，故祖常为其撰碑⁽²¹²⁾。孔思迪和逯永贞皆为祖常“考士所取”，应该算做门生。两人先后为光山县尹，有善政。马祖常曾为孔某“赋豳风亭诗颂之”⁽²¹³⁾。

马氏与同乡的交往，还表现在互相送迎及应乡人之请撰写碑文等，如祖常曾应乡人之请为光州孔子庙、固始县南岳庙撰写碑文。当然，这与他居官中央，尤其是文名遍天下密切相关。

虽然史料中大多只保留有一定声名和事迹的人物，而极少留下该家族与无名乡人的交往记录，但仍可反映马氏与乡人存在较为频繁良好的日常交往和深厚的同乡之谊，他们在光州颇受尊重。通过为乡人及同乡官吏写碑送迎，马氏与寓居乡里保持了较为持久密切的互动联系，这为其政治生活中的进退提供了一定的依托和回旋余地。

(二)官僚

作为色目人官僚家族，自第二代帖穆尔越歌始，马氏大多数成员都有仕宦经历，其间自然不免与同僚间的官场往还。这是马氏社会网络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与官僚间关系的疏密程度足可以左右并反应该家族政治理念及政治地位的浮沉。只是史料所限，其交往的详情多不得而知，但知名者也颇有人在。

马氏第四代昔里吉思(马庆祥)曾出仕金朝，当有不少同僚。昔里吉思三子皆“备宿卫”⁽²¹⁴⁾，其中月合乃为蒙元初期高官，任职领域比较广。蒙哥汗时，他受命“赞卜只儿断事官”⁽²¹⁵⁾。卜只儿，又作布智儿，蒙古脱脱里台氏。与父纽儿杰俱早侍成吉思汗，蒙哥汗时为大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扎鲁忽赤⁽²¹⁶⁾。大都在蒙哥汗时仍称燕京，布智儿所任大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扎鲁忽赤亦即燕京断事官，月合乃曾为其辅佐，两人当属同僚。

在燕京行省时，月合乃曾“举海内贤士杨春卿、张孝纯辈分布诸郡”，又引荐马文玉、牛应之辈为参佐，这些人“后皆位至卿相”⁽²¹⁷⁾。杨春卿名时煦，字春卿，号庸斋，苏州玉田人。历官兴文署丞⁽²¹⁸⁾。马璘，字文玉，新城人。中统元年(1260年)为燕京行省掾，后参知扬州行省事⁽²¹⁹⁾。张孝纯及牛应之经历不详，但都曾在蒙元时期为官，月合乃对他们有举荐之恩，应该对这些人有一定了解。马、牛两人曾为月合乃僚佐，可算同僚。张、杨二人因受月合乃举荐而与之有所交结，无论他们是否曾与马氏同署为官，都可视为马氏社会网络中广义上官僚圈的一部分。月合乃与同僚交往广泛，故其卒后，“讣闻，内外文武之属、缙绅之士咸嗟悼尽伤”⁽²²⁰⁾。

第八代马祖常兄弟与官僚间交往较多。他们尤其与任职领域、政治见解或诗文才艺皆相近的官僚互动频繁。知名者如袁桷、虞集、王结、吴澄、柳贯、贡奎父子、宋褧、胡助、胡彝、揭傒斯、张之翰、曹元用、程端学、萨都剌等(详见本章附录)。他们与马氏的交往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共同办理公、私事务

作为同僚，共同办理公务，并在其间交往唱和是一种比较常见的交往形式，如至治三年(1323年)，袁桷、虞集与马祖常等同主江浙秋闱，袁桷留下了“谁知此日同文馆，把手无辞醉十觞”的诗句⁽²²¹⁾。泰定元年(1324年)四月，天子到上京清暑，集贤侍制王结、秘书少监虞集及马祖常“执经从行”⁽²²²⁾。其间，他们互有唱酬⁽²²³⁾。丁卯岁(1327年)，祖常与贡奎同为殿试读卷官，“在院倡和甚多”⁽²²⁴⁾。虞集、王士熙亦长期与祖常为同僚，经常共同执行公务⁽²²⁵⁾。

马祖常死后，后至元五年(1339年)，其从弟易朔将祖常生前诗文若干篇，与苏天爵所藏诗文合在一起，奏请御史台，获准“刊诸维扬郡学”⁽²²⁶⁾。易朔曾任南察院书吏⁽²²⁷⁾，苏天爵是马祖常好友，曾任江北淮东道肃政廉访使，他与易朔同在南台为官，虽职司、品级不同，但可算广义的同僚，他们由于为祖常编著文集而互有往还，应该不乏私下交往。

2．互相援引举荐

作为官僚，马氏成员很注意举荐德才堪任者，如祖常举荐吴澄“知今博古，学术淳深，求之海内，可谓名儒”，希望将其“擢至两院，以备访问”⁽²²⁸⁾。吴澄不愿入仕，但对马氏仍表达了感激婉拒之义:“澄相望数千里外，未由和簪，切冀为时爱重。”⁽²²⁹⁾祖常还推荐国子助教柳贯“可任风纪”⁽²³⁰⁾。又对袁桷⁽²³¹⁾、宋本⁽²³²⁾等人皆有举荐之德。

另外，虞集荐欧阳玄为司业时，“尝约待制马公伯庸同推挽之”⁽²³³⁾。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拟修《经世大典》，以虞集和赵世延为总裁，虞集以祖常“多闻旧章”，举荐他及国子司业杨宗瑞“共领典”⁽²³⁴⁾。书成后，虞集因一向无意功名，乃举祖常自代，称赞祖常为“昭代奇材”⁽²³⁵⁾。王结在仁宗选材时，也称赞“吾友马君伯庸尤所谓杰出者也”⁽²³⁶⁾。

3．诗文唱和，撰碑写记，酬赠往来

虞集、马祖常两人在文学创作领域皆提倡师古，对元代文风有一定影响。“延祐以来，则有蜀郡虞公、浚仪马公以雅正之音鸣于时，士皆转相效慕，而文章之习今独为盛焉。”⁽²³⁷⁾两人彼此间的酬唱之作也很多。虞集文集中保留了15首与祖常的酬赠之作。而祖常也曾为虞集作画像赞，精辟总结其为文为人⁽²³⁸⁾(见本章附录)。

延祐二年，祖常任官翰林，“日与会稽袁公桷、东平王公士熙以文章相淬砺”⁽²³⁹⁾，留下了不少诗文酬唱韵和、送迎寄赠及描写彼此交往与友情的诗作。袁桷十分推重祖常，有“承恩裁诏心抽茧，落笔诛歼眼拔钉。惆怅当今人物论，披衣危坐望晨星”⁽²⁴⁰⁾之赞词。《清容集》中收录他与祖常的题赠酬唱之作达47首。祖常《石田集》中也有与袁桷联句酬唱送迎诗共11首。王士熙无文集，在他现存可数的诗作中，给马祖常的有3首⁽²⁴¹⁾，而《石田集》中记述与王士熙交往及酬唱之作不下数十首。

祖常与贡奎间不仅是同僚，也可以算是文学同道。贡奎对祖常诗作“读之至再三，击节加且悲”，并以“风雅久已衰，作者微君谁”⁽²⁴²⁾表达钦慕。从其“视草旧传真学士，散花新起病维摩。千年结友心相似，万里辞家意若何”⁽²⁴³⁾，足见双方友谊。

柳贯文集中与马祖常送迎、次韵唱和之作共18首，其间不乏对其为政之赞词，且以“真儒”⁽²⁴⁴⁾比之。胡助早年曾“见知于”祖常⁽²⁴⁵⁾，对之颇为推崇仰慕。《纯白斋类稿》中有数篇与祖常的唱和之作，其中还包括给祖常祝寿的诗作和挽诗⁽²⁴⁶⁾。马祖常建石田山房，向宋褧求诗，宋褧将石田山房与唐代王维辋川别业、杜牧樊川别墅相比，盛赞其“地因人愈胜，心共景相宜”⁽²⁴⁷⁾。贡师泰亦有《和马伯庸学士拟古宫词七首》⁽²⁴⁸⁾。

马氏与官僚间还经常有受敕、应邀或自愿撰写碑记序文之交往。袁桷与祖常“交知且深”，祖常葬父后，袁桷应邀为其父马润作铭⁽²⁴⁹⁾。他又为祖常在光州的居处作辞⁽²⁵⁰⁾，文中极力赞扬了祖常的道德文章。祖常也应袁桷弟袁杲之请，为其父袁德平文集作序。以“南方有光气上达于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²⁵¹⁾，盛赞其文才。贡奎死后，祖常奉敕撰写其碑⁽²⁵²⁾。而祖常身后，贡奎子师泰亦为之撰写挽诗⁽²⁵³⁾。祖常与胡彝曾为“同署”⁽²⁵⁴⁾，又“同学古文”⁽²⁵⁵⁾，兼有同僚与同好之谊。祖常曾受敕命为胡彝父胡景先撰写碑铭，又负同僚之请，为胡彝之母撰写了墓志铭。

据萧启庆先生考察，在元代蒙古、色目士人层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多族士人圈⁽²⁵⁶⁾。上述虞、马诸人多为元代诗文名家，他们显然成为一段时期内元代文人雅士互相唱和的重要参与者及当时多族士人圈的核心人物之一。

(三)各类文武之士

该家族第三代把造马野礼属隐居天山，“好施与，结交贤士大夫”⁽²⁵⁷⁾。静州天山“地接边堡”，是个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交融之处，把造马野礼属所结交的“贤士大夫”中应该包含汉人或少数民族儒士。第四代马庆祥“善骑射而知书”，因此“豪杰之士多乐泛之游，食客常数十人”，他任金凤翔府兵马都总管判官时，立学兴教，使“四方流寓之士多归焉”。及至元光元年，他战死时，“麾下士不降而死者数十人”⁽²⁵⁸⁾。马庆祥豪爽善结交，上述与之交游或依附于他的“豪杰之士”、“流寓之士”中间，应该主要是尚武好勇之豪杰，且不乏儒士文人。

到了第五代马庆祥三子，开始和金元时期的一些著名文士结交往来。元好问，字裕之，太原秀容人。金朝进士，仕金为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金亡不仕。元好问长于诗文，早年即“名震京师”，其文号称“为一代宗工”⁽²⁵⁹⁾，故向其请文者甚多。己酉年(1249年)秋，三达“涕泗再拜”，请求元好问为父马庆祥撰写墓志铭。元好问以马庆祥之“忠义奋发”之情，“素定于胸”，“可铭也，乃为论次之”⁽²⁶⁰⁾。三达为纪念先父，使“子孙不忘先人之故，为无穷之传”，又作孝思堂，再次请求元好问为其作记。元好问赞同昔里吉思的身教之实，认为他“纯孝天至，以父事君”，故其子孙“生长见闻，宁不以忠臣孝子之门高自表现乎?”遂欣然命笔，应三达之请为之作《马侯孝思堂记》⁽²⁶¹⁾。

三达之弟月合乃性好儒学，壬子年(1252年)，蒙元朝廷“料民丁于中原”，月合乃参与其事，在他的努力之下，“赎士人之为奴者，后皆为达官”⁽²⁶²⁾，开创了蒙元“儒人免丁”之始，他与儒士颇有交往。知名者如敬铉。敬铉，字鼎臣，与元好问同登金进士第，元初为中都提学⁽²⁶³⁾。月合乃重视子弟的儒学教育，他曾罗致名士敬铉“授业馆下”⁽²⁶⁴⁾，督导自己的子女。

在封建社会，士人是文化的承载者，也是各类社会阶层和群体理想中的交往对象。马氏后人承袭父祖之风，该家族第六代马世昌在“家日困落”的情况下，依然“倾赀粟结俊彦”⁽²⁶⁵⁾，其所结“俊彦”应当是当时的文武之士。史称保禄赐“文学政事有传存焉”⁽²⁶⁶⁾;第七代的马世德进士出身，有诗作传世;马润亦有文集曰《樵隐集》⁽²⁶⁷⁾。而马氏第八、第九代成员中具有科举和学校背景者，亦不下十数人。因史料阙如，除祖常外，他们中多数人的交游情况已难于考索，但从经历和汉学素养推测，这些人的交游圈子中包括文人学士应无疑问。而祖常崇尚儒术，“事往往笃信古道，动辄得咎”⁽²⁶⁸⁾。他宦海升沉，几经跌宕，始终坚守儒家政治观，所交游者中也有大量同道，如王结、吴澄、元明善等等(参见本章附录)。

可见，马氏初入汉地时，多与豪杰之士为伍，到元中后期，马氏交往圈子中文人学士、硕学名儒的比例日益增大。

(四)方外人士

马氏源出西域聂思脱里贵族，举家为景教信徒。入元后，该家族不少支系和成员放弃原有信仰，转而倾向汉文化或蒙古文化，但仍有部分支系和成员继续保持原有信仰。另外，该家族第七代马节“入王屋山为道士”⁽²⁶⁹⁾。则这些成员自然会因信仰之故，与同教信徒有所往还。

从现有史料来看，除马节外，并无马氏成员崇信佛、道的明证，但史料保留了一些他们与佛道人士交往的相关记载。如第七代马世德曾与释来复相交。释来复(1319—1391年)字见心，号蒲庵，丰城人，俗姓黄。著有《蒲庵集》⁽²⁷⁰⁾。他是元代有文采之佛僧，曾有诗作赠马世德。诗云:

吴船八月过丹阳，雁子啼霜木叶黄。淝水东来淮海迥，蜀山西入楚云长。九霄风翮搏鹰隼，五色天章下凤凰。图治只今劳圣主，谏书何日献明光。⁽²⁷¹⁾

该诗为释来复送别马世德佥宪淮西时所作，既有惜别的感怀，又有对世德励精图治的祝愿。

第八代马祖常也与佛道之士有不少私人交往。《石田集》中与佛教有关的诗文有5篇，与道士酬唱送迎，描写道教活动、道观、道士生活的诗文共46篇。元明善死后，其友玄教大宗师吴全节请马祖常写碑⁽²⁷²⁾。吴全节，至治二年(1322年)制授玄教大宗师、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雅好结士大夫，无所不倾其交”⁽²⁷³⁾。《石田集》中存有祖常与他交往的诗作7篇。这固然与其身份、为人有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马氏与方外人士的交往状况。

在色目人官僚家族中，马氏是一个比较著名的科第之家。第七代的马世德“以国子生擢进士第”，第八代的祖常、祖孝、祖善等皆为科举进士出身，而祖宪、祖谦、祖周、祖元、祖恭及第九代的献子、犹子和帖木尔等分别为国子生、国子进士或乡贡进士⁽²⁷⁴⁾。他们在官场和日常生活中有老师、座主和不少同学、同年。曾参与主持科举考试的祖常又有自己的门生、后学。在封建时代，这是一个稳定且具有较强内聚力的交游圈子。马氏家族该方面的史料集中于马祖常(见本章附录)。作为代表人物，从他的情况我们可部分窥知该家族在这方面的交游。

综上，马氏的社会网络有几点值得关注。

其一，马氏的交游圈子主要包括寓居地乡人、官僚、文武之士、方外人士、同年座主及门生等，社会网络不拘一格，比较广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马氏家族的居地变迁、仕宦经历、政治地位、思想旨趣及文化倾向的演进。

其二，因世代仕宦，官僚应是马氏最重要的社交对象。同僚间的互动有助于敦睦融洽彼此的关系，对交往双方的仕途都有裨益。马氏家族居地屡经迁徙，藉由地缘为纽带形成的乡人网络是该家族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马氏与方外人士的交往，扩大了其社交网络的范围。一方面是其景教等信仰的客观需求，另一方面也是部分成员个人思想意识、身世处境的曲折反映。

其三，马氏是元代著名的色目人科第之家，不少成员都有科举、学校背景，藉由此带来的同年、座主及门生交游圈往往终生存在，且极为持久稳固，圈内人不仅在仕途中可以互相提携，还极易在旨趣爱好中找到共鸣。初入汉地的马氏，多与豪杰之士为伍，随着时间推移，与科第世家的身份相适应，到元中后期，马氏交往圈子中文人学士、硕学名儒的比例日益增大。使该家族在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构成中占有重要一席。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该家族汉化的进一步深入。

其四，马氏的交往还突破了个人行为的范围，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家族性，如作为景教信徒，他们与同教信徒的交往就具有家族性质。再如马润父子兄弟与光州乡人、祖常与贡奎父子、袁桷兄弟、宋本兄弟，祖常兄弟与苏天爵等的交谊等也属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