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族属、姓氏考辨及世系、居地状况
关于该家族的族属，上引史料说法不一，计有“唐兀人”(6)、“河西人”(7)“七世相夏”、“夏人”(8)、“沙陀贵种”(9)几种。而白滨、史金波认为其族属为党项人(10)。
自五代而后，河西地区陷于西夏统治约两百年，故这里“河西人”与“夏人”所指相同，都是西夏人。昔里氏为西夏人不言自明，但是否一定是建立西夏的党项族人呢?西夏是一个多民族政权，境内有党项、吐蕃、回鹘、鞑靼以及其他民族。虽然党项是该国的主体民族，但西夏人并不等同于党项人。唐古特(即唐兀，Tangut)名称最早见于公元735年鄂尔浑河畔的古突厥文《如尼毗伽可汗碑》(11)，当时是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对党项人的称呼(12)。据伯希和《马可波罗注》记载:“唐古特为西夏之蒙古名。”(13)元人也普遍持有这一看法，吴海《王氏家谱叙》云:“河西，古诸羌，宋李元昊据之，为边患，相继用兵，士有陷没者，杂为夏人。元初得天下，赐姓唐兀氏。”陈垣也说:“河西陷西夏二百年，诸羌杂处，元人谓之唐兀氏，为色目之一种。”(14)可见在元代，人们称西夏为唐兀，在元人的观念中，“西夏人”、“河西人”、“唐兀人”含义相近，都是泛指生活在河西地区的诸民族人，而非专指西夏的统治民族党项人。
再看“沙陀贵种”的说法。沙陀是唐代突厥的别支。《新唐书·沙陀传》云:“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啧，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可见，沙陀原本居住在北庭地区蒲类海一带，吐蕃势力侵入后，“徙其部甘州”(15)，后来沙陀酋长朱邪执宜率众归唐，迁居阴山一带。但应有一部分沙陀族人留居甘州一带，没有东迁。时人有记载可以证明:“甘州，回鹘牙也。其南山百余里，汉小月氏之故地也，有别族号鹿角山沙陀，云朱邪之遗族也。”(16)东迁的沙陀酋长朱邪执宜子赤心曾助唐懿宗镇压庞勋起义，被“赐氏李，名国昌”(17)。《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铭并序》称昔里氏“其先系沙陀贵种”，《新元史》更是进一步称“其先本沙陀部长”(18)，唐亡后，这支昔里氏“子孙散落陕陇间，远祖曰仲者，与其伯避地遁五台山谷，复以世故徙酒泉郡之沙州，遂为湖(应为河之讹误)西人”(19)。其之所以西迁河西，与该地有部分沙陀人留居应不无关系。按照此说法，昔里钤部家族的族源中应该含有沙陀突厥的成分。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政权，昔里氏家族“七世相夏”，长期与西夏境内诸民族杂处、通婚，很可能融入了不同的民族成分。到西夏亡国后，其族属在元人的眼中，已经被视为西夏遗民的统称“唐兀人”(或“西夏人”、“河西人”)了。
关于该家族的姓氏，白滨等认为“昔里”与《肃州碑》所记举立沙之“举立”为党项族同一姓氏，两者发音近似，可能为一音之转。但该家族成员姓名中称“举立”者只此一例，与举立沙(昔里都水)同辈的昔里钤部本名益立山，而未见姓名中使用“举立”的说法。此说较为牵强。《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和《忠节李公神道碑》的传主分别为昔里钤部及其子爱鲁，却均称作“李公”，由《忠节李公神道碑》“康懿之先七世相夏，同其王李姓以小大称”(20)可知，昔里氏本姓李，因与夏国主同姓，便屈称为小李，又讹称为昔里或昔李(21)。该家族成员中旧有名小李玉黑、小李玉者。另外，当时人也常将两者混称，如王恽在《秋涧集·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中记昔里钤部有子名爱鲁，而同书《中堂事记》在谈到爱鲁时，则说其“河西人，小李钳部之子也”(22)。可见，昔里或昔李应该就是小李(23)，昔里氏家族本为李姓，而非党项姓氏“举立”。
至于该家族的世系，这里依据《元史氏族表》、《雪楼集》卷25《魏国公先世述》、《秋涧集》卷51《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铭并序》、《牧庵集》卷19《忠节李公神道碑》、《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正德大名府志》卷10《元大名达鲁花赤昔李公墓志铭》及《元礼仪院判昔李公墓志》列表如下(表3—1)。
表3—1 昔里氏家族世系表
世系表说明:(1)据事迹看，昔里都水即举立沙。(2)《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中称帖信普为令只沙兄之子。令只沙兄长三人，据该碑，耳玉出家为僧人，管布有病无子，则帖信普当为贯努普之子。(3)《秋涧集》写作帖木儿，《雪楼集》卷25《魏国公先世述》与《元史氏族表》均记为也先帖木儿，或《秋涧集》有人名遗漏。据《牧庵集》称爱鲁“三子，二不再见，中子则今江西行省平章”可知，其曾任江西平章。(4)关于万奴世系，说法有二:上引《秋涧集》、《牧庵集》及《元史氏族表》记载其为昔里钤部孙，爱鲁侄;《正德大名府志》卷10《元大名达鲁花赤昔李公墓志铭》记其为爱鲁之子。据《牧庵集》卷19《忠节李公神道碑》及《正德大名府志》卷10《元大名达鲁花赤昔李公墓志铭》，万奴曾世袭该家族大名路达鲁花赤一职，昔里钤部有子三人，爱鲁和小钤部都曾袭任该职，而现有史料并无罗合或其后嗣承继该职的记载，很可能该职一直在爱鲁和小钤部两支内世袭，则万奴或为爱鲁侄，小钤部子。屠寄和柯绍忞(《蒙兀儿史记》卷47及《新元史》卷131)均持此说。这也正与上引《秋涧集》、《牧庵集》等该家族主要史料相吻合。而另一种可能性是万奴为爱鲁子，汤开建《元代西夏人物表》引《正德大名府志》卷10《元大名达鲁花赤昔李公墓志铭》支持此说。据《元大名达鲁花赤昔李公墓志铭》，万奴为“夏人，居大名，代兄教化为大名达鲁花赤”，兄可以为同父亲兄弟，也可以指同宗堂兄弟，联系上引诸史料，这里作同宗兄弟理解应该更为切合实际，故笔者认为万奴当为爱鲁侄，小钤部子。(5)《正德大名府志》卷10《元礼仪院判昔李公墓志铭》还记载了一支沙陀昔李(昔里)氏家族，其有姓名可考的始祖玉里止吉住与答加沙为兄弟，故补入该家族世系。(6)《肃州碑》记载:令只沙次子善居，因伯父管布无子，“以善居为□(嗣)”。大致宋以后，汉人凡过继本宗兄弟、从兄弟之子为子者，于其名下注某人第几子来嗣，于其生父名下注第几子出嗣某人。但元代色目人谱系一般更为注重原血嗣(见汪古马氏世系表说明)，此处依原血嗣，将善居列于令只沙之后。
根据碑传，徙居河西地区的昔里氏最先来到酒泉郡之沙州，降附西夏后，他们“七世相夏”，担任高官，长居于西夏。到西夏末期，答加沙被派往肃州任职，他这一支应该随而迁居肃州。蒙元时期，答加沙后人阿沙一支世袭肃州也可达鲁花赤，而其另一支昔里钤部降蒙，随同蒙古人进入中原，受命世袭大名路达鲁花赤，玉里止吉住一支也辗转东来大名。肃州和大名成为该家族两个较为长期的居地。由于军政职务的需要，该家族部分支系还在云南、江浙等地短暂居住。限于史料，这里只对资料比较集中的居地进行考察。
1．瓜沙地区
昔里氏的先祖在唐朝灭亡后散居于陕陇之间，隐居五台山谷，后来“徙酒泉郡之沙州，遂为湖(河)西人”(24)。沙州，即今甘肃敦煌，唐“武徳二年(619年)置瓜州，五年改为西沙州，贞观七年(633年)去西字，天宝元年(742年)改为炖煌郡，乾元元年(758年)复为沙州”(25)。可见唐代沙州本名瓜州，又为炖煌(敦煌)郡。《新唐书》云:“沙州，炖煌郡下都督府，本瓜州。”(26)故碑中所述“酒泉郡之沙州”，可能为敦煌之误。五代时，沙州归义军领有瓜沙二州，此时沙州实际上兼领瓜州。“宋仍为沙州，景祐初，西夏陷瓜、沙、肃三州，尽得河西故地。”(27)西夏建立后，昔里氏归附。蒙古攻略西夏，沙州沦陷，昔里钤部曾向成吉思汗请求免于屠城，其词云:“彼逆命者渠魁一二人，民何与焉，若悉坑之，恐坚未降者心，且臣贱属咸在，愿赐全宥”(28)，可见此时，该家族至少昔里钤部一支仍居于沙州。换句话说，自唐末五代至少到西夏亡国的二三百年间(10—13世纪二三十年代)，昔里氏家族或其某些支系应居住于瓜沙一带。
2．肃州
肃州即今之甘肃酒泉，唐代也称酒泉郡。历来为河西名镇，宋初与瓜、沙等州一起为西夏所据，遂归入夏之版图。昔里钤部“皇考府君用级爵受肃州钤部”(29)，这个“皇考府君”当指答加沙，其任职肃州的年份不可考，但我们可以从其子昔里钤部的生活年代予以推测。己未年(1259年)秋七月，昔里钤部死，年六十九岁(30)。可知其生年为1191年，那么，答加沙授职肃州大致应在12世纪中晚期。随着这一任职，其眷属和子女应该随同迁居肃州，因此当蒙古大军兵临肃州城下时，在此戍守的答加沙之子举立沙已经被称作是“肃州阀阅之家”了。举立沙死，其子阿沙被成吉思汗封为“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31)。查《元史·地理志》:“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年)，西征，攻肃州下之。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置肃州路总管府。”(32)成吉思汗当时遵循蒙古人“得一地即封一人，使之世守，其以所属来降者，亦即官其人，使之世袭”(33)的惯例，任命阿沙及其子孙世代监临肃州地区。到至元七年(1270年)肃州设路，阿沙之家顺理成章地成为“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据《肃州碑》所载，阿沙及其后人共五代9人曾担任过肃州路世袭也可达鲁花赤，该碑由碑文所述第五代之善居所立，立碑年代为顺帝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下距元亡只有七年。可以肯定该家族在肃州的任职与元王朝相始终。昔里氏举立沙一支至少在上迄12世纪中晚期，下至元朝灭亡的约二百年间，一直以肃州为主要居住地。1259年(己未)昔里钤部死后，“返葬肃州，祔其先茔”(34)，这表明昔里氏的家族墓地也位于肃州。至少在元初，迁入汉地的昔里氏在观念上还是以此地为家乡，死后要归葬故土。
在世袭肃州路达鲁花赤的同时，举立沙的后人还曾在河西地区的甘州、永昌等地任职。阿沙长男剌麻朵儿只先授奉训大夫、甘州路治中，又升奉议大夫，肃州路达鲁花赤，其曾孙善居曾为永昌路达鲁花赤(35)。甘州(今甘肃张掖)路总管府设立于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十八年(1281年)，在此地立行中书省，“以控制河西诸郡”(36)。剌麻朵儿只的任职当在至元八年或其后。《元史·地理志》中有两个永昌，其一为今甘肃永昌，元初为西凉府，至元十五年(1278年)，“以永昌王宫殿所在，立永昌路，降西凉府为州隶焉”。另一个永昌府为云南保山(37)。此处的永昌应指甘肃之永昌，善居应该在至元十五年以后出任永昌路达鲁花赤。剌麻朵儿只、善居二人在甘州和永昌的任职年限及携眷与否不详。元代瓜、沙、甘、肃、永昌均隶属甘肃行省，地缘相近。从记载看，两人任职甘州、永昌的时间不会太长，不携眷的可能性似乎大些。
3．大名
昔里氏家族始居大名在贵由汗时。丙午岁(1246年)，贵由即位，曰:“是大名昔朕分封，卿(昔里钤部)往为监。”蒙哥汗又“别赐虎符以监失(大)名。至岁己未，凡为监十四年”(38)。《魏国公先世述》称:“宪宗(蒙哥)即位，颁虎符，往莅大名路。”(39)《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则称蒙哥汗“命锡金虎符，充大名路都达鲁花赤”(40)。蒙哥于辛亥年(1251年)即皇帝位，可知昔里钤部在1246年贵由即位之初即受命往监大名，并在1251年宪宗即位后，被赐予金虎符，继续担任大名达鲁花赤。昔里氏初到大名当在1246年。该家族的另一支系玉里止吉住后人乞答哈“年十三，能自选名马踰也凉杰薛凉杰之地，间关万里，东至大名居焉，未几为质子于此”。可见，乞答哈及其后人在汉地也是以大名为主要居地的。大名路为“唐魏州。五代南汉改大名府。金改安武军”。元时属于中书省所辖，“因旧名，为大名府路总管府”(41)。跨今河南、河北两省，治所在今河北大名(42)。根据现有史料，该家族自第二代昔里钤部至第六代共有八人曾任大名路达鲁花赤，又有第六代的玉里沙曾“同知浚州事”(43)。浚州，“元初隶真定。至元二年(1265年)，隶大名”(44)，是大名的三个属州之一。这样，昔里氏家族至少有五代9人曾在大名地区为官，而实际人数很可能还会多于这一数字。其家族应该长期居住于此。另外，昔里钤部次子罗合曾任大名路行军万户，因军籍在此，他的妻小理应也居于此地。该家族还以此为坟茔祭祀之所。昔里钤部死后，返葬肃州，又“别封虚墓大名，求便岁祠”(45)。据《秋涧集》，“至元戊寅(1278年)，葬公(昔里钤部)于大名县台头里之新仟，从卜食也。夫人田氏、白氏祔焉”(46)。可知昔里钤部死后，仍以肃州为家乡，返乡归葬。但大名与肃州远隔数千里，往来十分不便。为方便子孙祭祀，1278年，其后人在大名建虚墓。这一方面可以证明其子孙以大名为家，长居于此，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该家族在大名墓葬之始。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昔里钤部子爱鲁以疾死于军中，“讣闻，帝悼之，给五十乘传，还其柩，葬大名”(47)。至正三年(1343年)，乞答哈子孛兰奚卒于淮西怀远，遗言归葬大名祖茔。十五年后，其子道安在大名占卜吉壤归葬其父。可见昔里氏自第三代爱鲁起，开始以大名为故乡，即使死于外乡，也要归葬大名。该家族居大名的下限史料阙如，从其世守大名及在顺帝年间仍归葬来看，应是与元王朝相始终的。
4．云南
至元四年(1267年)，元世祖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48)。至元五年(1268年)诏命其“开国云南，俾(爱鲁)将卫士以从”(49)。至戊子年(1288年)死于军中，爱鲁“相西南二十有一年”。在云南生活二十余年，不可能长期孤身一人，而且他在治理永昌(元时隶会昌路，治今云南会理西南)、中庆(今云南昆明)时应该有短暂的定居时间。虽然其家族成员主要居于大名，但爱鲁本人的妻妾及部分子女有可能在这段时间随同爱鲁居住。
5．镇江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昔里钤部之孙，爱鲁长子教化任江淮行省右丞，后迁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六月，教化由江浙平章入为中书平章政事(50)。江淮行省原治扬州，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迁治于杭州，改为江浙行省(51)。教化至元二十三年至大德十一年的二十余年中，所任官应在江浙行省。任职期间，是否有家眷随行呢?《至顺镇江志》中有一条史料涉及了这个问题:“昔里教化的，河西人，居镇江。累官至开府仪同三司、太子太保、太尉、平章军国重事，上柱国、魏国公。”(52)“昔里教化的”当为“昔里教化”之误。显然，这个昔里教化就是昔里氏家族曾任职江浙行省的成员，他与家人居住在镇江。《忠节李公神道碑》载，教化有三个姐妹，长适同知台州路事巴约特，次适浙东右丞宣慰都元帅阿尔丹。另一个写碑时年幼，未载婚姻状况(53)。台州路在元代属江浙行省，治临海(今浙江临海)。教化的三个姐妹中有两个与任职江浙行省的官员联姻，应该与其长期在此地为官不无联系。与教化共同居住的家人中，很可能还包括他的母亲和未成年弟妹。上述史实从侧面表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爱鲁死后，其妻妾及未嫁娶的子女有可能投奔爱鲁长子教化而徙居江浙，又在此地就近联姻。因此江浙行省镇江路应该是昔里氏家族在江南的一个居住地。
6．淮西怀远
怀远，宋代为怀远军，元代隶属河南行省所辖安丰路之下，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以军为县，隶濠州”(54)。顺帝至正三年(1343年)，玉里止吉住五世孙孛兰奚，卒于淮西怀远之别墅。其时他已经在此地“闲居几三十年矣”，死后才归葬大名祖茔。由此上推，则孛兰奚一家大约在仁宗时已经居于淮西。直至他死亡，至少在此地居住了将近三十年时间。其子道安由于“少在侍下”，很可能随父居于该地。孛兰奚一生并不热衷仕途，反而“高蹈远举”，常抱“卷而怀之”的理想，建别墅于此，闲暇时“在别墅好艺菊自况”(55)。
该家族成员还有在大都等地任职的情况，但是否携眷属在任所长居尚不详。
该家族居住地几经辗转，数量较多，笔者认为应有以下原因。
第一，元代的色目人家族绝大多数是从外部迁入汉地居住的，其迁徙往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和过程，不会一蹴而就。因此，他们的家族居地也不会只有一个，往往数量较多，不独昔里氏家族有六个居地，唐兀李氏的主要居地也有四个，而汪古马氏竟有十数个之多。
第二，作为色目人官僚家族，出于仕宦活动的需要，也造成昔里氏成员及家属辗转各地居住。
第三，该家族分支系世袭不同地域的达鲁花赤，造成不同支系各有其世代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