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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中国学术界，有关文学和文艺学的所谓“边界”问题的讨论，正在许多学者间热烈展开。近一两年来，北京和全国各地举行的各类文艺学学术会议，几乎都涉及“文学边界”和“文艺学边界”问题。有的则完全以“边界问题”为中心，例如去年（2004）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分别举办的几次讨论会，专谈“边界”，据说这里发生了一场父辈学者与子辈学者之间激烈异常的争论。今年（2005）的首次文艺学学术讨论会——由《文学评论》和中国传媒大学联合举办的《交叉与融通：文艺学学科建设2005高峰论坛》，讨论的焦点之一，依然是“边界”。我国具有广泛影响的、重量级文学理论刊物《文学评论》，自去年（2004）第6期起，开辟了“关于‘文学理论边界’的讨论”专栏，至今已出版的两期，发表了几位著名学者的文章，其中就有在“边界”问题论争中处于“台风中心”的钱中文、童庆炳、陶东风等先生的大作。近年来的其他一些刊物，如长春的《文艺争鸣》、石家庄的《河北学刊》、南昌的《江西社会科学》等等，也有不少讨论“边界”问题的文章发表。特别是2002年以来《文艺研究》发表的许多关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有关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方面的文章，也都涉及文学艺术和文艺研究的边界问题。作为一个人文科学研究者，应当从什么地方进入这个问题，以什么眼光去审视和评述这场争论呢？

“守界”还是“扩容”似乎是这场争论的中心问题。

一派主张打破疆域，把原有的文学（艺术）边界大幅度扩展，从而把文艺学研究的边界也大幅度扩展，把“街心花园”之类统统算作文艺学的研究范围。例如陶东风等先生就大谈“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他们从20世纪中期英国伯明翰大学霍加特教授等人的文化研究理论意欲“扩展”文学研究“边界”谈起，一直说到今天的中国，认为“现在中国的情况与当时英国很相似”：“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新情况”，认为“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必然要改写‘文学’的定义以及文艺学的边界”^[1]。他们甚至认为“文艺学”这个名称已经不太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主张重建“文艺社会学”，理由是：在今天“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大众文化生活中心的已经不是传统的经典文学艺术门类，而是一些新兴的泛审美/艺术现象，如广告、流行歌曲、时装、电视连续剧乃至环境设计、城市规划、居室装修等。艺术活动的场所也已经远远逸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超级市场、街心花园）”^[2]。还有的先生认为面对这么广泛的审美文化现象，需要大力发展“文化研究”，以补原来“文艺学”之不足^[3]。简化为一句话，他们的主要观点就是主张“扩容”，而且进一步，“扩容”之后，学科名称也要相应变一变，变成“重建”了的“文艺社会学”，或“文化研究”。

另一派则强调文学（艺术）自身质的规定性，竭力守护文学（艺术）和文艺学原来的基本界域。如童庆炳教授等老先生几次发言和数篇文章一再申说，坚决反对把文学边疆扩张和“蔓延”到“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中”去，反对以所谓“‘物质化’的审美”（“眼睛的美学”），代替“‘理性’精神的审美”，反对以“文化研究”代替或淹没“文学研究”，反对当代的“文学终结”论。童先生说：“文学经典本身的那种‘味外之旨’、‘韵外之致’，那种丰富性和多重意义，那种独特的审美场域，依靠图像是永远无法接近的”。“文学既然有自己独特的审美场域，那么就永远会有文学人口。文学不论如何边沿化，文学永远不会终结。文学不会终结，文艺学才能生存下去。因为文艺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文学事实、文学经验和文学问题，而不是什么城市规划、购物中心、街心花园、超级市场、流行歌曲、广告、时装、环境设计、居室装修、健身房、咖啡厅”^[4]。钱中文先生也对“扩容”派的观点表示强烈不满，批评“文艺学的越界与扩容，就是要把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包含的种种文化生活现象甚至包括物质文化的设施，都扩入文艺学的研究，并且改变文学理论原有一些专门术语的内涵，……要以物的、身体的充分享乐，视像消费与生产引发的快感高潮的新美学替代精神美学的美学原则等等”。

在我看来，两派的观点各有其合理成分，若单从某一个方面考虑，各自的理由似都相当充分颇有些说服力；但若从问题的全局着想，则又会觉得他们每一方都太钟爱自己的想法而偏执一端，因而也都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某种片面性。

其实，文学和文艺学的边界是“常有”“常无”的。

从逻辑上说，所谓“常无”，是说要找到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的绝对意义上的边界，那是徒劳的。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绝对边界。所谓“常有”，是说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精神审美的品质，以及它们处于量变状态中的相对边界是存在的。从历史上看，无论中国审美文化史（包括文学艺术史和美学史）还是外国审美文化史，都与上述从逻辑上所做出的理论判断大体一致。事实上，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文学艺术理论与人文学科的其他理论之间的“越界”和“侵权”现象古已有之。在中国古代，“文”或“文学”（借用现代术语）概念，常常处于变动不居之中。粗线条地而且相对地说，从先秦经魏晋到清代，关于“文学”的观念，大致走了一个“杂文学”（先秦诸子）——“纯文学”（昭明文选）——“杂文学”（清代）的路径，直到清末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仍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只是到了20世纪初现代形态的文艺学产生之后，作为艺术范畴的文学概念才确立下来。但是，作为“文学艺术”主要品种的“诗”，自先秦起至现代，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外国也是这样。在古希腊，艺术不仅包括建筑、雕刻、诗、音乐等等，“还包括细木工、裁缝和其他类似的手艺。它还包括古代人认为也具有本领和规则的算数、逻辑学以及其他科学”；17世纪，逻辑学和算数才被划入科学而不再是艺术。18世纪，法国神甫兼学者巴乔（Ch.Batteux）“找出了七种配称为（完全地或部分地）‘优美的’艺术：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诗，演说术，舞蹈”^[5]。到现代，演说术也已经不算艺术。但是，从古希腊起到现在，诗、音乐、建筑、雕刻等等，相对稳定地被认为属于艺术范畴。

说“边界常有常无”的话似乎多余，这对许多博学的文论者来说早已是常识。在今天边界论争这个现实面前，怎么本来明白的问题竟变得模糊了。显然，所谓“扩容”和“守界”，这只是事情的皮毛，只是问题的表面。

如果再仔细考察一下这场边界问题论争的缘起和走向，切身感受一下前后左右环绕这场论争的文化氛围和生活况味，思量一下这场论争所涉及的诸种学术观念、思维方法，深入研究一下表象背后的东西，我们会体味到这论争有着何其深厚的底层意蕴。

今年第1期《文学评论》发表的李春青教授《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一文对这场争论，作了入木三分而痛快淋漓的剖析，李教授的“解读”，幽默而冷峻，犀利而深刻，有的地方则一针见血。好眼力！

问题哪里是“扩容”和“守界”这么简单！

第一，在父辈与子辈学者上述表面文字的背后，隐藏着基本观念甚至根本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对立，因而也决定了他们双方言说立场的对立，双方提出问题和阐述问题的方式和立场根本不同。如李教授所点出的：父辈学者大都持守人道主义精神和精英意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道德理想主义，张扬一种以审美为中心的纯文学观念和纯粹精神生活方式；子辈学者则大都带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的后现代倾向，视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模式是僵化的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传统知识分子乌托邦精神价值观念的产物，是过时的、已经无法应对现实文化现象的陈旧方法和观念。

第二，这里还存在着两个时代所赋予的不同知识分子角色的基本冲突——是做“立法者”还是做“阐释者”？以往的历史赋予知识分子做学问以“立法者”自居，做“一元主义”的学术之王，为学术立法；如今时代变了，在“多元”的时代氛围中，那“立法者”的王位已经或正在摇摇欲坠。于是多元时代的学术“阐释者”应运而生了。我特别赞赏李教授如下见解：“这种‘阐释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认同多元主义的不可逆转性，放弃‘对于普遍性和不可动摇的真理基础的哲学探求’，将话语行为改造为一种以平等的态度进行的‘有教养的交谈活动’。”^[6]

第三，这里也确实存在着李教授所指出的话语权的争夺和转移问题。

前辈学者钱中文先生在《交叉与融通：文艺学学科建设2005高峰论坛》上做主题发言之余，指出了子辈学者要“弑父”，要剥夺父辈学者话语权的问题。（钱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学者，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杜书瀛研究员攻读博士学位时，也得到过钱先生和其他许多前辈学者的诸多教诲，至今难以忘怀。）撇开情感因素站在一种纯学术的立场，我想说，这种学术上所谓的“弑父”能够避免吗？当然，把类似于“弑父”这么血腥的词语用在学术争论中是很不恰当的。就学术范围而言，如果把这场“父与子”的学术冲突单单概括为“弑父”也并不合适。学术上的变革即使是质的变革，也包含着吸纳的成分。子辈与父辈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学术继承和赓续关系，在学术继承和赓续中进行着变革和超越。这次第怎一个“弑”字了得？如果哪位子辈学者单怀“弑”心，也当自省之。而父辈学者也应坦然释然。父与子当携手共图学术大业。

这里还牵涉到学术论争中的文风、态度和心态问题。在学术论争中首先必须坚持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文风，必须以学术真理为追求目标，并以实践为检验学术真理的标准。要尽力摒除学术之外的东西，以一种平和的研究问题的心态去参与讨论。那种不全面真实地了解对方的观点就妄加批评、滥加批评的作风是要不得的；那种不尊重对方的连讽带刺、以势凌人的文风令人厌恶。

然而，学术正是在论争中前行的，在以学术真理为目标的批评与反批评中发展繁荣的。在论争中，吐故纳新，涤旧催新。学术要前进固然必须继承和赓续，但更加不能缺少的是超越和变革，特别是质的超越和变革。不超越、不变革，学术就成为死水一潭，自说自话，失去阐释对象的生命活力。

学术正道是沧桑。

“沧桑”者，就是说的超越和变革，也可以叫做“革命”和“反叛”，在哲学上也可以叫做“否定之否定”。王元化先生在1990年出版的《传统与反传统》一书中说：“需知，对传统文化不能突破就不能诞生新文化。每一种新文化的诞生，都是对旧文化的否定。”他还特别引述了恩格斯的一段话：“每一个新的前进步骤都必然是加于某一种神圣事物的凌辱，都是对于一种陈旧衰颓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举行的反叛。”^[7]学术发展的历程，不断地发生着突破、反叛，应当说这是学术发展的常态。

美国科学哲学家、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8]中曾经描述过科学革命中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一般过程：常规→危机→革命→常规……。在常规状态下，科学研究的范式趋于稳定，以它决定科学研究的方向、方法、过程、标准等等，并解决理论中的疑点。后来，反常现象逐渐增加，常规科学渐入危机并逐步加深；此时，新范式应运而生，成功解决了不断出现的新的疑难问题，得到认可，于是新范式取代了旧范式。这就是科学革命。此后，渐渐步入常规。然后，常规科学又会遇到新的挑战，又会走“常规→危机→革命……”的路。

库恩所说的是科学革命，同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文学科变革可能有所不同。尤其是库恩说科学中的新旧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这在人文学科似乎并不完全适用。在科学（包括某些社会科学）上，当旧科学思想被新科学思想代替之后，旧的就可能失去意义、失去价值，但人文学科中却很难说后代思想产生了，前代思想就完全失去意义、失去价值。但是任何一种理论之生命力保持仍然在于能否阐释和解决新的对象问题。库恩的理论仍然可以给我们启发，供我们参考。总体上说，人文学科也是在不断“反叛”中前行，在不断“革命”中发展的，只是不应该把这“反叛”与“革命”，简单理解为“弑父”，而是应该理解为不断赓续与超越，继承与革新。学术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如：亚里斯多德之于柏拉图，马克思之于黑格尔，等等。

人文学科的“反叛”、“革命”也常常会异常激烈。19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在法国的以雨果为首的浪漫主义对古典主义的冲击，就是从艺术实践到美学理论领域的全面冲击。新的实践对旧的实践、新的思想对旧的思想、新的美学原则对旧的美学原则，进行了全面的“反叛”和“革命”。1830年2月，当雨果的反封建暴君、反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戏剧《欧那尼》（有的译为《艾那尼》）上演时，剧场里出现剧烈争吵与搏斗，真有些你死我活、誓不两立。雨果在他那篇被誉为浪漫主义宣言和纲领的讨伐古典主义的著名檄文《克伦威尔序言》中，强烈拒绝古典主义的任何范式和传统，提出与古典主义根本对立的美学原则，如美丑对照的原则；他强调个性化，强调抓取特点；他反对矫饰，追求自然。雨果不但从艺术实践上、而且从理论批评上表现出“彻底革命”的姿态。^[9]当然，雨果在抨击古典主义的三一律、认为它不伦不类不合情理的同时，也肯定“情节一致”的合理性，在激烈的“反叛”和“革命”中仍包含了赓续和继承。

在中国也不乏这样的学术“革命”和“反叛”的例子。远的不说，只看距现在百年左右的情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和他的同志们响亮地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建立理论并付诸实践，中国的文艺理论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传统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转换。其间不但学术的思维对象发生了变化，而且更根本的是思维方式、治学方法，范畴、命题、观念、术语、价值取向、哲学基础等等都发生了变化。在研究对象上由以诗文等抒情文学为中心和重心转向以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为中心和重心；在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上由经验、直观、体察、感悟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等涵义的模糊、多义、不确定和批评形态上的印象式、点评式，转向理性、思辨、推理、归纳的，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界定严格不容含糊，以及批评形态上的理性化、科学化、逻辑化、系统化。古典文论的哲学基础多是中国传统的以“善”为中心的伦理哲学或“人生哲学”^[10]；而现代文艺学则多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以“真”为中心的现代形态的认识论哲学和进化论、阶级论、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古典文论多强调“征圣”、“宗经”、“道统”、“文统”、“以道统文”、“文以载道”（视文为道的附庸，为载道、明道的工具），强调文学“劝善惩恶”的道德内涵和“温柔敦厚”“思无邪”的诗教；而现代文艺学则更多地从现代哲学和世界观、人生观基础上关注文学与社会生活、人生价值的关系，关注文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关注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文学艺术的独立品格，文学自身的价值、规律，等等^[11]。

更近一点，则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文艺理论对传统“工具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唯政治论”（文艺为政治服务）、“唯认识论”（文艺只是认识）、“唯意识形态论”（文艺只是意识形态）等等僵化和陈旧思想的强烈冲击和“反叛”，紧接着诸多相邻学科的“新方法”被大量借鉴、一系列新的文艺理论思想被不断提出。应当说这次学术“反叛”、“革命”的强烈程度也是相当巨大的。为什么当时没有谁提出文艺学的“边界”问题呢？当然今天有今天的问题背景，或许今天将要发生的又一次巨大的学术革命正是以这场文艺学“边界”问题的争论为发端的。

眼下又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信息高科技时代的电子技术之“风”席卷中国大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无一“幸免”。文艺学赖以生存成长的文化土壤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电信技术”、“电子媒介”这个最富有活力和潜力的生产力的大发展，是使世界发生巨变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之一。它是“智能经济”（或叫“知识经济”）的催生婆和支撑者。科学家们说，二百年前开始以工业经济代替农业经济，而今天，则开始以智能经济代替工业经济了。我们正在步入“智能”的社会。靠智能（特别是电脑、信息、软件知识）发展生产，用智能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把智能作为资本来发展经济，这或许是智能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智能经济的“燃料”就是信息。用一片指甲大小的芯片可以存放两年《人民日报》的信息量；用一张光盘可以存储一部大百科全书；利用信息高速公路，一秒钟可以把两年《人民日报》的信息全部传输完。21世纪将是智能的社会，信息的时代。信息化制造技术将导致生产车间无人化，制造过程非物质化。21世纪将以互联网络为主要传播媒介。

我们最关心的是“电信技术王国时代”对审美文化、特别是对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的影响。因为它将要和正在对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造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冲击。这也是引起目前我们学界关于“边界”问题论争的根源。2001年，美国的米勒教授在中国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借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话宣告：“……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米勒说：“德里达就是这样断言的：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他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米勒和德里达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全信。我并不认为文学和文艺学从此走向终结，文学艺术的精灵还会换一种形式“发言”。童庆炳教授在《文艺学边界三题》中为文学永生所做的辩护是有力和可信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正视和重视电信技术王国时代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巨大冲击。尽管我们同米勒、德里达关于文学命运的结论不同，但又不能不承认，米勒和德里达们关于“文学终结”的理由相当具有震撼力。米勒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那么，“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是怎样被“改变”的呢？请看米勒下面的话：“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150年间，变得越来越大。”于是就渐渐造成了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如下状况：“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新的电子社区或者说网上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这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三个后果。”^[12]

米勒和德里达们所提示的文学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的改变在我们这里已经和正在发生着，今天的中国人对这个世界的感知经验正在因电子多媒体的“地毯式轰炸”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就拿“八小时之外”的所谓“业余时间”如何享用的问题来说？过去——十年前、二十年前、三十年前……，许许多多人会去读书、看电影、看戏、听音乐等等；现在，不知有多少人被电视剧和各种电视艺术作品吸引过来了，被网络吸引过来了，被多媒体吸引过来了，被卡拉OK厅、歌舞厅吸引过来了，被流行歌曲演唱会吸引过来了……。电子“读图”时代的到来，让人的精神审美与对象之间失去了距离，让人的生活体验与审美体验合二为一。

同文学艺术的生存前提最直接相关的变化，是电子网络文化带给人们审美感知经验的浅表化、零散化及泛化。在一个享乐主义的文化系统之下，美学或者审美策略，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审美不再只是“精神贵族”少数知识分子的“高雅活动”，而成为普通大众所普遍采取的一种生活策略。因此，必须重新理解审美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把美学从对文学艺术的狭隘关注中解放出来：“美学已经成为一种更宽泛更一般的理解现实的方法。……并导致了美学学科结构的改变，它使美学变成了超越传统美学、包含在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和伦理等之中的全部感性认识的学科。……美学不得不将自己的范围从艺术问题扩展到日常生活、认识态度、媒介文化和审美—反审美并存的经验。无论对传统美学所研究的问题，还是对当代美学研究的新范围来说，这些都是今天最紧迫的研究领域。”^[13]

审美文化的版图（无论是“面积”还是“结构”）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原有文学艺术不会消失灭亡，艺术博物馆还会存在发展，但它们在这块版图上所占据的份额和位置还会如同以前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既然如此，理论形态的“与时俱进”，其对象、方法、思维形式、叙述模式等的变化就不可避免，既然如此，“边界”——无论文学的边界、艺术的边界，还是文艺理论的边界、美学的边界，还有必要去“斤斤计较”，划分得那么清楚吗？

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和价值在哪里？是在某种或大或小的界域中进行自圆其说的论证、进行理论本身的自我说明？是斤斤于“边界”的划分？是“守界”或是“扩容”？还是不断发现当下时代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问题，面对它们继续保持理论的应对和阐释活力呢？我认为是后者。不论主张扩容，还是竭力守界，双方在如何划界的问题上花费太大力气显得意义不大。在今天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许多审美现象本身就已经是诸多品质意味的复合体、与诸多学科相关联。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当务之急是：在与相关学科的相互激发相互生成中，努力阐释审美文化在新形势下冒出来的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品类、新问题，而不是急于划分界域。况且，边界是很难人为划定的。

学科边界的相对性及其游移状态是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研究的常态。陶东风教授在他那篇《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的论文中，以中国20世纪初和英国17、18世纪关于人文学科边界游移的事例，论证“边界”并非一成不变，文艺学的“边界”、研究对象与方法、乃至文学艺术的概念，不是“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建构物”，并针对当前情况提出“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新情况”，“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必然要改写‘文学’的定义以及文艺学的边界”^[14]等等，这些观点是有道理的。历史事实证明，边界是划不清的——还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相对边界虽然不能说没有，但绝对边界是找不到的。

既然如此，还是多研究些问题吧。

今天这个读图时代大量涌现的光怪陆离的文化艺术现象，使传统的文艺学范式在许多方面失去了言说能力。与80年代中后期相比，文艺学今天面临的变化的确来得太巨大、太深刻了。不仅有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相互交融，更有审美与科技、审美体验与生活体验的融合互渗；不仅有创作观念、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更有文学艺术的整体存在方式的变化；在审美感知经验发生变化的同时，人们（包括文艺家、学者）的精神生存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从来没有遭遇如此严峻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巨变面前，是将大量精力倾注于一种本来并不确定、本来就相对游移的学科边界的厘定来得有意义呢？还是去积极应对问题——诸如：这些新出现的审美文化现象（例如网络文学、网络歌曲、短信小说……）是如何生长出来的？它们在审美品格的形态特质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前景如何？走向怎样？怎样借鉴本学科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资源去阐释它们？其他人文学科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传统的文论范式中有哪些仍适应于今天的研究对象？

应该以问题研究为中心展开我们的学术工作。要努力发现现实提供给我们的真问题——所谓真问题，即生长于新的文化土壤之上，制约文艺学及相关学科研究发展及活力生成的关键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科界域的划分，无论是对旧的界域的坚守还是对新界域的划定，都只是对规范的强调，对学科壁垒的自守；而问题研究，则淡化学科的规范界域，面向现实、面向变化，在学科立场的隐性制约中，做出应对新生对象的努力，一个学科的生命活力及学科发展的原动力由此生成。

今天的文艺学当务之急不是要过多地空谈“应当这样”、“应该那样”，提出种种文艺研究者应该遵守的“规范”，制定出他们举手投足皆不可逾越的“边界”；而是要说明“正在发生什么”，即发现和阐释当今纷繁复杂的新问题。人文科学中，尤其在文艺学研究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立法者，——过去曾经有过错觉，今天必须清醒。文艺学研究的变化取决于社会审美实践和文艺创作实践的变化，而社会审美实践和文艺创作实践的变化又取决于制约它们的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变化、两个方面复杂关系的变化以及它们变化的深度与广度。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艺学研究不能够自己给自己“立法”，给自己划定界域。

智能经济网络文化带给人类的，实际上是整个生存境界的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带给文艺学研究的不会仅仅是扩容的需要。这将是包括文艺学研究在内的整体人文学科的治学方式及学术活动样态的重要变化。其主要表征就是：学科研究→问题研究。学科的边界日趋淡化，一个个制约人文研究深层发展机理的新生问题日益成为不同人文学科共同面对的共性问题。于是，在智能经济和网络文化的现象世界中生成的许多问题也就成为不同的人文学科共同的阐释焦点。而且同一文化现象也常常成为多角度多立场研究的对象。问题研究为多种学科对话，并在对话中相互激发相互生成提供了一个活动的平台，文艺学研究在这样的平台上获得了应对新的文艺审美现象的言说能力。如，网络文学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和文学研究问题，还是一个文化研究、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美学研究的问题。它们在不同的规范下面对同一对象的发言使文艺学研究拥有了丰富多元的参照，从而走出原有的界域，获得更加广阔的话语天地和阐释活力。

突破学科壁垒的“问题”研究，在今天是一种有效地介入现实、且具有实践意义的方式。它以问题为轴心，容许人们站在不同的学科立场上从不同角度切入对象，“条条大路通罗马”，在不同学科立场之间形成的互激互补当中，“罗马”的面貌得以全息呈现，问题的实质越辩越明，同时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也在不同学科相互生成当中成长进步。“聊天”作为“问题研究”的外在形态，将越来越成为学术活动的重要方式。这绝不是在“聊”当中放弃人文科学工作者的立场信念，而是在“聊”当中更加切实的介入现实，更加称职地担当起推动人类精神进步的重任。

相信，今后的文艺学将在“问题研究”中不断生成活力蓬勃发展。

[1]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2]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

[4]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

[5]［波］符·达达尔凯维奇：《艺术的定义》，杜书瀛译，载《美·艺术·时代》丛刊第2辑，第410—411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6]李春青：《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多维解读》，《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7]王元化：《传统与反传统》，第1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8]［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另有一个版本是由李宝恒、纪树立翻译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版。

[9]有关雨果的思想，作者参考了［法］让·贝西埃、［加］伊·库什纳、［比］罗·莫尔捷、［比］让·韦斯格尔伯主编、史忠义译《诗学史》下册，第547—550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以及张玉能《西方文论思潮》，第191—194页，武汉出版社1999年版；杨周翰等主编《欧洲文学史》下册，第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10]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在中国根本无哲学，在西方人眼光下，中国仅有一种‘伦理学’而已。中国亦无严格的宗教，中国宗教亦已伦理化了。故中国即以伦理学，或称‘人生哲学’，便可包括了西方的宗教与哲学。而西方哲学中之宇宙论、形上学、知识论等，中国亦只在伦理学中。”（见《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第226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11]参见杜书瀛为《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四卷本）写的《全书序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12]［美］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米勒2003年9月再访北京，带来了他的新作《论文学》，仍然申述原来的观点：“文学的终结就在眼前。文学的时代几近尾声。该是时候了。这就是说，该是不同媒介的不同纪元了。文学尽管在趋近它的终点，但它绵延不绝且无处不在。它将于历史和技术的巨变中幸存下来。文学是任何时间、地点之任何人类文化的标志。今日所有关于‘文学’的严肃的思考都必须以此相互矛盾的两个假定为基点。”

[13]［德］沃尔夫冈·韦尔施著，陆扬、张岩冰译：《重构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参见该书第1编“美学的新图景”（第3—138页）和第2编第9节“走向一种听觉文化”、第10节“人工天堂——对电子媒体世界和其他世界的思考”（第20—21页）。

[14]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