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从现代1到现代2
王一川
中国诗学的现代性列车在新世纪驶往何处，正成为一个敏感而又微妙的热点问题。由于它事关刚刚过去的20世纪现代诗学或文学理论的总体评价以及21世纪诗学的新趋势，牵涉面广泛（如涉及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化进程等），因而近年来形成众说纷纭格局。有的诊断现代诗学患有“失语症”，在“西化”中丧失了自身的独特语言；相近的看法是现代诗学总体失败了，应改弦更张而复归于古代。这些都难免激起捍卫现代合法性的论者的强烈反对。还有的针对以往的“西化”偏颇而提出古典诗学的“现代转换”方案，这也引来诸如古典诗学是否应当和如何“转换”等嘲笑。应当说这些意见各有其合理处，有的甚至有一针见血的奇效，但都存在着一点忽略：中国诗学现代性并不只是单纯的对错及纠正问题，因为这些对错及其纠正其实都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今人观点苛求前人，而应具有历史的辩证眼光，在合理地估价以往诗学的历史性得失的基础上，充分地意识到当下面临的新境遇和新问题。
出于清晰地把握中国诗学现代性在新世纪的新进程的考虑，同时也为了越出“失语症”、“西化”等言说漩涡，我在此不揣冒昧，提出一个初步的、有待于今后继续论证的新建议：中国诗学现代性的发展具有时段性，过去的20世纪只是属于其现代1时段，而现在已进入现代2时段。我的意思是，中国诗学现代性并不是一个严整的有机整体，而是按一定的时间段落断断续续地演进的，在不同时段有不同的重心问题；就目前而言，它已在不知不觉中告别最初的“西化”或“世界化”而驶入新的现代性第二期。中国诗学现代性，也称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是与中国诗学古典性不同的新的诗学形态，它立足于在新的全球化境遇中探索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中国诗学现代性应是一个本身包含若干中短时段的长时段或超长时段进程[1]，它不仅有第一期即现代1，还有第二期即现代2、以及可能的第三期即现代3等。“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如今，初期现代1已经终结，我们正置身在新的现代2时段。
一旦提出中国诗学现代2，就必然会首先面对它的现代1，因为诗学现代2显然应当是针对其先有的现代1而言的。这就需要适当地回顾中国诗学现代1。从清末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学走过了它的现代性第一期，即形成现代1。下面几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对它加以把握。第一，从起始看，中国诗学现代1大致发生于清代末年的1874至1899年的25年间，首要地产生于中国现代文化变革需要。以王韬、黄遵宪和梁启超为突出代表。王韬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现代中文报纸《循环日报》并开现代政论散文的先河，强调诗歌以独特的语言抒写个人的现代亲身体验：“余谓诗之奇者，不在格奇句奇，而在意奇……必先见我之所独见，而后乃能言人之所未言。”[2]作为王韬的晚辈和忘年之交，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卷33主张“语言与文字合”，进而在1891年夏撰写的《人境庐诗草·自序》中主张“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直接抒写诗人当下所体验到的“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即中国人的现代性生存境遇。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明确地竖立起“诗界革命”的旗帜。第二，从动力看，诗学现代1受制于知识精英对大众的诗意启蒙、新的全球化体验的表现、机械印刷媒介的普及等力量。第三，从主要话题看，它把文学语言的拼音化或拉丁化当作文学发展的目标、把“走向世界”视为文学的神圣使命、把西方诗学话语作为自身模仿的范本。第四，从特征看，诗学现代1体现了脱古入今、援西入中等特征，其中心内涵是以西方话语为规范而把中国文学纳入全球化的世界进程。第五，从地位看，诗学与文学（如小说）一道由于要承担社会动员任务，因而一度被推上人文学科的王冠或制高点。由此看，中国诗学现代1的中心使命，是按西方话语标准而寻求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性进程，是中国诗学从古典性转向现代性的必由之路。如果要说这一进程有代价的话，那么这是一笔不可节省的巨大代价：它忽视或牺牲了中国诗学自身的独特品格问题。寻求世界化或西化，是当时急于承担文化启蒙重任的中国诗学现代1的几乎惟一选择。这种选择诚然代价巨大，但却战果显赫：帮助中国文学找到一条挣脱古典锁链而进入现代世界之路，太急于脱古入今、脱亚入欧而“饥不择食”，代价难免是巨大的。
从20世纪80年代前期起，中国诗学的自觉意识开始苏醒：“走向世界”是否就是中国诗学现代性的惟一正确选择？这种自觉意识一旦复苏并且付诸诗学实践，中国诗学现代1的终结和它的新的现代2的发生就必然地来到了。这个现代1终结与现代2发生的时间，并不恰好出现在目前的21世纪初年，而是早已出现在大约20世纪80年代。在以“三突出”、“高大全”为代表的“文革”时期的过度政治化诗学的消解过程中，中国文学界产生了重新反思诗学现代性的强烈渴望：以往一味地“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如今面临自身“根”的失落的危机。宗白华写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才华横溢的多篇美学论文，在被遗忘数十年后首次结集出版（《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并由当时影响甚大的美学家李泽厚作序强力推介，使得中国文化精神及其象征物——意境、气韵、节奏等问题开始受到异乎寻常的热烈关注，这可以说拉开了中国诗学现代2大潮的闸门。同年还有李泽厚自己的《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问世，引领人们把流盼的目光投向往昔中华古典文化之美。随后，被长期掩埋的现代批评家李长之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重新出土，引起了人们对这位现代诗学大家的中国文化精神研究的关注，并诱发了对他的其他著作如《鲁迅批判》、《迎中国的文艺复兴》、《苦雾集》、《德国的古典精神》中探询的诗学现代性问题的反省兴趣。而1985年发生的一些似不相关的零星事件，其实合起来却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3月20日，广西南宁召开了“通俗文学讨论会”，在此前后一批报刊也就通俗文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显示了把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或大众文化纳入文学史圣殿的新视野，预示了后来张恨水、金庸等通俗作家及其古典渊源的重新“发现”；二是3月，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刘索拉著）、《无主题变奏》（徐星著）、《透明的红萝卜》（莫言著）等相继问世，在语言形式和意义两方面都自觉地向以往写作常规发出挑战；三是4月，《作家》杂志第4期发表韩少功的文章《文学的“根”》，此后一批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相继掀起了文学“寻根”热潮，尝试挖掘在中国诗学现代1时段被长久遗忘的中国本土文化与文学之根；四是5月，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文章《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张把近代、现代、当代文学“打通”，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来理解，此文一方面未脱陈旧诗学观念痕迹，如“有机整体”、“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以及未能看到诗学现代性的分段进程等，但另一方面毕竟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体现了挣脱现代1而迈向现代2的努力[3]。随后的1987年，悉心探索汉语写作的老作家汪曾祺越出思想第一、语言第二的陈规而大胆指出：“中国作家现在很重视语言。不少作家充分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是小说的本体，……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小说的魅力之所在，首先是小说的语言。”[4]这段话可以视为那时期中国作家从思想层面复归汉语层面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宣言。这一系列文学媒介事件的不约而同出现，透露出一个信号：中国诗学的现代性列车已在20世纪80年代从世界化或西化驿站转向新的现代2里程。
从现代1到现代2，中间不存在绝对的断裂或连续，而是断续，即既有断裂也有连续，在连续中断裂、在断裂中连续。如果说，中国诗学的现代1倾向于把脱古入今、援西入中当作自身的主要任务，那么，新的现代2则在过滤旧有的古今、中西二元对立模式的基础上，转而更坚决地致力于在全球化或世界化语境中寻求在世兴我。在世兴我，是说在当今全球化世界上努力兴立属于中华民族自我的独特诗学个性。这意味着同时面临下列两个方面的新问题。一方面，在世的诗学。这就是过滤以往的古与今、中与西二元对立模式，代之以承认在当前全球化世界上生存这一现实。是否承认在世十分重要，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就会简单地重复以往“全盘西化”与“回归本土”之间的非此即彼对立，提出或者完全采用西方话语或者全面回归古典诗学等尖锐对立主张。上述二元对立模式在过去百年间曾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如今其使命已经完结。与其继续争论“走向世界”或“回归本土”，不如首先认可在世的合法性和本体性，确认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及其诗学都既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复归本土或古代，而好歹都只能在这个全球化世界上存在下去。另一方面，兴我的诗学。诗学不能简单地满足于承认在世现实，而是要在世兴我，即在这个全球化世界上努力兴立中华文化的自我形象及其独特个性。兴我，不再是复兴曾辉煌于古典时段的中华自我，而是要按今天在世的现实及其需要而重新创造新的中华自我。这个中华自我或“中华性”是适应当前全球化世界生存状况并具有自身活力、形象与个性的中华自我[5]。作为在世兴我的诗学，现代2的重心是要在当今全球化世界兴立新的中华自我。
以在世兴我为重心的现代2，在具体诗学层面还涉及许多环节或问题，这里只是约略地谈及。第一，从起始看，与诗学现代1主要发端于文学之外的文化变革需要不同，诗学现代2产生于文化与文学变革的双重需要，因为无论是文化还是文学都需求走出古今中西二元对立漩涡而确立在世兴我的新格局。第二，从动力看，现代2受控于新的更复杂力量：不再单纯标举精英对大众的诗意启蒙，而是寻求不同审美趣味的异趣沟通；不再只是兴奋于全球化体验的表现，而是探索全球化中的地方化状况；不再把机械印刷媒介及其传输的文学尊为艺术家族的霸主，而是看到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电影、电视和国际互联网的强大力量；不再单纯突出文学艺术的审美性而是看到其与商品性的紧密联系；不再把文学视为个体创造物而是看成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第三，从主要话题看，它不再像现代1那样以文学语言的拼音化或拉丁化为发展目标、“走向世界”为神圣使命、西方诗学话语为自身范本，而是承认方块字汉语及汉语形象的实体地位，立足于书写和阅读在世的文学，并且在继续借鉴西方诗学的前提下及过程中努力寻求中国自身的诗学话语。第四，从特征看，正如前文所述，与诗学现代1偏重于脱古入今、援西入中等不同，现代2突出在世兴我，即在全球化世界上兴立中华自我。第五，从地位看，诗学与文学（如小说）一道已经不再被要求首要地承担社会动员任务、相应地不再高居人文学科王冠宝座，而是游移到艺术和艺术学家族的边缘：如果说，由电子媒介传输的电影、电视和国际互联网已成为当今核心艺术，那么，文学已不折不扣地成为边缘艺术，至多是在核心与边缘之间徘徊。这样一来，中国诗学现代2的中心使命，已不再是按西方话语标准寻求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而是在全球化世界诗学话语中兴立中华诗学话语及其独特个性。这不是要全盘否定和抛弃诗学现代1的“西化”遗产而回归古典，而是在同时承认现代1的历史性得失的前提下，立足于当今世界语境而兴立只能在这一语境中存活的中华诗学。一方面，身在当今全球化语境而硬要回归当前根本不可能有的幻想的本土净地，无异于鲁迅讥笑的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另一方面，试图全盘模仿西方而不顾中国自身的独特生存体验问题，也只能落得“东施效颦”的结局，也难免被“西施”所耻笑。
其实，这里提出中国诗学现代性的时段性以及现代1与现代2问题，与其说是拨乱反正或发现新大陆，不如说是以自反性建构的姿态把已发生的东西显示出来而已。新的现代2当然要对现代1重新打量，实施自我反思或自我颠覆，在此过程中寻觅并建构新的自我。现代2本身并不比现代1高明，而不过是基于自身的新问题及其应对需要而对现代1加以重新打量而已。告别现代1曾经流连忘返的长亭短亭，现代2开始了自己的风雨兼程，而这一新的风雨兼程不可能简单地直线式前进，而是既有新景观的开拓也有旧景致的回瞥、新探，从而势必伴随有关旧的长亭短亭的深切记忆，以及记忆中的重新想象和创造。这样，现代2要从对于现代1的重新打量中发现以往忽略的新景致，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位现代2如果足够明智的话，与其简单地贬低或否定现代1，不如把现代1的收成与代价全都作为自己的在世兴我的崭新生命原料。同时，这里的中国诗学现代2实际上可以视为笔者前此提出的“中国现代性文学”[6]、和“中国现代性诗学”的进一步梳理，而本文也可以看作《通向中国现代性诗学》一文的持续[7]。如果通常的“中国现代诗学”或“现代文论”对应于诗学现代1模式，那么中国“现代性文学”和“现代性诗学”就对应于诗学现代2框架。从中国诗学现代2视野，可以更清晰地透视中国现代性诗学的特定位置和任务，及其与以往“中国现代诗学”的关系。
中国诗学已经身处新的现代2时段，只要有利于在世兴我，无论古今中外的所有诗学话语碎片，都可成为这一新时段诗学的自反性建构的新资源。与其继续沉迷于“西化”和“失语”诊断或回归古典梦想，不如迈开在世兴我脚步。
［王一川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慧君译：《历史和社会科学》，《资本主义论丛》，第173—20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2]王韬：《跋湫村诗集后》，《弢园文录外编》，第326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3]“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其他方面一起）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新生并崛起的进程。”（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4]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汪曾祺文集·文论卷》，第1—2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5]参见王一川《文化虚根时段的想象性认同》，《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第262—263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王一川：《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7]王一川：《通向中国现代性诗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