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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是学术工作者的职责。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从西方到当代中国学界涌起了一股“反对本质主义”的声浪。这种社会文化思潮可以理解为是对极端的、僵硬的、教条的本质主义的反拨和挑战。然而，“反对本质主义”决不会消解研究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更不会颠覆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正确认识和理解本质和本质主义。

真正体认和驾驭事物的规律和真理是难的，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具体到每个学者，虽然无法穷尽对真理的认识，但往往会在真理的长河中，增添某些新的因子。应当珍惜学术前辈对事物和对象认识的理论成果，充分肯定其中有价值、有意义、有先进思想成分的合理内核，尊重前人的劳动和智慧，爱护人类思想史长河中的那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立足传统，进行创新，在以往既有的基础上把对真理的认识不断向前推进。

真理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类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历史的转折，不断解构和建构的深刻的、漫长的、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循环往复，实际上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解构那些实践上和事实上证明已经是僵化的、背时的、陈旧的理论界说，往往是思想解放运动的需要和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理论界说取代或部分取代旧的理论界说是正常的和合理的事。因为，只有破除和改变旧的思想和观念，才能为新事物的生长开辟道路，展现发展的新的前景。所谓新陈代谢，吐故纳新。一切都因时代演进和社会转型的需要而发生相应的改变。事物的本质是可分的，至少可以从四个向度上把握对象的本质：从事物的横向上，开拓事物本质的广度，展现对象的“本质面”；从事物的纵向上，开掘对象本质的深度，展现对象的“本质层”；从事物的流向上，驾驭对象的本质的矢度，追寻体现对象发展趋势的“本质踪”；从事物的环向上，拓展对象的内在的和周边的关系，从而把握对象的“本质链”。事物的本质是可以划分多方面的、多层次的，同时又是流动的、变化不居的，在相互制衡的内在的和周边的关系上不断变异，获得新质。不论是从广度、深度、矢度和圆度上，换言之，不论从横向、纵向、流向和环向上，都应当对事物和对象的本质做开放的理解和系统的阐释。

真理是全面。对一般的理论界说而言，所包容的对象本质的全面性都是有限的。当对象的内容在广度上有了新的拓展，旧的界说因为不可能包含和预示事物的新质，产生解析事物的片面性和偏执性，从而失去了阐释的有效性。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从片面到相对的全面。获得片面深刻的真理已经实属不易，更应当尽可能地吸纳和整合这些片面深刻的真理，使之上升为相对全面深刻的真理。

真理是深度。对象的本质在纵深的向度上同样是可分的。事物存在着一级本质和二级本质，乃至呈现出无穷无尽的递进式的层次性，有待学者们去进行不断的发掘和钻探。由于对事物本质的理论界说，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内给定的，当对象的内容在深度上一旦有了新的发现，必然会产生解析事物的表面性和浮浅性，从而使对事物本质的旧的理论抽象，失去了阐释的有效性。

真理是过程。本质主义对事物的内部联系的把握不可能成为恒久的真理。任何事物都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一旦对象的内容在矢度和流向上有新的演变，这种本质主义的理论概括必然会产生解析事物的凝固性和保守性，甚至变成一种僵化的凝固的理性，从而失去了阐释事物的有效性。对事物的本质界说，只能勾画出一种既相对稳定又不断变化着的边界。随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转型和文化环境的变异，对文学本质的界说，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通。如抗日战争时期，从当时的历史任务和革命需要出发，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当时文艺的本质属性的表述是相当完整的：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首先要为作为人民的大多数群众的工农兵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必须首先为工农兵所为之奋斗的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实现民族解放的政治服务。这个口号在当时中国人民濒临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的历史条件下，着重强调文艺的政治属性、政治本质和政治功能是适时的，是积极的，是正确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应当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转折。与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相适应，为了促进社会的转型和经济的发展，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提法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旧口号，同样是正常的、合理的。可见，事物的本质总是伴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进，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转换，伴随着社会的转折而嬗变。本质是流动的。对现象的理论概括，必须进行动态的把握，跟踪真理发展的过程和捕捉发展过程中的真理。真理和对真理的追求与认定都应当是与时俱进的。必须破除和摈弃对本质的僵化的理解和教条主义的解释，但同时又要注意防止和克服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加分析地消解和颠覆一切对事物的本质规律的理性界说。

真理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的本质界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实，推而广之，世界万物都可以说成是相关性和联系性极强的所有关系的总和。事物和事物的本质都存在于关系中，都通过关系而存在，都在关系中深化，在关系中完善，在关系中发展，表现为各种因素的“合力”的相互激荡、相互拉动、交互作用，呈现出“平行四边形”那样的复杂形态。与对象的本质相联结的诸多关系，制约着甚至决定着事物的系统本质，形成对象本质的多元的系统结构。既往的本质主义界说总是停留在对事物的内部联系的单纯的孤立的把握上，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当对象的内部关系和周边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和有了新的发现，传统的本质主义界说，无法驾驭对象的复合型的系统质，一定会产生解析事物的封闭性和禁锢性，从而失去了阐释事物的有效性。文学和文学的本质同样是具有间性的。这正是对文学和文学本质进行跨学科研究的重要的学理根据。文学的本质不仅是全面的、深层的、流动的，而且是相对的、开放的、系统的。

我们有理由根据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把文学艺术的本质界定为“审美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并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恩格斯解释说：“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可见，文学艺术是属于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具有特殊性质的。这种特殊性质，即是审美的意识形态性质。对这种界说，我们可以援引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文学艺术的相关论述加以确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指出，文学是运用“艺术精神”和“实践精神”掌握世界的“专有的方式”^[3]，这种表述阐明文学是属于专门拥有“艺术精神”和“实践精神”的审美意识形态。恩格斯在评论歌德和斐·拉萨尔的创作时，多次主张用“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作为评价作家作品的“最高标准”。批评模式总是要体现和辐射出同质性的文艺观念。恩格斯是从文艺批评的视域，倡导一种与批评模式相对应的文艺观念。他实际上是认为文学的本质是审美本质和社会历史本质的辩证统一。根据他对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的解释，既然文学是属于社会结构中的意识形态形式，而且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形式又具有美学性质或审美性质，因此可以理所当然地把文学的本质界定为是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形式。马克思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文学创造活动和其它实践活动一样，实际上都是“按照美的规律”^[4]来塑造的产物，同时又是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5]的产品。在马克思看来，文学作为“按着美的规律”来塑造的产物和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的产品，既具有审美特性，又是属于意识形态和精神领域，因此完全有理由可以把文学归属于社会结构中带有审美特征的意识形态形式，即是审美意识形态形式。这种审美意识形态形式是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和审美实践活动的产物，以至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创造是一个很难从人民的意识中排除的观念”^[6]，“感觉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7]，同时使“激情、热情”成为“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8]，能够“在总体上”“合乎人性地”实现“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9]。可见，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形式是不同程度上贮存着和积淀着理性和智慧的感性形态，总是以个体生命的激情爆发和情感体验的方式，运用形象思维或艺术思维，从整体上对自然、人生、社会、文化，包括对文本进行审美把握的语言艺术。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形式，同自然、社会、人生、文化系统和相关的学科系统和艺术系统发生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根据本人的理解，这种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形式不可能是孤立的、封闭的。这种审美意识形态形式首先是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审美意识形态形式；历史是人的历史，因此也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审美意识形态形式，也是具有人的历史的文化表征和历史的人的文化内涵的审美意识形态形式，也是负载着历史和人的文化的精神意蕴的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审美意识形态形式，还往往表现为以自然对象为载体所展示出来的审美意识形态形式，从而在对文学本质进行学术概括的理论形态上，构成一个宏观的开放的文论思想的学理系统。

根据笔者的研究和理解，通观整个文学思想史，举其要者加以归纳，可以概括出如下一些文论思想的学理系统：即研究文学与自然的关系，探讨文学的自然属性或自然本体或自然本质，可以摸索出各式各样的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探讨文学的社会历史属性或社会历史本质，可以总结出各式各样的社会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人的关系，探讨文学的人学属性或人文本质，可以提炼出各式各样的人本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审美的关系，探讨文学的审美属性或审美本质，可以概括出各式各样的审美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探讨文学的文化属性或文化本质，可以抽象出各式各样的文化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关系，探讨文学的语言形式符号属性或语言形式符号本质，可以总括出各式各样的文本主义文论的学理系统。

关于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大自然哺育了人类，人类也要赡养、善待和敬重母亲。实际上，人类是与大自然同生存和共命运的。自文学起源以来，不论是神话传说里，还是中国古代的诗经、唐诗和宋词中，都充盈着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的讴歌和礼赞。只是还没有通过对此类创作的审美经验的提炼，概括出成熟的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现代社会以来，资本的运用和科技的发展，以神奇的力量，给世界和人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同时，这些前所未有的成就，又是以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和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的。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神圣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可争辩的事实”^[10]。伴随着现代化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日甚一日的自然生态、人的生态和文化生态的恶化和危机，无论是“自然中心论者”，还是“人类中心论者”，尽管见解不尽相同，但都这样那样地关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从自然主义视域，强化和优化对文学和文学与自然生态的关系的研究，是完全必要和非常适时的。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人文生态学、文化生态学，乃至文艺生态学勃然兴起。思想家和艺术家们以净美澄明的旋律、清新淳朴的格调和温馨芬芳的乐章，谱写着新时代的田园交响曲。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洋溢着觅绿、看绿、悟绿、爱绿和颂绿的深情厚意。通过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呵护自然生态，赞美人的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促进文学和文学研究的生态的良性循环。以研究人与自然、文学与自然的生态为对象，创立文艺生态学，建构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已渐具雏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关于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从社会和历史角度，研究文学与一定时代的社会历史的关系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着强大的社会历史学派。历史主义的文学理论和历史主义史学理论是紧密联系着的。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理论，同时相应地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历史主义的文学理论。一种是传统的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衍生出两个相互关联的分支。有的侧重于强调经济因素决定文艺的发展，像一些前苏联学者所主张的那样，从总体上把文艺视为社会经济生活和物质生产的机械的等价物和简单的分泌物；有的倾心于宣扬意识因素制约文艺的发展，从孔德实证主义始，到斯达尔夫人，再到泰纳的《艺术哲学》多半都把文艺看作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意识、民族心理、文化精神、风俗习惯的产物。一种是新历史主义。这种新历史主义文论的基本特征是通过对语言的标示、叙述和转换，把史实变成史书，把历史存在变成历史观念和历史意识，把历史的事件和历史人物变成历史故事和对历史故事的语言叙述，通过不适度地强调书面文本和历史文本的互文性，达到重塑和改写历史的目的。这种新历史主义对修正和补充被正史歪曲、误读和疏漏了的历史是有意义的。但同时使“造史”和“戏说”几乎成为一种时尚。新历史主义文论表现出被放大了的主观因素、政治色彩和浓郁的意识形态性。这种新历史主义的文论表面上看来是注重和回归历史，但通过对历史文本的书写和阐释，自由驰骋主体的自我意识，形成书写主体、解释主体和研究主体的历史意识和文化精神借助文本向历史领域的自我辐射和自我扩张。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仍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观察一切问题，都要有历史意识，都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条件的制约。从历史主义角度研究文学的社会历史属性或社会历史本质，永远是一个真问题和新问题。形象地说，历史是一株根，历史是一条河。只有把文学和文学所反映和表现的内容和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结构里、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深刻的阐释，才能寻觅出所谓“根源的根源”。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文学的内容和特征，都是源于一定历史结构和一定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因此，人们才能从文学艺术的画面中，看到有时代感的历史面貌、文化景观和世俗风情。我们应当承接和吸纳传统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合理内核，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重新建构文艺社会学的框架体系。

关于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文学是人学”。文学的人学内涵可谓博大精深。有各式各样的与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相对应的人本主义的文学理论。一种是先期的古典的传统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人学理论。这种人本主义的理论主要指自文艺复兴以来，到启蒙运动时期，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后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以实质上作为市民社会的“人”为核心的人学理论。这种人学理论以标榜自由、平等、博爱和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的人性和人权作为尺度和标准。这种人本主义理论尽管带有一定的虚假性，但它以提高人的地位和尊严为旨趣的社会哲学文化思潮作为对维护封建专制的君权和神权的抗争和反叛，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与之相应的人的解放，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一种是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这种新人本主义的人学理论主要是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种以非理性主义为特色、为基础、为灵魂的人本主义。这种人学理论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艺作品中得到了突出表现，着重描写世界的冷酷、无序和迷乱，倾心刻画人物的自我化、内向化、主观化的潜意识、原始欲、性本能，通过对客观世界和现实人物的非理性阐释，揭示社会和人的严重的畸变和异化，突现世界和人生的荒诞主题。新人本主义和先期的古典的传统的人本主义简直具有天壤之别。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相当长的时期内，西方学界的某些论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的看法，存在着盲点和曲解。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只强调史的学说，而忽视人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把历史理解为“没有主体或目的的过程”^[11]。萨特断言，马克思主义是“见物不见人”，是他发现了所谓“人学的飞地”。所有这些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的最大优点和特点正在于不是脱离社会和历史来抽象地谈论人的问题，而是自觉地同与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联系中来考察人，认为只有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才能使人获得与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相适应的平等、自由、幸福和解放。马克思主义有比较系统和深刻的人学理论，诸如关于从“类”、“民族”、“阶级”、“阶层”、“族群”、“集团”的视域研究人学的理论；关于研究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客体性的关系的理论；关于论述人的个体性和人的群体性的关系的理论；关于阐释人的认知关系和价值关系的理论；关于探讨人的生存状态、生存方式和生命活动的理论；关于研究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由自觉的有意识活动的理论；关于论证人通过实践改变环境和创造世界的理论；关于论述人的异化的人的解放的理论；关于表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论等等，都为建构文艺的人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们应当承接和吸纳传统的人本主义和新人本主义的人论思想的合理内核，努力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

关于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审美主义的文学理论是各式各样的。现实主义的美学理论侧重于对处于审美关系中的审美对象的审美属性的展示和研究，倡导文艺创作，从自然美，到社会美，到人的美，都力求通过再现的方式，进行全景式的鸟瞰或精美的细部刻画。浪漫主义的美学倾心于对处于审美关系中的审美主体凭借对象的审美属性对自我的情感、意志、思想、欲望、爱好、心态、趣味、情致，乃至精神意向和价值取向的表现、扩张、辐射和抒发。形式主义的美学多半从文本的形式方面，研究和探讨作品的形式因素的审美构成和审美特质。但有时表现出一定程度上脱离作品的内容，封闭地、孤立地推崇文本形式因素的极端化倾向。现代主义的美学的主要特征是表现为对资本社会的批判，通过对人的个体化、主观化、内向化的开掘和拓展，揭露现实生活的异化、丑恶和荒诞，抨击现代社会和精神文明的危机，其中对人的生态、心态和人的命运，不乏有深层的动人心魄的描写，但慑于强大的政治和物质力量，往往表现出软弱和无奈，流露出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倾向。后现代主义美学很大程度上已经把文学转化为一切具有文学性的泛文学，通过对文学的泛文化研究，走向对一般的社会文化现象的研究。后现代主义的美学理论尽管带有非理性主义的思想特征，好像是作为对形式主义美学和现代主义美学的反拨，通过“向外转”，热衷于对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的研究，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企图用图像艺术取代语言艺术的意向。上述几种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既有差异、矛盾和冲突的一面，也存在着互渗、互补和互融的一面。应当从它们的辩证联系中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的复杂性。从文学与审美的关系而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文学的起源和根源的论述；关于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意识形态形式的论述；关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的论述；关于优秀的创作应当做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的论述；关于文艺是“掌握世界”的专有方式的论述；关于文艺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的论述；关于文学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的产物的论述；关于艺术美应当高于生活美的论述；关于对与文学相关的社会哲学文化思潮的论述等等，为整合上述各种形态的美学理论，建构更加科学的、完整的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持。

关于文化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20世纪影响最大的文化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成员多半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他们的传人们。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呈现着非常复杂的多极化的学理结构和精神意向。有的触及到社会和实践层面，有的则潜入或辐射到人的文化、心理和意识领域。应当说，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学理是新历史条件下带有鲜明政治色彩和颇具“革命倾向”的思想。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强化了人文科学的批判意识和批判功能，力图从诸多方面揭露和抨击被福利措施制造出来的幸福假象所掩盖着的压抑和扭曲人性的社会现实。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合著《启蒙辩证法》，阐述了启蒙的变异，指出当代启蒙失去了历史的进步性和合理性，已经沦为欺骗和戏弄群众的舆论工具。他们的批判意识尽管附着上一层悲观主义的迷雾，同时不加分析地反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理性的高扬所带来的负面作用，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但他们抵制和声讨极权主义的专横和科技理性的泛化对人的伤害则无疑是正确的。他们所说的“启蒙辩证法”是泛指把大众从征服自然和被神化的理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他们指出，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精确的信息和经过精密设计的消遣用品的大量出现，正在愚弄着人们，使“启蒙退化为神话学”，造成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衰退”。激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倡导“否定辩证法”，主张用绝对的否定性，“反对虚假的同一性”，通过强调事物的差异性和冲突性，消解世界的统一性。马尔库塞发现和论证了被异化规律支配的物质力量和物化世界对人的压抑和扭曲。他创立的“单面社会”中的“单面人”的理论和他有意识地将社会文化批判理论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相融合而建构和宣扬的“新感性”理论，都产生了有震撼力的影响。

“文化转向”是西方学界的重大事件。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始，到80年代才得以命名的这场文化转向运动带有极其复杂的性质。英国社会学家罗伯特·罗兰所说的“文化转向”指观察社会问题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整体视角，目的是为了通过强调文化多元主义，创造一个研究全球秩序的文化形象和文化范畴的理论框架。詹姆逊所主张的文化转向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文化向后现代的扩容。他认为，后现代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为由于大众文化和市场体系的同谋所造成的文化消费和欲望放纵，同时他还指出后现代境遇下形象取代语言的趋势，形象生产成为后现代文化产业的主要形式。詹姆逊不再以文化病理学家的姿态表现出对历史感消失的忧虑和对历史未来的沮丧，而重新把“历史的终结”解释为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的开始。从总的走势看，“文化转向”分离出两股潮流：一是投向社会和历史，企图干预政治、种族和性别问题，带有比较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是转向大众文化，特别是以消费主义文化为核心的大众文化研究。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传入中国后，虽然不同于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不排斥法兰克福的社会文化批判研究，但主要表现为广义的和泛指的大众文化研究。从文化视野和大众文化角度研究文学，逐渐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向文学的扩容和文学向文化的转向，开始成为当代中国学界的热点和闹区。有的学者认为，文学的“文化转向”是一次创新，是摆脱文学理论困境的一次突围。正视全球化时代正在发生着的从纸质文化向电子文化的转型所带来的深刻的文化媒体革命，是当代中国学术工作者不可推诿的职责。

由于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是在西方后现代社会的环境和语境中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带有十分明显的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思想特征。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的语境和叙述中的文化研究理论，强调此类文化的怀疑、解构和批判功能，可以激活人们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消解那些应当消解的东西，有助于从精神和舆论领域破除不合理的和压抑人的思想和体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对全球化时代的西方后工业社会的经济运用和科技发展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借用美国的一位当代著名的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利查德·罗蒂的话来说，“后现代主义因其建设性的薄弱在美国并未占据主流地位，而中国却将后现代主义奉为圭臬”，这是值得当代中国学者长深思之的。由于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笼统地颠覆一切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一切理性、规律和权威，又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排斥异质性、差别性、个别性，倡导美国模式的同质性、标准化和一体化，推行全球化的普适主义，实际上打着多元主义的旗帜，却不承认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实际上宣扬使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人们屈从和就范美国模式，推行一统天下的霸权主义。这种把历时态过程转换为共时态存在的思维方式，消解了有差异、有深度的历史感。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理论抹平了文化与文学的界限，把对文学的文化研究，强化、泛化，甚至同化为一种广义的社会现象、政治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研究，并力图以视像文化取代语言艺术。由于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本身带有非理性、平面化和无深度的特点，因此，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研究同样带有非理性、平面化和无深度的特点。从这种意义上说，努力摆脱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创立崭新的文学文化学，建构有深度的文化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是完全必要的。

关于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文本理论主要指包括各式各样的关于语言、语义、形式、符号、韵律、隐喻、结构、叙述、接受、阐释的模式、观念和理论。20世纪以来，西方的文本主义文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有的学者把走向文本研究视为西方文论的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逻辑结果，从“社会中心论”、“作者中心论”演进到“文本中心论”，然后又从“文本中心论”走向“读者中心论”，都集中于对文本构成因素的认定和解析。有的文学理论家从对文学的外部规律的探讨转向对文学的内部规律的审视。从俄国形式主义，到东欧的结构主义，再到英美新批评派，都热衷于对文本自身的研究，产生了各式各样的关于文本的形式理论、语言符号理论和结构理论。这些文本理论显得分散，甚至充满着差异、矛盾、对立和冲突，缺乏有机化、系统化和一体化的架构和整合。从注重文本，走向崇拜文本，造成对文本进行封闭的孤立的研究倾向。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出现实际上是对凝固的、僵硬的、绝对化和极端化的文本主义文论的背弃和反弹，导致“文本中心论”的式微和“读者中心论”的兴起，随即产生了论证“读者中心论”的一系列新的文本主义文论，诸如接受美学、解释学和读者反应理论等等。只强调形式因素，忽视史学因素、人文因素、文化因素和审美因素，进行孤立的封闭的文本研究，显然是不科学的，也是行不通的。最后还是要走向开放。语言符号形式向人的生命情感开放，如出现了苏珊·朗格的情感符号主义；文本的结构和模式向社会和历史开放，向政治、种族和性别开放，如出现了多种形态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文化殖民主义和反文化殖民主义、女权主义和不同种类的新马克思主义等等。“语言学转向”后，有的学者把语言的作用推向极端，竟然认为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说人，甚至把语言视为上帝。其实，对人造的世界来说，人的社会实践，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应当区分语言的第一性意义和第二性意义。首先是劳动创造了人和人的语言，只能在反作用的意义上肯定语言和语境对人的心理、意识、性格、素质的培育和塑造的功能。

综上所述，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文化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都是文学的系统本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构成一个有机的生命共同体和活性的生态循环圈。它们或同时呈现，或交替突出，轮番表演，都需要进行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从整体的学理体系的框架中，在恰当的位置和所属的坐标点上，着重研究文学的系统本质的某一层面，或着重探讨文学的自然属性和自然本质，或着重探讨文学的社会历史属性和社会历史本质，或着重探讨文学的人学属性和人文本质，或着重探讨文学的审美属性和审美本质，或着重探讨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本质，或着重研究文学自身的内部规律，探讨文学的语言形式符号属性或语言形式符号本质，都是需要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培育和发现文学本质的新的方面、新的层次、新的领域、新的关系和新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确立文艺理论的创新机制，以免防止和克服文学观念的封闭、凝固和僵化。

文学系统本质中的各种学理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是平列的、均衡的。从文学产生的根源来说，归根结底，文学和文学的本质是人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审美实践活动的产物。从文学自身的本性和特征来说，文学的本质是审美的；文学的自然属性、文学的社会历史属性、文学的人学属性、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学的文本属性和形式语言符号属性，都是通过文学的审美的内容和方式，负载和展示出来的。但由于时代语境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文学的系统本质中的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可能得到凸显，如历史转折和战争年代，一定会强调文学的社会历史本质，特别是强调文学的政治属性；当人与自然的关系面临危机状态，一定会强调文学的自然本性；当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变得十分突出，一定会强调文学的人学本质；社会的文化建设成为重要的历史使命，一定会强调文学的文化属性，如此等等。从文学的价值功能系统和文学的本质系统的有机联系来说，文学通过审美、教育、认识和娱乐等功能，应当善待自然，美化和优化人与自然的生态，推进社会文明，培育和提高人的思想文化素养，文学的最终的价值关怀和最高的功能目标应当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各种文论学理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同生共存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事物发展过程中是有取代关系的。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共同规律。只有取代旧事物，才能发展新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取代旧事物是发展新事物的必要条件。但这里存在着一个传统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即便是取代关系，也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往往表现为传统的变通、活化和创造性延续。

从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关系看，文化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不可能完全取代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社会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和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应当关注的是，近年来，对文学的审美时尚化研究日趋炽烈。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有些学者甚至主张用被泛化了的文化研究或用被世俗化了的审美时尚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以促进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发展。与此相呼应，出现了诸如文学的“危机论”、“消亡论”、“边缘论”等观点。这些观点无疑是具有一定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合理性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资本运作和科技手段的不断创新，使各国一定程度上相继进入了信息时代、数字时代、视像时代，受技术性和文学性的触发和濡染，被世俗化、时尚化、游戏化的消费原则和快乐原则的驱动和刺激，加速了文学的大众化进程，使经典文学、高雅文学、精英文学面临空前的冲击和挑战。大众文化凭借大众媒介的宣传鼓动作用，调动大众受体的消费欲望，使大众文化产品拥有更多的市场份额，创造出更大的诱人的经济效益，使严肃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捉襟见肘，陷入困境。同时，这里还关涉到一个深层的实质性的问题，即文化话语权力的占有和再占有、文化资本的分配和再分配。由于资本的扩张、市场的指挥、科技的支撑、权力的运作、利益的驱动和需要的刺激以及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推波助澜的综合作用，使大众文化拥有不可遏制的强势。

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研究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与机遇。有的文艺理论家，特别是一些青年学者，主张介入文化研究，呼吁文学研究应当“越界”和“扩容”，注重研究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从文艺理论的学术阵容中，分流出来一部分学者，专门从事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是必须的。从文学视域研究文化现象，或从文化视域对文学进行文化研究，或对大众文化进行文学研究，或关注大众文化的文学性研究，提高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文学品位和文化水准，是完全必要的。但同时要防止把语言艺术变成视觉艺术。文学研究开放边界，向大众文化、影视文化、图像文化、数字文化延伸和拓展存在着一个“适度”的问题。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身相对独立的主权和相对稳定的领域。它的权力和疆土，理应受到尊重。“越界”是对的，但不适度地“越界”，可能会形成“侵犯”；“扩容”也是对的，但无限制地“扩容”又可能会变成“吞并”。一切有志于发展学术事业的人们，应当不只是热衷于在文学的相邻边界区域跑马圈地，随意扩展文学研究的疆土，更需要的是，在所属的学术领域内深耕细作，不断地向纵深发掘和钻探，寻求学理的拓展与创新，取得有时代感和震撼力的学术成果。

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历史进步所使然。应当从正面充分肯定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和功能。大众文化真正使大众享有文化权力，满足了多方面、多层次、多向度的审美文化需求。人们在紧张的劳动之余，要求休闲，使被压迫的紧张的神经得到缓解和松弛，培养人们享受现代生活的愉悦感和幸福感，有利于文化普及，增强人们的科技文化意识和审美文化意识，通过推动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逐步达到趋向诗意的生存状态。对大众文化的审美品位要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有俗雅融合的，有清新的、积极向上的、有益无害的，也有低俗的、粗俗的和鄙俗的，有的是伤风败俗、坏人心性的，具有不同程度的麻醉性和腐蚀性。大众文化不应当在信奉“消费原则”、“快乐原则”和“游戏原则”时，把文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把一个民族的崇高精神、悲剧精神、最为宝贵的艰苦奋斗和奋发有为的创业精神都“玩”掉了！所以，大众文化有一个引导和提升的问题。从创作现状和发展趋势上看，除少数经典性的创作和作品外，雅文化和俗文化开始呈现出相互走向和彼此融合的意向。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时更是催生真理的唯一源泉。实践出新知。实践出新论。文学研究只有面对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文学实践，回答当今文艺创作、文艺批评、文艺思潮中所存在的问题，才能与时俱进，不断出新。任何时代的理论创新，都是对所属时代的文艺实践进行理论概括的产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思想，是对古希腊的文学现象的理论叙述。18世纪的德国的古典美学，是对当时的精神产品的哲学阐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是对巴尔扎克等作家作品进行理论提升的产物。列宁的文艺思想是对托尔斯泰等作家作品进行理论评述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文艺思想是对当代中国的文艺实践进行理论总结的产物。一种学理观念的产生、演变和深化，都是与一定时代和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和现实生活中所提出的问题紧密相关的。如文艺生态学的勃兴，显然是由于自然生态的恶化引发的。人们对向自然界进行“杀鸡取卵”式的索取和“竭泽而渔”式的开掘，表现出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从拯救自然和拯救人类的高度，重新思考人与自然和文学与自然的生态关系。再如大众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的强化和泛化，显然是与信息视像时代的来临和电子媒介革命密切相关的。可见，学术领域的扩界和学术思想的发展，大体上总是与时代的演变同步的。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为了继往开来，必须关注西方文论本土化实践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实践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关注马列文论中国化实践过程中的成绩和问题，进行学理上的整合与创新。

正确地开展学术对话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机制和有效途径。学术对话和学术交流，可以集中学者的集体智慧，取长补短，是实现学理上优化组合的最佳平台。既然真理是全面，真理是深度，真理是过程，真理是关系，既然真理是开放的、多元的、流动的、相对的，那么，追求真理的人们理应像真理一样的谦虚和淳朴。然而，真正做到学术上的平等的友好的对话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进行正常的健康的有效的学术对话，需要学者风度，使用学术语言，遵从必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需要对话者的诚挚的愿望和人格的境界。事实上，不论是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人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审美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文化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还是文本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都具有相对的和有限的合理性。不管是什么样的文艺的学理和观念都是在整体的学术框架中自己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才具有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任何一种真理，如果超出了自己的合理界限和适用范围，推至极端，上升为涵盖一切、主宰一切的文艺观念，这无异于用过头肯定的方式来否定自身。实际上只能掌握部分真理的人们，都想当上帝是行不通的。时代呼唤着出现百科全书式的智者和哲人。事实上，学者们总会有专攻，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把文学的系统本质的某一方面和层次的真理不断推向前进，但每个研究主体由于知识结构和理论水平的局限，并不可能包打天下，成为主宰一切学理的上帝。研究自然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的学者，不一定重视历史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研究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学者，不一定熟悉文本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研究人本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学者，不一定能深入把握审美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研究文化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学者，不一定能深刻理解语言形式符号文论学理系统；注重语言形式符号文论学理系统的学者，又往往轻视和排斥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人本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审美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文化主义的文论学理系统。我们应当运用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思维方式，容纳百川，吸取精华，努力探寻各种道理之间的道理，树立追寻和服从真理的平等的对话精神，切忌走极端、“一点论”、“片面性”、“非此即彼”、“一个吃掉一个”等等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的思维方式，防止和克服“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的思维误区，防止和克服“都想当上帝”的学术心态。

新世纪文论的发展趋势是既多极化，又一体化；既有异质性，又有趋同性，既保持着民族个性和地域特性，又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全球性、人类性和世界性。当代的文艺理论建构，既需要微观的分析研究，又需要宏观的综合研究。对文艺理论进行宏观的综合研究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古今中外，特别是20世纪以来，提供了可供综合研究的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作为以分析思维取胜的20世纪对文艺的各个层面的认识，进行了广泛而精深的开掘和拓展，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对文艺进行宏观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可资概括的理论资源。对文艺进行宏观的综合研究符合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规律。分析思维和综合思维本来是人类两种相互补充的思维方式，或同时进行，或交替进行。如果说20世纪是侧重于分析的时代，那么21世纪则可能是、必然是，或有必要是侧重或走向新的综合的时代。综合伴随着创新。人类思想史上，出现过几次学术理论思想的大综合和大创新。一次是古希腊时代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一次是德国的古典哲学和古典美学。当时的学界大师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领域和方面，汇总和提升人类思想的精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和巅峰状态。紧接着一次划时代思想的大综合和大创新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有益的学术成果，特别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和德国古典美学的批判继承来实现的。天才的马克思恩格斯创造性地运用宏观、辩证、综合的思维方式，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至今仍然无法超越、充满生命力的思想体系。人类思想发展史的事实表明，只有大综合才能有总体性和全局性的大创新。

综合研究，首先要搞清大道理和小道理、真道理和假道理、新道理和旧道理的差异性，确认某一个道理的同时，要洞察各种道理之间的相互关系，求索和探寻各种文艺观念所包涵着的道理之间的道理，力图在所发现的各种道理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揭示和建构各种文艺思想之间的理论系统。因此，综合研究要依靠宏观辩证的思维方式，用大道理去整合小道理，用具有母元意义的东西，去综合微观的子系统中某些层面上的东西，只有用辩证的方法，才能综合形而上学的东西，只有用全面的深刻的真理，才能承接、吸纳和综合那些片面的深刻的真理。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和违反辩证法所可能产生的后果，都发表过十分深刻的见解。他们曾说，彻底的唯物主义本质上必然都是辩证的；事物本身的存在形态是辩证的；人们的头脑中的辩证法，只不过是客观对象的辩证联系和辩证过程在作为主体的人的思维中的辩证反映。他们还告诫从事思想活动的人们，“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12]。我们吃够了唯心主义横行和形而上学猖獗的苦果！难道我们违反辩证法所受到的惩罚还少吗？！理论研究是追求真理的。对真理可以也应当进行多视角、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研究。诚然，真理是相对的，是有边界的。每种文艺观念只有在自己所属的位于整个理论框架体的坐标点上，才是合理的，才是有价值的和有意义的；如果超越了自己的界限和适用范围，便会步入歧路，甚至会走向荒谬，这实际上无异于自觉不自觉地用过头肯定的方式，即“捧杀之法”来否定自己。

进行文论学理系统的综合研究时，应当特别强调、倡导和呼唤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在弘扬社会历史实践、人的实践、审美创造和文艺创作的实践中理解和阐释上述所论及的文论学理系统。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都属于社会的精神实践话动，不能等同于一般的社会实践活动，也不能直接作用于社会实践活动。文论的思想和观念是从文艺实践中抽取、提升和概括出来的。社会实践是历史和人生的舞台。文艺只有表现社会实践，才能集中地反映社会、历史和人生。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改变社会环境，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历史转折，才能使人获得相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求得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文艺家和文论家必须强化和优化实践理性的自觉意识，通过审美手段和对文本语言的解释，启示和诱导人们感悟和体认只有依靠社会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生态和命运。现当代的西学文论中颇有影响的诗学、语言学、解释学、文化学等等学科都在自身所属的学科领域内，取得了突出的实绩和可喜的成果，但似乎也存在着一个带有根本属性的缺欠，即躲避和逃逸社会实践的倾向。文艺是一种精神活动，但不能把文艺所反映出来的关涉社会和人生的重大问题仅仅转移和停留于精神领域，企图通过对语言形式符号和文本的阐释和解构，达到从根本上变革现实的目的。这虽然能从舆论层面上对改变社会环境和人生状态有所助益，但文化批判、语言批判、诗学批判都不能从根本上取代对社会生活的实践批判。企图通过解构和颠覆文本的语言结构和叙述程序来达到解构和颠覆社会历史结构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这些崇拜语言的解构和批判的学说和观念绝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一定程度上都带有假定的、空幻的和浪漫的乌托邦性质。因此，我们应当高举实践的旗帜，树立实践批判的意识和实践批判的权威。社会实践，包括精神实践和文艺实践，不仅有助于解决社会和人生的问题，而且能够切实有效地揭示文论的真道理和新道理，有助于协调和解决“诗学”与“思学”的关系，信仰与真理的关系，文化与规律的关系，尽可能地涵盖以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认知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理性，从而才能整合和包容人文价值、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才能完整地体现文艺的人文精神、历史精神和美学精神。所有这些价值理性都是依靠实践理性的发现来实现的。人们所面对的客观对象可以划分为自然物和人造物两个世界。对自然物而言，实践本体论的观点未必妥当，但对人造物来说，实践无疑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人的劳动改变了世界，创造了美，同时不断相应地完善自身。对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来说，实践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所改变和创造的一切实际上都是通过各种方式，其中包括审美方式呈现出来的新的实践理性的物化形态。正是这种被物化了的新的实践理性，既蕴涵着新的认知理性、社会历史理性和人文理性，同时又往往是人文价值、社会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感性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新的实践理性是一个具有母元意义的总观念和总范畴。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9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9]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5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阿尔都塞：《自我批评文集》，第118页，远流出版社1990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0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