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性的文学理论边界与教学研究中的三层次
杜寒风
说到我国文艺学的学科发展，可以说是一门意识形态性很强的人文学科的发展，文学理论作为文学相关各分支的理论基础，在我国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在使用着不同时代的话语，虽然有一些不变的共同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规律、方法等内容，学科的知识持续性、稳定性也不容否认，但时代变迁带来的学科自身的架构还是显而易见的。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建设的转变，以强烈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领域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也在发生着变化，调整着自己，文学理论也就不能没有变化的气息。那种把文学理论当作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工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作为充当过统治阶级统治工具之一的文学理论，或作为执政党文学政策诠释的文学理论，如今已不可能在发展生产力的社会生活中，在和平安定的背景中，再充当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急先锋、排头兵了，必然带来位置的偏离。当然，我们不否定文学理论有它的工具属性及政策诠释属性，但更重要的是从学科地位看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本来就不全是文学作品的直接欣赏，是理论的思索产物，虽不能说它悬浮于空中，但多少与现实存在着距离，而我们经济领域、体制转轨的某种对人们命运的操控，必然带来文学理论在社会格局中的困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人文科学遇到的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然抉择下，我们无法指望文艺学仍占据人文科学里理论霸主的地位、中心的地位。但不是说这门学科可以完全退出学科发展的学术平台。
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提出，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是涉及到当今文学理论建设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样的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不可能突出出来，虽然是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那时文艺学作为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学科，充满了政治性、党派性，文学理论同样是作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工具，在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边界问题似乎不是什么问题，学科的重心也不在此。文学理论的边界完全是人为的产物，是学科体制的产物，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对文学的认识不完全相同，在文学理论上也有不同的特色，关于边界是有差别的。如今中国文论界关于边界的热烈讨论，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全社会弥漫着消费主义思潮的氛围中，文学萎缩、人文精神的某些丧失的境遇下，文学理论自身所要面对的挑战。围绕文学理论边界的争论，学科定位、学科走向、学科前途等等相关话题都可以让关心文学理论建设的人们投入到反思之中，对我们在新世纪很好地拓展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空间，促进文艺学学科的强盛发展，是极有意义的事体。
从辩证法的立场看，不存在什么永恒的一成不变的秩序、法则，在真理面前，一切事物都要接受审视、接受批判，像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具有大无畏的理论创新的勇气和能力，值得大家在思考边界问题及相关问题时学习，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既成的某种定式约束，“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不现实的，道也是在变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究竟文学理论有没有边界呢？我觉得只在相对论的意义上存在着边界，它对于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并不构成绝对的影响，文学理论教学研究者在大家认可的文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和范围中，并不是都要划出边界后才能进入，也可以不管边界的问题去研讨些基本的学术问题。在边界内，又不在边界内。陶东风在《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一文中讲：“文艺学的学科边界也好，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也好，乃至于‘文学’、‘艺术’的概念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移动的变化的，它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建构物，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1]。我同意他承认变化的看法，这是没错的。而他后面所讲的话似有不妥、矛盾处，似乎随意了点，容易引起误解。第一，把文艺学的学科边界，研究对象与方法，“文学”、“艺术”的概念本身，均比做实体，是不恰当的。实体是马克思主义以前哲学上的一个概念，认为实体是万物不变的基础和本原。古希腊罗马哲学中，各派哲学家就把本体看为某种物质的、精神的实体或某个抽象原则。若说概念、对象被看为实体，从本体理解还说得过去，如文学本体、艺术本体，在此本体是思维的抽象之物，但把边界与方法都当作实体，就不大说得通了吧。边界涉及具体的区划，引文中所指的方法似属具体科学的方法，难以上升到普遍、一般。第二，这话有贬低发现之意。发现与建构一样，当然也是主体的能动活动，发现并不亚于建构。发现是建构的前提。我们讲，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发现真理也是不容易的。当然在不同时代，人们对文艺学的学科边界，研究对象与方法，“文学”、“艺术”的概念本身的认识不一，作为继承者，同样不能超越既定的历史条件，不能不正视前人留下的文化资料。以往的这些认识需要我们发现其中的真理性成分。人们不断地来建构理论的框架、体系，从某个角度说，也就是不断地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发现新知的历程。
文学理论没有必要为人们设立构成认知障碍的边界，其边界只具有相对性。突出边界有可能自己制造不便，妨碍学术的自由流通。
理由之一，从文学学科的历史发展看，从文学理论的近现代体系的建立过程看，它的边界就是不定的。过去，文学学科是和其他学科不分的，是整体性的，混沌的，这就是合，到了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发展，学科的分工，分门别类的细化，使学科的独立意识日益突现，文学理论的边界的划分，对自身定位的认识，就其在学术史层面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边界的划分，标志着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的自醒自觉，文学理论在人文科学的位置大致勾画出来，文学理论从文学现象、文学经验、文学事实等中概括、抽象、提纯，成为较有思辨的理性化学科。它的弊病，也从自身的定位中带来，可能是学科分工带来的通病。对世界的理解缺乏整体观，世界成了部件，成了碎片，世界的联系，被分门别类所打断。文学理论圈定的圈子，使文学理论有孤立于其他学科外的自闭性。而现在从跨学科角度研究文学，从文化研究角度研究文学或与文学相关的课题，就不是原有的纯文学理论所能解决的。而事实上没有脱离社会发展的与其他学科无关的文学理论。回到合、消除分的局限，就是文学理论获得理论创新的历史契机。
理由之二，即使文学理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密不透风，就其分支（也称文学理论的基本形态[2]）说，我们说正是打破了边界，才有两种理论的交叉、渗透，才有多种理论的交叉、渗透，比如说有文学哲学、文学心理学、文学美学、文学社会学、文学政治学、文学传播学，这还是说文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联系。至于文学理论与自然科学的结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文学，也有不少人尝试过。曾经在我国文学理论中出现过的自然科学方法论热，就能充分说明问题。虽然这一热有机械照搬，夸大包办的弊端，但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是不容随意抹杀的。文学理论与自然科学中的学科结合，产生分支学科，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从不断出现的分支的发展说，打破文学理论与其他学科的边界，进行有机的整合、调试，同样有利于文学理论自身的长进。分支的建立，离不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对话，离不开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融通。固然分支原来的两种理论或多种理论是分工发展的结果。交叉、渗透又使分工向合作、协作迈进。分支之合虽不是大合，同样不可忽视，到了一定程度，必然促发文学理论发生全盘的新变，此合把分工带来之不利变为了有利。
理由之一和理由之二其实是不可分的，密切相关的。整体也好，局部也好，不过是视角的差异所致。设立边界，既然是人为的，是由人操控的，那么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去掉严密的、令人望而生畏的分界线，只要能为文学理论带来有力的外援，就不应该排斥之，允许人们来自由地实验、大胆地配置，外部理论的渗入，可给文学理论学科的体制、规范等等带来激活的效用。无限敞开，才有无限发展，部分敞开，只是部分发展，不敞开就停留在原地不前。人类早就告别了严酷的“圈地运动”时代，但“圈地”式的狭隘和自私，是我们今天要坚决反对的。现代学术应有整体观的复归，但不是简单地回到古代学术，回到混沌不分的状态，不会只停留在朴素的古代文明社会的标尺上，而是在通向未来的新历史纪元中，继续描绘世界普遍联系的整体图画，吸收了合理的现代精神乃至吸收了合理的后现代精神的人类，是可以用高度的智慧和才能实现这种高级的复归。文学理论为世界文化精华的组成部分，自不可失去历史的机遇。故而我赞同文学理论的扩容。扩容就是寻找理论的增长点，寻找研究的切入口。
读图时代的文学理论遭遇的阻隔，也是我们文学理论教学研究者需要正视的。就出版图书说，夸大地说，现在出版的图书无书没有图，“图书”真正成了“图”“书”，成为新的社会现象。发表文章，配图的也不在少数（理论论文除外，但不少论文同样存在着引文不过关等错误）。我们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都有“看图识字”的经历，举凡少儿都要经历这个时段，这是成长中的不可缺失的求知需要。它无疑是适应了少儿的思维和心理的特殊性。可是，对于成人从事理论研究讲，或对于成人接受深一层的知识来说，用图像完全代替文字，舍本求末，就不见得那么合适，毕竟人们的身上或多或少存在着惰性，使人们的思想的理解力迟钝化，不需要苦思冥想，浅尝辄止，就无法在真理的追求上更上一层楼。长期这样偷懒耍滑，养成不愿进行理性思辨的习惯，有可能把人们的学术品位降低，导致人们在理论品位上的弱智。南方出版社出版了《文学大教室》共5卷本，元至近代卷第6页介绍“‘杂剧班头’关汉卿”时所配照片“图为元大都城”，实际主要是今人所修建的公园“蓟门烟树”景点的建筑物，御碑虽为文物，也不是元时的文物，实为清时的文物。第255页介绍“身世飘蓬曹雪芹”时，配了题为“位于北京西山的曹雪芹故居”的照片，实际上是北京植物园里的曹雪芹纪念馆，游此馆可看到明确说明它并不是曹雪芹故居的文字，现在北京的曹雪芹故居已荡然无存。这两处我都实地到过。这是随便所举的普及性的文学史书籍中所出现的两处纰漏。理论书籍、文章的谬误也不少见。我们这里不说学者提出的理论、学说是否妥当、成熟，就引用中文文献与外文文献的问题谈谈学者的学风。
本人近年参与主编了几本文艺学、美学、电影理论与电影批评的论文集，调入中国传媒大学（当时叫北京广播学院）前做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编辑部四年编辑，我觉得，在中文文献与外文文献引用上的不良学风依然不见根本的好转，需要引起人们的深思。其一，中文文献引用上的硬伤。有些学者（不乏著名的学者），必要的引文该照引文出处核对却不去核对，请他们核对他们也寡有核对者。可能他们一直没有这样的习惯。在时间许可的条件下，凭着对图书质量的责任心，我尽量义务去照引文出处核对，改正错误，以免以讹传讹。这些引文引完整的话与引不完整的话多不加区别。引文引完整的一段话，引文后为句号的句号在引号内；引不完整的一段话，即文字前面不是句号或冒号或文字从句中引，引文后为句号的句号在引号外。如在句号内，也可相应注省略号。引文内句子后面的问号、感叹号一般在引号内。引文内有省略（含引文里其他符号），注省略号。像引文内丢字、错字、串行、页码错误、版次印次混淆等毛病屡见不鲜，甚至也有人把所引引文的作者名或论著名弄错，随意更改引文文字又不做任何说明，诸如此类失之严谨之行为，不少学者却无所谓，依旧我行我素。加上编辑再不好好把关，拿出时间和精力来进行引文核对，出来的东西能是精品才怪。其二，外文文献引用上的媚外。我曾说过：“现在，时兴用国内文章在国外被引用的次数来作为评价质高质低的标准，这就迫使一些作者极力引用洋文，主观上想被国外学者认同；而某些编辑，也把引用外文的多少作为取舍的先决条件。一些人对外文的第一手资料没有看过就直接引用，注释中也不注明‘转引’字样，一般读者以为他很有学问，明眼人自辨得出。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要求中国学人学贯中西，综合创新。从这个角度讲，引用洋文，无可非议。但是就现实而言，学贯中西的学者并不太多，况且我们的前辈也作了深刻的理论思考。这种情况下，如何把前人的理论研究和当今现实课题结合起来，实是我们面临的任务。”[3]没有必要什么研究都得紧跟外国文献，亦步亦趋，中国学者当有以我为主的意识。问题是，文献引用上的不良做法，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身上的问题，而是为数不少的人身上的问题，这样的治学风气、态度，令人忧虑。国家在此没有有效的法律立法，全凭学者自觉，对于那些责任感不强的学者，“文责自负”对他们不起什么作用，实际是“文责不负”。一方面说明一些学者，在消费主义的时代，治学松懈、浮躁气盛，沉不下心来，盲目赶时髦，不愿在撰写的文字上下功夫斟酌，在引文核对、校对上付出心力，导致出书、发文章质量滑坡，只能粗观，不能细究。他们不去正视听，反而误导读者。另一方面也说明图像并不能完全代替文字，文字有文字的实际功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大家讨巧，一味生产廉价的快乐（不是指商业上的廉价，而是指产品精神上的贫乏），享受肤浅的快乐，读者会沾染上快速欲达的习气。宁可看图像，不去看书、看文章，躲避文字，因为图像直观、感性，而文字不如图像给视觉带来的快适大。文学必须借助文字，没有文字，除口传文学外，作品至少就没有流传的可能。大家宁可看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电影，也不去读作家的原作，不想去了解文学文本的题材、主题、结构、语言等内容和形式方面的元素。就是说，文字文本与这些人们阻隔了一层。不管是静态的图像，还是动态的图像，大有挤占我们生活空间的态势，大有取代文字的态势。作为常规意义上研究文学现象、文学经验、文学事实的文学理论，则又高深了一层，毕竟它不是文学作品，没有生动的、丰富的、精彩的文学形象（举例说明理论用文学作品触及文学形象除外），理论语言跟这些人们又产生了阻隔。理论语言的思辨以至因理论语言的晦涩难懂、拗口，都有可能使习惯了感官快适的人们，不想动用眼、脑等器官自找不快，于是文学理论的接受不是他们的自觉需要，故文学理论在他们那里受不到应该受到的礼遇。这并不能完全责怪他们，专业的文学理论教学研究者在扩容的开放心态下，还必须继续进行文学理论成果的宣传、介绍，让文学理论走进更多的人群，这也是我们的职责，这并不是处于保住饭碗的考虑，而是从文学理论的价值、功用、意义角度来支持我们的坚守和开拓，努力把已有的学术成就转化为国民人文素养的养分，让文学理论的光芒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从而使文学理论影响获得最大值。如果我们对已屡见不鲜的常用几个文学理论板块，习以为常，我们变革的考虑冲动就不那么强烈了。如何避免文学理论话语的陈旧乃至过时，突出学科新的理论特色，不求变不求学是很难有突破之举的。接纳新的哲学理论、接纳新的心理学理论、接纳新的艺术理论、接纳新的文化理论等等，比较、对话，即便碰撞、交锋，总比呆在原地重复雷同要好得多。文学理论教学研究者关心喜欢的课题有偏重，有差异，是正常的现象，就自己感兴趣的非文学理论领域涉足进行研究，也是正常的现象。况且由于打上了文学理论教学研究者的学术烙印，文学理论的知识结构多多少少也会对非文学理论发生影响。那些非文学理论也不是没有一点可能转化为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教学研究者对非文学理论的探讨，反过来，对他们继续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也不是没有一点可以借鉴的地方。我并不认为，文学理论教学研究中，用文化研究的方法研究文化、研究与文学相关的领域不是文学理论该涉及的，它们是属于扩容了的文学理论，是文学理论的新的样态，采取这样的做法，完全是可以理解与宽容的。我们要尊重和理解文学理论教学研究者在此着力所做的工作，尽管他们取得的成果跟常规文学理论有所不同。允许文学理论教学研究者进行新的理论尝试，另辟蹊径，有利于开阔视野，持续创新，在知识结构、研究方法等方面实现崭新的飞跃。很难设想，多少年不变地延续传统文学理论的话语、框架，是符合实际理论教学研究情况的做法。从文学理论教学研究者的实际构成看，也不见得都是科班出身，具有跨学科、跨专业背景的人，从事教学研究，同样是推动文学理论发展的有生力量。这也说明文学理论的感召力和容纳力。反思我们的学术评价体制，多少年画地为牢，出了自己的地皮，就无从下脚，才是有问题的。就总的发展势头看，应该承认文学理论在社会上是较为活跃的理论之一，也是较有影响的理论之一，文学理论的发展当与时俱进，这一点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文学理论只有在变化中求生存，只有在变化中求发展。
当今在中国文学理论教学研究中是否可分为三个层次，便于我们在图像时代不要轻易放弃文学理论的阵地，让人文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使文学理论发挥真正的作用，使民众的文化素质和修养得到切实的提高。我们可以用图像来说明、来解释文学理论，但这并不是本。理论之所以是理论，就在于理论的基本品格，用文学欣赏、文学批评代替文学理论的全部，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我们在教学中，用“大学语文”或“影视欣赏”课的讲法来代替“文学概论”课的讲法，完全用悟性的经验、体会来做，那就是自己消解了理论的意义和价值。如果我们的研究成果不能及时反馈到大众之中，影响大众，理论闲置起来，不进行必要的普及，同样也不会收到良好的效果。那种现实中在政策制定和倾斜上只重视文学创作、文学评论而不重视文学研究的做法，是短视的做法。那种持有文学理论可有可无看法的人们，不是陷入了无知，就是带上了偏见。文学理论的预见性、开放性、批判性，对于现实文学艺术乃至文化社会的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这就是理论存在的最好证明。文学理论的无用之用，自有大用的力量。以下就说说教学研究中三个层次的文学理论：
1.知识型文学理论
知识型文学理论相对属于大家公认的、经过实践验证过的文学理论。有其一定的关键词，属于学科基本的常识，涉及到文学理论的基本概念、范畴、命题、规律等。它是基础的知识，是不能再削减的知识。它是进行素质教育和人文精神培养方面的不可缺少的内容。面向的主要是大众、非文学专业的受教育者，等等。人家不是专门做研究的，了解文学理论的一些知识是他们主要的目的。学习文学理论的人员，不一定都是学中文系的，因此在教学中不能按照培养中文系学生的模式来要求他们，而是要深入浅出，循序渐进地进行知识的传授。知识型文学理论相对缺乏创造性，主要是对以往成果的梳理、概括，当然包括当代学者一些被认可的理论，已经成为知识型文学理论的一部分。讲完另二层次、三层次以及三个层次关系后，再专门以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的《文学概论》、《艺术概论》和《美学概论》课程为例说明知识型文学理论等在大学里的教学设想与接受情况，兼及三层次理论之关系。
2.专家型文学理论或研究型文学理论
专家型文学理论充分体现专家个人的学术立场、学术观点、学术理念，强烈体现出研究者的学术个性，有他的爱好、偏重，其学术追求、学术趣味影响着他对理论的建构、对问题的看法。如王一川在他的著作《文学理论》后记中，提到了他在该书中试用“感兴修辞诗学”概念的补充说明，从他初次钟情于“兴”到把它作为基本概念写入自己的文学理论框架中，始终耿耿于怀的却是古典“感兴”传统在现代文学理论框架中如何重新发明和安置的问题。专家型文学理论面向的主要是文学理论教学研究者、文学专业的受教育者，等等。专家型文学理论需要专家受过较为扎实的专业教育，有长期的学术积累，对于专业领域的研究状况相当熟悉和了解，并能发现学术的薄弱环节乃至空白之处，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这里不能缺乏科学精神，实事求是地努力解决理论的难点问题，对于发展文学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某种程度上说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作用。阅读专家型文学理论是为了在文学理论上能有长进，受到启发，可以了解学术研究的前沿，毕竟专家型文学理论带有相当的原创性，以思想的力度见长。进行深入的文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必须接触和了解专家型文学理论。
3.应用型文学理论
应用型文学理论，是不需要很长时间学习、检验而可以直接见到效果的理论。理论对实践的介入十分彰显，可谓立竿见影。它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面向的主要对象是从事实际文学创作、批评、欣赏、传播、管理等活动的实际工作者，也包括部分文学教学研究工作者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研究者，文学专业及相关专业的受教育者，等等。像有关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理论，应用性就很强，能够帮助人们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鉴赏、批评，一些理论直接就可以拿来用的。在实际的理论运用中，研究或运用应用型文学理论的人也不断会从实践的反馈中，加以对理论的改进、完善，乃至进行新的创造。如河南大学女学者刘思谦给中文系博士生们开设了一门公共课，叫做《文学研究方法论引论》，经过几年的开设，把这门课的研讨成果以《文学研究：理论方法与实践》为名集结出版。该书的特点是以文学研究的方法论研讨为起点，逐渐引入了价值论和其他理论，引入了性别视角和相关性别理论，引出了博士生们综合性运用这些理论方法进行文学研究实践的研究成果。可谓教学相长，富有实效。
与本人所划文学理论的教学研究三层次相关，在文学史类型上，郭英德具体区分出学生用、教师用、专家用、大众应用四类文学史类型，认为文学史具有认识历史、传播文化、预见文学发展走向的功能，不同文学史写作有其自足性，要从可操作性出发，并且应将传播作为文学史思考与写作的重要因素考虑进来[4]。实际来看，郭英德的划分，也是具有相对的意义。教师与专家有重叠的部分，学生与大众也有重叠的部分。可作为本人所划层次的参照。文学理论脱离不了文学史，需要文学史提供的材料论证，建立在坚实的文学史的厚基上，阐发自己的文学理论。反过来，文学史也脱离不了文学理论，要用文学理论为自己的指导，用一定的文学观念认识和解释文学史现象，寻求文学史的规律。从层次划分上，两者是有相通之处的。文艺学的文学理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三个分支，一起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三个分支存在着共性，不因其各自的个性而消弭掉共性。
当然，我这样的关于文学理论教学研究三层次的划分，同样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可能三层次在内容上有交叉和渗透之处。不可能划分得相互隔离、彼此无关。专家型文学理论的原创性理论，经过大家的普遍接受和认可，靠积累、沉淀，可以变成为知识型的文学理论，倘若不指望时间的检验，不成熟，也可以作为了解知识型文学理论的补充而进入知识型文学理论之中。应用型文学理论也不是没有一点原创性，同样有可能进入到知识型文学理论当中去。三层次理论的边界也是可以移动、变化的。这里照样没有教条主义的地盘。我们建设新形态、新特色的文学理论，自然要分析、研究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留下的遗产，遗产之中既有死的东西，又有活的东西，如何把活的东西的生命力延续下去，死的东西也不是全都没有变活的可能，把可挖掘和开发的死的东西如何变为活的东西，赋予以新的生命力，都是强化文学理论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拓展文学理论的影响力必须不懈地转换、创造的议题。在继承与借鉴的基础上，才可能进一步做文学理论创新的工作。没有开拓疆界的意识，没有寻找学术增长点的意识，就可能在划牢的圈圈内打转转，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就无法奢望文学理论的大飞跃、大跨越。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文学概论》、《艺术概论》、《美学概论》课程是文艺理论教研室为本科生等层次学生开设的三门学科基础课程，三课互补，既有交叉又有区别，形成具有我校特色的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美学理论的“三论”课程，在北京地区东部高校中，与同行相比，“三论”也是最有实力的课程群。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当有不同的课程设计，以因材施教，各取所需。
第一，《文学概论》、《艺术概论》、《美学概论》课程的特色。
三门课程同属人文科学的基础课程，但由于它们的学科规定，又有不同的特色。
《文学概论》是文艺学（也可叫文学科学或文学学）的基础课程，要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进行总结和概括，涉及到人类对文学活动及相关的范畴、原则、方法、原理等的理论反思，主要探讨文学体裁中的共同理论问题，对于打好学习文学史、文学批评的功底，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文学理论的术语的变化，反映了人们对文学的深入认识，文学理论对文学的创造、欣赏、批评都将发挥其指导的作用。
《艺术概论》是为了弥补《文学概论》的不足，从艺术学角度，重点讲述艺术理论的发生、发展，考察人类的一切艺术活动、现象，研究各部门艺术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与研究语言艺术的文学理论相区别，介绍了美术、音乐、戏剧、舞蹈、建筑、园林、摄影、电影、电视等艺术种类，介绍了中西艺术的思潮、运动等话题，便于了解艺术在人们生活里的位置，艺术理论是有系统性、整体性的。
《美学概论》是在一定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学科思想的成果上，对人类的所有的审美活动进行概括和提升，它既不同于文学理论的角度，也不同于艺术理论的角度，它关注对艺术、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形而上的思辨，要求上升到抽象的思维来把握，涉及到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艺术社会学等内容，它参与到当代审美文化的学术探讨中，对美的存在的规律是不断求索和阐释的。
三门课程有较为鲜明的课程特色，它们的学科界限也是相对的，实际教学中不可能多多少少都不牵涉到。我们要突出理论课程的思辨性，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应用性。讲清人文学科的“无用之大用”的品性与精神。对于以传媒为主的我校基础学科教学是十分必要的。我校二级学院共12个，其中文科类、艺术类的二级学院有9个，除3个理工类学院未单独开课外，都有单独开课的需求，根据专业需要而上好应上的基础课，就是为学生今后学习、工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他们提供一种人文素质的良好教育。
第二，《文学概论》、《艺术概论》、《美学概论》课程实际开课说明。
1.适应我校教学改革的发展，像过去《文学概论》课程课时较多，最多的一学期72课时，今该课文学院的课还为72课时，外系的最长课时为54课时，《艺术概论》和《美学概论》的最长课时为54课时，《美学概论》开课的系相对不多。因此，我们教研室的重点课程是两门：《文学概论》和《艺术概论》。一般情况下，开设《文学概论》课的系不开《艺术概论》课，开设《艺术概论》课的系不开《文学概论》课。但有的系三门课都开，如播音系。目前《文学概论》和《美学概论》未开过选修课，《艺术概论》曾经作为全校艺术类选修课（社会科学学院负责管理，开课对象为非艺术类的学生，课时少，人数多）之一开设过，经该院艺术教育科调整，现艺术类选修课均为艺术欣赏系列（含文学类欣赏课）。故作为原来几门艺术类选修课的惟一一门理论课，我们将放在全校公共选修课（教务处负责管理）开设，可满足未单独开设此课的系的学生选修之需。
2.由于有的学院如影视艺术学院有的系自己已有教师开设相关课程，故凡能够独立开设《文学概论》、《艺术概论》和《美学概论》课的系，原则上不在我们的教学范围内。我们欢迎自己有师资的系开设。对向我们提出开课请求的系，我们有求必应。我们教研室几位在岗教师所承担的本科生的教学任务较为繁重（全体教师均承担硕士生课程，有3位教师承担博士生课程），与综合大学、师范大学等兄弟院校的同行比起来，这一点十分突出。我们大量的教学任务是文学院以外的8个二级学院的教学任务，这8个二级学院是电视与新闻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广告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国际传播学院、媒体管理学院、动画学院、影视艺术学院。由于上课的头多，对于任课教师们的学术研究多少也有些影响。在人手较为紧张的情况下，我们还请本校其他单位有博士学位、能胜任课程教学的教师兼课，也将继续请文学院其他教研室的有博士学位、能胜任课程教学的教师兼课。
3.《文学概论》、《艺术概论》、《美学概论》三门课各自的课时不一，“三论”分“三、二、二”层进行教学，即《文学概论》有三个不同课时的课，而《艺术概论》、《美学概论》各有二个不同课时的课，开课系可根据需要而进行选择。由于文艺理论教研室承担本科生等层次课程的教师均有博士学位，我们不搞“一刀切”，注意调动每个教师的积极性，主张个性化的教学，当然，还要完成主要的教学大纲规定的授课内容，把三门课程基本的知识点传授给学生，并能回答热点、难点、疑点问题。三门课程考试的方式可由任课教师自由选择，根据不同的班级情况而定，可开卷，可闭卷，可写作业（课程小论文），可口试，可讨论，等等，注重学生平时的学习，分数可以累积，所占的比例做到大体合理，便于多方面考察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中国传媒大学关于修订2005版本科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中基本原则第二条为“加强基础，拓宽专业，淡化专业方向，增强适应性的原则”。它写道：“要加强专业基础教学，淡化专业方向，体现不同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融合，加强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的教学及基本素质的培养。”我校修订本科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是从学生实际的学习和就业出发的，这里不存在森垒壁严的学科界限，因为学习知识需要面宽广一些，就业需要多方面的适应能力，尤其是现在社会就业变动较大的条件下，并不都意味着就业就是所学的专业，相关专业也可就业，专业不对口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被人们忌讳，岗位的流动，兴趣的转移，使得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开拓精神在选择中显得更为重要。从我们“三论”课的教学设想与接受来看，也是较好地贯彻了学校这个原则的，把文学理论艺术理论美学理论的知识传授给莘莘学子，为他们今后以健康、进步的价值观、审美观，不断调试自己的人生，提供帮助，至少伴随过他们的有伟大理论家、作家、艺术家的至理名言，学到用理性思考人类的精神文化现象，这是厚基础不可缺乏的。由于我们教研室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涉猎面较为广泛，知识结构并不单一，多能跨专业、跨学科，大家开课门数较多，教学层次亦较多，自然没有什么越界的意识，没有什么禁忌，在实际教学和研究中，学科的界限经常是要打破的。任课教师都自觉注意到了文学理论与艺术理论、美学理论乃至文化理论的交叉、渗透、融合。虽然是知识型文学理论的教学，我们也能够把学术界的新思想、新动态及时介绍给学生，尤其是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创性成果，给予专家型文学理论适度的评价，同时也并不完全排斥应用型文学理论对学生的积极影响，这两层次的文学理论同样是能培养学生的兴趣。当然，在此还是要以知识型文学理论为主，有工作的侧重。
总之，只要我们采取开放的、宽容的立场看文学理论边界的问题，我们就能接受和适应边界的移动、变化，我们就应对文学理论的发展持乐观的、向上的态度；而对文学理论教学研究三层次的划分，目的在于我们要有的放矢，弄清文学理论格局中的不同定位，更有针对性去做理论的普及和提高的工作。
［杜寒风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
【注释】
[1]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2]参见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修订二版）第一章第二节，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3]转引自周传忠（主持人）《文献征引，洋文何以走俏》，1996年6月5日《中华读书报》。另三位特邀嘉宾是聂振斌、阎国忠、王岳川，他们也发表了看法。
[4]参见阎福玲整理《“文学观念与文学史”学术研讨会综述》，《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