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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官僚家族，唐兀李氏在日常生活与政治活动中，往往要和身边各色各样的人打交道。通过宦游、联姻以及基于共同情趣爱好的诗文词曲唱和，从而形成本家族的社会网络圈子。社会网络不仅折射和在一定意义上影响该家族的从政生涯，而且还是维系、巩固与发展该家族社会与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且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其文化倾向的变迁。李氏家族缘起于宗王私属家臣，以军功而显耀，在元代军事征伐及地方政治领域发挥过重要作用。其社会网络主要集中于官僚和以江西地缘形成的社交网络。

(一)江西省内地缘交往网络

李恒是参与攻占江西的主要元军将领之一，他的后人中又有多人在江西为官。在此时日久、影响范围广。李世安还以龙兴为家，于此定居。该地是李氏家族的居地之一。江西吏民与李氏成员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多重联系，他们的交往以江西为背景或媒介展开。

出于仕宦活动的需要，李氏家族成员必然会结交援引大量江西乡人。这一方面可以缓和当地人，尤其是南宋旧臣与南人知识分子对包括李氏成员在内的蒙元统治者的对立情绪，另一方面又可以选拔利用其中德才兼备、熟悉乡情者充实进当地的官员队伍。总之，这是一条维护元政权在当地统治的必要而高明的措施。李氏成员身体力行，举荐、起用了不少南宋的降臣、进士和耆老，如曾颖瑞、熊朋来、赵必覃等人。

曾颖瑞(1225—1300年)，字履祥，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县)人，宋末赞画黄万石幕中，贾似道欲见之，不肯往。宋亡，遂闭户不出。由于他素有“硕徳重望，诸公贵人，竞欲推挽”，李恒镇戍江西时，打算借助其硕徳耆老的身份和影响力，以之知汀州事，可惜他不愿出仕，声言:“余老矣，无能为也。”⁽¹¹⁸⁾

赵必覃，字景渊，原居于天台，后因“父仕于吉，没官所，因家焉”⁽¹¹⁹⁾，遂为吉州(今江西吉安)人。宋末随孟之缙降元，被授以宣抚司参议，李恒率兵平南，又推荐他为郁林州同知。

熊朋来(1246—1323年)，字与可，号天慵，世为豫章(今江西南昌)望族。宋咸淳十年(1274年)进士，元初家居授徒。朝廷遣治书侍御史王构铨外选于江西，行省参政徐琰、李世安，郎中马昫、宪使卢克柔推荐他为闽海提学使者⁽¹²⁰⁾，后连任福州路、吉安路儒学教授。

易仲信，号雪崖，南城人，仕宋为武节大夫⁽¹²¹⁾。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李世安在江西“讨贼，君(易仲信)以客从”。从其“入则陪帅”⁽¹²²⁾看，易某应是充任世安的幕僚，两人私下间的交往应该不少。

李恒父子举荐起用上述诸人，应该是出于公事所需的交往，也未必都获得对方的积极响应，但这种积极举荐援引南宋旧臣、耆老的举动和姿态，显然有利于地方行政的顺利实施。

由于李氏成员在江西担任要官的身份，大量有志于仕进的江西士人也努力与之结交，求其举荐。李氏成员也时常对江西士人给予照顾和提拔。

如刘壎(1240—1319年)，字起潜，号水云村，南丰人。年五十五始署建昌路学正，七十岁迁延平路学教授。刘壎一生仕途不顺，但十分渴望入仕。他努力结交李氏成员，向李世安等赠诗写信，应该是寻求进入官场的门径。从他对李世安自称“素出门墙”⁽¹²³⁾看，两人似有师生关系，但李世安生于元宪宗癸丑岁(1253年)，小刘壎13岁，且刘壎在宋季元初即“以诗文鸣然”⁽¹²⁴⁾，两人间应该不存在真正的师承关系，可能的解释是刘壎在元的入仕或许经由李世安的某种提拔帮助，按照汉人官场的习惯，刘壎才自称是李世安的门生。两人间的交往主要是刘壎向李世安赠诗投书，请求举荐或帮助及利用自身文学才华为其写碑立传。

《水云村稿》中保存了他在李世安任湖广左丞时写给对方的两封书信，其中之一明显带有请求荐拔的意图，在信中，刘壎极尽赞辞，称李世安“德望勋名，朝家倚重，宣威布政，驱驰靡宁，继今以往，必判中书，不然其由鄂而还洪乎，西江士民引领望之”，接着又叙述了自己“累年困顿，不能奋飞”的窘境，渴望提拔之情溢于言表，进而直言“幸今相公造化在手，傥念门墙桃李之旧，宛转钧播，拔之泥途，不负大恩，有如皦日”，并表示“江鄂相近，甚欲一诣省下参拜，少叙渴心。虽行止非人所能，然此念未尝一日忘也”⁽¹²⁵⁾。一派仰拜乞求之意。这是直接为自己获得入仕机遇而进行的请求。

刘壎的另一封书信则针对南丰地区“连岁不熟，蓄积俱空”，百姓嗷嗷待哺的景况，请求任职湖广的李世安念及江西曾为其“亲临整治之地”，敦促江西官员及早开仓赈济，使百姓“免致沟壑流离之苦”⁽¹²⁶⁾。这是为百姓饥荒渴望获得赈济而提出的请求。从现有史料我们无从得知李世安对这两封信的回应，但江西百姓有难，请刘壎出面代笔诉于李世安，足见刘、李之间有一定的旧日交谊。

另外，刘壎还为李世安江西平叛的事迹专门作了《参政陇西公平宼碑》，详述其平寇经过，不仅盛赞其本人“威惠翕孚，谋断兼足，国手雍容”，还给予其家族“名父名子，丰峰峻极”⁽¹²⁷⁾的高度评价。

再如阮霖及阎宏。

阮霖字民望，号石峰居士，庐陵人。曾任郡曹及县都曹，在任时“宽海艘之役，罢坑治之害”。此人曾受知于李恒、李世安父子两代⁽¹²⁸⁾，彼此间应存在荐举与被荐举的关系。

阎宏，字子济，洧川人，曾任广州路治中。大德十年(1306年)五月，卒于豫章寓舍，家贫无以殡葬。当时李世安罢湖广左丞，赋闲豫章，即“买棺蒿藏郭东门外”⁽¹²⁹⁾，安葬了阎宏。这显然是本着同僚之谊、地缘之情对其的关照。

皮溍，字昭徳，临江路清江县(今江西清江)人，其父皮一荐为宋贡士，元初为南雄路总管⁽¹³⁰⁾。皮溍“承父泽出仕”⁽¹³¹⁾，为邵阳县丞，延祐五年(1318年)授岳州路平江州判官。皮溍为虞集之妹婿⁽¹³²⁾，又深受吴澄喜爱⁽¹³³⁾。其诗学黄山谷，书法学李北海，他与李屺属“好尚之同者”⁽¹³⁴⁾，李屺有书法作品赠之，两人诗书同道，互有交往。

在江西籍的乡人中，最知名者当属吴澄。吴澄(1249—1333年)，字幼清，晚字伯清，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宋咸淳六年(1270年)乡试中选，次年省试不利，还构草屋，讲学著书其中，人称草庐先生。吴澄一生虽多次被元廷征起短暂为官，但他以“退而私居，博考载籍，力学圣贤”为理想，常年家居抚州授徒，致力于传播理学。有元一代，以理学后先倡和，被元人视为“天降真儒”者，“北有许衡，南有吴澄”⁽¹³⁵⁾。李氏家族成员中，与吴澄互有交往的有李世安和李屺。世安常年任职江西行省高官，子李屺虽任职大都，因父居家江西，自然与此地有一定的乡缘关系。李屺与吴澄曾经先后在泰定帝御前侍讲⁽¹³⁶⁾，两人在一定意义上可算同僚。李屺“传儒术，精国语，又工晋人法书”⁽¹³⁷⁾。则无论是作为同乡、同僚、还是情趣爱好相近的同好，彼此间都存在一定的交往基础。李氏父子以江西为机缘，与家居此地的当世大儒吴澄互相结纳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吴澄本人也以李氏“旧知”自况:“澄江西人也，知公父子之丰功盛德详矣。”⁽¹³⁸⁾在世安父子间，吴澄又与李屺相交尤厚。李屺受儒家教育，擅长书法，曾任职翰林院，虽是色目人官僚，但汉文化功底应该比较深厚，这自然会引起吴澄的好感与共鸣，两人在思想情趣上应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吴澄曾为李屺书法作品作跋，对其作为色目人官僚子弟“世胄之良”⁽¹³⁹⁾，还能一心向学，取得较为突出的汉学成就大表赞赏。因为交情深厚，老病居于乡里，“坐卧之时多行立之时”的吴澄，仍对在大都为官的李屺“遥睇旧知于数百里外，欲一见而无由。恭惟西雨南云，晨夕佳趋，何时得分半席乎”。在官场或文人间书信往来，虽难免客套之辞，但一向鄙视利禄、不附权贵的吴澄对一个色目人官僚如此主动示好，足见两人的交谊。也许正因为此，吴澄才会给李屺投书，推荐乡人，希望自己能“言为之介，蒙与其进”，并“间冀保爱，以迓殊渥”⁽¹⁴⁰⁾。

李世安父子对吴澄也极为看重。李氏请吴澄为祖上李恒作家传后序，吴澄以李世安、李屺两代皆“澄所识也”，又“于公(李恒)之盛德身所亲见者”⁽¹⁴¹⁾的乡人身份，欣然命笔，尽情阐发了李恒不嗜杀人，深受江西父老钦敬爱戴的景况。世安故后，李屺经办丧葬事宜，“将祔公于考妣之兆”，因缺少墓志，遂写书信请江西旧识吴澄为其父作墓志铭，吴澄也以江西乡人，又“知公父子之丰功盛德详矣”之故，不“以老病辞”，屡次表达了“西江之民，沦浃公恩，逮公之丧，耳不忍闻”⁽¹⁴²⁾之情。李氏两代请吴澄写序作铭，除了吴澄本身硕儒之名气外，彼此间的同乡、同好旧谊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李氏与江西乡人的交往，既可以借助其对当地的熟悉，方便从政治理，又可借助重视乡土观念、同乡情谊的汉族传统，使彼此在政治上、文化上互相借重、互相发展。同时亦一定程度地折射出该家族定居江西后较强的儒化、汉化倾向。

作为色目人官僚家族，李氏的交往圈子中数量最大、来往最密的还是同僚。可谓“门生故吏位省台、官郡县不可胜数”⁽¹⁴³⁾，即使是江西地缘圈及同好中绝大多数都同时具备官僚的身份背景。

李氏家族有能征善战，长于统军的家族传统。其来往密切的同僚圈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各级军事将领。这些人可分为以下两类。

(1)统军将帅。李氏成员因参与平宋及地方平叛，与肩负同样使命的军事官僚有或多或少的接触，其中不少人都是元廷赫赫有名的军事统帅，如伯颜、阿里海牙、宋都

、张茂实、吕师夔、张弘范、刘国杰等。

伯颜(1236—1294年)，蒙古八邻氏。至元二年(1265年)拜中书左丞相，十一年(1274年)统大军伐宋。当时李恒从行，至阳罗堡之战时，李恒先陷阵，“额中流矢，伯颜止之，恒战益力”⁽¹⁴⁴⁾，以功升迁，后又从伯颜东下。

阿里海牙，畏吾儿人，与李恒同为色目人官僚。累迁行省参政，从攻襄阳，进右丞，镇鄂州，抚定湖南、广西、海南等地。至元十二年(1275年)，李恒随从阿里海牙至洞庭、下岳州、沙市等地。阿里海牙留李恒镇守江陵。阿里海牙“善推劳人”⁽¹⁴⁵⁾，其部下登宰相、平章等官职者数十人。李恒曾在阿里海牙麾下作战，其升迁或许得到了阿里海牙的“推劳”。

宋都

，又作逊都台、宋都歹、宋都台、宋都带，蒙古许兀慎氏，塔察儿子，至元七年(1270年)袭万户，从平宋，未及论功而卒。至元十二年(1275年)七月，元世祖敕命蒙古万户宋都

，汉军万户武秀、张荣实、李恒，兵部尚书吕师夔“行都元帅府，取江西”⁽¹⁴⁶⁾。宋都

与李恒等长驱南下，“尽平江西十一城，又徇岭南、广东”⁽¹⁴⁷⁾。同为经略江西的元军主要将领，在江西平定后，又是江西地区最早的军政官僚。李恒与宋都

间当有许多密切接触的机会和条件。

张荣实(1218—1278年)，霸州保定人。中统元年授保定水军万户，从平宋。参与进攻襄樊、鄂、汉、沙洋、新城、江陵、隆兴等地。至元十三年(1276年)，授同知江西道宣慰使司事、福建道宣慰使。十四年，改江东宣慰使、江西行省参知政事⁽¹⁴⁸⁾。从其参战经历看，与李恒极为接近，两人无论在湖广、江西、广东等地，基本上是同为万户，并肩协同作战的。江西建行省后，两人也同是较早的省官。江西行省的常驻军队中主要为益都淄莱新军万户和保定水军万户⁽¹⁴⁹⁾，而这两支部队就是李恒与张荣实家族世袭掌握。则不独两人间因任职和从政经历会有经常性的接触往来，在统军镇戍江西过程中，两个家族也应该有世代接触与交往的机会。

吕师夔(1230—1301年)字虞卿，号道山，安丰人，吕文焕侄。宋咸淳十年(1274年)以兵部尚书提举江州兴国军，次年降元，从平宋有功，亦属征讨江西的元军将领之一。后以中书左丞行省事于赣州，也是参与江西行省组建的军将之一。在军政活动中当与李恒有所接触。

张弘范(1238—1280年)，字仲畴，易州定兴人，张柔第九子。至元元年授顺天路总管，改大名路。后从攻襄樊，又从伯颜伐宋，积功升亳州万户，赐名拔都。十五年(1278年)，世祖授其为蒙古汉军都元帅，平定闽广，将行时，他荐李恒“为己贰，从之”⁽¹⁵⁰⁾。张弘范主动荐举李恒为副贰，可见对李恒有较深的了解与信任。李恒与张弘范都是崖山之战的主要将领，两人在崖山之战中南北夹击、水陆配合，十分默契、十分成功。其间两人的交谊和互相信任肯定作用较大。

刘国杰，字国宝，本为女真人，姓乌古伦，后入中州，改姓刘氏。从平宋，赐号霸都，时呼为刘二霸都⁽¹⁵¹⁾。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拜湖广左丞，此后多次率军于湖广、江西、广东等地“弭盗”，大德五年(1301年)，他率军汇合四川、云南、思播兵以讨伐罗氏鬼国及乌撒、乌蒙、东川、芒部，李世安时任职湖广行省，为其征战转输馈饷。

(2)以益都淄莱万户为中介的部属。元人柳贯评价李恒“善阵而能克成厥勋”，并认为这绝非“出于单智独断哉，必有为之辅翼左右者矣”。唐兀李氏以军功见长，且世袭统领益都淄莱新军万户，因此其军事将官交往圈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其部属。这些人随同平宋、任职多与李氏世袭统领的益都淄莱万户有密切关系。平宋后这些部属“名在赏典者，无虑数十人”⁽¹⁵²⁾。由于元代军职多世袭的缘故，这些部属与李氏常为世代相交。其中交谊较深的要属唐兀虎氏家族。

虎氏先人穆苏和勒为李恒祖父兀纳城帅手下的钤部官，与之同守城，当是同僚。城陷时，穆苏和勒因“首出降，独全”，又因为“气貌异伦，精艺骑射，能谕说他国言为华言”，被合撒儿系宗王任命为淄莱路军民总管。恰好与李恒父李惟忠同隶属合撒儿系宗王，也可算是同僚。穆苏和勒有二子，长名虎益(1237—1299年)，年未及冠，即参与万户府谋议。后从李恒伐宋，李恒“徇地江西”，他亦在行中，“下江西州七，闽中州三，广东州十四”。可见，他一直是益都淄莱万户下军将，因军功突出，曾受命监守江西行省龙兴路、抚州路及袁州路等地。从西夏兀纳城、到随从合撒儿系宗王进入汉地任职淄莱、参与征宋及在江西等地任官，唐兀虎氏家族与李氏家族数代皆为同僚或李氏下属。两个家族还互为姻亲，虎益长女嫁李世安子利用监某。作为同族、同僚、姻亲，两个家族世代交往，不仅官场往来频繁，私下交谊也非浅。虎益死后，其弟虎仪经办丧事，向世交李世安请求:“乃曾考帅乌讷城，我先人其钤部官。兄从戎淮汉江闽，又惟乃考先正武愍是从。今以男女故托姻里，闻公有所善翰学，尝诗武愍丽牲碑者，幸为吾丐铭。”虎仪一番话，尽述了两个家族的世代渊源。如此交情，请其介绍文人为兄写碑，李世安当然不能推辞，他“走书见恳”⁽¹⁵³⁾于同僚姚燧，信中不厌其烦的介绍了这位世交虎仪的善言善行，请求为虎益写碑。

刘用，世家辽东，其父刘福为宗王移相哥的管驱户官，始居淄川。刘用袭父职，为千户，随从李恒征宋，在李恒麾下，“号为材勇……每攻城略地，常先登陷阵”，参与攻占襄樊、广州、崖山等战役，积功加武徳将军、佩金符，镇守龙兴。其子刘世恩善射，“常挟弓矢以从”李恒。崖山之战，李恒出奇计，作射棚，选善射者七八人命之射敌，刘世恩即在其中。刘用死后，袭爵的孙子刘源护丧北归淄川。作为李氏的世交故旧，李世安子李屺“为之请辞”⁽¹⁵⁴⁾，请求文士柳贯撰写碑文。与虎氏近似，刘用家族也是与李氏家族同为合撒儿系宗王属官，后随同平宋、镇守江西，其军职应是隶属益都淄莱万户无疑。该家族与唐兀李氏亦存在世代交谊。

孙奭，宁海州牟平县人，武略将军、管军中千户，随从李恒攻宋。子孙玉，也随从“收捕岭海诸有功”，是李恒所用“偏禆”大将中“有能名”者之一。死后，其子孙赟袭千户职，驻军洪州⁽¹⁵⁵⁾(今江西南昌)。孙奭家族三世皆为唐兀李氏的部属。

王守信，父王英为张荣实所统保定水军万户百夫长。守信袭职为千户，随同征宋。如李世安所云:“是公以镇抚事先武愍公于帅府，先公至地，亦至焉。”⁽¹⁵⁶⁾看来，他也是李恒的部属，随同征战多年。后授同知广东道宣慰司事。至元末年，他参与梅、循一带捕盗。虽未明其与在江西多次捕盗的李世安是否协同作战，但因曾为李恒部下，世安对其应该比较熟悉。王守信死后，子王弼向姚燧请铭，世安又从旁襄助，概述其事迹，劝说姚燧。

2．行政文化类官员

除去大量军事官僚，李氏的同僚交游圈中也有不少非军事的行政、文化类官员，其中有部分还是元代著名的文人学士。

崔彧，字文卿，小字拜帖木儿，弘州人。因为“负才气，刚直敢言”⁽¹⁵⁷⁾，甚得世祖器重。至元十九年(1282年)，除集贤侍读学士。二十三年(1286年)，加集贤大学士、同佥枢密院事。又为甘肃行省右丞、中书右丞。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迁为御史中丞，大德二年(1298年)，任平章政事。崔彧久居御史台，守正不阿，虽常遭人疾恨，仍直言敢谏，为元朝名臣。崔彧与唐兀李氏互为姻亲，李恒子李世雄娶崔彧之女为妻⁽¹⁵⁸⁾。故现存史料虽无两家交往的记载，但作为姻亲，无论在政治活动中互相借重援引，还是在日常生活中礼尚往来都是不可避免的。

陈益稷，安南国王陈日晅之弟。中统三年(1262年)，元世祖封光昺为安南国王。至元十四年(1277年)，光昺卒。国人立其世子日晅，元廷征之入朝，不肯来。晓谕日晅使助军粮，又不从。遂移兵伐之，日晅拒战败走，其弟陈益稷率妻子官吏降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廷封其为安南国王。陈益稷随从元军还师鄂州。由于久留于元，被遥授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天历二年(1329年)卒。虽是“羁旅降王”，陈益稷汉文功底颇佳，“犹能以歌咏与中朝文士相颉颃”⁽¹⁵⁹⁾。《元诗选》中收录其诗13首，其间反映了他与元朝的名臣大僚如不怜吉歹、元明善、李世安等人的交游唱和。因其在元朝被遥授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又累进荣衔，可以看作是李氏交往圈中一个特殊的同僚。李世安曾为湖广左丞，或许就在此时与陈益稷结识，陈有《送李龙川平章赴阙》诗一首:

李世安至大初年曾受召赴阙，估计该诗即为此事所作。诗作署名交趾王，应是陈益稷曾被元廷册封为安南国王之故。诗中颇含惜别感伤之情，虽不免感怀自身身世的无奈，也满含好友才将“半识”，就要分离的怅惘。

张伯淳(1243—1303年)，字师道，杭州崇德人。宋进士，历官太学录。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起为杭州路儒学教授，历浙东福建两宪司知事、翰林直学士。元贞元年(1295年)任庆元路总管府治中。大德四年(1300年)起为翰林侍讲学士⁽¹⁶¹⁾。

张伯淳与李氏家族两代多人皆有交谊，与李世安尤其交好。他自称与“龙川公缔交久”⁽¹⁶²⁾。两人不仅早“有都门过从之雅”，世安还曾在张伯淳家乡江浙行省任职参知政事，这又为他们增加了一条彼此联系的纽带。李世安以蒸尝祭祖计，购置墓田，并一再对伯淳言:“世安幸甚，一门被遇圣朝，何修克称实，维前人功徳所及，今娱奉重闱，祖母太夫人年过八袠，康强如壮年，毎家庆檀栾，历历道往事，必以世济先美，为诸孤勉，尤切切。然以房杜子孙为深鉴，凡为蒸尝不朽计，亦太夫人意也。其为我纪其事。”请求好友为其作墓田之记。张伯淳欣赏其孝行，并赞颂李氏“父励其子，兄勉其弟，亦惟上而报国，次而致身，而无忝乃祖”⁽¹⁶³⁾，精心为其撰写墓田记。

因为与李世安的交情，使张伯淳对其家人也多有了解，他与世安弟世雄未曾谋面，就已经“稔君性行”。大德五年(1301年)，伯淳到京任职⁽¹⁶⁴⁾，与此时同在京师的世雄结识，在张伯淳看来，李世雄“温其如玉人也，经年间时一晤语，使人意消顷”。世雄扈从上都，得疾而亡，世安子李屺为其经办丧事。李屺时任翰林待制，与张伯淳同署为官，又兼有上代的交谊，“叙畴昔雅，故请铭”⁽¹⁶⁵⁾。张伯淳因与世安兄弟父子皆有同僚之情，遂应李屺之请求，为世雄作墓志铭。

张以宁，字志道，古田(今福建古田)人。泰定年间，以春秋举进士，由黄岩判官升为六合县尹，后以事免官，滞留江淮近十年。顺帝时，他被征召为国子助教，累迁至翰林侍读学士、知制诰。张以宁“有俊才、博学强记，擅名于时”⁽¹⁶⁶⁾，人称“小张学士”。当时在朝为官的博学宿儒如虞集、欧阳玄、揭傒斯、黄溍之流，纷纷与他相交往来。张以宁死于明洪武三年(1370年)，有《翠屏集》传世。其中《存存斋记》⁽¹⁶⁷⁾一篇，笔者认为是为李世安所作。理由如下:(1)张以宁主要的仕宦生涯在元中后期和明初，该篇文章是为“滕郡李公”书斋所作记文。明代有滕国公之封授，但并无早于洪武三年者;而元代受封滕国公，其母妻可称为“滕国夫人”者只有李恒家族成员。李氏史料中滕国、滕郡时见混称，都指滕国公之封。则该文应是为李恒家族成员所作。(2)记中称，这位给书斋命名的李公“扬省台，参大政位，独坐，声华煜然”，李氏成员中符合这一条件者只有李恒和其子李世安。(3)记中又称李公“仕优务学，滋勤不怠”，能读《易经》，并有所感悟，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存存”，这显然不会是“饮食祭祀并遵国俗”的李恒所能为的，而李世安“务学友士，诵习经史”，对多数儒者都“鲜读，纵读亦鲜达礼意”⁽¹⁶⁸⁾的《仪礼》一书也能精心研读、躬行实践。他研读《易经》，也就不足为奇了。(4)记中所称“以滕国太夫人之薨去位居庐，累诏固辞，廷议卒不能以夺，方将计日持终制，而以丞弼起公”，也与李世安墓志中所记其为母丁忧守制，后返归江西，朝廷使者“来征造朝”时他已卒等事实基本吻合。且世安与张以宁在官场上的活动时间也相符合。可以断定，两人互有交往。世安热心儒术，给自己的斋室命名，请张以宁作记，张氏赞赏世安能“扶伦纪、敦风俗，有禆于斯世斯文实甚大”，认为他是“儒者之所存君子”⁽¹⁶⁹⁾。

许有壬(1287—1364年)，字可用，汤阴人。延祐二年(1315年)进士。初授辽州同知，累迁南台御史、中书参政、中书左丞、翰林承旨、御史中丞等职，仕至集贤大学士。他“历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国家大事，无不尽言……明辨力诤，不知有死生利害”⁽¹⁷⁰⁾，且善笔札，工辞章，有《至正集》、《圭塘小稿》等作品传世。

许有壬有《玉烛新·题李伯瞻一香图次韵》⁽¹⁷¹⁾。李屺字伯瞻，许有壬之诗，惟妙惟肖地再现了李屺画作的细节。可见作为同僚，两人不仅官场往来，私下还因情趣爱好的一致，或有诗文酬赠、画作鉴赏品评等艺术追求方面的交往。这是李氏交往方式的拓展，主要是基于李屺本人汉文学艺术修养的造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氏家族文化倾向及交往方式的变化。

李氏的交往圈子中还应包括一定的文人儒士。前述同乡、同僚交往圈子中已有不少人本身就是文人学士，这里主要指没有任官记录者。李恒“饮食祭祀并遵国俗”，同好者想必以蒙古人和军旅之士为主。其子世安则“务学友士，诵习经史”，且“平生澹无所好，惟延名师训诲子孙”，其所交往圈子中各族儒者、文士当不在少数。故其家世代同居，才会有“文人巨公作诗颂咏”，这些“文人巨公”中自然会包括同僚及乡人，但也不排除会有一些布衣文人儒士存在。至其子李屺“传儒术，精国语，又工晋人法书”⁽¹⁷²⁾，还能度曲作画，应该具有较高汉文学艺术造诣水平，其所相知相交，同道者自不会少，其间也有未入仕者存在，只是史料所限，难于一一查考罢了。

此外，唐兀李氏的起家与军政活动中，曾依附从属于合撒儿系宗王，彼此关系密切，这为该家族进入汉地和入仕为官提供了初步阶梯。而后由于军政生涯的需要，李恒还曾随属于忽必烈子镇南王脱欢征讨交趾。唐兀李氏与这些蒙古宗王间的交往自然刻有主奴从属关系的印记，不可能彼此平等，但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关系也使该家族倍受信任，为其入仕从政提供了某种捷径，由此使这些宗王成为李氏家族社会网络中较为特殊的一环。

综上，李氏交往网络的重心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依据亲疏远近程度看，在降蒙到移居淄川地区这一阶段，主要是合撒儿系宗王及其手下其他私属家臣。平宋时期主要是益都淄莱万户部属——元军相关军事将帅。在江西地区为益都淄莱万户部属——省内同僚——各类军政官僚——文人儒士。在其他地区任官或居住时也大体遵循以官僚为主要交往圈子，次以依据家庭成员个人爱好选择某些文人儒士为相交对象。而这些都是与该家族的色目人小勋贵家族的身份背景相一致的。

自代次考察，李恒相交最多者是宗王及其家臣、军事将帅等。其子李世安兄弟则以军政官僚、文人儒士等为主要社会网络。世安后人李屺一代的社交对象除官僚外，还包含了文人名士和诗文词曲上的同好。从中可见随着代次的推移，该家族逐渐由武入文，对汉文化的接受日趋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