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应用文的产生及发展

应用文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而产生，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它的产生、发展与变化，与时代密切相关、与社会需求息息相融。不同时代的需求，会形成不同的应用文体，应用文体也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日趋创新和繁荣。回顾应用文的产生和沿革，对我们今天学习应用文写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应用文的产生

我国的应用文大约起源于红山文化时期（约公元前3200年）到“五帝”时代的晚期（约公元前2100年），距今至少有4500年至5000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我国母系氏族社会已经有了原始文字，距今5000年前已有国家雏形的我国原始社会，已经开始从事大量的公务性活动，如祭祀、狩猎、战争等，促进了以文记事的应用文的产生。

经考古发现和文史界定，殷墟甲骨“卜辞”是我国最早的应用文。这些甲骨“卜辞”文字简约，却真实地记载了奴隶社会世系、气候、征伐等公务活动的痕迹，是殷商时期王室的档案。

我国现存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典章文献总集《尚书》，是儒家经典之一，也是一部以应用文为主的文集。《尚书》中记载了很多题为“典、谟、训、诰、命、誓”的远古文书和帝王言论，篇章结构趋于完整，成为我们研究古代应用文的宝贵资料。

（二）古代应用文的发展

从春秋战国至秦统一天下再到今天，应用文不断变革，渐趋成熟。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书、檄文、盟书、辞令”四类较为盛行的应用文。秦统一六国后，应用文作为国家实施管理的工具，得到进一步的规范和发展。公文文体分类和公文格式初步确立，有了上行文和下行文的区分。汉代上承秦制，对应用文进行了整体的归类：皇帝对臣下的文书定为制、诏、戒、策四种；臣下对国君的文书定为章、奏、表、议四种。秦汉时期出现了许多应用文的代表作品，如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书》、崔瑗的《座右铭》和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应用文继续发展完善。这一时期名家名作不断涌现：曹操的“五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祖徳书》等初步奠定了应用文的历史地位；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等为应用文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有关应用文的理论研究也出现了可喜成果。曹丕的《典论·论文》将文章划分为四类八体，并且概括出了这些文体在写作上的基本特点和要求。之后，陆机的《文赋》在曹丕的八体分类基础上，将文体分为10类，增加了碑、箴、颂等，并深入阐释了这些文体的性质和特点，推动了应用文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南朝时期，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又将文章分为33类，其中应用文就占了21类之多。

隋唐宋时期，我国古代应用文日趋完备，应用文写作处于“政事之先务”的主导地位，应用文也被列为国家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之一。唐朝时期，把应用文明确分为上行文（表、状、笺、启、辞、牒），下行文（制、敕、册、令、教、符），平行文（关、移、次）。同时，唐宋时期对公务文书的格式形成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诸如，一文一事制度、公文用纸制度、公文拟制与誊写制度、公文贴黄和编号制度等，促进了公务文书的规范化，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应用文名篇佳作不断涌现，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刘禹锡的《陋室铭》、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等，对后世应用文本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元明清时期，应用文的发展渐趋稳定。元代在唐宋的基础上，对文书和档案的分工更加明确。这一时期对隋唐以后的新文体的研究，对应用文的理论研究有了新的发现和贡献，如明代吴纳在其《文章辨体》中，将文体分为59类；徐师曾的《文体明辨》，将文体分为101类，他们对应用文体的明确说明值得后世借鉴。清代姚鼐选编的《古文辞类篆》删繁就简，将文体分为13类，将序跋、奏议、诏令、传状、碑志、箴铭、哀祭等应用文体明确列于其中。清代学者刘熙载正式提出了“应用文”这一称谓，在他的《艺概·文概》中写到：“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垂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

（三）近现代应用文的发展

封建时代的应用文是与封建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有深刻的专制主义烙印。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古代应用文尊君抑臣、文风古板、格式陈腐、语言晦涩等弊端日益显露，封建应用文已经到了衰亡阶段。近百年来，伴随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应用文也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革。

辛亥革命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第一个公文程式条例，废除了几千年封建王朝沿用的公文体式，确立和规定了新的公文体式和适用范围。1927年至1928年间，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了三个公文程式条例，对公文的体式、适用范围，公文用语和标点符号的使用做出了一些新规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组建机关开始，不仅有了自己的公文，而且非常重视文件的规范和建档工作。1931年，瞿秋白同志代表党中央起草了《文件处理办法》；1942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召开了全国秘书长会议，通过和颁布了《公文处理暂行办法》，为新中国公文体式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此后，又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改革开放后，根据实际的需要，国务院于2000年8月24日发布《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2001年1月1日起施行。中央办公厅也分别于1989年和1996年发布了《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这些文件具有很强的权威性、系统性和约束力，对促进党政机关公文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