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昔里氏仕进与从政事迹的考察
从现有资料看，昔里氏家族有姓名可考者共七代38人，若加上有官职但不知姓名的爱鲁长孙，共39人。其中有任官记录者30人，在元代入仕的有27人。为了便于直观反映该家族的仕进状况，列表加以说明分析。
表3—2 昔里氏仕进资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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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昔里氏任官人数表
表3—4 昔里氏入仕途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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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昔里氏仕进品级统计表(56)
表3—6 昔里氏仕进领域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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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昔里氏仕进地域统计表
①据(明)《正德大名府志》卷10《元大名达鲁花赤昔李公墓志铭》，玉里沙曾任南陵县达鲁花赤，同知浚州事。《元史》卷58《地理志一》记浚州元初隶属真定路，后与滑州一起划拨给大名路。
综上，昔里氏家族姓名可考的39人中，任官30人，占76．9%，可谓名符其实的官僚家族。从入仕途径看，世袭占有很高比例，在该家族有任官记载的30人中，有17人由世袭为官，占56.7%。这些世袭者主要集中在该家族的两个世袭职务大名路达鲁花赤和肃州路达鲁花赤。这反映在元朝普遍实行地方官迁转制度的同时，部分色目人官僚家族由于战功、历史渊源或与宗王的特殊紧密关系而能够以达鲁花赤世守一地，也可以窥见该家族在大名路和肃州路的地方政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任官品级看，该家族成员无论是起仕、终仕，还是最高品级中，担任高级官员者都占绝大比例，在起仕方面，品级可考的11人中，高级(正一至正三)官僚有8人，占72.7%，表明该家族成员借助家族世袭达鲁花赤的特权，一经入仕，就能获得比一般家族从政者有利得多的待遇和机会。最高品级可考(旧制除外)的26人中，高级官僚22人，占84.6%，无一为下品者。这反映了该家族在元代世代官宦，整体上属于一个高级官僚家族。而且，这种身份地位的获得，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是由世袭得来的。
从任职领域和地域看，在任职领域可考的27人中，曾任职行政领域者有26人，任职军事领域者9人。在元代有任职记载的27人中，全部曾在地方任职，而曾在中央为官者仅5人。在任职地方的成员中，曾任职大名路者有9人，肃州路者有10人，两地合计19人，占该家族在元代为官及任官地方总人数的70.4%，这还未包括在入元以前就任职肃州的答加沙、举立沙两人。足以表明该家族成员主要任职于地方军政领域。地方任职特色明显，且集中在大名、肃州二路。这与蒙元统治者所赋予的该家族以达鲁花赤世守两地的特权密不可分。
如前所述，唐兀昔里氏先世归附西夏后，“七世相夏”，答加沙为其国必吉，“必吉者犹宰相也”。可知答加沙在西夏的地位，相当于宰辅大臣。到西夏末年，答加沙“用级爵受肃州钤部，其后因以官称为号”(57)。“钤部者，河西军职也。”(58)足见答加沙曾做过肃州的武将。答加沙有四子，其中昔里都水、昔里钤部两支事迹可考。这两支子孙繁盛，在元代政治军事领域多所建树，成为元代世守地方的唐兀官僚显族。昔里都水一支留在西夏旧地，世守肃州。而昔里钤部一支随蒙元统治者转战东西，进入汉地并最终以大名为第二故乡，得以世代监守该地。另外，答加沙嫡长兄玉里止吉住曾为西夏经略使，其后人亦进入汉地居住。为便于考察，以下将该家族的这三个支系分别加以叙述。
(一)昔里都水一支
昔里都水(即举立沙)为昔里钤部兄长，“出于肃州阀阅之家”(59)。有关碑传史料称昔里都水为肃州“州将”、“守者”、“肃州长”，看来他应该承袭了其父答加沙肃州钤部的职务。蒙古进军西夏时，他以肃州长官的身份，奉使于蒙古。成吉思汗“异其材辩，因与馆接，使察罕深相结纳情好，既密约输款内附”(60)。察罕(?—1255年)，初名益德，出身唐兀显贵家族，幼年由成吉思汗妻孛儿帖夫人(光献皇后)收养，长大成人后被赐予蒙古名字，很受信任(61)。由于同出于唐兀氏，昔里都水与察罕两人应该很容易互相结纳。可能在察罕的劝服下，昔里都水审时度势，与蒙古人秘密约定投诚。《元史·太祖本纪》载，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夏，成吉思汗“避暑于浑垂山，取甘、肃等州”(62)。蒙古军兵临肃州城下，守将昔里都水“惧城破害及其家，先以为请”(63)。这里的“先以为请”应该就是前面的“密约输款”。可惜昔里都水还未来得及纳城内附，就为部众所害，且祸及其家。成吉思汗愤而拔城后，命令屠城，“不遗龆稚”。因其弟昔里钤部竭力请求，只保留了昔里都水的亲族和奴仆一百零六户。为抚慰其“向慕之心”，“悼其战死之不幸”，成吉思汗下诏“自今亲族臧获未尽收完及田业为诸人有者，亦悉归之，其永为制”(64)，又特意“论功行赏，以其子阿沙为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以旌其父之功”(65)。对昔里都水降蒙及被杀事，《肃州碑》记述有异，云:“举立沙瞻圣神文武之德，起倾葵向日之心，率豪杰之士，以城出献。又督义兵，助讨不服，忘身殉国，竟殁锋镝。”从文义看，昔里都水和平献城成功，且率军随同蒙古大军平定西夏，死于战事。这与相关史料所记均不符(66)，汤开建认为这是由于《肃州碑》立碑者掩盖蒙古统治者屠城暴行及粉饰其先祖勋劳所造成的。笔者同意这一判断。
阿沙，在《肃州碑》回鹘文中又称阿沙甘布。甘布与甘卜为同名异译，《元史·昔里钤部传》云:“钤部亦云甘卜，音相近而互用也。”钤部是西夏的一个军职官号，则“甘布”与“钤部”其实是一个意思。
关于阿沙的事迹，汤开建认为《新元史》中的阿沙敢卜就是昔里氏的阿沙(阿沙甘布)。其理由归结起来有几点:(1)肃州于元世祖时设路，且《魏国公先世述》、《忠节李公神道碑》和《元史·昔里钤部传》均言举立沙全家被害，其子阿沙当时不可能在肃州，并于蒙古军队占领肃州后立即受封。(2)阿沙敢卜为西夏大将，而阿沙虽家世肃州，但其先人“七世相夏”，其祖父答加沙为西夏必吉(宰相)，他调西夏国主身旁为大将是完全可能的。(3)阿沙敢卜于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被成吉思汗败于贺兰山，遭擒，很可能投降蒙古，并在肃州之役后，被派往监肃州。(4)河西军、唐兀卫由阿沙统领，这与阿沙敢卜担任过西夏大将有关(67)。
这一论断是否准确呢?笔者认为有几点值得商榷。
《新元史》中有关阿沙敢卜的记载有两处。
其一:
(二十年乙酉)秋，帝亲征西夏。初，西夏主伪降，请纳质子，且言愿助兵西讨。及征兵于西夏，其大将阿沙敢卜对使者曰:“俟大国兵败，吾师方出。”帝怒，西夏主乃阴结漠北诸部酋，为拒守之计。至是，帝自将伐之，假道于畏兀儿。……二十一年丙戌(1226年)三月，自将诸军，拔西夏黑水等城。败其将阿沙敢卜于贺兰山，获之。夏，避暑于浑垂山。诏封功臣户口食邑为十投下，以国王孛鲁为首。克西夏、甘、肃等州。(68)
其二:
先是，太祖将征西域，征兵西夏。西夏主李遵顼与廷臣议。其臣阿沙敢不(卜)大言谓使者曰:“汝主内度力不足，何以为汗?”于是定议不助兵。使者归报，太祖大怒，遂伐西夏……至是复征之。……遣使责西夏主之抗命。时遵顼已内禅德旺，德旺不承侵蒙古之言，阿沙敢不(卜)自承言之，因谓使者曰:“汝蒙古夙以善战名，我今驻营贺兰山，广张天幕，饶有橐驼。汝与我战，胜则取之。若愿金银、币帛，请向中兴、西凉自取可也。”使还以闻。太祖大怒曰:“彼如此狂言，我军安可径退。虽死必往证其言。”明年春，师入西夏，阿沙敢不(卜)走据山寨。我师仰攻破之，擒阿沙敢不(卜)，尽获营帐橐驼，杀其精壮，余听我军俘得者自分之，是夏，太祖避暑察速秃山，分遣诸将取甘、肃、凉等府州，进逼中兴。(69)
首先应申明，由于《新元史》无论新旧史料皆不注出处，读者很难定其是非。故不应轻易相信，需要具体考订其史源及真伪。上面两处记载说的是同一件事，本纪简略，传记较详。成吉思汗将征伐西域时，西夏国主“伪降”，表示愿意出兵帮助，大将阿沙敢卜颇不以为然。1225年秋，成吉思汗征兵西夏助讨，阿沙敢卜对使者出言不逊，坚辞拒绝，语言激烈。成吉思汗大怒，于次年再伐西夏，击败并擒获了顽强抵抗的阿沙敢卜。蒙古军作战，对降附者往往官其地其人，而对于附固不降者，待战后，往往屠戮殆尽。阿沙敢卜对蒙古使者和军队实力态度轻慢，言辞强硬，并且“走据山寨”，负隅顽抗，被擒后又无任何战功表现，对这样的敌将，很难想象事后会被蒙古统治者委以重任，监临一方。此其一。
据《元史·昔里钤部传》，蒙古军攻占肃州后，进行屠城，“惟听钤部求其亲族家人于死所，于是得免死者百有六户，归其田业”。《魏国公先世述》、《忠节李公神道碑》也有近似的记载。则肃州之役后，昔里都水仍有“亲族家人”幸存，并不像汤氏所说的那样“全家被害”，而幸存者中可能就包括阿沙。此其二。
由上引《新元史》资料可知，太祖将征西域，征兵西夏。西夏国主与廷臣议，大臣阿沙敢卜坚决反对。成吉思汗决定进兵西域，索西夏随征发生在1217年(70)。阿沙敢卜此时为朝中大臣，参与御前决策，至少应有二十多岁，是个成年人，则他最晚应该生于12世纪90年代。查史料中有关阿沙的记载，最晚一次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这一年九月“以米二万石、羊万口给阿沙所统唐兀军”(71)。从受赐米、羊数量看，阿沙本人统领的唐兀军人数不少。若他与阿沙敢卜为同一人，则此时阿沙的年龄应该有九十余岁。这样的年纪在物质充足、医疗卫生条件发达的今天也属高寿，难得一见。何况在七百余年前的西北边陲。不仅如此，这个高龄老人还能亲自统率为数众多的军队!假若此事属实，这在当时应该是个比较罕见的情况，即使官修的正史不予记录，作为其后人所立的《肃州碑》中为何也只字不提呢?此其三。
综上，笔者认为，对于阿沙与《新元史》中阿沙敢卜是否能够勘同，还需新史料的进一步发掘才能定论。从现有资料来看，上引拒降之阿沙敢卜与昔里氏家族之阿沙虽同名而实非一人。至于汤氏认为阿沙不可能在蒙古军队占领后立即受封肃州路，笔者基本赞同。如前所述，昔里都水子阿沙在肃州之役时可能尚未成年，因而逃过劫难，在战后幸存的“亲族家人”之中得以保存。其后，他作为昔里都水的余胤因父亲降附蒙古遇害的缘故而受封世代监守肃州。不过当时很可能是成吉思汗随口封赠，其官称未必就是后来的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因为阿沙在蒙哥汗时才被“赐以虎符”(72)，而这一官称应该在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正式设肃州路后才确定下来。其后人善居使用了立碑当时的官称来追述祖先事迹，这在元人碑传中也不鲜见。这样有关阿沙的年龄问题也可以说得通了。
担任肃州达鲁花赤之后，阿沙“完成了威严的、世界之主薛禅可汗(按:即元世祖忽必烈)……的法制”(73)，看来是恢复和安定了当地的统治秩序，以至于“黔黎怀惠，政令乐从”(74)。因而元世祖“愈加宠赉”，升昭武大将军，迁甘肃等处宣慰使。阿沙迁甘肃等处宣慰使的具体时间，史未明言，笔者认为当在中统二年或稍早于此。史载，中统二年(1261年)九月“癸未，以甘肃等处新罹兵革，民务农安业者为戍兵所扰，遣阿沙、焦端义往抚治之”(75)。宣慰使的职责是“掌军民之务”，治理“边陲军旅之事”(76)。故阿沙此时应该已经由肃州兼任甘肃，否则不太可能受派抚治“甘肃等处”百姓。河西地区历经灭夏的惨酷战役，土地荒瘠饥馑，阿沙多次出面赈济饥民，甚至用私财赈济。仅中统四年一次忽必烈就“偿河西阿沙赈赡所部贫民银三千七百两”(77)。
至元十二年(1275年)五月，阿沙奉命“签河西军”(78)。关于这次签军的缘由，《元史·兵志》载:“至元十二年五月，正阳万户刘复亨言:‘新下江南三十余城，俱守以兵，及江北、淮南、润、扬等处未降，军力分散，调度不给，以致镇巢军、滁州两处复叛。乞签河西等户为军，并力剿除，庶无后患。’有旨，命肃州达鲁花赤并遣使同往验各色户计物力富强者，签起之。”(79)《续修庐州府志》引《江南通志》亦载至元十二年“诏以伯颜、阿术所调河西新签军三千人还守庐州”，白滨、史金波认为此三千人即《元史》所载肃州达鲁花赤阿沙在河西肃州等地所签之军(80)。此说甚为合理。
阿沙还倡建了唐兀卫，并统领部分唐兀军。元代军队分为宿卫、镇戍两部分，宿卫军中，由色目人组成的主要有钦察卫、康里卫、阿速卫、唐兀卫等。至元十七年(1280年)三月，“发忙古
、抄儿赤所领河西军士，及阿鲁黑麾下二百人，入备扈从”(81)。可见在唐兀卫创建前，世祖已经抽调部分西夏人备宿卫。至元十八年(1281年)，“阿沙、阿束言:‘今年春，奉命总领河西军三千人，但其所带虎符金牌者甚众，征伐之重，若无官署，何以防闲之。’枢密院以闻，遂立唐兀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以总之”(82)。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九月，元廷“以米二万石、羊万口给阿沙所统唐兀军”(83)。按元朝制度，这些佩戴虎符、金牌的唐兀军官，多为品级较高的万户、千户等，他们都由阿沙等人统辖。从元廷赏赐阿沙的米、羊数量看，其统辖唐兀军人数也甚为可观。这些应该是阿沙本人政治军事地位和权势的表现，也反映了西夏官僚世族昔里氏家族深受元统治者信任，不仅获得世守肃州的特权，且在元初河西军事领域也享有很大的统辖权。
有关阿沙后人政治活动的资料极为匮乏，仅在《肃州碑》中有零星记载。碑中反映，阿沙后人四代共八人曾世袭担任肃州路达鲁花赤，他们是:该家族第四代的剌麻朵儿只和管固儿加哥，第五代的贯努普和令只沙，第六代的帖信普和普达实理以及第七代的定者帖木儿与赤斤帖木儿。监临肃州期间，剌麻朵儿只“像护爱眼珠一样爱护人民……为民众谋了许多利益”;令只沙“莅政无私，最有声绩”;赤斤帖木儿在任时，境内升平，也“为国为群众谋了利益”。该碑是善居为祖先所立，其中自然不乏粉饰夸耀之辞，但从中亦可窥见该家族对肃州的稳定与发展还是有一定贡献的。
除去世守肃州，阿沙的部分后人还出任了肃州以外一些地区的官职。剌麻朵儿只“先授奉训大夫、甘州路治中”，而立碑者善居本人因“才德出众”，“努力尽职，后(奉诏)去大都”，并因护卫有功，升为御前近侍，“授宣武将军，仕武备寺同判”。其后，他又任甘肃“省长史郎中”。在任期间，“正确处理了省中事务，并为内外民众和国家谋了利益”，以致元顺帝听到其事迹后，又任命他为永昌路达鲁花赤，他继续“牧民以仁惠之道，守己以正直之心，公事细微必察，私意纤毫不行，民怀其德，吏服其廉”。《肃州碑》回鹘文说他在贼人来攻打时，保卫城池，态度坚决，恪尽职守(84)。
昔里都水一支六代，“子孙相继，奕叶兴隆”，通元一代，不仅世守肃州达鲁花赤，而且在甘肃行省及行省内其他地区的军政活动中都留下了印记，在元西夏故地河西地区的军事政治领域里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究其原因，应该有以下几点。
其一，昔里都水的一心投诚与该家族成员的忠诚效力赢得了蒙元统治者的信任。“元初得天下，惟河西累年不服，最后乃服”(85)，蒙古从1205年第一次进攻西夏到1227年最终灭亡西夏共花去了二十多年时间。其间，他们遇到西夏人极为顽强的抵抗，在沙州、乌纳城、灵州、中兴府等地，蒙古军队都伤亡惨重，前述阿沙敢不的骄漫态度也可见其一斑。这必然会造成蒙古统治者对西夏遗民的仇恨和戒备之心。但也有例外，昔里氏举立沙“瞻圣神文武之德，起倾葵向日之心”，密约投诚;昔里钤部“知天命有归，大统当一，遂首以所部归国……扈驾徂征”(86)。昔里氏兄弟降附蒙古，未必是仰望敬佩其“文武之德”，但面对蒙古大军压境“势如颓山之压卵”的现实，为家族和自身计，改换门庭，效忠新主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一行为在西夏遗民普遍抵抗的大背景下，定然使成吉思汗印象深刻，特加信任。蒙元初期，保留占领地军政机构，令之世守，是个惯例。加上降附之后，该家族成员或效力疆场，忠心耿耿，或治理地方，颇有政绩，或逐渐向蒙古化迈进，于是更为蒙元统治者倚赖和信任。
其二，河西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及夏人“强节好义”的尚武传统，也深合蒙元统治者的需要。河西地区是元王朝在政治上与西部诸蒙古汗国加强联系的主要交通线，在军事上控扼西北蒙古宗王的前沿阵地。元政府与西北叛王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斗争，河西地区驻军是北方作战部队的坚强后盾，需要通过该地将粮食、兵器、马匹等输送到阿尔泰等漠北地区，不少唐兀人还参与平叛。“太祖皇帝经略西土，为武功首，灵夏旧地始臣服委质，然犹强节好义，策殊勋，受上赏者史不绝书。”(87)昔里氏答加沙、昔里钤部、阿沙等数代担任西夏“钤部”军职，其家族在蒙夏战争及元王朝军事领域中也多所表现。另外，该家族“七世相夏”，长期驻守肃州，熟悉该地情况，应该在当地有相当的影响力。这些显然都深合蒙元统治者的需要。出于稳定河西，节制西北的考虑，任用降蒙西夏人治理西夏故地应该是蒙元统治者一个较好的选择。而昔里氏显然是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唐兀官僚遗族之一。
其三，与蒙元时代西夏人政治地位的变迁有关(88)。蒙元初期，西夏人由于顽强抵抗，导致蒙古统治者对其的仇恨与敌忾情绪，因而对他们多所压制和贬抑。这一时期位置最高的西夏人就是阿沙，这与乃父昔里都水因降蒙而遭夏人所害有关。到世祖朝，出于稳定河西，统一全国的需要，西夏人的待遇得以改变，“世祖以其人刚直守义，嘉之，赐姓唐兀氏，俾附国籍，次蒙古一等”(89)。阿沙出任甘肃等处宣慰使、统领唐兀军、倡建唐兀卫应该都与元廷这一政策的转变有关。元中后期，西夏人的地位更是不断提升。昔里都水一支能世守肃州，与元相始终恐怕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得以实现的。
(二)昔里钤部一支
昔里钤部一支自其降附蒙古后，以军功起家，且由怯薛身份获得世代监守大名的特权，在汉地扎下根基。随着在汉地居住日久，该家族的居官任职也突破了大名的范围，扩散到其他地区。又因为教化拥立武宗之功，得以跻身中央高官，达到该家族政治地位的巅峰。到元中后期，该家族仍监守大名，进入家族从政生涯的平稳期。
昔里钤部本名益立山，西夏时，他承荫儤直宫省，以劳绩调任沙州钤部，后以官称为号。丙戌年(1226年)蒙古大军再征西夏，昔里钤部“审天命之攸归”，率部众迎降，“太祖以公首效忠赤，特加褒命，隶国王木荅里(即木华黎(90))帐下，从征羌落，每战忾王所敌，故所向克捷有功”(91)，初步展现其武勇善战。他效命疆场，屡立战功。丁亥(1227年)，随从蒙古大将忽都帖木儿(92)招谕沙州。沙州守将伪装投降，“以牛酒犒师，而设伏兵以待之”(93)，“忽都马踣，追兵垂及”，昔里钤部将自己所乘战马让给忽都帖木儿，自乘“所踬马”殿后。在受伏击时，仍能够“麾左右逆战，却敌而还”。蒙古军主将“壮其勇”，问及“危急际委己以济人，汝命固不靳邪?”昔里钤部慷慨对曰:“彼国之勋旧，倘堕奸计有辱君命，以新附显备驱策，效节死事，乃所甘心。”成吉思汗闻而嘉之，仍谕曰:“卿勉宣忠力，会当以好爵縻汝。”(94)命其为“怯薛丹博鲁赤”(95)。怯薛(Kesiq)是蒙古语轮番宿卫的意思，即大汗或宗王的禁卫亲兵，兼有宫廷服侍和行政差遣职能(96)。博鲁赤，又称博尔赤(Baurchi)，怯薛执事之一，意为“亲烹饪以奉上饮食者”(97)。贵由汗即位，他受命监守大名。蒙哥汗时，又赐以金虎符。忽必烈南伐，昔里钤部又“扈征车”(98)。可见，昔里钤部最初是充任成吉思汗和贵由汗的怯薛执事博尔赤，这与他和他的家族世代监守大名，当有密切联系，对其家族的仕进和政治活动不能不产生深刻影响。
1235年(乙未)，贵由、蒙哥皆以亲王身份与速不台率领“诸部精兵忠朂之士”征西域。次年启行，昔里钤部亦在军中。1237年，大军至宽田吉思海，昔里钤部从诸王拔都征斡罗斯，至也里赞(叶尔羌)城，战况惨烈，大战七日，攻下该城。1239年(己亥)冬，至阿速，灭怯思城，昔里钤部被命“选锋率转斗而前”。守城军士十分顽强，负固不下，迁延数月。1240年春，昔里钤部“伺守陴者怠”，率敢死士十人，“蹑云梯先登”，俘杀十余人，大呼曰:“城破矣!”诸军“蚁附而上，遂拔之”。他冒死作战，在蒙古西征阿速战役中“功居第一”，被“名以巴图(拔都)”，并“赐西马西锦为匹皆九”及“只孙为四时宴服”。拔都(batu)为蒙古语“勇士”之义，是崇尚勇武的蒙古人十分珍视的称号。只孙又作质孙，是蒙古语“颜色”之义，蒙元宫廷或宗王斡耳朵设宴，与宴者着一色服饰，称只孙服，宴称只孙宴(99)。能够获赐只孙服和出席只孙宴，是蒙古贵族功臣的一项特权与殊荣。昔里钤部获此殊荣，表明他以自身的勇敢和军功获得了蒙古人的青睐与信任，为自己在新的政权中争得晋升之阶梯。此次长达数年的西征，昔里钤部与宗王贵由、蒙哥等自然比较熟悉，其后他能担任大名路达鲁花赤且辅佐燕京行断事官，恐怕与这段经历不无联系。次年回师，昔里钤部擢升为千夫长，“自是勋名焜耀，朝廷有意大用矣”(100)。虽然在英勇善战方面，昔里钤部十分接近蒙古人，可他却并不赞同蒙古人的屠城政策。前已述及，肃州之役后，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其间只有经昔里钤部所请保留了其亲族奴仆106户。攻占沙州后，成吉思汗因该城不以时下，欲屠其城，昔里钤部哭泣恳请曰:“彼逆命者渠魁一二人，民何与焉，若悉坑之，恐坚未降者心，且臣贱属咸在，愿赐全宥。”因其军功和忠勇，这一请求又被许可，于是沙州全城“赖以生”(101)。
藉由军功和忠勇，昔里钤部不仅担任千户，“礼秩与国人为千户侯者等”(102)，还能“兼寄兵民之重”(103)。太宗时，他受命辅助业陌赤(也作伊玛彻尔、伊玛齐，即牙老瓦赤)行断事官事，他认真履行职务，“裁遣终日无倦色”，使“人服其详明”，展现了自身的行政才干。乃马真后称制时，甲辰年(1244年)，朝廷选择能员“佐行台于燕”，昔里钤部被选中。当时燕京行台负责节制管理二十余道，“机务填委，日复一日”，昔里钤部“辅相听断，动合事宜”，所出之政大多能“便于时”(104)。贵由即位，命其与合答为也可扎鲁火赤(署行台)。丁未年(1247年)，他又与牙老瓦赤为也可扎鲁火赤治事于燕京。后蒙哥汗以布智儿“来莅行台，录其旧劳，又俾同署”(105)。扎鲁火赤，又作扎鲁忽赤、扎鲁花赤，是蒙古语，汉译为“断事官”。蒙古建国初期，司法、行政、财政等事务简易，只设扎鲁忽赤领其事，汗廷、诸王投下皆有此官。其长称也可扎鲁忽赤，汉译大断事官(106)。可以说此时断事官综理各项政务，权利甚大。昔里钤部能够佐助该职，足见其治政才能和受信任的程度。辛亥年(1251年)春，“朝廷稔公综练国事，复有颛面西土之寄”(107)，想必仍想借助他政事练达的特长。因年已六旬，昔里钤部没有西行赴任。
元制城池无论大小，“例建官临护，犹古监郡，然而权威视前代为有加”(108)。由于大名隶贵由御位下，昔里钤部被委以大名路达鲁花赤(109)。到蒙哥汗时，昔里钤部又以旧臣之故，受锡金虎符，使行事更为方便，并获赐“白金御骠，以宠其行”(110)。
大名号称“盘城千里，(为户)几十万”，由于“襟带之雄，节镇之重，自昔号建国至署监总者，必勋阀世胄，练达时体，通习汉事，忠贞而有材望者膺选”(111)，昔里钤部似乎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在大名期间，他除了执掌军队外，还悉心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治理(112)。
1．努力重建当地的正常统治秩序
大名“自兵后，官府甫建，群豪诸司错迭，长雄不相下”，由于各种势力交互错杂、互争长短，纷争不休，造成“政令不行，事多龃龉”，昔里钤部以“治乱世必用重典”的手段，事无巨细，一律严格依典办理。当地的群豪诸司“初则遻然，既乃弭耳，听约束惟谨”。昔里钤部又“举廉能，拉奸暴，扶良善，惠廖寡，凡政之不便，民所欲而未得者，率立行而更张之”。虽然该地蒙古宗王、军将营幕连野，各类使者往来频繁，但是这些人“咸畏公(昔里钤部)方刚，莫敢侵分，少有牟于民”者。由此基本确立了蒙古统治者在当地的正常统治秩序。
2．恢复民生，治理河患
大名近郊，春季时有人任意采摘田间花果，昔里钤部见后十分惋惜，他认为:“此天地秀实以养人，多折何为?”于是下令严格予以制止。此后对于正当开花结果的农作物，“莫敢有暴殄者”。当地的河流每年“霖潦泛溢”，河患严重，为害百姓，给民生带来诸多不便。昔里钤部上报朝廷，跨河建筑大堤，沿河栽植上万棵槐柳，不仅使“苞固峻址，捍御崩啮”，又可以给百姓“充岁时材爨之用”。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河患不仅会给百姓的生命财产带来威胁，还会严重危害农业生产。昔里钤部重视民生，其对河患的治理，使“浊流不扬耕且桑”，客观上有利于恢复当地的社会生产。
3．整修庙学，劝导风化
一次，昔里钤部到庙学举行释菜之礼，看到礼殿倾圮，各处一片衰败景象，喟然感叹:“泽宫风化所系，今若尔，何以兴善心于民乎?”于是命人加以整修，“其亭、传、长府皆以次修举”，终使之焕然一新。李谦《大名路重修庙学记》记载:“壬子(1252年)，叶可断事官小李钤部其子小钤部来莅府事，请于朝，以本道历日钱崇饰庙貌，创两庑，绘七十二先儒于壁。”(113)引文中“小李钤部”就是昔里钤部，壬子年，其子小钤部“莅府事”，应该是参与大名的管理，他上奏朝廷，增修庙学理应得到了昔里钤部的首肯和支持。自汉代独遵儒术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力工具。昔里钤部虽源自西夏遗民，但他自青年时代即“通儒释”，对儒学的教化功能应该能够领会和重视，因此才有修庙之举。由于史料所限，我们尚不能确定昔里钤部在大名整修庙学是否仅此一次。
4．弭盗安民，整顿治安
大名附近的古相州(今彰德一带)有大盗，结党数百人，危害治安，经常潜入大名境内劫掠，连官府也莫可奈何。昔里钤部“穷其根，株窟穴，挠捕无遗”，根绝了这批匪盗，致使“相魏之郊，民安田里，暮夜绝桴鸣之警”，为百姓创造了一个相对太平的生活和生产环境。
应该说，昔里钤部能在大名地区官府草创之初，“布宣皇灵，统摄群属”(114)，保一方安宁，并在“群豪诸司错迭，长雄不相下”这样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使各方“豪右屏息”，与其此前的军功及他与贵由汗、蒙哥汗在西征中建立的主从关系有关，而其在大名的政绩更加稳固了他及其子孙在此地世守的地位。与此同时，蒙古统治者也没有忘记他的军事才能，己未(1259年)春，忽必烈率军南伐“驻驿濮，起公(昔里钤部)从征”。昔里钤部受命扈从征车随行，可能是由于年事已高，昔里钤部中途生病，返回家中后去世。所幸者是，他的后人能承继先志，效力云南等地。
该支第三代有爱鲁、罗合、小钤部，代表人物为爱鲁。他们继续监守大名，且转战云南，在世祖朝的政治军事舞台上发挥作用。
昔里钤部死后，爱鲁袭父爵，监大名。中统元年(1260年)，天下庶务悉归中书，估计此时大名达鲁花赤不再享有乃父昔里钤部“长魏师”的权力，但从爱鲁弟罗合任“大名路行军万户”来看，该家族仍参与控制大名路军籍军队的统率权。爱鲁任大名路达鲁花赤九年，其间有两次被黜的经历，第一次发生在中统二年五月(115)，被黜原因不详。第二次大约在至元二年(1265年)，爱鲁“在郡任计吏不当，至使自经死”，僚属对爱鲁十分不满，揭发了这件事。当时张弘范移守大名，他认为如果不施以援手，爱鲁必败。本着同僚之情，“力为之解不得，而爱鲁抵罪，王(张弘范)亦为之免官”(116)。这里没有明言对爱鲁的处罚，但连累张弘范都因此免官，爱鲁所受处罚至少是罢官免职。至元五年(1268年)爱鲁跟从忽哥赤赴云南，其弟小钤部“代兄民职”，继任大名达鲁花赤。前已述，早在壬子年(1252年)，昔里钤部担任大名达鲁花赤时，小钤部参与府事，曾上奏朝廷，增修庙学。至元十三年(1276年)正月，他“坐奸赃伏诛，没其家”(117)。
爱鲁从忽哥赤出镇云南，“管领怯薛丹及必者赤”，仍是兼领怯薛执事。从至元五年到任至二十五年卒，爱鲁在二十余年间，转战西南，对元初西南地区的军事征服和边疆治理贡献良多。他在西南地区的主要政治活动是军事征战。相关事迹主要见于爱鲁的碑传，但碑传各有侧重，梳理如下。
至元五年(1268年)，他随从忽哥赤出镇云南，至则“责治军旅”(118)，从云南王征金齿诸部。金齿不肯臣服，“蛮兵万人绝缥甸道”(119)，爱鲁率五百军士“殄其众数千”，使金齿诸部慑服。六年，再入金齿，平火不麻等二十四寨，俘获驯象七只，“致贡京师，敕用以驾舆，自是搜田征伐，无不乘之，实前古未有者”(120)。七年，爱鲁任中庆路达鲁花赤，兼管此地的少数民族军队爨僰军。蒙古军最初攻打云南时，取道吐蕃，道路迂回曲折，很不方便。思、播降附后，改由蜀道进入云南。爱鲁奉命开驿道。陆路由乌蒙(《牧庵集》作乌蛮)取道，师至玉连等州，“乌蛮(乌蒙)合都掌圈豕鹅夷诸种拒而不受，累战始服”(121)，原先不肯归附者尽击下之。水路由马湖，水陆皆置驿传，通至叙州。由此深为云南平章赛典赤赏识。十四年(1277年)，忙部、也可不薛叛，爱鲁率兵讨平之。又迁广南西道左右两江宣抚使，兼招讨使，招讨邕、管、平溪洞夷獠五十余州。十七年(1280年)，升任云南左丞的爱鲁奉诏与四川都元帅也速
儿等率领云南、湖广、四川兵讨也可不薛之叛(122)。十九年，也可不薛复叛，爱鲁与西川都元帅也速答儿、湖南行省脱里察再次会师进讨，擒获酋长送京师。二十二年(1285年)，乌蒙阿谋(同传亦作阿蒙)杀宣抚使以叛，时任云南行省左丞的爱鲁与右丞拜答儿往征之，拜答儿因为爱鲁习知其地山川道里，令诸军“悉听指授，分道进击，生擒阿蒙以归”(123)。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爱鲁奉诏征缅国。“缅濒南溟大国”(124)，路途遥远，后勤供给是个关键问题。此前，诸王相吾答儿帅师征缅，爱鲁曾负责供给馈饷，“无乏绝”(125)，出色完成了后勤保障的任务。但是此次征缅，元军“战始克之，不及郡县而还”(126)。经查《元史·外夷传》这一年爱鲁只是在云南王委派之下率一千军人与都元帅秃满带会合，“经阿昔甸，差军五百人护送招缅使怯烈至太公城”(127)。次年招降不果，云南王方与诸王进征，缅国始平。二十四年(1287年)，镇南王脱欢征交趾，诏爱鲁将兵六千人(128)从之。自罗罗至交趾境，交趾派其昭文王以兵四万守木兀门，爱鲁与之大战，攻破之(129)。交趾王及世子皆乘船出逃。数月内，爱鲁参加“大小一十八战，多所杀获”，与诸军会战“二十余阵，功常冠军”(130)。这样，爱鲁“自发中庆，经罗罗、白衣入交趾，往返三十八战，斩首不可胜计，将士自都元帅以下获功者四百七十四人”(131)，足见战况之频繁与爱鲁之武勇。次年，护卫镇南王回师，途中感瘴疠而卒于军中。
爱鲁不仅“百战百胜，威憺羌髳之外，境踰秦汉之先，筹略无遗”(132)，且能善待兵卒，史称其“相西南二十有一年，地周万里，小大之战，无虑百数，军士有劳，其出而家大而枥马、细如槖衣、金银币，具不吝赏予。故能得其死力，毎捷无衂，荷旃夷蛮，詟其威名”(133)。
爱鲁先后在云南担任重要官职，始为金齿等国安抚使，入觐改善阐安抚使，升云南等处宣慰都元帅、云南行省参知政事，再迁左丞、右丞，为云南边疆的治理作出了贡献。至元六年(1269年)再征金齿时，他为该地制定租赋;七年，爱鲁任中庆路达鲁花赤，“有廉惠神明声”(134)。赛典赤行省云南后，至元十年，他被委派“疆理永昌”增加了许多田地。十一年(1274年)，他检阅中庆版籍，清查出隐漏户口万余，以四千户即其地屯田(135)。对“已臣之国，抚而绥之，为定金赋，以户高下为衰，迨其薨年，籍是一省输金之家近二百万”(136)。爱鲁当时清理隐匿户口田土，制定租赋税收，主要目的是增加课税，提供军饷，同时对元王朝较为直接地管辖云南边疆意义非轻。由于在西南地区的军功和政绩，使之受到朝廷“加宴服四，赐尚方鞍勒、弓矢、介胄”等奖赏，死后又官“给五十乘传，还其柩”(137)，归葬大名。
该支第四代主要有教化、也先帖木儿、骨都歹和万奴。有关碑传对这一代的记载甚为简略分散，试汇录其事迹如下。
教化之母“通籍禁中”(138)，他好学蕴藉，“临政精核，矫矫有祖风”(139)。据爱鲁神道碑，他在爱鲁弟小钤部死后，承袭大名路达鲁花赤。小钤部死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则教化应于此时掌监大名。昔里钤部死于1259年，其“捐馆已来将二纪”，即1278年。教化请文人王恽为祖父撰写碑铭，其时他阶为正议大夫，佩金虎符，充大名路总管府达鲁花赤，兼新军万户。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任江淮行省右丞，后迁江浙行省平章政事(140)。大德三年(1299年)三月，他被江南行御史台弹劾受财三万余锭，教化复上言平章的里不花领财赋时盗钞三十万锭，及行台中丞张闾受李元善钞百锭，于是成宗敕命“俱勿问”(141)，此事不了了之。大德十一年(1307年)，成宗死，他赞襄哈剌哈孙拥立武宗，奉命北上迎接武宗。这年七月，他由江浙行省平章入为中书平章政事，八月，武宗立尚书省，教化也随之改任尚书省。至大元年(1308年)四月，他因拥立之功，加授太子太保、太尉、平章军国重事、魏国公。堪称“属当代邸之迎，功参平勃，继预汉廷之拜，位次萧曹”(142)。不仅官及一品，封公拜爵，并且诏封赠其曾祖以下三代，“加恩三世，树碑宰上”(143)，达到该家族政治地位的顶峰。但是好景不长，至大二年(1309年)九月，江南行台又劾奏:“平章政事教化，诈言家贫，冒受赐货物，折钞二万锭。且其人素行无一善可称。魏国公尊爵也，岂宜授之?请追夺为宜。”(144)教化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享受高官显爵带来的荣耀和权势，就迅速被夺爵罢职。因拥立之功而迅速升迁的教化，好似夜空中划过的一道流星，又倏忽而逝了。
教化之弟也先帖木儿于其祖父立碑时(约1278年)(145)任敦武校尉、固镇铁官提举，至大初为江西行省平章。教化另一弟骨都歹(也作忽都答儿)在至大初守大名路达鲁花赤(146)。教化从弟万奴至元中为中朝侍从官(147)，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接替教化为大名路达鲁花赤，“为政令行禁止，治效彰灼”(148)，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他“嗣成先志”，在小钤部及大名路总管此前修庙的基础上，继续修缮庙学，被当时的士人看作是“能卒前功者”，使“士子居有室庐，食有既廪，习读则有书矣，讲授则有师矣”(149)。他在大名任职二十四年，颇有善政。又迁河南、四川、江浙等处行省参知政事、兼江淮等处财赋都总管府达鲁花赤，赠资善大夫，拜河南行省左丞(150)。
该支第五代万奴子野速普花，世守大名。“政尚宽惠，民用德之。”又有爱鲁长孙在至大初曾为云南中庆路达鲁花赤，但其名字不传。第六代知名者只有野速普花子玉里沙与普颜，普颜承袭该家族世职，授大名路达鲁花赤。玉里沙曾任南陵县达鲁花赤，同知浚州事。浚州为大名属州，故玉里沙的任职也是在大名地区。
姚燧为爱鲁作碑时称:“职民世侯，前圣已废，独于之家，疑若犹在。”“其与世侯奚以异诸，亦今代臣邻之鲜俪者。”通观该支的从政事迹，它之所以能够世守大名路，并在元代地方政治与军事领域中“宣力树勋”发挥不小的作用，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该家族由昔里钤部主动归降并秉承尚武善战的传统，在蒙元征西夏、西域及西南战场上忠心耿耿、表现出色。夏人尚武，前已有述。该家族堪称“百战勋伐之家”自不例外。昔里钤部当“身逢圣运”之时，审时度势，忠心归附，其降附被比作“窦融朝汉，义固取于尊王，由余入秦，功不逾于定霸。”且“为将帅之良”、“寄兵民之重”(151)。爱鲁之战功被时人比作汉之耿弇，唐之李愬，他不仅百战百胜，且“永念为臣之不二”(152)。父子“逮事二祖三宗，六十年间，宣力树勋西夏、云南，勤亦至矣”。即使是不谙作战的汉文人也认为以此战功，受到褒奖封赠“固其宜”(153)，更何况是一贯尚武好战的蒙古统治者。当然蒙元帝国略地域外、统一全国的大规模军事活动，也为该家族成员提供了一个充分展示其军事才华的广阔舞台。
其二，该家族多名成员担任怯薛执事，与蒙古大汗、宗王建立私人隶属关系，容易受到信任重用。由前面的分析可知，该家族中昔里钤部、爱鲁、万奴等都曾为怯薛执事。以昔里钤部言之，他在太祖时受命为怯薛博鲁赤，后随贵由、蒙哥西征，又曾扈从忽必烈南伐，而其进入汉地后得以辅佐断事官、监守大名，主要得之于已经即皇帝位的定宗贵由、宪宗蒙哥的信任和重用。
其三，教化的拥立之功对该家族在元代中期的崛起至关重要。在历代封建王朝，于帝位争夺中扶保帝王即位，都是比同开国的殊勋伟绩。教化对武宗的拥立之功被赞为“属当代邸之迎，功参平勃，继预汉廷之拜，位次萧曹”(154)，并因此使这个“世济盛美，咸建勋绩于皇家”(155)的地方性色目人勋旧家族亦有人进入中央政权，参决机务。
其四，该家族成员的政治才干和个人操守，也是影响家族地位浮沉的一个因素。史称昔里钤部处事详明、“综练国事”，教化“临政精核，矫矫有祖风”。在蒙古人行政能力普遍比较低下的大背景下，这种政治才干显得尤为关键和实用，不能不引起蒙古统治者的重视和任用。而前述小钤部、教化因贪赃被杀或被黜，致使该家族迅速退出元朝廷政治中心，在元后期只能承继祖荫，保有一方监临之权，显然与该家族某些成员贪财嗜利、操守不佳有直接关系。
(三)玉里止吉住一支
答加沙嫡长兄玉里止吉住曾为西夏经略使，该支系第三代玉里止吉住孙小李玉，在窝阔台汗时奉命领兵“镇西土”。该支系进入汉地始于第四代乞答哈，史称他十三岁就能“间关万里，东至大名居焉”。乞答哈万里跋涉，所至之地正是该家族昔里钤部一支在汉地的定居之所。从其“未几为质子于此”看，其身份应该是该地所属宗王的“秃鲁花”侍从私属。1259年，他率领军队跟随蒙哥汗伐宋，进攻蜀之合州钓鱼山，立有军功，获赏白金铠甲。至元初，他又随从征宋元军，拔江陵、沙洋、新城，转战两广之地。由于征伐南宋等军功，他被授昭勇大将军，怀孟、卫辉等路新军万户，此后他辞去军职，历任沅州、安庆、江陵、陕州四路达鲁花赤，“所至有治绩”(156)。
该支第五代开始逐渐转向非军职的仕宦活动。益怜真仕至新昌州达鲁花赤。孛兰奚自幼读经，接受儒家教育，因为“有臂力、善射”，被赵国公野讷荐入充当当时还在潜邸的仁宗宿卫。至大初年，他以宿卫起家，初授承事郎，陕西行台监察御史，未到任即改为河南行省理问。任满后于延祐四年(1317年)，迁江南行台监察御史，五年改为江西行省理问。泰定二年(1325年)又被任命为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司佥事，但都未曾赴任，“自是家食以终”。孛兰奚虽出身色目人官僚家族，但从政颇具儒家风范，不热衷仕途，屡有退隐之意。
1．忠心侍上
仁宗登极后，孛兰奚出入禁闱，“敬慎小心”。一次，仁宗在内廷大宴，“盛醉就寝”，孛兰奚竟日侍立在侧，不肯离开。仁宗惊醒后感叹“尔犹侍朕左右也”，由此愈加器重他。
2．秉公执法，不畏强权
孛兰奚掌管内廷衣饰供给时，平章政事萧拜住传旨要他取两条腰带，他回答“前此以赐人矣”。萧拜住因无法向皇帝交旨而发怒叱责他，孛兰奚毫不畏惧，回答说“平章何怒，有日历在”。同时取出每日记录以示之，萧拜住语塞而去。任职河南行省理问时，孛兰奚对狱讼“多所平反”，故“有盛誉于时”。行省镇抚阿散鞭打军校李僧儿七十岁之母，且私下接受贿赂，孛兰奚严加审问，参政脱欢尽力为阿散求情，孛兰奚都不肯徇私，“卒论如法”。宣使宋其不直宿，行省委派孛兰奚审定其罪，平章托满赤包庇宋其，但孛兰奚不肯附和，于是托满赤“怨望公，数以语见侵”。孛兰奚又与郎中王伯常“论事数不合”，遂称病求去，得右丞石仲璋、参政赵敬甫强烈挽留。显然孛兰奚并不适应官场上拉帮结伙、徇私舞弊的风气，任满后，“遂浩然赋归，自是无仕意”(157)。
天历初，文宗自江陵入继大统，路过河南，“一时人才交骛以赴事会汴省”，文宗打算以孛兰奚为理问官，但孛兰奚“以疾辞，坚卧不起”(158)。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元廷又委任他为太常礼仪院判，此时他已年迈将卒，也未曾赴任。
第六代道安“守礼法”，以父荫授大都烧钞库大使、遵化主簿。未任又被辟为大宗正掾，后任饶阳县达鲁花赤(159)。其仕宦事迹无考，由于品级较低，其政治影响应该比较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