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消亡还是涅槃？
宋永琴
近年来，从西方传来的“文艺终结论”，像场瘟疫一样在中国蔓延开来。媒介革命引发的大众文化汹涌浪潮，大有吞并精英立场之势，文学及构筑其上的文学理论的生存已成为文化学者、人文知识分子喟叹堪忧的问题。在一些理论家看来，划定“边界”应是保持文学精英品质的不二法门，如果跨越对文学经验的探讨，文学理论的枯竭是不可避免的。也有些专家持坚决反对意见，认为文学理论应该“越界”、“扩容”，向文化学辐射，才能摆脱渐趋消亡的命运。这场论争针锋相对，在理论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理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往往需要适宜的“土壤”，社会语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学理论的自足性能否得到有力的保障。当今大众传媒的力量下，文学艺术凝神观照的审美体验变身为视像与快感的“表象”消费，文学理论渐渐消弱了意义的深度探询，失去引导实践的作用，取而代之，文化研究正成为一门显学呈现出丰富的理论资源和巨大的方法潜能。远瞻文学理论的前景，应该正视这种全球化趋势下的大变革，一方面顺应、遇合现实语境，一方面在这种超学科研究中反思自身，发掘其应有之价值。本文将结合影视创作与批评理论的生成，探讨文学理论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向，以期从当前文化语境对文艺界的这场论争得到回响。
一、由“边界”说起
“边界”一词，本义乃是划定界限，以权威者的姿态预示疆界的不可侵犯性。“边界”划定了一个自身的“域”、“场”，一片独属于自己的领地。文学理论“边界”说，是对90年代以来文艺学理论及方法潜在危机的一场保卫战，是一次面对文化研究热潮的反驳，也是文学理论再一次欲以立法者姿态寻求自适性与自足性的过程。
“边界”说是以拒绝和对抗文化研究的姿态出现的。当今全球化趋势下，从文化上对各民族资源进行审视与整合已成为无可回避的事实。文学理论“边界”的设定，正是以警惕的目光来对待“文化研究”的“殖民”倾向，生存还是毁灭，激发起专家学者们自觉的守护意识。80年代以来，文学借助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卓越成就，把对文学事实、文学经验的理解上升到一个较高的理论思维形态，建立了广泛的批评模式，在传统文学批评史的视野里，文学理论步入了成熟期，形成了自足的学科体系和学术品格，可以脱离文学实践而“自成一家”。9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学”风靡全球的热潮，文学理论自适性的弊端在这种跨学科、超学科的文化研究前显露无遗。文化研究是在西方后现代思潮下产生的一种颇具解构倾向风潮，注重从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入手，对一切现存秩序、现有规则进行质疑，择取从社会语境的当下性切入，进入一个倡导理论多元化、阐释多向度时期。受囿于传统文学经验的理论形态无可避免地受到了挑战。此外，文学面向文化的转型，意味着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的文化传播转向了图像的直观体验。在影像等媒介技术的推波助澜下，大众文化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文学创作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文人以人文精神守望着文学的麦田，也有一大部分作家积极投入了当今影视创作，以消费文学、消费图像的意识来迎合大众膨胀的欲望。这种文学实践的改观，必然在理论形态上要打破传统文论的自律性，实现变革。可以说，二十年来，一直进行传统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不得不面对文学及文学理论“终结”的危机，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促使他们以“边界”的设定对抗和拒绝消费意识形态下文化研究的入侵，是一场对文学理论沦入“泛文化”的危机的阻挠和坚守。
与“边界”设定相抗衡的“越界”说企图改变文艺理论话语的霸权局面，实现文艺理论生命力的衍化。两千来来，文学一直在中国传统的艺术门类中独领风骚，建立在文学批评基础上文艺理论也栖居“庙堂之高”，80年代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的热潮为之提供了契机。中国文论以强大的整合态势在理论界孤军突起，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树立了独特的话语权威。由此衍生的文学批评模式在各艺术部类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在强大的传媒技术力量下，文艺理论俨然立法者的姿态来实行所谓的道德训诫、艺术规范，却变得孱弱无力。随着电影、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介产业的发展，在视听奇观的“轰鸣声”中，文学的“坐忘”的审美体验逐渐被人们舍弃、驱逐，直到“终结”，来自文学经验，反过来指导文学实践的文学理论失去了理论的“增长点”。同时，文艺生产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使得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威日渐丧失，商业利润和消费需求以新的“立法者”的姿态出现，图像、视像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在这样的文化情境中文学理论显得手足无措、无所适从，其地位也由“中心”滑落到“边缘”。面对这场变革，划定“边界”的行为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保守的自我封闭。可见，“越界”说立足于文化的当下性，认为文学理论应该“扩容”、“增容”，接纳新型文化研究模式，体现出开放的、创新的心态，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当前社会文化语境的关注。但是，“越界”说借用后现代的“解构”思维，完全否定文学理论的自足体系，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使得这场论争成了一场理论权威者之间话语空间的抗衡与较量。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现在言说者已经不再相信任何本质主义和中心主义的话语建构，对于诸如人文理想、精神家园、心灵自由人性价值之类的东西不再有关注的兴趣。他们对于文化研究模式的阐扬以及现实文化现象的研究都基于一种理论的预设：消费文化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趋势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任何理论的言说都无法阻止其成为主流，因此，对于文学理论的言说模式他们从骨子里不以为然，认为是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产物”，主张“摈弃文学理论模式来实现对现实文化现象的更好介入”[1]。
“边界”说和“越界”说的对抗姿态，使对文学理论的现状和发展趋向的探究，获得了深度的理解、正视，但也易偏执一端，在二元对立思维下成为一场话语权的争夺与交锋。孰高孰低，并不是这场论争的终极意义，精英知识分子正视现实的使命感促动他们从不同的文化立场对文学理论的生存作出了自己的思索。从辩证法角度讲，任何一种理论形态都要经受时间和实践的考验，理论的共时态性与历时态性并行不悖。理解与阐释的多种视域与体验对象范畴的扩容原本就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文学理论面对新时期价值解构的倾向，没必要以“界”来捍卫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界”的人为规定性依然是传统“立法者”权威话语的重塑。在文化全球浪潮下，这种守卫意识已然落伍，易走入自闭的窠臼。无“界”，也就无所谓“越界”，理论的创新性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创新是在时代环境下随着研究对象的变化而重新定位自身的价值范畴。文艺理论应该打破或消除边界，面对新的艺术实践，敞开接纳新的理论因素，调整自己的思维形态，寻找新的理论增长点，才能避免走向“终结”。
二、涅槃之径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消费特征，使符号化、虚拟化、图像化成为了一切文化形态的基本表征，一切语言文字的阐释力显得苍白贫弱，意义沦为“想象”的产物。文学理论在当今消费语境中面临的危机，是无可阻挡的，媒介文化带来的虚拟形态的“真实”，抹平了意义的“深度”，艺术终极价值的探求迷失了方向。文学理论的话语霸权在这股消费热潮面前处处捉襟见肘。如何改变这种两难局面，是当前文学理论界亟待关注的问题，是寻求文学理论再生的途径。
文学理论应该批评化，在批评中寻找理论的增长点，建构批评和理论一体化进程。批评是文学理论和艺术实践的中介，是以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也是在实践中建构理论的行动。理论的批评化是指“系统的理论处处寻求同质性，具体的话语实践却随时表现出异质性，普遍适用的理论却必须在具体化的批评行动中得以验证，并得以铸造”[2]。文学理论的困境恰恰表现在它满足于自身的自足性、权威性，日渐脱离文学创作的实际，缺乏一种批评烛照的态度。批评“是一种行动”，是一个触摸艺术实践，具有多层次理解和多维度阐释的价值范畴，文学理论在批评的视野里才能寻找到对人类具有普遍启示意义的价值形态，也就是所谓的“同质性”，这种价值的共时态性正是理论潜在的、不朽的生命力。当前文学所谓的“终结”，是指作为人文精神和价值诉求的精英式的艺术创作逐渐为“快餐式”的消费文学所淹没、吞并，文学批评失去了标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之间缺乏互相促动。这种终结论是以精英者自居，而对文学的消费化、物欲化倾向，如下半身写作、身体写作采取抗拒和排斥态度。从文学的发展史来看，文学的雅俗分化、雅俗之争一直是个喧闹已久的历史命题。《诗经》中“国风”（孔子曾言“郑风淫”）与用于宗庙社稷的雅颂，唐传奇与唐诗，到明清小说与明代诗文正宗，俗雅对立，俗文学的发展一直“名不正言不顺”，古代文学批评关注的对象也主要在集中在诗文体裁等所谓“雅文学”上。传播方式——印刷术的大力发展，逐渐改变了这种雅文学高高在上的局面，雅俗整合的趋向日渐明显。小说从“街头巷谈”的“丛残小语”，成了文人案头的赏心之物，也是大众愉悦性情的主要来源。小说也由“不具名”或“匿名”评点形成了颇具体系的小说理论。当前技术带来了媒介传播方式的迅速发展，电视、电影的图像化叙事将包围并进一步取代人们对小说语言文字的审美感受，雅俗之争再一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文学批评面对文学消费实践，必须作出调整，从语言文本、图像文本扩容到视像文本，发掘并建构出具有共时态价值的理论，来指导迥异于传统的艺术实践活动。唯此才能弥合雅俗之间人为设定的鸿沟，才能使文学理论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面对消费意识向文学的渗透，文学理论普适性还在于对文学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和把握。在图像转向、文化转向的大势之下，我们无法否认或忽视文学面临的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将彻底的消亡，文学的审美意蕴和文化意味仍然在不同的艺术媒介中广为传递。在楼盘广告、饮食文化、广场商厦四处可以体味到文学的诗意呈现。尤其在大量的影视剧中，为人称道的剧作往往是改编自文学作品，张艺谋就曾经说过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赋予他创作电影的灵魂和生命。文学面临着危机，而文学性却在现实生活中弥漫和渗透。美国学者辛普森在《学术后现代与文学统治》中针对流行的后现代“文学终结论”提出了后现代“文学统治”的看法，他认为文学在大学和学术界被放逐到边缘只是一种假象，事实上，文学完成了它的统治，它渗透在各个学科中并成为其潜在的支配性成分[3]。后来卡勒以文学性取代了文学在当今文化界的统治，他说：“文学可能失去了其作为特殊研究对象的中心性，但文学模式已经获得胜利；在人文学术和人文社会科学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文学性的。”（注：Jonathan Culler，“The Literary of Theory”，in What’s Left of Theory，ed.Judith Butler，John Guillory＆Kendall Thomas，New York＆London：Routledge，2000，p.289.）[4]再以影视批评为例，文学模式是其依赖又想要极力摆脱的批评模式，一方面缘于影视叙事大多仍是对语言文字表达进行影像载体转换，有着极强的文学性；另一方面批评者大多仍深受文学理论濡染；再加上文艺理论方法的先在性，也为新兴的影视媒介叙事找到了可以评说的依据，可供阐释的角度。因而，文学性的广泛存在，为文学理论存活提供了事实上的可能。
面对文化批评的吞并之势，文学理论的视野应建立在整合的思维观念之上。20年来中国批评界，西方各种文艺理论已如城头变幻的大王旗，相继占据着话语的主动权。话语权的建立，往往使其理论形态超越文学实践呈现出炫目的光环。9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掀起了解构的风潮，各种理论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文化批评以其对社会意识形态多维视角的重视，实现了理论批评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视角有利于批评的深入阐释，但同时也引人质疑其话语移植的可行性。当前的批评界成为一种没有价值标尺和真理尺度的混乱局面，在文化这面大旗下形形色色的理论各领风骚，而体验文本的批评及审美价值的研究被抛在一边，“泛文化”批评已露端倪。面对这样的批评环境，文艺理论需要重新审视当前的文化语境，反思自身的不足，以一种整合观积极介入现实文化现象来展开理论的建构。所谓的整合是以文本的审美经验为基础，注重审美心理的差异性和共通性分析，将中西文艺理论、美学观念进行融通、齿轮式的磨合、契入；对文学批评对象和非文学对象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沟通；从批评观念到方法对文学理论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整合。西方文艺理论从类型批评、叙事学研究，到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等文化批评，一直呈现出强势话语。可以说，“从武器的批判到批判的武器”，中国传统的文艺理论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蕴涵的审美文化资源亟待开掘。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重悟性的体验特征，是对当前脱离艺术实践的一种纠偏和匡正。如意境、意象理论与电视剧叙事批评，审美心理和影视悬念问题的研究，就是对文艺理论价值的重新寻求和转换，有着较强的实践意义。以日常生活审美化、消费意识作为理论建构的现存语境，将中国重感性实践的体悟批评和西方重认知的经验批评进行整合，重新定位和建立新型审美的价值系统，将是文学理论生存的现实途径。
结 语
消费社会审美思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体专注于客体对象的审美体验被快感的现时宣泄所取代。感性消费的强大魔力，将消解一切话语的权威性，也将消除了一切守护的“边界”，文学理论“万物皆备于我”的价值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文化研究的视域既是敞开的，也是受囿的。文学理论要避免消亡，必须向文化“越界”、“扩容”，但又要避免“泛文化”倾向。文学理论必须在重建文学批评实践话语的基础上，向新的母体转化，寻求理论的共生态的、普适性价值引导，在现有理论资源的整合中确立其应有之地。
文学理论越是面向文化研究敞开，才能越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不足；面临新的研究对象，文学理论唯有不断调整、引导艺术实践，才能自觉地发掘自身特有的理论资源和理论价值，通向涅槃之径。
［宋永琴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1]李春青：《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2]阎嘉：《“马赛克主义”：21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基本走向》，《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
[3]转引自余虹《文学的终结和文学性的蔓延》一文，文化研究网站。
[4]转引自余虹《文学的终结和文学性的蔓延》一文，文化研究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