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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资料看，马氏家族有元一代入仕为官者甚多，遍及已知的大多数成员。现将其任职相关记载汇集如下。

①(元)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9《题马氏兰蕙同芳图》称元博为祖常昆季，祖谦字元德，祖宪字元章，但不知元博为何人字，据上表，任职宪司者有祖周、易朔，不知是否为其中一人，或另有其人，但天爵曾任宪司，又与易朔一起编修祖常文集，彼此间有日常酬作交往当属自然。故很可能是易朔，但从取汉式名、字的角度看，又似乎更可能是祖周或另有其人。未知孰是，兹存疑(统计人数时暂不计入元博)。

①元博虽尚不明为何人的字，但应该是祖常有任职记录的某位兄弟或从兄弟。

综上，马氏家族姓名可考者共十代74人，其中有任职记载者49人，占66.22%。马氏家族有任职记载的人中，可以确知入仕途径的有25人，属于元代的23人。以科举学校入仕者最多，有16人，占69.57%;怯薛入仕者3人，占13.04%，集中于该家族降附蒙元之初。另有承荫者3人，占13.04%;由吏员入仕1人，占4.35%。

从任官品级看，有任职记载的49人中，除去在辽金时期为官的帖穆尔越歌和昔里吉思两人以及任官最高品级目前无法考订者8人及吏员1人外，余下38人中，最高品级为上品者仅4人，占10.52%;中品者23人，占60.53%;下品者11人，占28.95%。中低品级官员占该家族在元代全部品级可考者的89.48%。表明汪古马氏的仕宦以中低级品官为主，这与该家族缺乏显赫军功及大根脚，而主要由科举、学校入仕密切相关。

从任职领域看⁽¹¹²⁾，汪古马氏有任职领域记载的47人中，在元代有过行政方面任职经历者32人，在财政营造方面有任官记录者13人，另外还有在文教及监察领域任职者共6人，而在军事方面任职者只有1人，比例很小。这反映了马氏并不长于军事，也因此限制了其入仕的途径和为官的品级。

从任职地域来看，有任职地域记载的47人中，曾在中央为官者9人，有地方任职经历者共39人。表明马氏的仕宦主要集中于元代地方各领域，其政治影响也主要涉及某些地方区域。

以下分阶段考察马氏家族成员的仕宦活动情况。

这段时期是该家族东来后的第一代至第四代成员的活动时期，代表人物如昔里吉思等。

汪古马氏第一代和禄罙思“生而英迈”，很有见识，辽道宗时，他获准举家在临洮狄道畜牧为生，却并不热衷仕途，辽道宗本来打算任命其担任官职，和禄罙思毅然推辞。其子帖穆尔越歌开始入仕，累官马步军指挥使，由于为政廉平，有威望，“人不敢斥其名，惟称之曰马元帅”⁽¹¹³⁾。这是马氏仕于中国之始。遗憾的是，因史料所限，我们对其仕宦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该家族第三代把造马野礼属没有选择返归狄道，而是以“地近接边堡，玄市所在，于殖产为易”⁽¹¹⁴⁾的静州(净州)天山为新的居地，致力于从事农牧业。或许是经历过被掠为奴的惨痛，把造马野礼属一心隐居，金帝“数遣使征之”，都被他以“吾不逮事亲，何颜事君”⁽¹¹⁵⁾为理由推却。

自第四代昔里吉思开始，马氏家族的仕宦活动逐步经常化。每一代都有大量成员走入官僚队伍，该家族仕宦人数众多，从政领域广泛，并且出现了不少著名人物。

昔里吉思亦作习里吉思、锡里吉思，一名庆祥，字瑞宁。昔里吉思“资禀聪悟、气量宏博，侪辈无出其右”⁽¹¹⁶⁾，长大后“善骑射而知书，凡诸国语言文字靡所不通”⁽¹¹⁷⁾。按，关于昔里吉思通晓多种语言，元好问明确指出他“能通六国语，并与其字书识之”⁽¹¹⁸⁾。“六国语”之说有学者具体解释为高丽、西夏、女真、蒙古、突厥和汉语⁽¹¹⁹⁾，但也可以是泛指多种语言，天山地处后来的木怜驿道，既是蒙金交界处，又是多民族商贸交往之地，通行多种语言文字并不稀奇。今天的考古发现也佐证了这一点，比如丰州万部华严经塔题有汉、八思巴、畏兀儿、古叙利亚等文字，东胜出土的元代铜权上也铸有汉、八思巴、波斯文和畏兀体蒙古文等⁽¹²⁰⁾。

昔里吉思早年以孝亲为由不肯出仕，金章宗时他被卫绍王以礼召见，“所陈备边理民十余事皆军国之要务，悉奏行焉”。可见其具有一定的政治见识。金泰和年间(1201—1208年)，昔里吉思“以六科中选，试尚书省译史”⁽¹²¹⁾，担任金朝翻译官员，显然是肇因于其语言才华。仕金期间，昔里吉思的仕宦活动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因精通多种语言，“使者报聘丽、夏，君(昔里吉思)率在行中”⁽¹²²⁾。大安(1209—1211年)初，卫绍王与蒙古通使，他因为“忠信而多智且善于辞令”⁽¹²³⁾被选为副使。他“往复传报”，成吉思汗欣赏他“谈吐便捷”⁽¹²⁴⁾，赐蒙古名也而添图古捏，汉语意为“能士”，并派人劝说他留在蒙古。昔里吉思忠于金朝，百计自解，义正词严的回答:“国之兴亡系政善恶，不系势之强弱……贪利则不仁，避害则不义，背君则不忠，出使而不报则不信，诚拘留不返，当以死自誓，反道失身，虽生何益。”蒙古人强留三年，也未能动摇其归国的决心，只好“厚礼而归之”⁽¹²⁵⁾。后来，成吉思汗又两次派人向金朝索要他，都被他坚辞回绝。贞祐(1213—1216年)末年的一次，蒙古使臣“斥名索君”⁽¹²⁶⁾，谕旨曰:“宁无岁币，必得斯人。”金朝不敢冒犯蒙古，于是强行敦遣。昔里吉思以死自誓，说:“臣身犹草芥不足惜也，苟利于国，虽死不恨。但以人资敌，岂谋国之道哉。”⁽¹²⁷⁾最终得以留在金朝，并深获信任，“君相以腹心倚君”，又“自常调中特恩授开封府判官”⁽¹²⁸⁾。

汪古部长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决心归顺成吉思汗时，“部众或有异议，忠武(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不从”⁽¹²⁹⁾。日本学者樱井益雄认为，这些“有异议”的部众可能就是以当时仕金的昔里吉思为首的马氏汪古家族⁽¹³⁰⁾，这一推测尚无正面史料可以确证，但昔里吉思一心忠于金朝却是不言而喻的。

任职开封期间，适逢兴修内城之役，昔里吉思充当应办使，民“不扰而事集”，因“筑城有劳”⁽¹³¹⁾，拜凤翔府路兵马都总管判官。在凤翔，昔里吉思任用贤才，整饬军政，兴利除害，一时“嘉禾秀麦，瓜莲同蒂之瑞并见”。他又兴学立教，使“四方流寓之士多归焉”，在其治理下，凤翔“境内称治”⁽¹³²⁾。这都体现了昔里吉思治理地方政务的能力。

3．抗蒙尽忠，“伏节死难”

元光元年(1222年)⁽¹³³⁾，蒙古大将萌古不花将攻凤翔，昔里吉思与治中胥谦受命“分道清野”。昔里吉思与蒙古大军前锋遇于浍水，力战不敌，将退至城下，被蒙古军截断归路，矢尽援绝。他揣度不能脱身，对部下说:“吾属荷国厚恩，竭力效死，乃其职也。”⁽¹³⁴⁾蒙古军意欲招降，派人劝说他:“我国闻公贤，屡召不至。今亟降，是转祸为福之机也。”⁽¹³⁵⁾如此“言语相往复”⁽¹³⁶⁾，昔里吉思始终不肯投降，他被俘后，蒙古军士“彀弓持满，环向而胁之曰:不降死矣”。昔里吉思被万箭齐发，“集其身如猬，骂不绝口而死”⁽¹³⁷⁾，葬于凤翔普门寺之东。因其忠勇可嘉，“三军之士为之恸哭，官吏士庶旦夕临者三日”⁽¹³⁸⁾。正大二年(1225年)金廷为昔里吉思等十三人立褒忠庙，“仍录其孤”⁽¹³⁹⁾，加以褒奖。

昔里吉思忠于金王朝，不仅获得金人褒奖，也赢得了蒙古人的欣赏，金朝灭亡时，金“公族近臣之家皆羁于汴之青城”，窝阔台汗遣内臣撒吉思不花“持黄旗抚问其(昔里吉思)家，得其三子，俾入觐和林”，“使备宿卫”，说:“乃父忠于主，朕今官其子，安有不尽力如其父乎!”⁽¹⁴⁰⁾

(二)马氏家族归降蒙元到元武宗时期

这一阶段活动于政治舞台上的主要为马氏第五代至第七代成员。代表人物有月合乃、保禄赐、马世德、马润等。

昔里吉思共三子。第五代长兄三达曾仕金，元光元年(1222年)随父抗蒙，父死后，逃归凤翔⁽¹⁴¹⁾。金亡后，降蒙，“备宿卫”，三达“性倜傥多谋略”，累有战功。中统年间，任中书左司郎中⁽¹⁴²⁾。他幼承父教，“能自树立有君(指昔里吉思)之风”⁽¹⁴³⁾，曾建孝思堂纪念其父，并请人为父撰写神道碑等⁽¹⁴⁴⁾。其后人“并居天山”⁽¹⁴⁵⁾。

有别于兄长，天民系和月合乃系进入汉地为官。

天民曾参与伐宋，“以功佩金符”，任太平、江州等路达鲁花赤及山东诸路榷盐史⁽¹⁴⁶⁾。他本人长于兵戎，其部分后人如保禄赐、马世德、马祖仁开始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天民二子，奥剌罕事迹不显，保禄赐“语言辨给”，胆略过人，他任湘阴州达鲁花赤时，单骑前往劝降说左江反叛者，使叛军“悉降”。史称“其文学政事有传存焉”⁽¹⁴⁷⁾，不仅政绩显扬，还有一定的汉文学功底。惜史料记载过简，其汉文学的具体水平我们已难于考索了。保禄赐对汉文化的热爱和掌握影响了其子女。保禄赐子第七代马世德，字元臣，“以国子生擢进士第”⁽¹⁴⁸⁾，曾任应奉翰林文字、监察御史、中书省捡校官、刑部尚书等职⁽¹⁴⁹⁾。马世德名字已汉化，《元诗选》收录其诗，表明他已具备相当的汉学素养。马世德仕宦经历颇广，事迹保存较完整的是在合肥的修城之举。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贼寇”起于淮南，“凡城所不完者皆陷”，合肥城池长久不修，一直以木栅御敌。适逢淮南佥宪马世德到任，此前他曾在姑苏修城，如今他认为木栅“非所以固”，向皇孙宣让王及宪使高昌公要求修城。次年，“城成而盗不至”。世德修城的事迹造福地方，被时人余阕赞为“一人之身而二郡之民赖之，以有无穷之固。儒者之利，不其博哉”。⁽¹⁵⁰⁾该支系第八代马祖仁为国子生，应该受过正规的汉文化教育。

月合乃为昔里吉思幼子，昔里吉思抗蒙不敌，其家“尽室投巨炎，一媪抱婴儿以逃”，这个婴儿就是月合乃⁽¹⁵¹⁾。月合乃降附蒙古后，历事窝阔台汗、蒙哥汗、世祖忽必烈三朝，曾赞断事官事，官至礼部尚书⁽¹⁵²⁾。其主要政绩如下。

(1)降附蒙古。关于月合乃投降蒙古，相关资料所记略有不同。据前引《马氏世谱》，月合乃三兄弟是于金亡时由蒙古大臣携至和林觐见窝阔台汗的。而马祖常所撰《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及《元史》本传则称:元光元年(1222年)昔里吉思死后，月合乃敬仰其父之忠义，奋然投冠于地，发誓说:“吾父死于国难，吾抒家难可也。”他“遂侍太夫人王氏间关锋镝，跋涉星夜，出汴绝河而北，见宪宗皇帝于和宁”。《元史》本传记事，多依《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两者史源相同，所记雷同不足为奇。由碑传看，月合乃侍母前往和林归附蒙古，且拜见的是宪宗蒙哥。

为了搞清月合乃归附蒙古的时间，我们先来分析一下《礼部尚书马公神道碑》所记相应内容的准确性:

父死节时，公年甫十七，壮其父之忠义，奋而投冠于地，誓曰:吾父死于国难，吾抒家难可也，遂侍太夫人王氏，间关锋镝，跋涉星夜，出汴，绝河而北，见宪宗皇帝于和宁。年少辞容端敬，宪宗嘉赏之，命赞卜只儿断事官。

月合乃死于中统四年(1263年)，卒年四十八岁，逆推其生年应为1216年。其父死于元光元年(1222年)，此时月合乃不过六七岁，还是一个幼儿，不可能是碑中所记的十七岁，也不具备“纾家难”、侍母北行的能力。故其降附蒙古与其父亡故不会发生在同一时间，而应在父死后大约10年左右，即1232—1233年间，此时蒙古军队攻破汴京，金哀宗出奔归德(今河南商丘)，月合乃恰好“年甫十七”。他北上降蒙，应在此时。此时的蒙古皇帝是窝阔台汗而非蒙哥，《神道碑》是以蒙哥以后的称号言其即位前之事。而月合乃受命“赞布智儿断事官事”也绝非发生在他十七岁归降蒙古之时。布智儿曾拥戴蒙哥(1251—1259年在位)为帝，被蒙哥汗任命为大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扎鲁忽赤(即大断事官)，驻燕京(今北京)，主管汉地事宜⁽¹⁵³⁾。月合乃辅助其事应在蒙哥朝。

月合乃父死、降蒙、佐布智儿断事官应是发生在三个不同时间的三件事情，马祖常在为先人作碑时，虽明其事迹，但未详考时间，将三段史事不加区分的连缀在一起，显然有违史实。综合相关史料，真实的史事应该是:元光元年(1222年)，昔里吉思抗蒙不屈而亡，尚为幼儿的月合乃由母亲携带逃出。汴京失守后，月合乃年满十七，归降蒙古，拜见蒙哥，曾参与治理其分地。蒙哥即位后，他又受命辅助断事官布智儿处理汉地政务。

(2)经济理财。或许是秉承了祖上的遗风，月合乃颇具理财之长。他“以经济长才，际朝廷有为之日，职专邦之大计”，能够“克尽施设”，使得“世获其济”。庚子年(1240年)，“有贵臣总天下财赋，惟掊克是务”。这位贵臣显然是指回回大商人奥都剌合蛮，他被窝阔台汗任命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扑买中原课税。他将真定的课税定为诸道之冠，胁迫月合乃在增办课税的相关文件上签字。月合乃表示反对，慨然曰:“夫利犹水也，源深则流长，民实其源，可竭之乎!”⁽¹⁵⁴⁾他又曾经建言立常平仓以备不时之需⁽¹⁵⁵⁾。由此来看，马月合乃显然有别于奥都剌合蛮之流一味聚敛生财的色目人理财官僚。

蒙哥汗时，月合乃辅佐断事官事，在燕京尽心“筹画规度，政修事举，士悦民附，胥为太和”⁽¹⁵⁶⁾。他长期担任理财方面的职务，史称其“始则任转运于关中，继而总金谷于民部，终则都馈饷于河南，盖终始不离烦剧，皆从容谈笑而办，未尝务聚敛以扰人，亦未尝进羡余以希宠，国用既足，民力亦纾，故时人以刘晏方之”⁽¹⁵⁷⁾，很得皇弟忽必烈的赏识。己未年(1259年)，忽必烈以亲王身份率军南伐，“刍粮、铠仗、舟楫之用，飞挽调度征戍之劳，羽檄交驰，急于星火”⁽¹⁵⁸⁾，月合乃从行，至汴梁，受命负责军队的馈饷给养，他转运百万斤济南盐，以供给公私之费，致使大军所经过的汴、蔡、汝、颍等州郡，“农在野而商在途，不恐不惊，而军政修焉”。世祖继位后，降诏褒奖他:“有此勤瘁，深有可嘉。”世祖亲征阿里不哥时，月合乃又“罄家赀市马五百匹进”⁽¹⁵⁹⁾，获得世祖的赐券。为了平宋备战，他还建议在光、颍等州立榷场，铸农器以易粟输官，不仅能使“官民两便”，还可以“镇服南方”⁽¹⁶⁰⁾的南宋王朝。这一建言被世祖采纳，诏命月合乃以本职兼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相关蒙古汉军并听节制。可惜他未行履职即以疾卒，未能亲手施行这一理财助军的方略。

(3)优待儒士，举荐贤明。不仅善于理财，月合乃还能接纳汉地文化及知识分子。壬子年(1252年)，蒙元“料民丁于中原”，在月合乃的参与下，“凡业儒者试通一经，即不同编户，著为令甲”，故蒙元王朝儒人免丁役始自月合乃。他还举荐贤士杨春卿、张孝纯、马文玉、牛应之等入仕或担任自己的僚佐，时论“号称得人”⁽¹⁶¹⁾。

月合乃有子11人，绝大多数都有任官记载。有关其仕宦活动的具体记载则史料阙如。其孙十数人，多出任中低级官宦，事迹显者唯世昌子马润。马润，字仲泽，以文墨入官，初署荆湖道宣慰司令史，迁吉州路经历，升两淮转运司经历，改太平路当涂县长官，再调常州路武进县长官，进奉训大夫知光州，改漳州路同知，仕历颇久，皇庆二年(1313年)卒于漳州⁽¹⁶²⁾。

(1)宽仁爱民。马润“少长自知学问”，具有相当的汉文化功底，应该对儒学有所涉猎了解。在其仕宦活动中，能“发于诗书，尊闻励行”⁽¹⁶³⁾，其表现多深合儒家规范。他“佐政慈宽”，使民众“皆相慕以化”。任吉州路经历时，长官“以刻急自认”，马润则以宽辅之，使“郡事不扰”。有大盗犯案，株连百余户，马润详加审问，最终只将十余人定罪。他治理武进县，“有拾松薪易酒滓”者，县尉以盗窃论罪，马润抚慰开释之。漳州“负海障崖”，龙岩、章、浦诸州数度反易，马润命人“宣布上意”，以德抚之，使该地渐趋宁谧。他还十分注意关心民生，掌管当涂县时，柄政大臣桑哥力主括马料民、徙户增赋。马润认为此举不利民生，是唯一一个以“邑宰”身份上疏抗言的官员。他在光州时，“有惠政”⁽¹⁶⁴⁾。有言利者请籍光间田，声言每年可得粟米十万石，河南行省“下其事”。马润反对加重百姓负担，不赞同此项政策，属吏坚持恳请，他说“官可免，笔不可署”，最终没有实行这一办法。光州无茶租，贫苦百姓在山野采茶谋生，转运司捕之定罪，恰逢奉使宣抚到各道访问疾苦，马润上疏此事，使转运司有关官员“各降官三资”。

(2)敬贤兴文。马润很重视儒学的教化作用。守光州时，他把按规定数额多出来的官粮供给本州“弟子员以食”。宋代文人和政治家司马光生于光州，马润携子马祖常，亲手在光州孔子庙庭及司马光祠堂前种植柏树，并每年率领诸生祠祭。百姓受其影响，“始知为儒以自重”。

(3)多谋善治。马润富有谋略、颇具政治才干。他任荆湖道宣慰司令史，调集漕舟讨伐夔府。其间，建言献策，使漕运不绝。两淮转运司运盐时，商人们争执先后，经常到年终“盐直不售”，马润担任转运司幕职，建议“刻筹第甲乙”，令商人抽签以确定先后，“盐卒以办”。

(三)仁宗至顺帝时期

这一时期，马氏仕宦活动的主体是该家族第八代至第十代成员，尤其以第八代祖常众兄弟最显。这段时期，马氏成员仕宦普遍、集中在行政、文教、监察领域，尤其是担任各类文化职务，这显然与其汉文化素养有关。第八代祖常兄弟共有十人举进士，这在汉人世家中也是极为罕见的盛事，更何况是在色目人家族中。从事迹可考的诸人来看，不论任职为何，大体上都能与儒家政治观的要求相符合。代表人物有马祖常、马祖谦、马祖宪、马祖元等。

1．多人从事文化类政务

该支第八代中计有祖常、祖义、祖元、祖某、易朔、苏剌哈等人曾任职礼部、翰林国史院、国子学及地方儒学、监察机构或地方官府的文字工作，可称“或执业成均，擢进士第，皆清谨文雅，不陨其家声，遂为海内衣冠闻族”⁽¹⁶⁵⁾。由于任官领域所需及自身的文化素养所致，祖常诸昆季参与了不少文化类政务。

(1)撰拟制诰应制诗文。延祐元年(1314年)马祖常与弟祖孝一同参加元廷首次科举考试。祖常乡、会试皆第一，“廷试则以国人居其首，公居第二甲第一人，隐然名动京师”⁽¹⁶⁶⁾。授应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此后祖常屡任职“词林”，其弟马祖义也曾担任翰林国史院编修官⁽¹⁶⁷⁾。当时不少制诰文字出自马氏兄弟，尤其是祖常的手笔。祖常“为训诰，富丽典雅。既出词林迁他官，而勋伐贵胄褒赠父祖，犹请公为之辞”。文宗最喜其文，曾称赞他:“孰谓中原无硕儒乎。”祖常也因此经常受命作应制诗文。一次文宗北幸，还驻龙虎台，适逢祖常到幄殿奏事，文宗命之在自己榻前赋诗，祖常当即完成，“言两京巡幸非以游豫，盖为民尔，因诗以寓规谏”。文宗览后十分满意，“乃辍尚食以赐”⁽¹⁶⁸⁾。此外，祖常还曾奉诏预修《英宗实录》等⁽¹⁶⁹⁾。

(2)主持参与科举取士。泰定三年(1326年)，马祖常考选大都乡贡进士。后又同知礼部贡举，还充当廷试读卷官。至顺元年(1330年)，他再次知礼部贡举。祖常“择士务求实学，空言浮词，悉弃不取，中选者多知名于时”⁽¹⁷⁰⁾，故“时号得人”⁽¹⁷¹⁾。为学“博而知要，长于纪载”⁽¹⁷²⁾的苏天爵便是祖常以御史监试国子学公试所取之士，祖常欣赏其务实作风，断言苏氏“当负斯文之任于十年后也”⁽¹⁷³⁾。苏天爵果然不负所望，能“独身任一代文献之寄”⁽¹⁷⁴⁾。

(3)经筵进讲、传授儒学。泰定元年(1324年)，元廷开经筵，四月，皇帝巡幸上都，命祖常与王结、虞集及年长讲官“执经从行”。顺帝元年(1333年)，“复命儒臣进讲”，祖常兼知经筵事，“每进说必以祖宗故实、经史大谊切于时政者为上陈之，冀有所感悟焉”。泰定初，诏建储宫，“一时宾赞之选，责成辅导之意，盖甚重焉”，祖常身为太子赞善，上陈古代“调护辅翼之事”，每每“荐扬硕学，裁抑躁进”⁽¹⁷⁵⁾，应该是利用“春坊翊赞、经筵启沃”⁽¹⁷⁶⁾的机会，积极向蒙古皇帝和太子传授宣扬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

祖常同辈兄弟马祖元担任过信州路教授，马祖某也曾任某路儒学教授⁽¹⁷⁷⁾，他们都有在地方官学中传授儒学的经历。

(4)主持参与典礼。马祖常“自少至老好学弥笃，虽在扈从，手亦未尝释卷”⁽¹⁷⁸⁾。作为硕儒，他熟悉儒典古礼，又因曾任礼部尚书，故常参与或主持朝廷重要典礼。泰定帝时，国子学举行释奠仪式，“陈太子视学之礼”，朝廷特地出礼币，命祖常助祭⁽¹⁷⁹⁾。至顺元年(1330年)，文宗举行百年旷典，亲祀南郊，祖常充任读祝册官，并参与制定亲祀典仪。

2．弹劾权歼，举荐贤良，纠察政治得失

祖常兄弟堪称“治世攸赖”⁽¹⁸⁰⁾。尤其是马祖常，其直言敢谏被誉为“白简霜飞六月寒”、“袖中直笔佞难干”⁽¹⁸¹⁾，“落笔诛歼眼拔钉”⁽¹⁸²⁾等，颇受时人景仰。延祐三年(1316年)，祖常拜监察御史，仁宗在位已久，却仍住在太子所居的东宫，时常饮酒过度，不少大臣往往趁仁宗酒醉时奏事，以遂私愿。祖常认为不合古制，上疏曰:“大内正衙，古帝王视朝之所，今大明殿是也，陛下圣德谦恭，尚居东宫之旧，愿御大明正衙，镇服华夏。”他还主张遵照古制，确立朝仪，“御史执简，史官执笔，缙绅佩玉俨立左右，虽有怀奸利己乞官赏者，亦不敢公出诸口矣”。他又以“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为由，劝说仁宗节制饮酒、调养身体。英宗初为皇太子时，祖常本着儒家重视立储，以“天下休戚，实原于此”的态度，又上书请慎选太子师傅及臣仆，以“朝夕辅养”⁽¹⁸³⁾。

仁宗时，丞相铁木迭儿专权擅势，大作威福，祖常率同僚论奏其恶，又汇集其贪纵不法十余事弹劾他，要求罢免其党羽，任用“昔与抵牾而摈斥”⁽¹⁸⁴⁾之官员。在祖常等人的坚持下，铁木迭儿虽赖答己太后解救免于治罪，但其党羽博啰、刘吉，冯翌霄、刘允忠等皆被黜退。

在仕宦生涯中，祖常“荐贤拔滞，知无不言”⁽¹⁸⁵⁾。河西廉访使杜某“肆意废法”，以朝廷大赦后杀人者作赦前杀人而免罪，大都路总管范某以盗贼窃其家赀，亲自至兵马司督问，“侵官失体”，都被祖常劾罢之。他还荐引数与铁木迭儿“抗论是非”的前中书平章萧拜住、左丞王毅“当置机要，勿令外补”，又援引受铁木迭儿诬陷排挤的前监察御史彻尔特穆尔、中书参议韩若愚等人。对某些词臣名儒，他更是积极推荐。他以翰林承旨刘敏中“精力尚强，敛身高蹈”，建议朝廷赐其半俸，“以厉廉隅”，又荐举翰林修撰陈观、刑部主事史惟良、汴梁处士吴炳等“宜居谏职”，还鉴拔“后进”⁽¹⁸⁶⁾宋本等人。

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他看到军将子弟骄脆，不胜任使，就建言立武学、武举，储材以备非常之用。这一建议未被采用，但有识之士皆表示赞赏⁽¹⁸⁷⁾。

3．爱护百姓，发展民生

民生疾苦是儒家关注的一个焦点，祖常兄弟十分注意体恤民艰。祖常“论刑狱尤本哀矜”。当“岁凶捐瘠众”时，他感叹“王孙自饱食，更怜黧面黑”⁽¹⁸⁸⁾。同情百姓“黎庶有重困，救药无持平”⁽¹⁸⁹⁾的生活现状。元代刑律规定:死罪遇大赦时可免死，流徙则无此待遇。祖常建议对长流之徒，应“验情重轻，度地善恶”，若逢恩赦则改作“内徙”，才可见“法之平允”。元制规定:汉人百人以上执弓矢狩猎者处以极刑，不及百人者则流徙远方。祖常认为:“条格已有禁弓矢之科及聚众之制，又复为此，错综而网罗之，诚恐愚氓举足蹈罪，实可怜悯。”宗室侍卫牧马随意占住民舍以居，祖常上奏:卫士饲驰马匹，已有定居，又复惊扰百姓，不合旧制，请求“复其旧”⁽¹⁹⁰⁾。

祖常弟祖谦“持身以廉，奉法惟谨”，“存心于爱物”，在官之日，“无毫发浸渔”。他任保定束鹿县达鲁花赤时，“民讼至庭，一言而决”，且约束胥吏，使之不敢无故扰民，“民深徳之”。他还注意“兴学训农”⁽¹⁹¹⁾，发展民生。

从弟祖宪任官时于常平仓积谷二千石，“门绝私谒，廷无公讼”，被干文传誉为有“古循吏之风”⁽¹⁹²⁾。

马氏兄弟“憔悴伤民恫”⁽¹⁹³⁾，诸般政绩不仅有利于民生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也获得了民众的爱戴。祖谦“佐郡监邑，烈烈有声”，部使者按临至邑，民老幼数百“争言其贤”⁽¹⁹⁴⁾。

4．尊孔重教，兴学养士

在仕宦活动中，马氏兄弟还时时“荐扬硕学”，“以厚伦纪，以安黎元”。至正七年(1347年)马祖宪到平江路吴县、长洲任达鲁花赤。他看到当地孔庙庙貌摧剥，墙屋隳颓，慨然曰:“传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其教养之废，不问可知，吾敢辞其责焉!”于是恢复旧有学田，对“寒士之老于文学者”，每月依照故例给粮，士人皆悦服之。他又捐献己之俸禄，“撙费蓄财若治私第”，倡修孔庙。至正九年，孔庙完治一新。还立社学一百三十余区，正如当地诸儒所赞颂的那样，祖宪“于学勤矣”⁽¹⁹⁵⁾。马祖常提倡“秀民兴于学”⁽¹⁹⁶⁾，居光州时，地方新作成孔子庙，请他作文，祖常欣然命笔。祖谦任职保定束鹿县时，亦“兴学训农，以励其民”⁽¹⁹⁷⁾。马祖元任职慈溪时，为郡从事，积极赞成修儒学⁽¹⁹⁸⁾。

5．重视操守，维护纲常仪制

马祖常在给弟祖谦的赠诗中称“汝素谨礼法，口未见嗔诟”⁽¹⁹⁹⁾。事实上，恪守儒家伦常要求，在仕宦中重视个人操守，应该是马氏兄弟共同坚守的品行。祖常侍奉祖母张氏“克尽孝养”，祖母死后，他护丧持服，以封妻恩让封祖母，又遵从儒家古礼，移文要求为祖母齐衰三年。还为父母迎丧迁葬，力求遵循古制。对昆季子孙及宗族孤寒者，“悉收而教养之”⁽²⁰⁰⁾，深合儒家孝悌之道。祖谦为官亦能“持身以廉”⁽²⁰¹⁾，重视操守。

祖常“累皆要官，自奉清约”，时刻注意以议论“正风教”⁽²⁰²⁾，循古制。蒙古等游牧民族实行收继婚制，祖常认为蒙古及色目人既已讲诵学习孔孟遗书，就当革易故俗，“敬事诸母，以厚彝伦”，反对收继后母，此议得到了不少儒士的赞同。山东佥宪白元采按行曲阜，将涉及衍圣公府的数件不法之事上闻。祖常以此案事关名教，不宜涉讼，应该为尊者讳而免问。忙古带以贪贿事败，其在东阿的田庐奴仆本当罚没入官，祖常一心尊孔，请求将其皆归曲阜孔氏林庙。建德之民远游被杀，其妻以贫改嫁，后夫坦言自己即是杀人者。法司认为其妻不知情，不应治罪，但祖常从儒家伦常观念出发，认为“纲常所系，当以重论，以责天下之为人妇者”⁽²⁰³⁾，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可见以祖常为代表的马氏兄弟对儒家纲常的维护、坚守，丝毫不逊于汉人儒者。

综观马氏的仕宦活动，可以发现，第一，马氏家族成员为官较为普遍，除少数人以外，多数成员的任职集中于中低品级官员，尤其是中等品级官员和地方职务方面。第二，入元后，马氏成员任职领域集中在行政、文教及监察方面，而绝少任职军事领域。在仕宦活动中，相当多的马氏成员都表现出良好的儒家操守和汉文化素养，其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基本上与传统的汉人士大夫无异。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点。

其一，不同于蒙古、色目人贵族勋臣，马氏家族缺乏怯薛近侍的大根脚，入元后，也没有显赫的军功建树。在元代重视军功和根脚的用人政策下，这使得大多数马氏成员很难取得高官显爵和“布列津要”的机会。

其二，马氏家族本为基督教徒，文化素养较高，且早在辽金时期即已来华，接触汉文化较早，其成员数代皆心向华学，入元后更甚。由于家学渊源，马氏成员尤其是月合乃一支，普遍具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和儒家观念。这种文化倾向是该家族在元中后期主要藉由科举、学校入仕，并在仕宦活动中坚守儒家信条，表现出明显高于大多数色目人家族文化素质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