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艺术与艺术学的对话性的理解

丁亚平

艺术是复杂的，艺术及艺术家们所赖以存在的这个世界更是如此。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应该说，一切艺术文化现象都产生于对话之中。而对艺术和对世界的这种对话性的理解，也应该是艺术学或文艺学由以建立的基础。

艺术家必须在以艺术实践活动为中介的文化活动中，建构一种属人的对话与表达关系。任何一种形而上的抽象理论，都无法抑制艺术家的对话欲望，不能限制他们表达自身的生命感受的需要。这种欲望作为人与文化双向建构的联结点，本身就是人的生命所潜藏的文化与精神的本质所在。

从本质上说来，人不是物理实体和生物实体，而应是文化实体、道德实体、精神实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有自古而来的对人的最高赞美。舍勒说：“人是一个能够向世界无限开放的X。”卡西尔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

文化就是人的精神性的显示，同时也是人达到更高水平的人类本性的道路。人按其本性来说本质上能够无限地扩张到他自己作用范围的地方，这正是人的文化特性所在，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当动物只是在那里被动地按照遗传密码中的指令消极地接受信息，自动地为环境所左右时，人却不但能够主动地调节自己的行动来积极地适应环境，而且还可以通过积极地回应也即对物质条件的改善来使之适应自己的生存，从而使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现实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优化。恩格斯曾经指出：“社会发展史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互相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这可以讲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世界观。人成为历史的主宰，成为文化活动的核心，人的活动是文化历史活动的实质，是创造它们的源泉。

人的本性既指向活跃着的生命存在的活动性，同时也包含着人的生命存在作为人的最高价值的意义。康德说“人是目的”，这虽然是从西方传统的个体主义出发来立论的，但却毕竟是揭示了人在文化世界中的现实性的真正意义。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人的意识转向自我本身，这是人的生命存在同时也是人类本质力量的确证。人的自我意识是人直接知觉并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性，人的生命存在及其交往、对话关系，同样也是人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性。也许应该说，人的交往、交流、对话比人的存在更其具有属人的生命化的本质特征。因为人的存在并不等于人的本质，脱离人的环境而只有人的自然体态存在，并不具有文化与社会意义上的属人的类本质，人的社会文化活动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本性质。生命的特征就在于它是活的有交往与对话欲望的文化体。马克思说：“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我也是社会的，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人在这种社会的文化世界中，既要进行人与人、人群与人群、集团与集团之间的交往，更要同自我进行深在的交流，换言之，即既要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或两个以上的、甚至数量十分巨大的意向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要在自我存在意义上作哲学化的交流与对话。

作为一种与每一个人对话的生活，是基于人与人（包括人与物）之间的“共在”的关系之上。也就是必须依赖外部世界的质料，同时又必须维护他人的存在权利，也就是要承认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命存在的权利，个人自身的权利与他人的权利是同等重要的，每一个人都不能成为他人的决定者和立法者，而应成为他人平等的伙伴式的对话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对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关系。人的认识，正如皮亚杰在《发生认识论原理》中指出的那样，“既不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互相作用”。而在这种作用中，主体并不是消极的，它的主动性表现在对于主体来说，客体只能是客体显示于主体的那个样子，而不是别的什么。认识上的这种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同样也揭示了人所处于的多方面的双向涉指的意向关系模式当中的对话特质。

其实，对话也是以交往的文化世界中的人的存在做基础，以人本身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的双重共有（不可分离）为条件的。这当然更为深刻。海德格尔认为，“存在”最初在古希腊时期，意思是“自我开放性的显露、敞开、展开；在这样的展开中呈现出来并且在这样的展示中保存与持存”（《形而上学导论》）。这样，作为存在本身也就包含着显露、敞开及保存与持存也即对话的意涵。柏拉图的“理念”、亚理士多德的“第一因”、笛卡尔的“自我”等概念的实质，都说明存在很早就被当作实体或存在者看待了，只是各个哲学家对存在者的说法不同而已。海德格尔正是以这种要素为契机，在克服形而上学的过程中，建构了他的以存在为话题的基本本体论。这种存在本体论，通过对西方传统的主智主义的批判，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文化观念的性质，把人的生命存在看做文化的本质，从而强调了事物本身存在的意义，揭示了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更深刻的交互性的、而非传统经验论的对象性的关系。海德格尔认为人的生命存在作为“此在”，有三个基本规定性，即一是在世之在，即人与作为他的家的世界处于水乳交融的关系之中，二是共在，即我的存在是处于我所属的“我们”的共同集体之中，我是作为普通一员的存在。三是“关切”，以此表示生存状态从始至终的非完满性，它永远处于某种悬欠的心理状态和未完成的行动状态之中，因而，追求完满和创造美好就成为人的生命存在的一个基本特征，而文化也就成为一部有其指向、有其动态过程的生动故事，成为永远处于人的自觉也即自我意识的过程之中的人建构自我的对话活动。与海德格尔相似，雅斯贝尔斯也十分重视人在自我意识层面上的这种文化关系与对话本性。他在《什么是教育》中写道：“人与人的交往是双方（我与你）的对话和敞亮，这种我与你的关系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可以说，任何中断这种我和你的对话关系，均使人类萎缩。如果存在的交往成为现实的话，人就能通过教育既理解他人和历史，也理解自己和现实，就不会成为别人意志的工具。”

从文化研究的立场出发，人的自我意识与文化活动中的任何一种对话都是可能的，人们所指涉、交往、接触、作用的一切，都可以按某种对话的方式呈示、展开。在对话性的文化关系中，人们发展、确认了一种最具丰富内涵的本体论。另一方面，对话能力作为相对于人的第一本能（生物本能）的第二本能——文化本能，虽然也可以说是在复杂的文化背景中通过学习得到的，但它毕竟是一种复杂的能力，而且对人来说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取得形成这些对话能力的条件，而是运用这些能力所不断开展与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文化、关系、交流、对话、思想等等其实都缺乏形而上的证明方法，而是直接在场的。

巴赫金认为，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共存共在，相互作用。意识的对话性，人类生活的对话性，以及对话的未完成性是这个多元世界的本质。在存在当中无可回避。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时空位置。这一存在不应看做被动的状态，而应视为一种活动、一个事件。我的自我从自己占据的独一无二的存在方位和时间出发，应对其他的自我和世界。人真实地存在于我和他人的形式中，个人的真正生活，只有应对、应答，将对话渗入其中，才是可能的，可以理解的。一个生命有机体无从避免应答，因为界定一个对象有无生命的正是它有无应对环境的能力，这种应对能力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应答，这种持续不断的应答便构成了个体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由于受位置规律所支配，因此我看不到的事物和我能看到的事物对于我自己来说，都是独特的，是相对于所有别人的匮乏而言的，并且成为我的自我的建构的重要基石。当我为无数异己之物确定时空位置并做出界定，这在同时也就界定了我。因此，由存在位置差别到我的自我与自我的所有表现形式之间的差别，既寓示了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分别，又确立了存在的同在的意义。存在就是共在，意识总是共同意识，每一种思维与其他思维、与其他人的思维相联系。自我与他人是一切知觉的两极，二者不可分割，共同建构了一种双向的应答活动。

应答、对话成了一种应对世界的活动，成了自我与自我之间、自我与其他自我之间、自我与世界（它者）之间的一种结构性的力量。

尼采说：“没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在这一简单的真理上建立了全部美学，它是美学的第一真理。”艺术文化的前提极其丰富地积聚在人的文化本能也即人与文化的建构能力和对话本性之中。对话性的活动这一状态，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根本形态，是人积极的自我活动和自我行为的实现过程的基本特征，是人的存在（生存）的根本意义，从而也就是艺术文化活动的根本意义和特征。

艺术对话关系包含着普遍的心灵创造的性质，同时也是艺术生命充弥与发散的真正所在。诗歌、文学创作如此，其他艺术如音乐、美术等也是这样。像音乐虽然没有对现实世界作实指性的表现，但它作为表达心灵状态的艺术，仍以一种隐密的非公开的方式，沟通着音乐家同听众之间的精神情感交流，从而使人和人之间在生命存在的本原状态中产生一种对话与交流，达到一种共同认可的心灵的感应与谐和。艺术确实是深刻的，它的特点在于，它讲述了我们，讲述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灵、我们的选择和情感，讲述了我们在社会中的存在以及一切与我们有关的整体性。在这个意义上，对话既是实指，也是虚指；既是特指，也是泛指；既是超出艺术领域的关系，同时又最为深刻地反映于艺术这个精神文化领域。艺术文化的整个生命，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凡是能表现一定含义的艺术对象，只要这些对象事物是以某种符号材料表现出来的，它们相互间就会有对话关系。艺术虽然直接是生命，而且直接与之相联系的是一种力量和方向的感觉，但是人们在艺术接受与欣赏中只是凭借某一具体符号形式才能感受到它。这是显而易见的。而正是这一点阐明了艺术文化的对话性之赋予形式的意义。

对艺术的这种认识，构成了我们对话的文艺学或艺术学理论与批评的基础。这种艺术理论与文化批评反对围绕某一中心（无论是作者、作品还是读者与社会）来建构任何模式系统，反对任何孤立的单方面的研究，反对孤立的一成不变的封闭的研究与探讨，而主张将艺术和与之有关的各种现象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注重对共时性语境的研究，注意艺术作品、艺术环境、一般意识形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等各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在艺术和艺术家所处时代客观上的复杂性、矛盾性和多声部性上，在作为历史文化体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整体的处境及个人经历和内心感受同客观的多元化生活的深刻联系中，倾听人与文化双向建构过程中的各种对话关系。

［丁亚平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艺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