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李氏家族的婚姻、丧葬祭祀与文化

李氏家族的通婚资料共6例，现列表如下。

表4—8　李氏家族婚姻表

续表

在这6例联姻中，娶入5例，嫁出1例。通婚对象为蒙古和色目人2例，汉人4例，虽然联姻实例较少，但可以看出其联姻对象汉人多于非汉人，这与该家族久居汉地有关，也与其出身唐兀，本身就有一定汉文化传统有关。从通婚对象任官情况看，有官职记录者3例，上品2例，中品1例，全为高中级官僚，这与该家族色目人小勋贵家族的身份相一致。

李氏家族自李惟忠入居汉地以来，居地不断变动，但其家族成员仍有一部分常留淄川，且以此为丧葬之所。从前引李世安晚年回淄川，聚族训诫所言可知，李氏族人在淄川不仅丧葬有序，且有义田供族人扫墓祭祖、婚丧嫁娶之用。而李恒一支或许由于仕宦发达，有成员在京师为官，又以之为居地，其葬地一直位于大都。李恒死后，其子世安护丧归葬大都路宛平县永安山之阳。永安山位于“京师之西三十里”⁽¹⁷³⁾处，从李恒妻王氏“合葬武愍公之墓”，子世安、世雄卒后葬于“考妣之兆”⁽¹⁷⁴⁾、“葬永安山之原，祔先茔”⁽¹⁷⁵⁾来看，位于京师之西三十里的大都路宛平县永安山之南是该支系在汉地的家族墓地，其成员应该葬于此地。李恒“饮食祭祀并遵国俗(指蒙古俗)”，而其后人却接受了汉式官僚的某些丧葬祭祀传统，有丁忧、持服之制。延祐七年(1320年)，李恒妻王氏卒，李世安即为母丁忧，安葬，“值斩、齐、期功之服，靡不暗合礼经”，待服阕后，才回江西。他于“居室之西营家庙”祠祭先父，“四时朔望，率家人行礼，虽晩年小疾未尝使人代”⁽¹⁷⁶⁾。不仅“有碑有记，有幽堂之铭”，世安还“即茔域左右买田以共蒸尝五顷”，好友张伯淳应邀为其作墓田记，对这种重视“孝友睦姻之风”⁽¹⁷⁷⁾、慎终追远之念大加赞赏，认为深合孝道观念。

李惟忠共十三子，其中李恒一支由于仕宦最显，居地变迁，其墓地、丧葬祭祀均在大都。而其余诸子应该仍居于淄川，该家族“祖茔”也在此地。李氏之所以能建家庙、买墓田、义田，重视“荐祭重事”⁽¹⁷⁸⁾，显然是源于汉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在姓名字号方面，该家族“先姓于弥氏，唐末赐姓李”⁽¹⁷⁹⁾。可见早在入元之前，该家族就已经接受了被赐的汉姓。李氏成员皆有汉名，且不少成员有字号。李恒，取字徳卿，自号长白。这一自号应该源自其父李惟忠“始家淄川长白山下”⁽¹⁸⁰⁾。另外，李世安又因为生于宣徳府龙门川，故号称李龙川。李恒还有子字彦豪⁽¹⁸¹⁾，孙李屺字伯瞻⁽¹⁸²⁾，号熙怡⁽¹⁸³⁾。用居住地名自号，这明显是汉人士大夫的习惯和传统。在使用汉式名字的同时，李氏成员多兼有蒙古名字。李恒三子分别名散术、囊加真、逊都台，其孙子李屺、李屿则有蒙古名薛彻干(彻彻干)、薛彻秃⁽¹⁸⁴⁾。李氏成员多有蒙汉双名者。

在文化方面，该家族自进入汉地以来，表现出蒙古化与汉化的双重倾向。

李氏成员勇猛善战，李恒身先士卒，“额中流矢，弥壮弥毅”⁽¹⁸⁵⁾，这可能源于唐兀人尚武善战的家族传统，但与蒙古人重视武勇军功的文化传统恰好暗合。李恒在日常生活中“饮食祭祀，并遵国俗”⁽¹⁸⁶⁾，李氏成员又多有取蒙古名者。其成员李世雄等曾入侍怯薛，在蒙古人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王朝中，唐兀李氏的政治活动与日常礼俗方面必然与蒙古人有较多接触，为仕宦活动之需，在许多方面出现蒙古化倾向是很自然的。

在汉化方面，陈垣先生认为，汉化先自学儒。李氏成员也有不少学儒的例子，李恒虽“生长边陲，饮食祭祀并遵国俗”，但“笃孝纯至”。其父死，他“摧恸屡绝”，又为不能亲身侍奉老母而遗憾，对身边随从说:“为我语诸昆弟妻子，吾不得以时丧先公，既抱恨以终天，今复弃养太夫人，而身先朝露于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其谨事之。”李恒死后，其妻为免婆母伤心，“秘不敢闻之，姑惟发哀私室”。直至婆母梦见儿子战死，再三相询，她才告知婆母:“妇无以安君姑氏心也，覆是久矣。”⁽¹⁸⁷⁾这才开始大哭服丧。李恒夫妇这些孝道的观念和言行，虽然可能出自天性，但肯定也有受儒家观念影响的成分。

其后人学儒及秉承儒家观念则更进一步，子世安“仕优务学，滋勤不怠”⁽¹⁸⁸⁾，他诵读经史，虽“在军中，手不释卷”⁽¹⁸⁹⁾。《仪礼》一书，当时儒者已经很少阅读，即使读了，也很少能通达践行其义。世安因崇敬古代圣贤往哲，“值斩、齐、期功之服，靡不暗合《礼》经”。又读《易经》，以其义为书斋命名。他“在家燕处，萧然若韦布，其出也驺从省约”，与人相交“勉仕宦以忠贞，勉子弟以孝友，贫约者勉其治生，富厚者勉其施与。饥寒之人衣之食之，所识丧葬必躬往吊祭。野有莩死，捐赀掩骼一胔，龙兴郭外买地十余亩，贫无葬地者葬焉”⁽¹⁹⁰⁾。不尚奢华，倡导忠孝、践行仁善，这些显然都是具有较高儒学修养的表现。因而，他被汉族儒士称为“儒者之所存君子”⁽¹⁹¹⁾。不仅自身积极学习践行儒学，世安还很注意以儒学教育子女。他“平生澹无所好，惟延名师训诲子孙”，在其影响下，对“文雅通练”之儒士，“李氏之子孙至再世皆称门生弟子”⁽¹⁹²⁾。由此可见，其子嗣应该至少都接受过基本的儒学教育，且大多都倾慕儒学。其中李屺能“传儒术”⁽¹⁹³⁾，可见儒学造诣当不浅。

在儒学观念的影响下，学儒的官僚往往能秉承儒家的政治观，施行仁政。李恒在征宋过程中不嗜杀人，全活庐陵、建昌诸城。在湖广其间，他严禁虏掠平民为奴婢，又放粮赈济饥民等。李恒生活礼俗上基本遵循蒙古旧俗，但能在军政活动中施行部分仁政措施，与世祖要求征宋将领效法曹彬不杀之义有关，也有为了加快征伐速度，减小南宋遗民反抗的考虑。无论初衷如何，这些措施符合儒家的从政理念，客观上有利于对当地的征服与统治，也表明了李恒受生活及仕宦环境的变化，或多或少接受和施行了某些儒家的政治理念。

到了其子李世安，更是积极推行仁政。在屡次平叛中，他时时注意剿抚兼用、安业力农，他多次“散民丁归农”，并发仓粟给“复业之民”⁽¹⁹⁴⁾，致力于恢复发展生产。又能“宽刑辟”⁽¹⁹⁵⁾，在平叛中只诛杀首恶之徒，“余悉贳罪”⁽¹⁹⁶⁾，以争取民心，稳定统治秩序为要务。征讨间隙，他还“礼敬遗老”⁽¹⁹⁷⁾，热心举荐征用儒士，“虽羽檄纷驰，犹崇学校、修祭礼”⁽¹⁹⁸⁾，一心“扶伦纪、敦风俗”⁽¹⁹⁹⁾。元人刘诜称颂世安为政“莠稂耨尽嘉谷在，锄恶树善心元公。城门夜开灯火闹，童哇妇织村无哨。四郊桑麻与天平，弦诵家家施礼教”⁽²⁰⁰⁾，正是其仁政的一个写照。

在文学艺术方面，李世安子李屺善书画，能词曲。他是元代著名少数民族曲家。其作品现存小令《双调·殿前欢》七首，以及同牌调残曲一支⁽²⁰¹⁾。这七首《殿前欢》均题作“省悟”，讽世意味较为深刻，曲中把混浊的朝廷，比作傀儡戏棚一般，所以他自问:“功名未了，了后如何?”(第六首)，又自伤:“风流伯伦，憔悴灵均。”(第七首)这一组《殿前欢》表现了对黑暗污浊的官场的厌倦和向往归隐的省悟，曲风豪放，雅中有俗，今人孙楷第先生称其为“贵胄之能文者也”⁽²⁰²⁾。李屺“又工晋人法书”⁽²⁰³⁾，还能作画，许有壬有《玉烛新·题李伯瞻一香图次韵》⁽²⁰⁴⁾一阕，是为其画作所题之词。审词义，所画应是水仙花，从词句中可以想见李屺画风的清丽高雅。

礼俗方面，如前已述，李氏成员皆有汉名，不少人还取有字号。李世安又能读《易经》，从中取义为自己的书斋命名。该家族设有家族墓地，并有为逝者撰写碑记的传统。李恒祭祀虽“遵国俗”，但其卒后，其妻也能行发哀、服丧之制，这表明该家族受环境影响，在丧葬习俗上已见汉化端倪。而其子世安基本仿效汉俗，遵循丁忧持服之制，还设家庙、墓田以供祭祀。

李氏成员还有数代共居侍奉祖辈的习俗。李世安任职江浙、河南两省时，“逮事忠襄公夫人、武愍公夫人，有子有孙一家五世”，“后忠襄夫人终，公上事武愍夫人，下见曾孙，亦五世。及武愍夫人终，公年踰七十，而公之长子翰林直学士中议大夫屺归省，已近六十，须鬓皓白，人辨其为父子，亦复四世，莫不羡公门积善之庆”。延祐三年(1316年)，他以母亲王氏寿将九十，“乞侍养，得请”⁽²⁰⁵⁾。这些习俗与行为，显然都是汉式传统所推崇的。由此可见到李世安这一代，该家族汉化程度之一斑。

从代次的推移看，进入汉地后的第二代李恒，饮食祭祀“并遵国俗”。第三代李世安一心学儒，且在丧祭等礼俗上悉遵儒家理念。到了第四代李屺，不光在学儒和礼俗上延续父辈之志，且善书画，能词曲，具备较高的汉文学艺术造诣，进一步向前推进了该家族的汉化进程。李恒祖孙三代的汉化之路，向我们呈现了一幅鲜明的该家族随代次逐步递进的汉化图景。

需要指出的是，西夏立国后，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其中汉文化尤其受到青睐。唐兀李氏在进入汉地之前，就已经或多或少开始了汉化的进程，如早已采用汉姓就是一例。该家族成员联姻对象中多有汉人，又十分重视汉式家族教育，也是其成员汉化较为迅速的原因之一。进入汉地后，生活环境改变，联姻、接触者多为汉人，在这一大背景下逐渐汉化，这也是相当多色目人家族共同的文化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