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李氏家族成员的政治、军事生涯

唐兀李氏始任淄川达鲁花赤，以告发李璮叛乱起家，受到忽必烈的信任，得世代承袭益都淄莱万户，并在元廷平定南宋及随后对江南(尤其是江西地区)的抚定中功勋卓著，从而确立了该家族在元代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自第三代起，该家族在保持军事征讨的仕宦特色同时，开始涉足文职领域，拓展了该家族的从政范围。

(一)仕进情况

关于该家族的仕进状况，以下列表予以说明。

表4—2　唐兀李氏仕进资料表

续表

表4—3　李氏任官人数表

①(元)姚燧:《牧庵集》卷14《徽州路总管府达噜噶齐兼管内劝农事虎公神道碑》其中世安子利用监某，不能确定是五个儿子中谁，姑且另列。

表4—4　李氏入仕途径表

②(元)吴澄:《吴文正集》卷14《滕国李武愍公家传后序》记李恒官职肇端于淄莱路安抚司郎中，由于李氏是合撒儿后王的世代私属家臣，其很可能由宗王荐举入仕或承荫，李世安也应该是父亲举荐或承荫。

表4—5　李氏仕进品级统计表

表4—6　李氏主要任职领域表

①李嵘曾任江西行省理问，《元史》卷91《百官志七》“各省属官”下有理问所，设理问二员，但未写明其施政领域，李治安先生认为其主要职责是“辖区内的司法刑狱”，见《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37页。

表4—7　李氏任职地域表⁽³⁰⁾

②湖广行省，前身是至元十一年(1274年)阿里海牙所立荆湖等路行中书省，其间迭经迁改，于至元十四年广西州郡归附后，开始改称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参见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239页。《中书左丞李公家庙碑》称李恒“移省荆湖”，当即任职湖广行省。

③李恒曾任淄莱路安抚司郎中，他与其后人还世袭益都淄莱路万户，但这支军队主要为江西行省所辖，应该长期屯戍于江西境内。参见李治安:《行省制度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287～288页。另，笔者认为李恒并未在中统三年参决燕京行尚书省事，分析见后。

综合唐兀李氏家族的仕进统计诸表，可知李氏家族成员中知名者共14人，除李峙早卒、李繁不就职外，其余人均有任官记载。则共12人，占85.7%。

从7个入仕途径可知的家族成员来看，其中4人为袭职入仕，占57.1%，这主要是由该家族世代承袭益都淄莱两路万户军职造成的。

从仕进品级看来，李氏家族成员有任官经历的12人中，有10人仕至高品级官僚，占83．4%。这也与世袭万户军职有关。表明该家族整体上算是元代的色目人高级官僚家族之一。

在任职领域可考的12人中，有11人担任过行政、军事类职务，占91.7%。这其中又以统率军队的军职更为突出，共有8人，占67.7%。而前三代的5人全部担任过军事方面的职务，其中包括元军平宋的重要将领李恒。这表明该家族仕宦主要集中于军事行政方面，尤其是军事领域。这与该家族世袭益都淄莱万户及其在平定南宋及捕盗平叛、略地海外中的军事贡献是相吻合的。

在该家族有任官经历的12人中，可确知曾任职地方各领域的就达10人，占83.3%。而曾在江西地区任职者8人，占李氏任官比例的67.7%，占该家族任官地方的80%，这表明该家族主要活动于元代地方军事政治领域，尤其集中于江西地区。

(二)仕宦活动与军事政治贡献

李氏第一代李惟忠自幼聪慧，养于成吉思汗弟宗王合撒儿，成人后，随从嗣王移相哥经略中原。因淄川为合撒儿后王的中原食邑，故为佩金符，监临该地。此时该家族只是蒙元宗王的一个私属家臣。虽然按照蒙古“先朝故事”该家族也有成员“入参决尚书事”⁽³¹⁾。但这恰恰反映了其合撒儿系私属的身份。

中统三年(1262年)，李璮反涟、海三城，李惟忠携子李恒“弃家入告变”，激怒了李璮，李恒全家都被其系于狱中⁽³²⁾。直至忽必烈迅速平定叛乱，李璮被诛，李恒全家才被放出来。世祖嘉其功，授为淄莱路奥鲁总管，佩金符，并偿其所失家资。李璮之乱是忽必烈即位之初发生的一次汉人世侯地方军阀叛乱，虽然不到五个月即被平定，但对元初的政治影响甚大。李璮专制山东、挟宋邀蒙，很早就是蒙古统治者的一块心病，忽必烈对其早有警觉和戒心，但对其具体反叛时间不可能十分清楚。李璮之乱爆发时，忽必烈倾全力对付北方的阿里不哥，内地军事防范比较空虚，李恒父子及时弃家告变，显然会给忽必烈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追查叛谋中，元廷发现一大批曾深受忽必烈信任重用的汉人官僚或与李璮勾结附叛，或与他保持书信交通。本着迅速安定人心、平稳事态的原则，忽必烈对“知情胁从诖误”⁽³³⁾者都曲法优容，不加追究，但在内心深处对汉人世侯必然充满疑虑⁽³⁴⁾。与之相反，在关键时刻告发李璮，及时示警的唐兀李氏便脱颖而出，愈加受到重视。李恒不仅在叛乱平定后迅速担任淄莱路奥鲁总管，还在至元七年(1270年)被授予益都淄莱新军万户，参与伐宋。李恒得授益都淄莱两路新军万户，一方面是由于他在危急时刻向忽必烈示警、投附效忠，充分展示了西夏人“刚直守义”的一面，另一方面也由于李璮之乱后，忽必烈因势利导，迫使世侯军阀交出由家族世袭的地方军民权力，而急需自己信任的将领统军征伐，李恒恰好满足了这一需要。从李恒益都淄莱两路新军万户军职看，益都本是李璮的核心势力所在。足见元世祖忽必烈对李恒及唐兀李氏家族之信任和重用。以告发李璮为契机，该家族得掌万户军队，开始耀升于元代的政治军事舞台。通元一代，该家族成员计有李恒、其子李世安、世雄、第四代的李屿、第五代的李保、李顺曾担任该职，显然，该家族一直世袭益都淄莱新军万户，控制着这支军队。

唐兀李氏确实没有辜负蒙元统治者的信赖，在随后的平定南宋战役及江南地区治理中贡献良多。

至元七年(1270年)，李恒以益都淄莱两路新军万户参与平宋战争，到至元十六年(1279年)彻底灭宋，整整打了十年硬仗。其间，他参与襄阳之战、攻占鄂州、汉阳、岳州、沙市，先后“下江西州七，闽中州三，广东州十四”⁽³⁵⁾，并在最后的崖山之战中，与张弘范互相配合、南北夹击，将十几万南宋军队尽歼于南海之上，彻底击垮了南宋的军事力量，成为当时声望甚高的军事统帅，“其平生小大百战，下城邑百有五，为户三百万”⁽³⁶⁾。李恒在平宋战役中的详细经历与卓越贡献，已有学者论及⁽³⁷⁾。但该家族对元代江南地区，尤其是江西行省地区的征服与治理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尚无人系统涉及，故有必要进行探讨。

1．挥戈转战、参与平宋

李恒“结发从戎，熟历行阵，技精气锐，所向莫御”⁽³⁸⁾，从至元七年(1270年)，以益都淄莱两路新军万户参与平宋战争，到至元十六年彻底灭宋，整整打了十年硬仗。襄樊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襄樊之战是宋蒙交战以来持续最久的一场战役，李恒参与围攻襄樊，率领军队“筑堡万山扼城西”⁽³⁹⁾断绝宋军陆路;又设伏击败在汉水上乘渔舟窥伺军形的吕文焕所部，封锁了水路。“筑围绝援，以孤敌势”，为总攻襄樊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至元十年(1273年)春，李恒率领精兵渡汉水，自南面先登，攻破樊城。襄樊之战是宋蒙间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大战，堪称双方战争的转折点⁽⁴⁰⁾。战后，宋度宗下诏“襄阳六年之守，一旦而失，军民离散，痛切朕心”⁽⁴¹⁾。而元世祖则因吕文焕以襄阳降元，更坚定了灭亡南宋的决心，“赫然有扫清六合、混一车书之意”⁽⁴²⁾。李恒也因为在战中的功绩，被赐以宝刀，迁明威将军，佩金虎符。

至元十二年(1275年)，世祖令万户宋都(逊都台)开府江州，与李恒等“长驱”南下，“徇地江西”⁽⁴³⁾。在围攻隆兴时，宋转运使刘盘请降，李恒凭借丰富的作战经验，察觉其中有诈，当刘盘以锐兵劲卒抵达时，被早已“密为之备”⁽⁴⁴⁾的李恒击败。于是李恒等将领抚战结合，抚瑞、建昌、临、袁、吉、赣、南安诸城，又南踰岭、海，势达长江东西，际接闽、湘，收郡县一百五十，得户三百万，未三月已上其功，战功赫赫使当时民众“望公如电雷薄发，风雨交至，名能动物，而物无后孚”⁽⁴⁵⁾。李恒子世安亦在军中，他辅佐翊赞父亲，使诸郡邑相继降附，“江西之民按堵如故”⁽⁴⁶⁾。次年宋相文天祥利用地方势力，袭击建昌汀赣之地，“以荡摇江西”⁽⁴⁷⁾，闽广及江西郡县豪杰争起兵应之。李恒“出定反地”⁽⁴⁸⁾，其间他指挥有方，颇有谋略。

崖山之战是宋元间最后的决战。至元十五年(1278年)，李恒被任命为蒙古汉军都元帅，经略广东。十六年(1279年)初，李恒兵至崖山，与在崖山南面海上与宋军对峙的张弘范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李恒派人切断了宋军的汲水之路，并根据水战的特点，向张弘范建言:“我军虽围贼，贼船正当海港，日逐潮水上下，宜急攻之，不然彼薪水既绝，自知力屈，恐乘风潮之势遁去，徒费军力不能成功也。”⁽⁴⁹⁾这一建议有助于元军及时把握战机，占据主动。于是“二帅舟师合攻，大战自朝至于日中”⁽⁵⁰⁾，将十几万南宋军队尽歼于南海之上，彻底击垮了南宋的军事力量。崖山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海战，战斗甚为激烈，它的结束标志了南宋流亡政府的最后崩溃，也标志了历时三百余年的宋王朝终于被元王朝灭亡。李恒不仅参与了作战，并且是元军重要主将之一。姚燧称赞他“崖山翦克，血其鲸鲵，南海无波，廐马笥衣，其赉如何，帝曰汝烈”⁽⁵¹⁾。这次战役不仅是李恒参与平宋的最后一次硬仗，也是他“生平战功此其最大者”⁽⁵²⁾的一战。

李恒不仅智勇兼具，善于作战，还很注意遵循世祖所倡导的“曹彬不杀”之义，使用策略，抚战结合，在战中收服人心，为己所用。李恒的军队兵临吉州(庐陵)时，当地民众得知“所过不杀不扰，叹曰:此仁义之兵。开门迎师。”⁽⁵³⁾元军“按甲入城，城中老弱不知，革命于反掌间，其所活庐陵之人不知其几”⁽⁵⁴⁾。这虽出自元人为李恒家族所作家传和庙碑，难免夸大溢美之词，不过李恒从加速战争进程、安抚地方的考虑出发不嗜杀人，怀柔其民的举措也大抵真实。隆兴攻克后，守帅觊觎当地富豪的家财，就罗致罪名，诬陷杀人。李恒查明其冤，将没有被诛杀者一律释放出狱⁽⁵⁵⁾。文天祥举兵抗元时，建昌留戍将校搜购他与建昌故官大家的往来书信，罗致罪名，以遂其私利，事涉数百家，李恒认为“是所得书往返千里外，有达有不达，亦安知非奸人芽蘖于其间，今不核实而概论之，挈数百家民命徇其邪谋，何以安反侧之心”。从平定南宋王朝残余势力的大局出发，他“取书焚之”，且谕以顺逆祸福，“于俄顷消祸于片言，遂能易亡而存，转危而安”，安定了建昌大族的惶恐反侧之心，使这些人感激涕零，纷纷表示:“天赐公活我，诚愿洗心自新。”数十年后，这些人的子孙还感叹“吾父吾祖，李公之所全活，吾虽易姓以从公，饮食以祝公，亦若歉焉”⁽⁵⁶⁾。赣州被文天祥包围，形势紧急时，有人建议说文天祥家的坟墓在吉州，若遣兵发掘，则可解围。李恒曰:“王师讨不服耳，岂有发人坟墓之理!”⁽⁵⁷⁾对此，柳贯评价李恒为“所谓智勇与仁，微公孰宜兼之哉”⁽⁵⁸⁾。

综上，在十年平宋征战中，李氏成员战功卓著，李恒作为“佐命混一功臣”⁽⁵⁹⁾，“其平生小大百战，下城邑百有五，为户三百万”⁽⁶⁰⁾。充分显示了自身的武勇、谋略和军事指挥才能，并且善于收服人心，把握战机，成为当时声望甚高的军事统帅，其子李世安从旁襄助，剿抚兼用，加快了获胜的步伐。

2．略地海外

在征伐安南以前，忽必烈曾派兵征讨安南之南的占城，江西行省李恒奉旨供给粮饷、器械及修造海船，他于海南造舟舰，由于久留瘴乡，得疾而还⁽⁶¹⁾。

安南，古名交趾。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李恒从皇子镇南王脱欢征交趾，这是元军第一次出征交趾。他们行至其国无梁河，结筏渡海，夺取天长府。交趾王空其国逃于海上，李恒封其宫庭府库，率军追袭，在海战中击败敌手，夺得战船数百艘。他审时度势，认为天长府临江，涨水时会“冒没营垒，非便”，建议在天长府修筑坚城，“储谷待贼”，“留师困之”⁽⁶²⁾，当时交趾王廷残余势力浮海漂泊，已经岌岌可危，如果元军如李恒所言，继续坚守，交趾残余势力很可能会被一举歼灭。但这一谋略未被镇南王脱欢采纳。夏季来临时，果然“霖潦暴涨，浸濯营地”⁽⁶³⁾，元军中疾疫盛行，不得不班师回退，李恒争之不得。交趾军队尾随撤退元军追击，李恒奉命殿后，且战且行，被追兵毒矢贯膝，仍然“转战愈力，拥扈皇子脱于险”⁽⁶⁴⁾，行至思明州时毒发身亡。

至元三十年(1293年)，晚年的忽必烈依然企图发动第三次征交趾的军事行动，为了备战，李恒之子李世安被派往广州，督造战船。后因忽必烈病逝，第三次征交趾才算作罢⁽⁶⁵⁾。否则的话，颇为善战的李世安很可能会步其父后尘，参与征伐交趾的军事作战。

李氏家族成员“及兵占城，转粟黎儋，归佐皇子，致讨日南”⁽⁶⁶⁾。不仅在元王朝统一全国的征战中建立殊勋，而且参与略地海外的馈饷供应和亲身实战，表现突出。李恒还丧身前敌，为元王朝的军事征伐事业可谓鞠躬尽瘁。也正因为此，才获得元廷的“旷世之遇”，在至元廿八年(1291年)“恤典未行”时，就被特赠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赐谥武愍。至大元年(1308年)，又加号推忠靖远功臣，赠太保、仪同三司、追封滕国公⁽⁶⁷⁾。达到该家族政治地位的一个高峰，为其后代获得元廷恩宠、重用奠定了基础。

3．创建、治理江西地区

江西行省是元代江南三行省之一，一开始就包括今江西、广东大部和福建部分地区。唐兀李氏家族参与了其攻略、建省与治理。在江西地区的军事、行政、司法刑狱、地方监守等几乎行省治理的所有主要领域中，都可以找到李氏家族成员的身影。可以说，元代江西行省，尤其是元前中期的创置和发展中都离不开该家族成员的贡献。

(1)参与经略，创置江西行省

元军对江西的经略，始于至元十二年(1275年)蒙古万户宋都率领汉军万户武秀、张荣实、李恒、兵部尚书吕师夔以行都元帅府“开府江右”，攻取江西地区。其间，李恒任左副都元帅，帅府改宣慰司，他加昭勇大将军、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后又改江西宣慰使⁽⁶⁸⁾。如前所述，他下隆兴、抚、瑞、建昌、临、袁、吉、赣、南安诸城，是攻略江西的元军主将之一，在江西地区的军事经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江西行省正式创立于灭南宋后的至元十四年(1277年)，这一年七月“置行中书省于江西，以参知政事、行江西宣慰使塔出为右丞，参知政事、行江西宣慰使麦术丁为左丞，淮东宣慰使彻里帖木儿、江东宣慰使张荣实、江西宣慰使李恒……并参知政事，行江西省事”⁽⁶⁹⁾。自至元十四年(1277年)到二十三年(1286年)，江西行省的最高长官一直是右丞⁽⁷⁰⁾，那么仅次于其下的参知政事李恒等人在初创的新行省中自然就权限非常，作用显著。再看江西行省所辖军队，概括而言，主要是益都淄莱新军万户、保定水军万户等等⁽⁷¹⁾。益都淄莱新军万户自设省后几乎常驻江西，是该行省辖下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而这支军队自李恒始，一直是李氏家族世袭统领，其子世安、世雄，孙李屿、曾孙李保、李顺都曾统领这支军队。

李治安先生认为，江西行省最初是以攻略江西的江西都元帅等若干军将为主体组建而成的，且最初的基本使命是追剿南宋益、广二王、抚定江西、广东、福建，在灭宋后逐步将元统治推广至这些地区，并削平南宋残余势力⁽⁷²⁾。这一论断十分精当地概括了江西行省初期的创置和任务。对照李恒这一时期的活动，我们发现，无论是作为攻略江西的重要军将，还是率军追剿益、广二王、抚定江西、广东、福建三地，他都是主要的参与者。可以说在元军对江西的经略及江西行省创置中，李恒发挥了关键作用。

(2)镇戍剿贼，保一方平安

元代江西地区地域广阔、户口繁多、物产富饶，贵族官僚蜂拥而至，在此地设立了众多食邑，竞相控制掠夺当地民众。阶级矛盾比较尖锐，民众反抗斗争异常激烈，往往“负险阻萃渊薮”⁽⁷³⁾，依托赣粤边界及闽西山区复杂的地形来回转战，不断复起。一些地方大族因不满蒙古贵族官僚的盘剥，有时还暗中支持百姓的反抗斗争。至元三十年(1293年)，江西行院官月的迷失就曾上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盗贼，宜诛为首者，余徙内县。”元世祖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再次“申严江南兵器之禁”⁽⁷⁴⁾。可见江西的“繁剧难治”⁽⁷⁵⁾，为维护元统治，其地的军事镇戍和平叛活动尤为重要。唐兀李氏家族所统领的益都淄莱新军万户是江西行省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镇戍、平叛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氏家族成员也在其间表现活跃。无论是镇戍还是弭盗，他们都很注重剿抚并用，以稳定统治秩序。

镇戍方面，“豫章(龙兴)之内附也，李武愍公恒以淄莱之军守之，即定，遂引兵与诸大将合取崖山。而还镇豫章，生息其伤残，恩意备至，其子世安能世之”⁽⁷⁶⁾。不单龙兴，李恒在江西各地“无劳攻战，平反大狱，全活故家百数。征谋治法，公(指李世安)之翊赞居多，江西之民按堵如故”⁽⁷⁷⁾。

元代江西民众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李氏家族成员在平叛“弭盗”中屡建奇功。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江西“巨獠猖獗，数道震撼”，朝廷重臣出兵讨伐，却不能平息叛乱，只好委任时任佥江西行省事，兼本军万户的李世安负责征讨，李世安侦知信丰一带有敌，本着兵贵神速的原则，连夜冒大雨疾行五十里，黎明时抵达“贼所”，趁敌方正在汲水吃早饭的时候，出其不意进攻，将之“杀戮殆尽”。大军回师时又留下数百骑兵，约定五日而还，却“不给以食”，骑兵为了果腹，于是将“贼所窖粟”挖出食用，残余的反抗势力因“饥窘求食而出”，正好被世安所留士兵悉数“捕斩之”。这次平寇，充分展示了世安富谋略、善统军的才华，他也“以殄寇功升中奉大夫、参知行尚书省政事”⁽⁷⁸⁾。

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江西“寇党”复聚，元廷专门立行枢密院，选派官吏，与李世安合力进军。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世安指挥有方，再次平叛。福建地区钟明亮起义后，邱元起兵广昌(今江西广昌)，与钟明亮互为犄角，势力“弥漫浸淫”，势达南丰(今江西南丰)。行省官员本来职应剿捕，却托病不出，李世安临危受命，再次被选派督师进剿。他认为，“弭寇”的关键是使百姓复业，故采取了剿抚兼用，先抚后剿的策略:(1)使民复业力农。他先命令自己的弟弟益都淄莱万户李世雄等人遣散民丁归农，使其复业。有官吏低价买进百姓的粮食以取利，李世安严厉谴责说:“汝不能弭寇，又复厉民，何以为民父母?”⁽⁷⁹⁾于是下令尽散其粟给复业之民。(2)行便民之政。世安又采取了部分维护百姓权益的措施。他下令官军出城屯驻，让居民入城。“乃发仓粟，乃宽刑辟，乃缓商征，政有便民者罔弗举。”⁽⁸⁰⁾这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恢复民生，同时也大大削弱了邱元等反叛者可能的支持力量。(3)先礼后兵。发布檄文招降叛乱，且许其改过自新，尽最大可能使叛乱者不战而降。在上述措施实施后不久，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贼悉输纳其旗鼓兵仗”⁽⁸¹⁾，世安“责官吏以招来，分师旅以讨捕”⁽⁸²⁾，迅速肃清了这次叛乱。事后，他只诛杀首恶六人，其余诸人皆免罪不问，达到离散其党，安抚民众的目的。可见，李世安兄弟不仅有勇有谋，善于指挥作战，快速平叛，而且善于剿抚兼用，从根本上扼杀农民起义的起因。事后，行省长官及僚佐赞颂他“真大丈夫也”。这虽有对“前之托疾避事”的愧疚，但也不乏对其快速平叛的敬佩。元廷更是对此功勋加倍看重，尚书省废罢时，“旧官尽革，独存公一人，改行中书省”⁽⁸³⁾。李氏兄弟在平叛中“威惠翕孚、谋断兼足”⁽⁸⁴⁾，剿抚兼用等措施的实施，虽是从快速平叛的目的出发，但客观上也有利于恢复安定民生，正因为此，当地百姓才会感动至深，说:“生我者父母，全我者参政(李世安)也。”⁽⁸⁵⁾

自至元末年逮至仁宗延祐之初，江西行省二十余年“无寇祸”。这自然与李氏家族成员的平叛功绩不无关系。延祐二年(1315年)，宁都(今江西宁都)官吏经理田粮时，残虐害民，挑起争端，反叛又起。显然李世安的平叛名声在外，行省中的同僚找到他请求:“非公孰能弭此变。”世安以自己的职务不兼提调兵马为由推辞，但禁不住同僚们的不断恳请，又提兵参战，“未几而盗溃，又未几而盗执”⁽⁸⁶⁾，不到两三个月就平定叛乱，班师奏凯。其剿抚相兼的用兵方略一如前次南丰、广昌平叛时的作为。这次平叛，用时短暂，作战迅速，被时人誉为“混一以来，用师之神速，成功之伟特，未有若斯之盛者也”⁽⁸⁷⁾，且将之与唐代名将李愬平蔡州之功相比拟。叛乱被平定后，“城门夜开灯火闹，童哇妇织村无哨，四郊桑麻与天平，弦诵家家施礼教”⁽⁸⁸⁾，元廷也“恩赉三珠虎符以赏功”。至此李世安兄弟在江西地区四次“平寇隽功”⁽⁸⁹⁾。

在江西行省镇戍平叛的军事活动中，李恒、李世安、李世雄父子兄弟能人之所不能，屡获殊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作用的取得应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李氏家族成员拥有勇武善战的家族传统，且“谋断兼足”⁽⁹⁰⁾，具备丰富的统军作战经验。李世安兄弟四次平寇，时而兵贵神速、时而备战待援，剿抚兼用等策略均可反映其多谋善断的特长。

第二，“威惠翕孚”⁽⁹¹⁾、剿抚兼用方略的始终贯彻。无论是镇戍还是平叛，李恒父子都不仅使用一味镇压、杀戮殆尽的办法，而是十分注重剿抚兼用的策略，以达到收服人心、不战而胜的效果。这大大缩短了征战的进程，使镇戍与平叛的结果更为持久。

第三，无论是镇戍还是平叛，唐兀李氏所统率的军队应以本军万户为主。上述李恒收复江西诸地后“以淄莱之军守之”，李世雄以益都淄莱万户率军随兄长世安进讨等，都可以反映这一点。而延祐二年(1315年)，宁都平叛，莒州翼千户王英在时任行省平章的李世安调派下，与江浙平章张闾所领军队会于闽境平叛，事后被荐授益都淄莱万户府副千户之职⁽⁹²⁾。莒州为益都路下辖州⁽⁹³⁾，王英所任莒州翼千户及其所率军队应该是益都淄莱万户部属，这从其后来被授为益都淄莱万户府副千户也可证明。李恒家族世袭统率益都淄莱万户，以本军万户镇戍讨贼，可以保证李氏父子熟悉所统军队，与所统军队将士关系密切，其军令能比较彻底的得到贯彻执行，一般不会产生互相推诿、猜忌的弊端。这些都有助于保证镇戍与平叛的积极效果。

(3)公正明察，不嗜杀人

在攻克和治理江西地区过程中，李氏家族成员还表现出断狱明察秋毫、理政严明公正的特点。李恒在隆兴、建昌等地大狱将兴、民众自危时，能明察原委、果断处理，其子李世安也能在“征谋治法”上翊赞其父，终于“平反大狱，全活故家”⁽⁹⁴⁾，使江西初定之地获得较为稳定的局势，为进一步征伐和治理赢得了宝贵的时机和条件。

至元二十四年(1277年)，李世安佥江西行尚书省事时，有个狡猾的僧人假托采药为名来到江西，使人诬告南宋故相章鉴，说他私藏宋朝的传国故玺及其亲属，朝廷下密旨命世安提兵捕取。李世安仅率百名兵卒，迅速赶至章鉴家，后搜索无验，世安再次审问告密者，查清了诬告的事实，使章鉴得以开释。并将多次编造“重大事名”，以勒索富室财货宝物的僧人之罪状一一查明上报。遗憾的是，由于当朝权相的庇佑，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⁹⁵⁾。

至元三十年(1293年)，行省及行枢密院命李世安负责诛杀俘获的四百余位起义者，李世安没有妄杀，他会同都事周元徳及行院官员，逐个一一判别，仅杀掉了其中的两人而已⁽⁹⁶⁾。

李恒父子能够公平断狱、不嗜杀人，客观上有利于稳定民心，并在一定意义上缓解了当地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也因此获得了百姓的感戴，“西江之民，沦浃公恩，逮公之丧，耳不忍闻”⁽⁹⁷⁾。这些举措对加快江西地区的征服及迅速恢复、重建当地新的统治秩序也有帮助。

(4)广泛任职，抚民纳贤

李氏家族成员广泛任职于江西行省的诸多领域。在军事方面，益都淄莱万户所领军队常驻江西，李氏家族成员世代领有该职，李恒、李世安、世雄、李屿、李保、李顺等人都曾统率过这支军队戍守江西。在行政方面，李恒、李世安父子曾任职行省省官，世安弟世显曾在建康、吉安、瑞州担任地方监郡。在司法领域，世安子李嵘曾任过江西行省理问官。从行省到地方，从军政到司法，在元前中期几乎江西行省的各主要政治领域中，都可见到唐兀李氏家族成员的身影。对其家族效力江西的政绩，当时人评价李恒时说:“公之冢子世安以贤相闻于江西，公之仲子世雄以贤帅闻于豫章，公之季子世显以贤守闻于庐陵，此天报之也，人岂能报公也哉。”⁽⁹⁸⁾

李氏成员在治理江西时十分注重抚定民众，能“生息其伤残，恩意备至”⁽⁹⁹⁾。李世安任江西行省参政时，与同为参政的徐琰协心尽力、铲除宿弊。在他们之前，承担典仓库官差的民户在仓库粮食物资亏折时，往往需要出家财代为填偿，以至不少人破家失业，也无法偿还。徐、李两人将此事上报中书省，请求“择府史代充”⁽¹⁰⁰⁾，使百姓得以免除代偿的责任，不再受破家之累。大德年间，江西连岁不熟，蓄积俱空，乡村尤其度日艰难，“春耕在迩，秋成正遥，待哺嗷嗷，景象萧索”，虽然已经申告州省，请求开仓赈济，但由于担心“下情末由上通”，士人刘壎受耆老百姓所托，写信给时任职湖广的李世安，请他念及与江西的渊源为民请命，敦促江西省官尽快放粮赈济百姓。刘壎与江西父老请远在湖广的李世安帮助敦促解决赈济灾民之事，虽与刘壎“素出(世安)门墙”⁽¹⁰¹⁾有关，恐怕更重要的原因当是李氏家族长期任职江西，“有盛德被于江西十一州”⁽¹⁰²⁾，又以此为乡，颇有爱民抚民之举措，使“西江之民，沦浃公恩”⁽¹⁰³⁾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江西之民感恩戴德，才屡有为李氏成员修庙崇祀之举⁽¹⁰⁴⁾。

除了抚民外，李氏成员也很重视兴文礼贤。李世安平寇之余，不忘“崇学校、修祭礼”⁽¹⁰⁵⁾。李恒、李世安父子在镇守治理江西期间又援引举荐熊朋来、曾履祥等当地文人名士入仕辅政、兴学礼文(参见社会网络部分)。

而该家族之所以能在江西行省广泛任职，成为该行省一个影响较大的重要官僚家族，世袭不断，建功立业，以下两点应值得注意:(1)蒙元统治者并不如汉族王朝那样强调官员在地域和亲族上的回避制度，尤其是对于蒙古人和色目人，甚至还鼓励纵容他们对军队、投下官职及权力的世袭掌控，这在客观上为李氏家族得以在一个地方连续任职创造了条件。(2)该家族长于军事征伐，战功显赫，可以算是一个色目人小勋贵家族，蒙元统治者历来重视军功，这给予其子弟后人一个出身将门的好“根脚”，故能世袭益都淄莱万户，并藉由这支世袭掌控的军队不断建功立业，凸现在元代军政舞台，尤其是江西地方军政活动中的重要性。

4．抚治湖广等地

除活跃于江西行省政治舞台外，李氏家族成员还在湖广等地留有不少政绩。

至元十七年(1280年)，李恒在镇戍治理江西五年后，以资善大夫、中书左丞行中书省事于湖广。在这里，他“治潭、越二年，治鄂又二年”⁽¹⁰⁶⁾，直到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奉命扈从镇南王脱欢征交趾，一共在湖广行省任省官四年。元朝军队占领湖广时，不少平民男女被掳掠为奴婢，这显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李恒下令严厉禁止，对掠卖人口者“皆罪而正之”。常德、澧、辰、沅、靖五州出现大饥荒，百姓“易子以籴”，李恒迅速开仓赈济，“所活为口亡虑十万计”⁽¹⁰⁷⁾。当时，猎户的户籍都系于官府，李恒奏请除一千户之外，其余猎户“悉放散之”⁽¹⁰⁸⁾，以便于民。

大德年间⁽¹⁰⁹⁾，李世安升任湖广左丞，为湖广平章刘国杰供应“西征”馈饷。刘国杰自世祖至元后期到成宗大德年间一直任职湖广等地，在湖广、川黔地区征讨反叛的少数民族“诸蛮”⁽¹¹⁰⁾，李世安为其供应馈饷，显然即指此。这些反叛地区往往“溪洞险恶，无木牛流马可运”⁽¹¹¹⁾，向前线转送一斗粮食，需要消耗数十倍的费用，加上饥馑瘴疫，不堪其劳。李世安与运送役夫同均其劳，往复经年，致使远征将士馈饷得以不绝，保证了征讨前线的给养供应。

成宗元贞、大徳年间，李世安还曾任职江浙、河南两省，但史料所限，对其在此两省的事迹目前我们不得而知。

5．任职中央，跻身文职

李氏家族成员的政治活动主要集中于地方，但自元中期起，他们也开始跻身中央，且从惯常的军政司法领域向文化职务拓展。

至大初年，李世安被召入，“加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枢密院使，提调诸卫屯田”。鉴于久戍广东瘴疬之乡的汉军常常十死七八，环境艰苦，他建议将这些人选择适宜之地“分六戍镇守”，有事调遣应役，无事安居备战，使“戍兵免罹瘴毒，得全其生”⁽¹¹²⁾。

其弟李世雄大德年间，曾扈从武宗由大都赴上都，中道生病，仍“强起前进”⁽¹¹³⁾，终因病重返回京师后去世。此时，他应是担任武宗近侍扈从。世安长子李屺则一直在中央任职，他不仅担任过兵部侍郎，还一改该家族长于军政职掌之风，仕至翰林直学士，担任文化类职务⁽¹¹⁴⁾。李屺任翰林直学士在泰定年间⁽¹¹⁵⁾，据孙楷第先生考证，其任兵部侍郎当在顺帝时⁽¹¹⁶⁾。此外，世安另一子还曾任利用监之职⁽¹¹⁷⁾。

综上，该家族的仕进从政活动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该家族由合撒儿系宗王的私属家臣起家，在元代政治军事领域中屡建功勋，把握住几次关键契机，地位得以不断攀升，到元中期达到家族政治势力的巅峰，堪称色目人小勋贵家族。此后承袭祖荫，保持世袭，与国同休。作为宗王的私属家臣，该家族任职淄川，政治影响基本限于该地区。李璮之乱为该家族提供了进身的第一个契机。变乱初起，李惟忠父子弃家告变，在危急时坚定地追随忽必烈，自然使忽必烈印象深刻，信任有加。事变后，李恒迅速被委以淄莱路奥鲁总管，且在至元七年(1270年)被授予益都淄莱新军万户。担任军职万户，既是忽必烈对其家忠诚追随的酬赏，也为该家族日后建功立业提供了实力保障。至元七年，李恒率本军随同伐宋。凭借个人的勇武和谋略、子李世安的襄助辅佐，尤其是倚靠手中所掌握的本军万户，该家族在平宋战争，尤其是江西地区的平定中军功卓著，屡建奇勋，把握住了本家族政治势力升迁的第二个契机。江南平定后，该家族成员广泛任职于地方，尤其在江西行省，数代多人效力于此。该地叛乱频仍，李世安在江西地区屡次平叛，战无不克，承袭父祖余荫，借助兄弟子侄共同努力，抓住了该家族的第三次契机。到元中期(成、武、仁时期)，终于达到该家族从政活动和政治地位的巅峰。其表现有二:此时，李世安官行省平章、为从一品大员，这是该家族仕进品级的最高记录;同时，该家族成员广泛任职中央、地方众多领域，虽不是人人高官显爵、政绩突出，但多为高中品级官员，还可以彼此照应，权势自然有其父祖时无法比拟之处。此后，该家族成员特殊勋劳渐少，但袭职万户、广泛任职的特点当与元相始终。

第二，该家族一直世袭益都淄莱万户，且在军事领域功勋卓著。这两者应该是相辅相成。世袭万户有利于军功的取得，而在军事方面的卓越战绩自然有利于万户的统领权。蒙元统治者重视军功是治元史者众所周知的事情，该家族长于军功武勇，对其政治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该家族虽有任职中央的不少记录，但主要任职和政治业绩基本都在地方，尤其是在江西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