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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各表可见，该家族共七代37人(其中知名者35人)，若从臣属蒙元王朝的第三代起算，除去早卒的哈答不花、阿鲁辉帖木儿外，共五代33人。其中有明确任职记载者共18人(孛别舍儿、和者吉、斡秃蛮3人不能确定是否任官)，占54.55%。由于仕宦资料主要来自《先茔碑》，该碑撰写于至正八年(1348年)，从文义和时代推算，此时该家族第六代以下成员很可能有些尚年幼未仕。故这一比率不能作为该家族入仕人数比例真实状况的全面反映。我们从资料较为齐全的第四代和第五代看，任职者比例相当高，占这两代已知人数的84.2%。

从入仕途径看，有记载者4人，集中于由怯薛和承荫入官，分别为3人和1人，各占75%和25%。需要指出，铁木儿塔识、达识帖睦迩虽为国子生，但入仕为官则分别源自怯薛和承荫。因资料过少，难于窥见该家族入仕途径之全貌，从仅有的资料来看，该家族的入仕途径主要是怯薛、承荫等蒙古旧制，可部分反映其与元王室较为近密的私属关系及其较为显赫的政治地位。

从任官品级看，最高品级可考者16人，其中上品13人，占81.25%，中品3人，占18.75%。另有旧制2人，品级不详2人。该家族最高品级可考者全部为高中品级官员，表明该家族在元代政坛上地位较为显赫。

从任职领域看，该家族在元代各主要政治领域皆有任职记载，但主要集中在行政司法和军事领域。需要指出，统计中包括一人在多领域任职的情况，故人名有重复，其比率不好统计。仅就任职人数看，能够比较直观的反映该家族成员的主要任职领域。表明作为显赫的色目人官僚家族，其任职集中于传统的行政、军事方面，这反映该家族在整体上汉文化的掌握程度不会很高。

从任职地域可考的家族成员看，曾在中央有任职经历者14人，在地方有任职经历者12人，比例基本相当。表明该家族在中央和地方政务中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地方上，该家族部分重要成员在漠北地区和江浙有较长时间任职。在漠北，主要是随从宗王出镇，有助于积累军功及培养与武宗等的近密关系，为该家族成员政治地位的取得奠定了基础，也影响了该家族的文化倾向。江浙的任职，主要集中于元中后期的脱脱父子，它反映了该家族在江浙地方政务中的重要角色。

阿沙不花家族原本为康里王族。1223年，蒙古军征斡罗思，返回时，大败阿沙不花曾祖父霍脱思罕(虎秃思)。虎秃思战败国亡，在汉文史籍中“梗概之无传”⁽⁶⁴⁾，使我们无法再查考其事迹，其子怯失里也不知所踪。怯失里寡妻古麻里氏携二子曲律、牙牙东来，投降蒙古，开始了该家族与蒙元统治者的接触及其在元的政治生涯。

蒙古军攻略康里，古麻里氏在“国乱家破无所依”⁽⁶⁵⁾，“老母弱子，不绝如线”⁽⁶⁶⁾的情况下，携二子曲律、牙牙来归蒙古。《元史·阿沙不花传》对这段史事的叙述颇具传奇色彩，大意是他们拾获了无主的“西域重宝”，尽献给蒙古统治者。《先茔碑》也称其“负以槖驼而来朝”。足见，阿沙不花先祖投附蒙古不会是只身前来的，这也与其家康里王族的身份相当。既是“国之遗胤”，又携重宝来归，渴望效力新主，自然深受欢迎。《先茔碑》称窝阔台汗“怜而抚育之”，阿沙不花本传则记窝阔台“命有司治邸舍、具廪饩以居焉”⁽⁶⁷⁾。史料记载稍有差异。不论牙牙兄弟是否由窝阔台汗亲自抚育，蒙古统治者对这支康里王族遗胤的重视，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牙牙兄弟年长后，立即被召入宿卫，领昔宝赤。该家族担任怯薛执事的成员较多，明确记载的就有第三代的曲律、牙牙，第四代的阿沙不花、康里脱脱，第五代的铁木儿塔识和第六代拔都儿等。除康里脱脱外，其余诸人担任的怯薛执事皆明确记为昔宝赤。从拔都儿“袭领昔宝赤”的记载看，该家族应该世袭掌领怯薛昔宝赤执事。昔宝赤(Siba'uchi，掌鹰者)是怯薛执事官之一。蒙元怯薛执事作为大汗的侍从近臣，兼有亲卫军、宫廷事务机构和一定意义上政府的职能，同时凭借与大汗的私人主从关系，成为入仕为官的“大根脚”。阿沙不花家族世代充任怯薛，为其跻身官僚阶层，并在蒙元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和基础。正是怯薛的身份，牙牙兄弟得以扈从蒙哥汗伐蜀，并因这一“劳绩”，在世祖即位后，被“给以土田人户”⁽⁶⁸⁾，从而在蒙元帝国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二)崛起与兴盛

元中后期该家族崛起与兴盛，乃至一定程度上左右元代政局，源自阿沙不花和康里脱脱对武宗即位的翊戴协调之功。

阿沙不花和康里脱脱均为牙牙之子。袭领昔宝赤执事后，他们忠心侍主，“被坚执锐，出从抚军，佩玉琼琚，入侍岩宸”⁽⁶⁹⁾，深得蒙元帝王的信任。

阿沙不花年十四即入侍世祖，十分忠心。他扈从世祖巡幸上都，早朝时，宫内草上多露水，他跣足而行，被世祖“指以为侍臣戒”。一次世祖故意命门卫不让阿沙不花进宫，他就从水洞中进入，且曰:“臣一日不入侍，身将何归。”⁽⁷⁰⁾如此忠心，获得了世祖的欢心和任意出入的特权，并先后负责整饬四宿卫兵器和掌管门禁。

作为怯薛近侍，阿沙不花兄弟多次随从宗王北征叛王，战功显著。乃颜叛乱，诸王纳牙等纷纷响应，阿沙不花建言先抚后剿，并奉命亲自北行劝说纳牙，成功离间了乃颜与追随者的关系，分化了其势力。世祖亲征，阿沙不花以西手千户帅昔宝赤之众从行。至元三十年(1293年)，海都叛乱，阿沙不花又扈从当时以皇孙身份抚军漠北的成宗，越金山，战杭海，屡立战功。大德三年(1299年)，他以“将相才也，无以易之”⁽⁷¹⁾，将母弟脱脱推荐给镇守漠北的怀宁王海山随行。大德五年(1301年)，脱脱从海山出讨叛王海都。在杭海“大破其众”，脱脱“手斮一士之首，连背胛以献”，其骁勇连海山亦“壮之”⁽⁷²⁾。大军交战时，海山欲策马出战，脱脱“执其辔力谏”⁽⁷³⁾制止，即使被海山挥鞭伤手也在所不惜，这种一心关注主上安危的忠诚，深得海山及诸军将的赞赏。

阿沙不花初任宿卫时，一次西番遣使者前来奏请，数日后，世祖向近侍诸大臣询问当时景况，诸臣“莫能对”，只有阿沙不花“从旁代对甚详悉”⁽⁷⁴⁾，初步展现了他的精明干练。阿沙不花也很注意爱民无私。世祖平定乃颜之乱后返归，车驾所经处需迁移居民，阿沙不花妥善安置了被徙民户。对世祖赐予数十村昔宝赤牧地，他请求只“存三千户给鹰食”，使民众深为感激，“饮食必祭”⁽⁷⁵⁾。成宗时，他任大宗正府也可札鲁忽赤，浙西豪民朱清、张瑄有罪当死，派去抄家的官员因受贿被诛杀，阿沙不花接替，“簿录其家，一无所私”，并因此被赐“宅一区，钞万五千缗”⁽⁷⁶⁾，以表彰其无私。

凭借自身的军事政治才干和竭诚无私的忠心，尤其是怯薛近侍的身份，阿沙不花兄弟获得蒙古统治者的信任倚重，尤其与海山建立了较密切的主从依附关系。海山奉命驻守漠北时，向阿沙不花求荐人才，既是一例。这种重用也使阿沙不花兄弟得以在武、仁授受中发挥重要作用。

成宗崩时，成宗后及左丞相阿忽台、诸王迷里帖木儿皆暗中襄助安西王阿难答即位。当时镇守漠北的海山恰好派遣脱脱“计事京师”，右丞相哈剌哈孙与阿沙不花“令急还报武宗”。在答己妃与爱育黎拔力八达从怀孟返回京师后，阿沙不花又向哈剌哈孙进言:“先人者胜，后人者败。后一垂帘听政，我等皆受制于人矣。不若先事而起。”⁽⁷⁷⁾于是，尽诛阿忽台等人，粉碎阿难答党羽，使“内难悉平”⁽⁷⁸⁾，为海山兄弟铺平了道路。

在武、仁为帝位相持不下时，阿沙不花兄弟又往来其间，运用政治手段解决皇位纷争，避免了流血冲突。铲平阿难答党羽后，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太子监国，此时，答己妃嘱意于爱育黎拔力八达继立。海山在漠北闻成宗讣告时，即在和林大会诸王将帅，询问:“按据可汗法令，大位应属何人?”与会诸人表示拥立海山，“共立效忠文约”⁽⁷⁹⁾。此刻海山自然不甘示弱，他对侍卫身边的脱脱说:“我捍御边陲，勤劳十年，又次序居长，神器所归，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天道茫昧，谁能豫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则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表达了对皇位志在必得的决心。他一方面派脱脱为其“往察事机”⁽⁸⁰⁾，一方面又统雄兵三万，由三道南进，大有若不能如愿，就诉诸武力的态势。

如何避免战端，解决棘手的皇位继承问题，“既要让仁宗将到手的皇位让出来以满足武宗，又要使武宗不至于坐享其成而让仁宗两袖空空”⁽⁸¹⁾，其间康里氏兄弟贡献良多。脱脱赶往大都，入见答己妃，“道武宗所授旨以闻”，即是向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方晓以利害，要求他让出皇位，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方审度势力悬殊，表明了让位之义。又屏退左右，留脱脱密语曰:“太子(海山)天性孝友，中外属望。今闻汝所致言，殆有谗间。汝归速为我弥缝阙失，使我骨肉无间，相见怡愉，则汝功为不细矣。”脱脱心领神会，顿首谢曰:“太母、太弟不烦过虑，臣侍籓邸历年，颇见信任，今归，当即推诚竭忠以开释太子(海山)”⁽⁸²⁾。

此时拥军观望的海山仍“迟回不进”，他要求由自己信任的阿沙不花前来。阿沙不花至野马川见海山，传递宫中的消息，以“万死保其无他”⁽⁸³⁾。这自然有助于海山消除疑虑，他依草原贵族赏赐习俗，解下所穿衣袍赐予阿沙不花。行至旺古察，适逢谈判成功的脱脱返回，海山“趣使疾驱，与之共载”，再次听到脱脱转达爱育黎拔力八达方面肯定的答复，“乃大感悟，释然无疑”，遂遣阿沙不花还报。海山兄弟确定了继立次序，“武宗皇帝正位宸极，尊太母为皇太后，立仁宗为皇太子”⁽⁸⁴⁾。

“以弟为皇太子，在汉制中是荒唐绝伦的事。但在蒙古风俗中，其身份不过是依俗被提名的嗣汗候选人，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⁸⁵⁾在武仁授受之际，阿沙不花兄弟运用“三宫”的信任及自身政治才能，巧妙地解决了皇位继承问题，既避免了流血冲突，又使武宗顺利荣登大宝。足证“三宫协和，脱脱兄弟之力为多”⁽⁸⁶⁾。

正是由于这项大功，武宗即位后，阿沙不花拜中书平章政事，“军国大事并听裁决”⁽⁸⁷⁾，又特进太尉、中书右丞相、行御史大夫，加录军国重事，兼广武康里卫亲军都指挥使，封康国公。康里脱脱也自同知枢密院事、中书平政事、拜御史大夫，又为录军国重事，中书左丞相。且被武宗目为堪与博尔忽、博尔术相比肩的“今世人杰”。海都嗣王察八儿率诸王内附，元廷设宴款待，按照故例，大宴会要有近臣“敷宣王度，以为告戒”⁽⁸⁸⁾，此项重要职责也被武宗委以脱脱，足见其受荣宠之程度。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元廷“立广武康里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以中书平章政事阿沙不花为都指挥使”⁽⁸⁹⁾。不单为他和床兀儿开创了宰臣领卫军之始⁽⁹⁰⁾，且康里卫的兴建，严格按照族籍定军籍，不属康里族者，皆被淘汰⁽⁹¹⁾。这对完聚进入汉地的康里族人显然大有帮助，不能不说是武宗对阿沙不花家族的又一项特别酬赏。这样，该家族不仅由单纯的内廷侍卫跻身官僚，且在元廷行政、军事和监察三大系统皆任要职，达到了该家族政治地位的巅峰，显贵程度可与元后期色目人第一勋贵土土哈家族媲美。

在元代诸帝中，武宗长期驻守漠北，受汉文化影响甚微。与武宗关系密切，又深受信任的阿沙不花兄弟手握重权后，在武宗朝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们的政治见解和施政手段却带有一定适应汉地的成分。

1．力主遵守礼法，“恪遵旧制”

所谓“旧制”，当指世祖朝之制。武宗未入大都时，就任命脱脱同知枢密院事，待其进入大都后，询问脱脱是否视事，脱脱对曰:“今正殿未御，宗亲未见，徳音未下，而扈从之臣揽取名位，失四方之观瞻，宁不上累圣徳，是以未敢祗事。”这一做法显然比较符合儒家规范。武宗立尚书省，以脱脱为右丞相，时尚书省赐予无节，迁叙无法，财用日耗，名爵日滥。脱脱以“爵赏者帝王所以用人也，今爵及比徳，赏及罔功，缓急之际，何所倚赖”推辞，并规劝武宗“恪遵旧制”，以使“侥幸之路既塞，奔竞之风顿衰”⁽⁹²⁾。

虽然身为色目人官僚，又出身怯薛，康里氏兄弟在有关帝王的行为规范方面显然接受了不少汉式的观念。有近臣擅长蹴踘，武宗打算赐以十五万贯钞。阿沙不花极力反对说:“以蹴踘而受上赏，则奇技淫巧之人日进，而贤者日退矣，将如国家何，臣死不敢奉诏。”一次，阿沙不花见武宗容色憔悴，遂直言进谏，希望武宗节制酒色，爱惜身体，说:“陛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之位，祖宗之位也，陛下纵不自爱，如宗社何?”武宗大悦，命进酒赏之，阿沙不花顿首谢曰:“臣方欲陛下节饮而反劝之，是臣之言不信于陛下也，臣不敢奉诏。”⁽⁹³⁾如此直言，自是深受宠信，但所言也可窥见其对汉式儒家观念的效法接受。

2．宽仁恤民，以图尽快恢复和稳定统治秩序

在处理安西王余党时，阿沙不花与丞相塔思不花从宽处理，释放了本该连坐的囊加真等三十余人。对偷盗内府金者，阿沙不花也宁可放弃受赏赐的黄金“以赎盗死”⁽⁹⁴⁾。知枢密院只儿哈忽在武宗潜邸时，尝出言不逊，武宗想将其治罪，脱脱谏曰:“陛下新即位，大信未立，而辄行诛戮，知者以为彼自有罪，不知者以为报仇，恐人人自危，况只儿哈忽习于先朝故典，今固不可少也。”御史台罚没赃钞五百万缗，脱脱请求以之赈济孤寡老疾，使“诸穷而无告者莫不举手加额”⁽⁹⁵⁾。

有人“以左道惑众”，世臣大家多信奉追随，阿沙不花独持异议，最终将其“置于法”⁽⁹⁶⁾。宗王南忽里部人告发他谋为不轨，脱脱审问，“辩其诬，抵告者罪”。诸王告发齐王谋反，脱脱又查出实情，开释了齐王。边关守将脱火赤请求以新军万人拨给宗王丑汉，朝廷派脱脱前往，脱脱以“时方宁谧，不宜挑变生事”，不肯起行。于是丞相秃忽鲁等二人前去，果然“几以激变”⁽⁹⁷⁾。延祐时，脱脱为江浙丞相，左平章伯颜察儿保举宁国路税务副使耶律舜中为宣使，说:“我保此人乃风宪旧人，及其才能正当选用。”脱脱回答:“若说用则便用之，若说选则不必提也。”⁽⁹⁸⁾区别用、选二字，言简意赅，可见十分明辨。乃颜余党曾迁居庆元路定海县，并多次以水土不便为名“乞迁善地”，脱脱察其居心，曰:“汝辈自寻一个不死人的田地，当为汝迁之。”⁽⁹⁹⁾众人遂不敢再言。

4．反对废储改立

至大三年(1310年)，武宗在尚书省丞相三宝奴等人支持下，欲背前约，废弟立子。时任尚书省右相的脱脱当即表示反对，说:“国家大计，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东宫，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我辈臣子，于国宪章纵不能有所匡赞，何可隳其成。”当三宝奴反问:“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脱脱慨然回答:“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实鉴之。”⁽¹⁰⁰⁾从脱脱的言论中，可见其对武、仁授受之际约定的坚持。而脱脱之所以能“一语定乾坤”，据赵文坦分析，当与脱脱深得武宗信任、具有很高的政治威信、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及武宗本人疾病有关⁽¹⁰¹⁾。在反对武宗废储改立的事件中，脱脱本人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阿沙不花兄弟之所以能在施政中带有一定适应汉地的成分，应该与他们地位升迁，任职领域由怯薛近侍、宗正府官员扩展到元廷军政中枢要职有关。新的仕宦活动要求他们不仅要注重蒙古、色目人的观念和利益，还要从全局出发，考虑到汉地的实际状况，接受一定的“汉法”以治理汉地。

(三)暂时失势与再起

阿沙不花死于至大二年(1309年)，追封顺宁王。可谓生备荣宠，死极哀荣。其弟脱脱在武宗时亦“出从绿车，抚六军而临绝域，入居黄闼，宅百揆而熙庶工”⁽¹⁰²⁾。但在武宗卒后，该家族的政治地位却大大受挫。

武宗卒于至大四年(1311年)，即位的仁宗迅速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之罪名杀掉了脱虎脱、三宝奴、乐实、保八等武宗旧臣，又“罢广武康里卫，追还印符、驿券、玺书，及其万户等官宣敕”⁽¹⁰³⁾等。康里脱脱亦被贬至江浙行省，该家族失去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执掌中央军政大权的地位。嗣后，脱脱又以武宗旧臣之故，“诏逮至京师”。经审查，床兀儿、失列门奉太后和仁宗旨意传谕脱脱:“初疑汝亲于所事，故召汝。今察汝无他，其复还镇。”而脱脱之所以能躲过此劫，保全性命，除去他自己对太后所言“臣虽被先帝知遇，而受太后及今上恩不为不深，岂敢昧所自乎”⁽¹⁰⁴⁾的原因外，更为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他在前述武宗朝反对废储事件中所起的作用。

追根究源，该家族在武宗朝势力崛起和兴盛，主要得益于阿沙不花兄弟与武宗的近密私人主从关系和两人对武宗的拥立。仁宗即位后，该家族势力受挫，同样是由于该家族成员脱脱等为武宗旧臣，与武宗关系非同一斑，很难使仁宗心中不存戒备。可见，该家族的得势崛起与受挫失势，皆源于他们与武宗的近密私人主从依附关系。

虽然失去了武宗朝的显赫荣宠，但元中期该家族部分成员仍在地方上担任高官。如脱脱任职江浙、燕不怜官拜辽阳行省平章⁽¹⁰⁵⁾等。在江浙，脱脱“凿市河以通舟楫，出粟米以赈贫民”，作出了一定的政绩，故“深仁厚泽，蔼然犹洽于民心”⁽¹⁰⁶⁾。他初到杭州，即问民利病，得知杭州便河湮废已久，遂决心修治，僚佐认为此事难办，脱脱以“敬天莫先勤民，民蒙其利，则灾沴自弭，土功何尤”⁽¹⁰⁷⁾为对，坚持修河，造福百姓。脱脱为武宗近臣，又多年随侍漠北，但观其所言所行，却与儒家所倡行的政治理念不无吻合。

仁宗朝后，该家族逐渐结束失势，重返元廷核心。到元后期顺帝时，该家族在政治舞台上再次显扬。地位较显赫者有脱脱之子铁木儿塔识、玉枢虎儿吐华、达识帖睦迩及脱脱兄长和者吉之子伯撒里和别不花等，其中尤以前四人为代表。他们在顺帝朝(铁木儿塔识、别不花在顺帝朝前期，伯撒里、玉枢虎儿吐华、达识帖睦迩在中后期)的仕宦，既延续了武宗朝兴盛时的位高权重，又突破了武宗时集中于中央任职的倾向，在中央和地方军政、乃至文化领域皆各展所长，尽忠报效，与元王朝相始终。

至正三年(1343年)顺帝亲祀南郊，当时参与祭祀大典的该家族成员有任中书平章、侍中的铁木儿塔识、以宣徽使领礼仪使的达识帖睦迩及以御史大夫领摄司徒、主持祭祀礼仪的伯撒里三人。这可见该家族在朝廷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也反映了家族成员任职领域的广泛性。

1．参与新政，力倡科举，总裁三史

铁木儿塔识初“补国子学诸生，读书颖悟绝人”⁽¹⁰⁸⁾，对汉文化和儒家政治观有较深的了解。顺帝“总揽权纲，用脱脱为中书右丞相，王(即铁木儿塔识)为右丞，以更新庶政”⁽¹⁰⁹⁾，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至正更化”。在这一新政的推行中，蒙古人脱脱自然功劳最为显著，但铁木儿塔识此时一直在中书省任职，官右丞、平章、左丞相，应该也是“至正更化”的重要决策和参与者之一。仁宗延祐间，元廷开科取士，但在顺帝元统三年(1335年)，因丞相伯颜反对，又罢科举，铁木儿塔识“争之不得”。至脱脱柄政时，他“力为上言前代科举得人之盛”，终于使科举得以复行。他还经常到国子学中“进诸生而奖励之，使士咸知劝”⁽¹¹⁰⁾。

至正三年(1343年)，元廷诏修辽、金、宋三史，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等为总裁官⁽¹¹¹⁾。作为都总裁的右丞相脱脱在三史的修撰过程中自然功不可没⁽¹¹²⁾。但铁木儿塔识作为总裁官，“多所协赞”，其作用也不应轻忽。三史修撰起自至正三年四月，终于至正五年(1345年)十月，其间人员变动很大，脱脱中途辞职，继任的阿鲁图又“素不读汉人文书”⁽¹¹³⁾，时任中书平章的铁木儿塔识“位仅次于端揆”，且汉学功底深厚，其作用可想而知⁽¹¹⁴⁾。另外，该家族的伯撒里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任中书右丞相，亦“监修国史”⁽¹¹⁵⁾。

2．通达政务，“贵于存恤”⁽¹¹⁶⁾

铁木儿塔识政务练达，他“专裁庶务，片言立决，重轻予夺，各适其宜”。他入值怯薛时，顺帝经常向他“询以治道，往往至夜分乃退”。日本海商遇风漂入髙丽，高丽欲以之为奴，铁木儿塔识认为应该一视同仁，示以怀柔，“岂可乘人之险以为利，宜资其还”。后日本果然上表称谢。有日本僧人告发其国遣人至京师刺探国事，铁木儿塔识认为“今六合一家，何以刺探为，果有其人，正可令睹中国之盛，归告其国人，使知向慕”。一派大国雍容气度，被人赞为“天朝宰相之言也”⁽¹¹⁷⁾。至正七年(1347年)，顺帝以旧相去位，召铁木儿塔识曰:“尔先人事我先朝，显有劳绩，尔实能世其家，今命汝为左丞相。”他上任后，即修饬纲纪，立内外通调之法。由于练达政务，顺帝对其分外倚重，称他“筹边事，皆与朕意合”。他死后，顺帝感叹说:“铁木儿塔识有兼人之才，后难为继。”⁽¹¹⁸⁾其同辈伯撒里治理江西，“敛妙用于无为，而细民之信之也愈深，着成效而不宰，而君子之望之也益重”。史称，在其治理下，“众庶乐业，年谷屡丰，储备有恒，运输无阙，所部善治，奸逆不作”，“门隶使令不以政事干官府”。足见其行政才能之一斑。后至元二年(1336年)，江西地方寇起，震动官民，伯撒里恰在此时莅临江西任职，他“调度有方，恩意旁达”，使“兵不告劳，民不吿病，信惠所及，期月讨平”⁽¹¹⁹⁾。至正十五年(1355年)，达识帖睦迩为中书平章政事。到任后，政事“悉为剖决”。至正九年(1349年)，沅、靖、柳、桂等路徭、獠反叛，朝廷下诏招谕。担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的达识帖睦迩建言献策，使“诸徭、獠悉降”⁽¹²⁰⁾。

康里氏成员还十分注重体恤民艰。金山大雪，铁木儿塔识奉命前往赈济。他不顾及正在生病，领命即行。顺帝亲祀，铁木儿塔识言“大祀竣事，必有实惠及民，以当天心”⁽¹²¹⁾，使百姓得以免除次年一半的田租。岭北地寒，不适宜耕种，铁木儿塔识奏请将京仓百万石米贮于和宁，以便赈饥，使“民不告病”。京师大饥，铁木儿塔识又建议以赃罚钞买米，于近郊寺观施粥赈济，“所活不可数计”。两浙、闽广盐额累増，课税却日益减少，铁木儿塔识请求每年减少若干盐引，“以纾亭户之力”。有中政院近臣谋划“发蕃舶规取息”，铁木儿塔识认为与商贾争利，会给外夷以可乘之机，制止了这一提议。他任御史大夫时，鉴于大臣“获罪重者族灭，轻者犹籍其妻奴”，以“祖宗圣训，父子罪不相及”，奏请除掉了这项苛法⁽¹²²⁾。伯撤里“佐政省闼，宽裕有容”，他在江西时，“贾市服食不以二价虐小民”。后至元五年(1339年)城西火灾，他亲率官员登城望拜，火灭后又出私财及府库赢粮赈济失火之家。由于“恵泽深厚”⁽¹²³⁾，颇得民心，当地百姓集议为其立惠政碑。

延祐间，康里脱脱任职江浙，“命民浚河”⁽¹²⁴⁾。顺帝时，其子达识帖睦迩为江浙平章，又“首行视忠献(康里脱脱)所浚杭城便河而除治之”，使当地父老“无不感泣”⁽¹²⁵⁾。

3．崇奉、传播儒学，举荐贤哲，推进儒治

在仕宦活动中，康里氏成员十分注重儒家政治观念和伦理道德的传播。铁木儿塔识与弟达识帖睦迩皆为国子学生，他“于书无不读，尤喜闻儒先性理之说”。当被帝王“询以治道”⁽¹²⁶⁾时，他往往讲授竟夜，自然是努力宣传儒家政治观。其弟达识帖睦迩“读经史，悉能通大义，尤好学书”⁽¹²⁷⁾。“经史”无疑以儒家经典史籍为主，“书”则指的是汉式书法艺术。由此看来，达识帖睦迩应该具备一定的汉学和儒学修养，故曾出任奎章阁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等职。至正四年(1344年)，元廷“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知经筵事，右丞达识帖睦迩提调宣文阁、知经筵事”⁽¹²⁸⁾。至正十五年(1355年)，已任职中书平章政事的达识帖睦迩再次被受命“知经筵事”⁽¹²⁹⁾。参加经筵进讲，既是对他们汉学功底和儒学修为的肯定，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向帝王宣扬儒学的机会。利用这一机会，他们“入则告上以帝王之道，出则正纪纲修法度”⁽¹³⁰⁾。

孔子后裔袭封的衍圣公本来为三品，为崇奉儒学，铁木儿塔识奏升为二品⁽¹³¹⁾。任职御史中丞时，达识帖睦迩与同列上奏重修曲阜宣圣庙⁽¹³²⁾，至正辛丑年(1361年)，江浙宣圣庙大火，学宫斋舍皆为焦土，时任行省丞相的达识帖睦迩“首出白金为两五十钱”，组织修庙⁽¹³³⁾。至正三年(1343年)，中书平章铁木儿达识又请建书院⁽¹³⁴⁾。达识帖睦迩在江浙亦不止一次助修书院、选任山长⁽¹³⁵⁾，以推动儒学的传播。

康里氏成员还积极荐举贤才。中书省有任用老臣预议大政的故例，但久已废罢，铁木儿塔识“好学下士”⁽¹³⁶⁾，“奏复其规”，起用腆合、张元朴等四人为议事平章。不到半年，“救偏补弊之政以次兴举，中外咸悦”。他又四处“征用处士，待以不次之擢”。有人议论说待遇过于优厚，铁木儿塔识曰:“隐士无求于朝廷，朝廷有求于隐士，区区名爵，奚足惜哉。”⁽¹³⁷⁾达识帖睦迩也荐孔克坚明习礼学，征为同知太常礼仪院事⁽¹³⁸⁾。

传播儒学、荐举贤良的目的是推行儒治。史称铁木儿塔识“爱君有魏征之直谏，忧国有房乔之善谋，援圣经而罄竭于敷陈，刊旧史而申明于监戒，谓远人之患难，贵于存恤，以全大体”⁽¹³⁹⁾。当顺帝问及“为治何先”时，他对曰:“法祖宗。”表明了自身渴望恢复世祖朝旧制，继续沿行汉法的决心。他不图近功，顺帝称赞王文统为奇才，铁木儿塔识则认为:“世祖有尧、舜之资，文统不以王道告君，而乃尚霸术，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统，正当远之，又何足取乎。”⁽¹⁴⁰⁾ 透露了其贵王道、贱霸术的政治理想，故有“虚库庾以济凶荒，薄租赋以苏疲瘵，复科举以通贤路，招遗逸以振士风”⁽¹⁴¹⁾之善政。

4．竭忠效力，维系元王朝统治

元末，朝廷内有帝位争夺，外有宗王叛乱，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国势日危，内外交困。阿沙不花家族第五代成员竭忠效力，维系元廷统治。伯撒里、玉枢虎儿吐华、达识帖睦迩等投身于平寇及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活动中。他们周旋于地方豪强及义军降将之间，对维系元廷对四川、河南、江淮及江浙等地方的统治，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方面的具体事迹，前人论述甚详⁽¹⁴²⁾，此不赘言。

军事方面以外，康里氏成员亦竭尽所能，扶助元朝统治。至正二十年(1360年)，顺帝欲以伯撒里为丞相，伯撒里辞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陛下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太平即贺惟一，时人誉之:“善人，国之纪也。苟去之，国将何赖乎!”⁽¹⁴³⁾是至正后期的国家重臣。此时元廷统治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伯撒里不辞年老，仍希望与良臣太平共同为国效力，力挽狂澜。可惜皇太子从中作梗，未能如愿。至正二十五年，在国势更加艰危的条件下，他还是接受朝廷重托，出任右相，勉力维持⁽¹⁴⁴⁾。元末，京畿缺粮十分严重，元廷迫不得已派人征海运于江浙，“时张士诚据浙西，方国珍据浙东，有船，二家攻战不和，粮竟不至”。达识帖睦迩辗转其间，“正辞以责之，巽言以谕之，乃释二家之疑，克济其事”⁽¹⁴⁵⁾。使江浙粮米得以转输京师，解一时之急。

综上，康里阿沙不花家族的仕宦活动有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该家族以宿卫起家，至武宗朝达到其政治地位的巅峰，“位冠百僚，爵超五等”，脱脱父子死后还享有“配侑于烝尝，享祀于庙室”⁽¹⁴⁶⁾的待遇。成为仅次于钦察土土哈家族的色目人显贵家族。仁宗时清算武宗余党，该家族势力受挫，但仍在不少地方官府发挥作用。仁宗朝之后，该家族势力回升，到顺帝时，该家族多位成员出任军政要职，在元后期政治舞台上异常活跃。

其二，该家族成员从政普遍，且品级较高，无论在中央、抑或地方，亦无论军政、文教领域，均人才辈出，建树良多，堪称典型的色目人官僚家族。

其三，该家族政治地位的取得及变动与其世袭怯薛身份及与帝王(主要是元武宗)的私人从属关系密切相关。

其四，虽然源自游牧民族，祖辈长期随侍漠北，军功颇显，但该家族却产生了部分具有较好儒学与汉学素养、积极推进儒家政治的成员。这与他们的国子学背景、仕宦领域不无关联。同时亦对该家族从政领域、施政原则，乃至政治地位的起伏皆有一定影响，也体现了其文化发展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