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因制宜”的意义

一、“三因制宜”是适应自然环境变化的需要

自然环境即围绕人类社会的自然条件组合，有原生环境和次生环境之别，包括化学因素、物理因素、生物因素、气候和地理条件等。在农业社会时期，人类尚处于顺任自然阶段，《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说、六淫病因说、异法方宜论，则是对当时的原生环境同健康、疾病相关性的系统总结。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也改变了自然环境（次生环境）。因此，当代中医既要积极剖析传统病因说中蕴涵的时间医学、气象医学、地理医学的合理内容，又应及时总结当今次生环境同健康、疾病的相关性。

1．气候的异常变化与“因时制宜”

现代科学已证明，随着时间推移、四季更替，自然界的温度、湿度都发生着周期性变化。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医家依靠朴素辩证法指导下的长期观察经验，总结出了“因时而治”的有效治则。《素问·八正神明论》曰:“以日之寒温，月之盛衰，四时气之沉浮，参伍相合而调之。”现代流行病学证实，因全球变暖和抗生素滥用等因素，目前在全球范围内，传染性疾病正不断增加和扩大传染范围，不但过去已被消灭、控制的一些传染病接连“死灰复燃”，还出现了极少见的新型传染病，诸如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甲型H1N1流感病毒（甲流）、手足口病（HFMD）等。传统中医的优势在于发挥整体观念和实施模糊控制，将季节、气候等属于非特异性病因的环境因素作为辨证立法、遣方用药的重要参考素，借以对四时温病（包括多种急性传染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进行卓有成效的治疗。

古代医家已系统总结了气候周期性变化与健康、疾病的相关性，归纳出根据四季时令和寒凉温热变化而适宜用药的有效治则，诸如“用寒远寒，用凉远凉，用温远温，用热远热”（《素问·八正神明论》）。而现代中医则应探讨蕴涵于其中的时间医学、气象医学知识的合理性，进而还需重视研究当代特有的气候变化的病因学意义，及时总结近年来因“温室效应”造成的暖冬季节中外感热病与内伤杂病的动态，以及相应的用药规律，拓展、丰富传统的“因时而治”。

2．城市环境的变化与“因地制宜”

在农业社会时期，零散的手工业尚未形成重大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古代以“法天象地”准则建立的城市属于人工自然，则处于和原生环境和谐统一之理想状态。《素问·异法方宜论》总结的“因地制宜”治则也主要是根据东、南、西、北、中的地域（原生环境）差异而立论。这种“辨高卑燥湿，五方宜异”（喻嘉言《寓意草》）的施治原则，蕴涵着独特而丰富的地理医学知识，但它尚不能包容以城市为代表的当今社会中凸现出的新的环境致病因素。伴随工业化进程，到20世纪末，城市人口已占据世界总人口的50%。城市既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日趋重要的独立环境。从城市给人类提供的外环境看，空间狭小，交通堵塞，人们难免承受空气污染、噪声污染；从城市提供的内环境看，因人口密集，工作节奏快，人们的心理紧张程度明显高于边远地区。

同上述因素相应，一方面包括恶性肿瘤在内的诸多慢性病在大都市人群中危害日重，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一系列不明病因的综合征也日益增多，如慢性疲劳综合征、公共交通综合征。目前这些综合征的发病率在发达国家日趋增长，现代医学尚缺乏切实有效的治疗。20世纪90年代，已有国内学者以百合地黄汤、百合知母汤和酸枣仁汤为主组成百合参汤治疗慢性疲劳综合征，获得良效。证明了这种在城市新兴行业中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疲劳综合征，确非温饱难济的古代社会常见的“气血虚弱”使然，而是以都市化和现代化促成的“心神失养”为主要病因。因此，现代中医的“因地制宜”，应该既重视传统的“五方之异”，又着眼现代“城乡之别”。

二、“三因制宜”是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需要

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工作环境等要素。同自然环境的变迁相比，现代的社会环境较之古代差别更大，致病特点也更错综复杂，主要表现在各种社会规范使人们心理压力日益增大，现代化工作环境产生的职业卫生问题日趋增多，从而产生一系列现代病、职业病及社会综合征。不识于此，就难免处于“古方今病不相能”的窘迫境地。

1．心理致病因素与“因人制宜”

疾病的形成是一个生理、心理、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情绪的不同、性格的各异、经历及所处社会环境的差别，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具有综合性的影响。《黄帝内经》虽然把“苦乐情志”列为“因人制宜”的参照因素，以至古代医家在某些临证个案中也把心理治疗作为主要手段，但心理因素无疑同现代人健康的相关性更高。当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极易导致心理失衡、神经内分泌免疫失调，抵御疾病能力下降，风湿性疾病随之而生。在防治这一系列疾病时，职业心理医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中医学之情志转移之疏导疗法、舒肝理气之药物疗法等一系列心理治疗和精神调节方法也颇具优势，需要当代中医工作者自觉地以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为指导，更主动地挖掘、整合并系统应用之。

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说明现代医学的发展越来越重视患者的个体差异。祖国医学很早就认识到治病要治人，许多有害的社会心理因素可以是致病的原因，而不同的个体心理特征，对疾病的发生、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内经》中则有“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的论述，把人的情绪活动直接与内脏功能联系起来，也就是把心理活动和生理过程统一起来了，说明了七情偏胜，会影响人体的生理功能而导致疾病。没有外在社会环境的刺激，内在情志是不会起变化的，这类病例临床所见，不胜枚举。只有具体地去观察和了解患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从社会心理活动等方面去综合分析，才能正确地判断，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以提高疗效，求得痊愈。

2．工作环境与“因人制宜”

现代人长期工作在有职业卫生问题的环境中，或频繁接触有辐射作用的现代化仪器，也在造成一系列职业病、职业多发病、现代综合征。例如，使用暖气、空调，使人类在长期进化中形成的自身调节功能在用进废退，出现了特有的“暖气综合征”“空调综合征”，证明了古代医家“曲房广厦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的见解至今仍有指导意义。但更多的工作环境或职业因素问题却是古代医家不曾经历的。例如，工作在安置有空调和暖气的办公楼中的人们还要承受计算机、复印机的辐射和室内建筑材料挥发出的有害气体；而发电厂机房、雷达操作室等特殊工作环境、职业条件，情况更复杂。如此等等，使现代人患“电脑综合征”“复印机综合征”“微波辐射病”等一系列综合征、职业病、职业多发病等现代病的情形相当普遍。因此，研究不同工作环境和职业因素的特殊致病特点，根据特殊人群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因素的差别而“因人制宜”，是当代中医学的新使命。

事实上这方面的研究也已初见成效。有研究结果表明，长期在微波作用下，人体会出现阴虚证候，如消瘦、性欲减退、免疫功能下降、血象偏低等；同时还兼有乏力、畏寒、血压降低等阳虚表现。由此，把现代的实验手段、统计分析和传统的辨证求因方法相结合，总结出微波辐射属于致人“阴阳两虚、阴虚为主”的职业环境，而相应的对雷达工作者采取滋阴补阳疗法，则可以有效防治其职业病害。可以期待，随着对各种现代化工作环境、职业因素病因学意义的系统研究，中医学的“因人制宜”治则体系将得到进一步拓展。

三、“三因制宜”是适应人们生活习惯变化的需要

《黄帝内经》中的“因人”施治，系指临证时综合考虑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情志苦乐、生活条件等多要素而辨证立法、遣方用药。而在诸多因素中，更为重视体质因素。但在现代社会中，除如上述及的社会心理因素、不良工作环境和职业因素的致病作用明显上升、凸现之外，不良行为和生活方式造成的危害更大，人类已处于“生活方式病”时代。20世纪以来，人类健康问题发生了巨大变化，疾病谱和死亡谱呈现由传染性疾病向非传染性的慢性病转变的倾向，心脑血管疾病和恶性肿瘤已成为现代人的主要死因。虽然构成上述疾病的致病因素来自于生物学（体质）、环境、保健服务、不良行为与生活方式4个方面，但不良行为与生活方式因素则占据了一大半以上。

对人类威胁日益增加的许多非传染性疾病，主要系个人的不良行为与生活方式造成，尤以运动不足和饮食失衡造成的危害更具普遍性，促成了现代社会的众多“生活方式病”。如认为过食肥甘厚味，易致湿热与痰热之患，或成消渴与痰热生风。《内经》已有“逸者行之”的治法。《逸病解》云“逸乃逸豫、安逸所生病，与劳相反”，“审其病之为逸，便须用行湿健脾、导滞理气之法。”在古代，贪食厚味、安逸少劳的生活方式尚不具普遍性，而随着现代化的到来，现已变成位居第一的社会致病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