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时代的文艺学建构
蒋述卓
在当下消费时代，做一个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总是很尴尬的。作家们对批评家和理论家们说：你们批评的不是我，我不看你们的批评和理论也照样写作；读者（观众、受众）也说：你们常常缺席，当我们需要你们时，你们却不在场。而当大量的文学艺术文本（一年1000部小说，几百部电影、电视剧，还有网络上发表的各种作品）涌现在批评家们面前时，批评家和理论家们更觉得自身乏力。文学艺术现在进入了一个大量生产与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文学批评何为？文艺学何在？
一
对消费时代的来临，我们确实不能采取鸵鸟政策。波涛汹涌的消费时代的到来，已经成为我们不可躲避的事实。
法国学者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ard）在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变化的三个阶段即前商品化阶段、商品阶段和商品化阶段的基础上提出了第四个阶段，那就是消费社会阶段。在消费社会中，商品不仅仅是数量的极度扩张问题，而是商品太多，反客为主去制造人们的各种需要。人们的消费行为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行为，而转向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行为。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大势，全球进入了消费社会已成为大多数专家认可的事实。
中国经济正处于向市场经济加速转型并尽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期。尽管我国现在还存在着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和乡村、山区发展的不平衡，但在总体上中国已进入了一个消费社会的中级发展阶段。随着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居民在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吃”的同时，用于娱乐、旅游、休闲等享受性消费的支出增加。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恩尔格系数已为37.7%，比1998年的57.5%下降了19.8%个百分点；2002年与1996年相比，下降了10.9个百分点。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器、影碟机、热水器等耐用消费品已逐渐成为居民家庭生活的普通用品；家用电脑、笔记本电脑、轿车等高档消费品也渐次进入居民家庭；住宅需求也成为城镇居民共同追逐的消费热点[1]。有专家认为，当前要考虑的不是实行适度消费政策，而应该是继续扩大内需，促使我国将巨大的消费潜力转化为现实购买力，才能保持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后劲[2]。因为近10年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在呈不断下降的现象。这种高储蓄、低消费的现象对国民经济是不利的。
无论是从经济发展的现实，还是从将来的走向来看，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既是发展我国经济的政策，也将是我们不得不认可的事实。
再从文化消费角度来看，在我国，文化消费的严重不足更是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据统计，在中国居民的文化消费中，绝大部分是教育消费，就2001年说，教育支出人均428.3元，而文化娱乐支出仅122.3元，文娱用耐用消费品支出139.4元，教育支出占的比重显然过大[3]。仅就图书市场言，2000年中国人均购书5.55册，29.77元，而1999年，美国图书销售240.2亿美元，人均约为100美元，折合800多元人民币[4]。从生产与消费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看，文化消费的严重不足将不仅直接影响到文学艺术的生产与发展，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而且还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素质的提高。没有文化消费的主体，繁荣与发展文学艺术生产亦将成为空想。
因此，作为批评家、理论家、文化人，我们也应该以经济学的眼光去看待社会问题，既不要对消费社会的到来采取躲避政策，也不要对消费社会抱有偏见，而应该是承认事实，积极应对。这才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态度。
二
消费时代文学面临的最大问题除了文学是什么以外，另一个就是文学的意义问题。围绕着文学的意义问题，批评家、理论家们会产生三种担忧：一是文学艺术的商品化会导致文学艺术意义的减弱，尤其是教育意义的衰减；二是刺激消费过程中其它领域对文学艺术的借用或利用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会使文学艺术的“诗意”泛化，继而削减文学艺术的感染力；三是文学艺术的商品化造成文学艺术创造性与个性的丧失。这三个问题不弄清楚，消费时代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何在、批评家的地位何在、文学艺术的功能何在就难以解决。
应该说，弄清楚这三个问题确实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课题，而且这也是一个正在变化和正在实践中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实际上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就早已提出，但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却存在着困惑和争论，结论也并不一致。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一直在进行着。
从文化经济学的角度看，文学艺术的商品流通过程中并不仅仅是流通着财富，也会生产和流通着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所以，读者（受众）从作为消费品的文学艺术中仍可获得意义和快感。他们选择什么样的文学艺术，实际上也决定着他们的文化价值观。正如约翰·费斯克所指出的那样，消费者“在许多商品中选择特定的一种，对消费者来说，选择的是意义、快感和社会身份”[5]。商品流通过程中的意义和快感可以有强弱之分、多少之分，但并非文学艺术作为商品流通之后就只会减弱它的意义。意义是否减弱或者保持与增强，这主要取决于文学艺术本身所具有的社会与艺术价值。从传播学角度看，文学艺术作为商品交换流通量越大，其意义的影响面也越大，其社会的效益也会越大，它们所具有的社会价值会得以放大。如果从赢得更多的交换/流通机会看，作为商品的文学艺术倒还要更认真地去考虑它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因为拙劣的艺术商品只会败坏消费者的胃口，并加速它退出市场的速度。比如粗制滥造的肥皂剧与蹩脚的言情武打小说。从营销角度看，作为商品的艺术，同样必须树立自己的品牌意识，也要制造得精致优美，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正如张艺谋的电影和他的其他艺术制作一样，他通过多种艺术手段创造一种唯美主义的氛围，就是力图想以精美制作赢得更多的市场与消费者。我们可以批评他的制作快感大于意义，但我们不能否定他的制作没有意义，更不能否定他的制作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尤其是在走文化产业化道路、满足人民群众精神需求方面的正面影响。如《英雄》、《十面埋伏》的市场化运作尝试，《印象刘三姐》对民间文化的再创造，引进歌剧《图兰朵》的文化交流作用等等。
文学艺术作为商品生产与流通之后，是否一定会减弱或失去教化功能，甚至引起道德上的滑坡呢？这也不是绝对的。必须承认，文学艺术作为商品去生产，它所注重的当然会是市场，但在市场占有与道德滑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这正如市场经济兴起与道德的沦丧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一样。对于资本渗入文化生产以后带来的“道德恐慌”，从18世纪以来就一直存在，正如英国文化评论家特里·洛威尔所指出：“18世纪，小说的兴起引起广泛的攻击，小说被指责在道德上对思想薄弱的妇女和仆人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而她们是这一新形式的热切的消费者。从教堂到评论界，小说受到一致抨击。这一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和50年代的电视身上重新出现。这次的恐慌同样集中于意志薄弱的儿童和青少年，担心他们会沉溺于放纵地模仿媒体上播放的暴力内容。”[6]在中国，明清戏剧、小说兴起之时，也曾受到官方的道德抨击，认为它们是“诲淫诲盗”，有的地方官还颁布禁令禁演“淫戏”，如清代周际华在任地方官时就曾出令《禁夜戏淫词示》，其中说到：“民间演戏……惟是瞧唱者多，则游手必众；聚赌者出，则祸事必生；且使青年妇女，涂脂抹粉，结伴观场，竟置女红不问，而少年轻薄子，从中混杂，送目传眉，最足为诲淫之渐。”[7]这亦是将“道德恐慌”对象锁定于妇女和青少年身上。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本世纪初，人们也一直担忧电视剧《还珠格格》中的“小燕子”形象会影响到青少年的道德追求发生偏向。现在，当《魔戒》小说和电影出场时，又有人担心青少年会坠入幻想，将历史与现实不作区分，干出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来。其实，人们看到的只是资本渗入文化生产以后带来的“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或者是有极个别的个案出现就以个案推及全部，造成“道德恐慌”的声势，但对它所产生的道德方面的积极影响，甚至在文学想象领域的拓展作用却估计不足，同时对当代青少年所具有的知识面和接受力也缺乏正确估价。比如青少年喜爱的《魔戒》、《哈利·波特》中同样渗透着有关正义、善恶等伦理观念的教育，通俗歌曲中同样也可承担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道德教化功能，像李春波演唱的《一封家书》、《工作》、陈红演唱的《常回家看看》等，其中也贯穿了孝敬父母、增强家庭责任感以及忠于职守、干好本职工作等朴素的道德教育。从影响与收效上说，这些歌曲的歌词远强过那些空洞枯燥的道德教育报告和报纸上充满陈词滥调的高头讲章。
在当今消费社会中，文学艺术常常被其他的文化现象如广告传媒、时装表演、商品包装、各种节庆等所借用，并覆盖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这种借用造成了许多亚文学艺术现象，从而形成审美的泛化或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态势。对此文化现象我们究竟如何应对？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文学艺术的这种被借用不是什么坏事，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说，反而会起到一种形式上的拓展与推进。历史上文学艺术常常被宗教所借用，产生诸如西方的教堂音乐、教堂壁画以及中国敦煌的变文等等。宗教看重的正是文学艺术的感染力，若有独创性，亦可能产生广告文学这一新的文学体裁；主题公园中不乏大型歌舞，这种大型歌舞亦可独立为一种形式，区别于晚会歌舞形式，将来诞生出的精品亦可能成为大众文化中的艺术经典；通讯借用文学创造具有文学性很强的短信，短信文学的产生也呼之欲出（实际上这种形式我们在《世说新语》中不是也见过吗？）。网络文学更是借助网络的普遍使用而正逐渐形成它独有的文学体裁、语言等形式特征，并且改变着读者的阅读习惯，甚至改变了受众与生产者的相互关系。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当物质生产条件包括技术发生一定变化之后，意识形态包括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在内都会产生或快或慢的变化。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在当今信息时代与消费时代，文学艺术发生扩容、变异并产生变种，应该是可以理解、容忍并逐渐接受的。
其次，文学艺术被其他领域所借用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追求进程中，大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欲望只能是越来越强烈。大众要求他们的衣食住行越来越趋向于审美化，而生产者为了适应消费者的需求而将审美“灌注”于产品中，会成为消费社会的正常态势。美理应属于大众。大众在美的产品与全社会制造美的氛围中得到美的熏染进而提升自身的素质又有什么不好呢？在送人的礼品包装盒上印上唐诗不是既富人情味又富艺术性吗？在逛商场时顺便观赏它布置得美仑美奂的陈列橱窗，不也是赏心悦目吗？宽敞舒适又富艺术趣味的购物环境我们会排斥吗？刺激消费当然是销售商的目的，但对“灌注”其中的艺术性难道我们就只有反感、排斥吗？日常生活成为审美文化的一部分，艺术也成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艺术生产又成为文化制作的一部分，亚文学艺术现象亦能给大众带来美的享受，诗意泛化一下又有什么不妥呢？
再次，对什么是消费社会中的“诗意”问题，也应有一个新的理解。拿中国画来说，昔日描写幽壑高林、渔樵寺庙谓之有诗意，到“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以及现代国画大师齐白石等人，描写平民百姓以及百姓日常生活器物也不能说它就缺乏诗意。徐悲鸿画马固然符合传统的诗意，但写实写史的题材如《田横五百壮士》等也有诗意。当今的一些文人画，将候车的白领、闲居弄猫的妇人画进画中，也不能说就无诗意了。茅盾文学奖得主、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广东画院院长刘斯奋，他的画撷取日常生活现象入画，不仅入时，而且也揭示了日常生活的诗意。当今油画界描写日常生活成为画家们的共同倾向。2004年第10届全国美展，广东作者孙洪敏所作的《女孩·女孩》，画的是两个入时但又精神疲惫的女孩，其意义也是较丰富的。此画曾获得银奖提名[8]。细想一下，西方的一些优秀画家，过去描写的也多是贵族的日常生活，如洗浴、梳妆、宴会等，它既是时尚，同时也充满诗意。如今的画家本着“笔墨当随时代”的精神，把笔触放到平民的日常生活中，只要思想深刻，也同样会获得诗意的。在科学技术发达的时代，通过一定的技术诗意还可能被放大与加强。如灯箱广告中的巨幅照片，电视中富有诗意与视觉冲击力的广告片等。在这一点上，我倒很赞赏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本雅明，他认为在机械复制时代，以电影等为代表的现代机械复制艺术的诞生，虽然使得传统艺术的“光韵”（相当于“诗意”、“韵味”）消失，但因为它把艺术品从“对礼仪的寄生中解放了出来”[9]，使艺术成为大众的东西，从而使得艺术的功能、价值以及接受都发生了根本改变。既然现代艺术的功能、价值以及接受都发生了转变，为什么“诗意”就不会发生转变呢？在当代社会，我宁可将“诗意”理解得更广泛些，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过的人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里的“诗意”不仅指人类应具备精神家园，亦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当代文艺具备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给陷入物质迷茫当中的人以启蒙与警醒，让人在现实中重建对合理生活的希望与信心，不也是当代社会的“诗意”吗？
至于文学艺术的商品化是否会造成文学艺术创造性和个性的丧失，这也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问题。本雅明和詹姆逊都认为艺术的商品化会损害艺术的创造性，尤其是詹姆逊认为在后现代文化时代，艺术的独一无二性消失，成为模仿的“类像”。丧失创造性和艺术个性的现象在当今的文艺生产或文化生产中固然存在，因为文学艺术作为商品流通自然会造就一批制造“通货”的生产者。但购买艺术的大众口味也是变化的，到一定的时候他就不满足于“通货”而要求接受“精品”了。其实，在商业竞争激烈的消费社会，文学艺术要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赢得市场的占有量，如果没有强烈个性与创造性，消费者也是不买账的。优秀的艺术生产者既要考虑市场需求，又要在适应市场中坚持其艺术理想和艺术个性。巴尔扎克曾经为了市场而写作，但他在大量创作中也留下部分具有创造性的“精品”。莎士比亚的剧作也曾迎合过大众的口味，但他创作的优秀作品仍然是所有剧作家中最多的一个。在消费社会，连物质产品的生产也要打个性的品牌，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如手表、手机、微型洗衣机等，其工艺设计师在能保证其功能实现的前提下，也越来越追求外型的个性化和独特性。最近，德国的皮勒（Piller）教授首次提出了“个性化批量生产”的概念，即客户（购买者）可以借助互联网等工具参与到生产过程当中，自行设计所需要的个性化产品，再由厂家组装、生产和配送。戴尔公司的电脑已开始实施按用户要求组装各种个性化电脑。瑞士的一些手表厂可以由客户对手表的设计进行参与。皮勒教授的研究小组正伙同阿迪达斯公司，在网站上请消费者自行设计运动鞋，并由其他用户参与修改，最后再由用户投票选出最受欢迎的款式进行批量生产。作为精神生产的文学艺术作品，更要面临大众的评头论足，如像戏剧、电影、电视连续剧等，如果缺乏独创性和个性，就会被大众无情地抛弃。因此，在市场经济与消费时代，艺术的商品化同样也向艺术的独创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键在于艺术家和理论家是否能应对这种要求与挑战。
以上是我为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问题所作的辩护，目的是想从积极或正面的方面去理解文学存在的价值以及发展的前途问题。我总觉得我们当前的理论界、批评界对文学存在的价值、文学的意义、文学的发展路向太过于悲观。一些理论家、批评家总是认为当前的文学由于受到价值多元与市场经济的冲击，意义趋于贫困化、平面化、低俗化，有的甚至持一种“新左派”的立场，认为当前文学已完全丧失了批判性，沦为了金钱与肉欲的奴隶，是与消费社会、市场经济合谋而扼杀了文学。我以为这些看法有失辩证法。我也不否认当前文学确实存在一些弊端，但这些弊端的解决只能靠发展。发展也是文学得以生存与发展的硬道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大大发展起来了，这应该是事实。比如90年代始作家和批评家都开始重视叙事，实现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重大转变；文体大大发展，单散文一项就出现了许多突破；小说创作中也有像阿来的《尘埃落定》、陈忠实的《白鹿原》、张平的《抉择》等重磅作品，其价值并不逊色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还有文学与电影电视的联姻，既形成了电影电视的繁荣期，反过来电影电视又扩大了文学的影响力，吸引了大量观众等等。这些都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文化娱乐与精神的需求。可以肯定地说，当前文学并没有衰退和走下坡路的迹向，更没有要“终结”的预兆。如果当前的文学正在变得无意义、无价值，正在当着金钱的奴隶，那文学还有什么前途呢？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消费社会的到来真的就成了文学的克星了吗？技术时代的到来真的就会使文学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吗？我看未必。想中国宋元明时期，文学亦曾面对过市场，经历过消费与肉欲泛滥时期，宋元话本中不也是有佳作留存吗？“三言二拍”不也成为中国文学的经典，其中也不乏追求精神至上的优秀之作吗？就是颇存争议的《金瓶梅》，不也风风雨雨撞入到21世纪来了吗？想当年这些东西都曾是迎合过市场和大众的，它们倒也构成了中国文学中“有意义”的部分与环节。当今文学在迎接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的挑战中，依然在寻找和探索新的定位、新的意义、新的价值，出现了许多新的转变和转机。相反，倒是我们的文艺学应对不起挑战，脚步显得迟缓，视角变得狭窄起来。
三
消费时代的文艺学的确需要进行自身的调整，放宽视野，与时俱进，作一番新的建构。
首先，应澄清文学的基本问题。在媒体与信息扩张的今天，文学的发展确实遇到了问题，比如什么是文学的文学性，文学的存在方式、如何看待亚文学现象等等，都直接与“当今文学是什么”这一基本问题联系在一起。当今的文学文本呈现出多样形态，它不再是过去单一的纸质媒体，它可以存在于网络中、影视中、摄影中、广告中、歌曲中，文学性开始向日常生活弥散与播洒。一些亚文学的东西浮升上来，如手机短信，就介乎日常生活的沟通与制造文学意味之间。但是，在我看来，尽管文学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异，但构成文学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完全改变，只是部分产生的变异。比如，1.文学是语言的艺术；2.文学是情感的、能打动人引起人共鸣的产物；3.文学是深刻思想完美表达的艺术；4.文学是可引起人快感、美感并达到娱乐的艺术。只要文学这四项基本的特质还存在，它不管以什么方式、载体出现，它就构成文学，并具有文学性。比如崔健的摇滚曲《一无所有》，陈小奇的《涛声依旧》，它能在感情上抓住你，打动你，那它就是文学。难怪著名文学评论家、北大教授谢冕先生要将崔健的《一无所有》选入《百年中国文学经典》的诗歌类中去。有人说：“大多数传媒文学是不可能经典的”[10]，我以为这话既对但又不全对。宋词当时在酒楼坊肆之中流行的时候，又有谁想到它也能成为日后文学经典呢？今天看，宋词当时的传播方式也不过相当于今天流行的通俗歌曲而已。其实，唐诗上万首，经典选本也只选数百首，若干的诗也被历史淹没了。所以，严格说起来，历史上大多数的文学也不可能成为经典，而不仅仅是传媒文学而已。就如今天的长篇小说，一年一千部，又有多少能成为经典呢？经典是相对于后世来说的，是后世人对前世人创作的认可。当社会有需要它出一千部小说，且有市场，我以为这总比“文革”时期只有那八部样板戏要进步得多。中国人口这么多，喜爱创作和喜欢文学的人也这么多，又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传媒文学都成为经典，但也不要想到只有传统的纸质媒体文学才可创造经典。其实，从逻辑上说，传媒文学这个词也是有问题的，难道纸质媒体就不属于传媒之一种了？报纸也是传媒，难道报纸上发表的小说、诗歌不能成为经典，而只有传统的文学月刊杂志比如《十月》、《收获》、《花城》等发表的小说、诗歌、散文才可能成为经典。经典不经典，跟传媒没关系，关键在它提供的信息是否构成文学，并能否具备日后成为经典的元素。
其次应弄清文类的变化。当今时代，基础文类已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如梁启超所处的时代，小说已受到大众的重视，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故小说被梁启超视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这种叙事文类已代替诗赋这类抒情文类成为文学的主流。而如今，虽然叙事文类仍是主流，但内部却产生了分化与变化。如影视借文学为蓝本插翅飞入大众百姓家成为核心媒体，而杂志、戏剧等沦为边缘媒体。不同的媒体形式反过来又影响到文学的创作方式，包括叙事的方式在内。比如流行歌曲，我们长期视其为“快餐文化”而不研究它们的文学构成、思想文化内涵及其表征。当今流行歌曲在叙事文类的影响下也靠近叙述，而减少了抒情。我们的文艺学不能无视文类内部的变化，不去研究并及时总结这些变化的现象，理论就会滞后，而且新的原创性的文艺学也无法构建。美国比较文学学者厄尔·迈纳曾指出，一种原创性诗学的形成必然是与它所基于的基础文类相关的，像早期欧洲诗学“摹仿诗学”建立在再现文类戏剧基础上，中国古典“情感—表现”诗学则是在抒情文类抒情诗基础上产生的[11]。从20世纪初以来100余年，中国的叙事文类已然成熟，且与国际上的叙事文类理论相通，但中国当前的诗学并没有多少原创性，反而是追随着西方而行的。如果我们能很好掌握当今文类的变化，研究其美学构成规律，对构建有原创性的文艺学是有帮助的。
再次，则是要尊重中国经验了。如上所言，当今中国的文类早与国际上的文类相通，其理论也多相仿，但是，尽管如此，外国的理论进入到中国也是要产生变异并带上中国人的理解和再创造的。如20世纪早期从西方传入的“现实主义”理论，在茅盾等现实主义作家那里有自己的理解，到了五六十年代则更有邵荃麟、秦兆阳等理论家的自我创造。即使是八九十年代传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吧，其实也是变了种的了，难怪起初还有人指他们是“伪后现代”。这没什么奇怪，因为它带上了中国学者的理解和阐释。如果外国人来中国再把这套后现代理论学回去，肯定会觉得这是两种“后现代”。理论流通与交流虽无国界，但理论的产生与再创造却有国别，这就凸显中国经验之重要了。中国面临的消费时代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处的消费时代有差别，作家的感受不一样，所产生的文学艺术也不同，这便是中国文学的中国经验。同样是大众文化，但在中国和西方面临的命运也可能不一样。比如西方的现代舞，邓肯当年创立时是为了使舞蹈从古典舞中解放出来，使舞蹈从宫廷、贵族豪宅走向平民，并走向自然，但现代舞传入中国，却成了精英式的东西，它想要成为大众化也难。当前文化产业界也想引进一些在西方国家是属于大众文化的戏如《猫》、《大河之舞》之类，但到中国后由于票价的问题，一般大众是难以问津的。这就是中国经验之不同。文艺学只有很好地尊重中国文学的中国经验，研究中国的真实问题，才能更好地诠释中国文学，创建新时代要求的文艺学。
第四，调整观察视角。文艺学关注当代文艺现象，也应与时俱进，调整观察问题的视角。如从生产的视点观察文艺现象，对文学作品的产生、消费与流通过程进行把握，充分了解其中的形象是根据何种需要生产出来的，其生产方式有何特点，为何需要按照那种方式去生产。生产视点观察问题是文化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文艺研究吸取其优势，能够更好地补充自身的不足。应该说，生产视点在文艺学中也具备，如马克思主义文艺生产观很早就提倡从生产与消费对象的关系研究文艺，后来的接受美学也具有类似的视角。只不过，过去文艺学对文艺生产的问题未加以特别重视而已。又比如文学当中的虚拟真实问题，也必须从当今的数字时代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去加以理解。“虚拟”问题如今也成为了哲学当中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生活中的人往往也错将电脑中的虚拟世界当作真实，何为生活真实？虚拟真实是否也构成了我们真实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在现实生活中有出现，在文艺作品中也有反映。或许不少奇妙的故事就产生于“虚拟”的真实生活之中。
第五，坚持人文关怀。这是个老话题，但却是文学研究不可放弃的永恒话题。文学是人学，是关注人、研究人、研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精神生产。古往今来，文学充满对人类和社会的爱，歌颂也罢，批判也罢，都是为了追求人类与社会更美好的前程。自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以来，文学似乎表现对人类、社会绝望的成分多，但正如阿多诺所言，人们正是从卡夫卡式的绝望之中看到了希望，得到了拯救。从批判中得到拯救，从绝望中获得希望，这正是文学的人文关怀。用佛家语说这是大慈悲。20世纪文学与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渗透着批判精神，充满着对人类社会的拯救关怀。这种人文关怀精神在21世纪不会过时，往后恐怕也不会过时，除非文学不再是由人来创作。人文关怀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21世纪文学的人文关怀又需要更多地表现在新人文精神与新理性精神上。文艺研究坚持人文关怀，胸怀对道德、理想的追求，大方向就不会错。批判、拯救，并实现对现实的超越，这可能是文学还之所以为人们热爱而未能被终结抛弃的原因。
［蒋述卓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1]陈新年：《消费经济转型与消费政策——关于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的思考》，《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83期。
[2]陈新年：《消费经济转型与消费政策——关于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的思考》，《经济研究参考》2003年第83期。
[3]李康化：《文化消费：扩大内需的有效途径》，载江蓝声、谢绳武主编《文化蓝皮书/2003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2月版。
[4]贺剑锋、刘炼：《我国图书买方市场的特征及对策研究》，《出版科学》2001年第4期。
[5]［英］约翰·费斯克：《大众经济》，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第134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
[6]［英］特里·洛威尔：《文化生产》，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第128页。
[7]周际华：《家荫堂汇存从政录》。
[8]参见《南方日报》，2004年9月12日第7版。
[9]［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第17页，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1月版。
[10]曹万生：《消费时代文学人文性变异之思考》，载《中外文化与文论》第11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参见厄尔·迈纳《比较诗学》，第32—3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