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融通·与时俱进 ——新世纪文艺学学科走向浅议

蒲震元

如所周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一直在走着一条不平凡的发展道路。这是一条在除旧布新、交叉融通中与时俱进的创新之路，一条在经济全球化促进文化对话与交流的历史语境中，努力寻求中国文艺学的当代特色与原创精神的坎坷之路。全国从事文艺学学科教学或研究的众多教师和专家学者们，一向非常关注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所以，人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一直是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路上，在高校教学与科研实践提供的新经验中除旧布新、“与世推移”地发展的，而且，经常采取一种热烈的讨论乃至争论的方式向前发展。较小的争论这里暂不列举，较大的，如关于中国文论“失语”问题的争论，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的争论，直至近来日趋激烈的关于“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争论，就证明着这一点。我以为，一门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严肃的学术争鸣，有认真的讨论、辩论和争论，正说明其具有内在的生命活力，充满着改革创新的希望。尤其是看了《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2005年第1期老一辈学者和中青年学者同行们的讨论文章之后，我在这方面的感受更加强烈。

最近大家非常关注的“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争论，发生在师生两辈学者之间，发生在不同的学派之间，非常激烈，牵涉到新世纪文艺学学科发展走向这一根本问题。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有幸与《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在北京召开“文艺学学科建设2005高峰论坛”学术讨论会，正可谓适逢其时。作为东道主一方的从事文艺学教学多年的老教师，我祝贺大会圆满成功！并就以下三方面发表不成熟的一己之见。

一、在交叉与融通中与时俱进

文艺学（文学理论）学科建设除了内部（包括其学科内容、学科体系）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当然还有一个与相邻学科或其它学科的交叉、融通问题。这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尤显突出。有人说，在西方主要是美国，文学学科早已面临危机，“文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已经被提了出来，与后现代思潮相联系的当今的西方“文化研究”理论及其方法受到美国大学和学界的重视（“文化研究”理论是否真一度居于美国文论界的主流地位暂不讨论），这是有事实根据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有关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被大量移植到中国，其积极成果和意义（如面向当代大众消费文化的现实，把文学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联系起来作全方位、网络型研究，还有，以文学为重要的社会学、文化学例证，进行社会批判乃至进行社会阶层、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方面问题的深层研究，对于拓展文艺学及社会学的视野，有重要参照意义）也是有目共睹的。正因为这样，在报刊上讨论中国文艺学学科建设时，才有部分学者主张：为了使我国当今的文学理论摆脱面对当代大众日常生活和文化语境无力和疲软的困境，可以将“文化研究”理论视为文艺学学科的组成部分，或各行其道，在多元共存中相得益彰地发展（至于所谓“颠覆”与“取代”之声为什么高涨起来，这是另一个问题。李春青老师发表在《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的文章对这一现象作了“多维解读”，读后发人深思）。

我在电话中邀请童庆炳老师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时（他因上海有活动未能到会），也向他谈过交叉与融通中与时俱进的问题。他说学术讨论要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派发表不同意见（当然，当今时代要搞起一个新学派是很容易的），甚至举例时说上海有一个大学成立了文化研究系，在教学和培养人才上加深对这方面问题的系统研究，也是值得肯定的。他主张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上要有宽阔的胸襟和学术视野，在学术讨论会上要认真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包括在交叉与融通中与时俱进的好的意见，我以为很对。

其实，中国传媒大学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一直面临着交叉与融通的考验。中国传媒大学是一所以传媒为特色的部属211工程重点大学，作为基础理论课，这所大学的文艺学学科除了面对中文系，还要面对新闻、影视制作、播音主持、广告、电脑动画、网络等等众多的新兴文化产业及与文学艺术学科密切相关的新兴专业，很多二级学院相关系科都要开文艺学及与之相关的基础理论课程。我曾说，观其具体环境，简直是中国当代文化语境的缩影，颇具当今中国社会某方面的典型性。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的文艺学课程，从过去只上文学理论到“三论”（文学概论、艺术概论、美学概论）并进，相关专业硕士生的主干课则为“文艺美学”，相关专业博士生又开了“美学前沿”、“文艺美学研究”。可以说，中国传媒大学的文艺学学科一直在适应新兴的传媒学科发展需要，在交叉与融通中前进。在年轻学生那里，至今是一门呼声很高的课，并不存在课上讲的一套、课下另搞一套的两张皮现象。在教学中，我体会到，当前我国的文艺学学科建设发展有两种“交叉与融通”需要面对：一为文学理论与艺术（包括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比如电影、电视剧、新兴的电脑动画艺术）的创作理论或经验的融通，这是迫不及待、必须融通、不融通不行的；二为文学与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中包含文学、艺术因素的相关专业（如新闻、广告、播音主持艺术等相关专业）的理论与经验乃至不包含文学、艺术因素的专业（包括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学科）的学科理论与经验的融通。两种融通一为近距离，一位较远距离，都很必要。

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文史哲不分家，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有着第一种和第二种融通的渊源久远的历史传统。我想，今天，我们一定能在这两种融通中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二、交叉融通的“度”与“方式”

交叉融通有一个“度”的问题。其实，作为哲学名词，“度”，应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文艺学作为一门特定学科，按学理而言，应有其质的规定性（称谓叫“文艺学”还是“文学理论”更科学，则是另一回事）。所以，研究文学或文艺学的本质特征或审美价值，重视中国文艺学的民族传统、历史理性以及人文精神内涵，是应该的。这的确不同于西方说的“本质主义”，决不能轻言“颠覆”与“解构”。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通，也应该注意交叉融通的“度”。我觉得中国文艺学如何在交叉融通中与时俱进，除了要注意文艺学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还要高度重视研究学科发展创新的客观规律。“新变”固然重要，但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才能达到“通变”。这一点，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有过详细论述，今人仍应记取。其实，“度”，也有客观规律性和科学性的涵义。文学理论的边界可以扩大，但似乎不能无规定性、无边界，或人为地造成学科性质的模糊。更似乎不能只讲“颠覆”，不讲“重建”，也不能不去进一步研究西方“后现代”解构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负面影响，不分析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有哪些方面不切合彼国及中国的国情，便认为将它“移入”或“打进”中国文艺学，才会使中国文学理论成为“有生命力的学科”。

交叉融通还有个方式问题。我以为，应当首先重视文学理论与其他艺术理论的自然融合，在与距离较远的其他学科交叉融通中，则在于以本学科为主进行参照、借鉴与合理吸纳。这里，自然融合与合理吸纳十分重要，强行“侵入”的方式似乎值得商榷。因为只有自然融合与合理吸纳，方能达成一种主观合目的性与客观合规律性的一致，有利于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与创新。

三、寻求文艺学的中国特色、当代性与原创精神

我以为，中国特色、当代性与原创精神，是中国文艺学的生命所在。一定要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并立足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实际，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中弘扬中国文艺学的民族特色和原创精神。对此，我有如下具体建议，即：在新世纪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中，除了进一步加强对中国传统文论（包括文学与艺术理论）、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深入研究以外，要特别注意：1.重视文艺学的中国特色的研究。我在一篇相关的文章中曾经提及：“在当前经济全球化促进世界文化对话与交流的大背景中，人们似乎更应当学会倾听全世界的声音，重视研究各地区、各民族文化多元化（或曰多样化Hridization）的历史和生成发展规律（尤其是不同的人类文化形态生成发展中多元互补、融会创新规律），致力于以平等对话方式消解文化霸权形式，避免对今天某种居于强势的文化形态以及文化单一化观点的盲目崇拜，才能进入人们常说的一种正常（或平常）心态。也许只有这样，世界文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才能真正在优势互补、和而不同、多样统一的发展格局中呈现出蓬勃的生机和美好的前景”。基于此，我认为今天寻求文艺学的中国特色是非常重要的。2.在文艺学研究领域中突出科学的当代诠释意识（请参阅笔者在《文艺研究》上发表的有关“现代阐释”和“重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价值转化”的论文）；3.在读图时代的影视艺术及其他大众文化娱乐领域中认真开展审美文化批评（请参阅笔者在《当代电影》2003年第2期为“电视文化批评”专栏写的“主持人导语”）。

最后，我代表中国传媒大学的文艺学教师欢迎诸位专家光临敝校进行交流与讲学，代表《当代电影》编委会欢迎大家给刊物赐稿！“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我祝愿文艺学的同行，尤其是中青年学者取得新的成就，为新世纪中国文艺学的学科建设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贡献！

［蒲震元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