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席位“保卫战”
1971年10月25日，是蒋介石兵败大陆退居台湾后最难堪的一天。这一天，联合国第26届大会就中国代表权案进行讨论。结果，会议以76票赞成，25票反对，17票弃权，3票缺席，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当这一决定公布时，会议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有人甚至跳起舞来，连美国的驻联合国代表也不得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成员的看法。
这则消息报道，蒋介石和宋美龄最早是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是美国华盛顿广播电台发布的新闻。没多久，驻美国的台湾当局“大使”沈剑虹发来电报，证实了美国华盛顿广播电台的消息是真实的。蒋介石和宋美龄刚听到时，惊惶不已。两人窘迫地对视片刻，然后蒋介石便大声地愤怒地骂起娘来：“娘希匹，这帮人是势利眼，他们落井下石，一个个不得好死！”
“这些国家不知中了什么邪，陆陆续续与我们断交，让我们的面子真难看，”宋美龄长叹一声，苦笑着自我解嘲说，“也好，这一天终于来了，我们的联合国席位保卫战也可以停止了，再也不用天天战战兢兢地过日子了，我看这也是好事，我们可以彻底地放松了嘛。”
说起台湾当局的联合国席位“保卫战”，要从1953年说起。
1953年7月27日，朝鲜开城蓝天如洗，万里无云，朝鲜战争交战各方在这里签订停战协定。美国指挥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在这次战争中被歼灭109万余人，其中美军39万余人。美国消耗军费830亿美元，仅次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耗费。“联合国军”司令官克拉克在签字时大发感慨，叹道：“美利坚自开国以来，历西班牙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皆雄赳赳气昂昂，是胜利者。只这一次，是在未曾胜利的协定上签字。”他还说，“美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上，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
这样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的威望如日方升，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英国、挪威、南斯拉夫等一大批国家，相继与台湾当局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接着，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每逢世界性会议，便大声疾呼，要求联合国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驱逐台湾当局的代表。
台湾当局驻外“大使”纷纷下旗返回，驻台湾的“外国大使馆”每隔几天就有一个关门回国。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一天，他组织军政要员们开会，讨论如何保住在联合国中的席位。会议开始，首先由“外交部长”叶公超介绍外国大使馆撤离台湾的情况，然后由蒋介石进行动员。他说：“大家听了叶部长的介绍也不必惊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嘛。我还是那句老话，忍辱负重，庄敬自强，苦撑待变。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波澜，遂自毁其壮志。干什么事都不会一帆风顺，如果干什么事都一帆风顺，那还要我们干什么？我们活在世上，就是同困难作斗争，就是同不顺心的事作斗争。如果今天看到某些国家短视近利，违反理性，蔑视正义，而奢言和平而实在是葬送和平的行为，我的意见就是坚持国家及国民独立不屈不挠之精神，当务之急，要保卫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如何保卫？请诸位发表高见。”
在朝鲜战争发生的前后，蒋介石为了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在小小的台湾刮起了改造国民党的运动，借改造之机，进行了残酷的血腥大清洗，枪毙了原浙江省主席陈仪，赶走了“立法院院长”陈立夫和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囚禁了陆军总司令孙立人，还有一大批有反蒋嫌疑的，不是被枪决，就是被推入监牢。幸存的虽是清一色的拥蒋派，但他们并不乐观，每天没有笑脸，忧心忡忡，生怕因说错一句话而招来杀身之祸。
当蒋介石讲完话要大家发言时，他们一个个都低着头，装聋作哑不吭声。会场的空气好像结了冰一般，这个场面多少有些令蒋介石尴尬，但他此时又不便发火，只得忍着火气重复了一遍会议的精神。可是，他的目光扫到哪里，哪里便低着头用头顶对着他，没有一个人想发言。会要开下去，办法要提出来，蒋介石考虑后对叶公超说：“这样吧，也许大家不熟悉外交情况，心里有话无从说起，还是你来说说你的意见，再听听大家的。”
叶公超回了一句：“弱国无外交—”话一出口，他意识到说漏了嘴，立即打住，纠正说，“弱国搞得好的，朋友也会很多，前些日子，许多中立的小国家经不住大陆中共的分化瓦解，纷纷倒向他们，这样的事情以后也许还会发生，但我认为对我们的影响不会很大。可是，大国就不同了，我们要尽可能地阻止他们倒向中共，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大国，他们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在世界上都是举足轻重的，他们在世界上有一种无形的号召力。我的意思是，要想保住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首先不能让美国站在中共一边，要尽可能地说服他们站稳原有的立场。现在，美国人内部分化，思想很不统一，最近出现了一些喜欢说中共好话的人，这些人我们一定要警惕他们。”
“说明白一些，这些人的代表人物是谁？”蒋介石追问。
叶公超回答：“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叶琳娜·埃利诺，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又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主席，就是她在联合国会上发言，赞成大陆中共进入联合国的。”
“娘希匹，这个女人有神经病！”蒋介石忘记了在什么场合，大声地骂了起来，“她算什么东西！”他气得一甩手离开座位，在屋子里走来走去，骂骂咧咧地转了几个圈，然后回到座位上，问叶公超，“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堵住这个女人的嘴？”
叶公超一阵语塞，半晌才说：“有是有办法，而且确实有人能劝得了她，但是，要想请此人帮忙，只有总统您亲自出面。”
蒋介石一愣，什么人必须要自己亲自出马？他急急地问：“你卖什么关子？是谁必须要我出面？”
叶公超说：“总统，那人就是夫人。”
“我的夫人？”蒋介石瞪起双眼。
叶公超点点头说：“总统，你还记得1941年夫人去美国访问吗？当时就是罗斯福和他的夫人叶琳娜·埃利诺接待她的。夫人和叶琳娜·埃利诺是好朋友，如果夫人愿意到美国去一趟，做做埃利诺的工作，那我们在联合国的席位不就可以保住了吗？”
“这好办！”蒋介石转忧为喜。散会后，匆匆回到官邸，将宋美龄招来，把会议的情况向她作了一番介绍，然后说，“现在我们面临着严重的外交问题，我们的外交部成了断交部了。要遏制这一歪风邪气，只有稳住美国佬。要稳住美国佬，就必须请你亲自出马，去美国做埃利诺的工作。”
宋美龄自从在美国受到了冷遇后，提到要她去美国搞外交，她的头皮就发麻。所以，蒋介石说完，她没有吭声。蒋介石怕她不答应，用哀求的口气说：“达令，你是我的参谋长，贤内助，我的事业离不开你的帮助，如果离开你的支持，我是一事无成的。现在，我们面临着危机，很多国家都纷纷与我们断交，这些无足轻重的小国对我们的影响倒不太大，关键是现在美国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他们中有很多人开始同情中共，如果让这伙人占了上风，美国人完全倾向大陆，我们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海上孤岛了，你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驾驶着这只小船，在这孤岛上默默地完蛋吧？”
宋美龄自从答应嫁给蒋介石，她就决定与他同生死共患难，这一点她是明确的。听了蒋介石的话，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达令，不是我不想帮你的忙，我认为现在美国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埃利诺的问题，她只是一个小小的人物，艾森豪威尔才是主要人物。如果艾森豪威尔坚持反共立场，一个埃利诺怎能动摇得了呢？如果说服了埃利诺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了。”
“夫人高见，”蒋介石十分同意宋美龄的意见，他说，“你说得很对，关键在美国的当权者，在掌握大权的艾森豪威尔的态度。不过，光明白这一点是不够的，关键还要研究一下我们怎么办？怎么才能左右艾森豪威尔。”
宋美龄说：“去一趟美国是少不了的，只是目的不仅在于做埃利诺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做通艾森豪威尔的工作。”
“夫人说的是，”蒋介石见宋美龄愿意去美国一趟，而且还想着如何做美国总统的工作，心里很高兴，面带笑容地说，“我想只要夫人愿意出面，问题是不难解决的。”他对宋美龄一直十分信任。
几天后，宋美龄又以看病为由，飞到了美国的华盛顿。她首先去拜访埃利诺。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陪同的顾维钧对宋美龄说：“今天的天气特别好，我看是个好兆头，夫人，我们一定会满载而归的。”
宋美龄回答说：“我相信我们会马到成功的，我和埃利诺毕竟是老朋友了，她不会一点面子都不给我吧。”
两人正说着，远处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宋美龄女士，我早在这里等你多时了。”
宋美龄抬头一看，原来他们已不知不觉到了埃利诺的家门口。埃利诺站在门口向她打招呼呢。但是，宋美龄隐约觉得埃利诺改换了对自己的称呼，显得十分的刺耳。以前，她来美国见到埃利诺时，她总是亲切地称呼自己总司令夫人，委员长夫人，而现在她变成直呼其名，使宋美龄很不习惯，更使她有一种不祥的感觉：是不是一个坏的兆头？她的心咯噔一下。刚才的好心情一下子烟消云散，失败的阴影钻进了她的脑子里。
埃利诺以为宋美龄没听到自己在叫她，便又加大了嗓门呼唤起来：“宋美龄女士，您好啊，欢迎您来我家做客。”
宋美龄不得不强打起笑脸，回答说：“您看，我又来打搅您了，真不好意思。”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埃利诺一边说着，一边将两人让进了客厅，亲自为客人倒水泡茶。
宋美龄望着忙碌不停的埃利诺，用赞美的口吻说：“总统夫人，您还是像那秋日的红枫，美丽极了，十几年过去了，您仍旧是老样子，一点都没变。”
“谢谢您的夸奖，”埃利诺笑着说，“我已成了老太婆的脸了。你看，我脸上增添了不少老人斑了，就像万里无云的天空变成了满天星斗的夜空，由一个漂亮的姑娘变成了灰姑娘了。”她笑笑说，“不过，人总是要老的，这也是自然规律嘛。”
宋美龄觉得要抓紧时间谈正事，便话锋一转，转到了主题上，她说：“总统夫人，我此次来美国，一是来检查一下身体，二是顺便打听一下联合国对大陆中共的看法。我听说有人想把大陆中共拉进联合国。总统夫人，真有这么一回事吗？”
埃利诺没有回避宋美龄的提问，她十分认真地说：“有这么一回事。你要知道，现在大陆中共在世界上很得人心，我估计大陆中共加入联合国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且一定不会太远了。”她不顾宋美龄的心情好坏，继续说，“况且，1946年首届联大，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是宋子文，中共董必武是代表团成员。那时中共就有代表参加联合国会议了，现在他们执政了，更应该在联合国有一席地位。”说到此时，她抬头扫了一眼宋美龄，接着发表自己的看法，“大陆人口众多，面积广大，而且他们现在真正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他们正受到许多国家的关注和青睐，他们进不了联合国，谁还有资格进联合国呢？”
宋美龄沉不住气了，心里很不高兴埃利诺在自己面前不停地为中共大陆说好话，打断了她的话说：“总统夫人，你可别忘了，大陆中共推行的是共产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有本质的不同，意识形态是根本对立的，是两种水火不相容的社会制度。大陆中共一旦加入了联合国，夫人，你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吗？”
“我知道，”埃利诺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说，“宋女士，你别太紧张，大陆中共不是洪水猛兽，他们与我们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但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也都是社会发展的高级文明动物。他们已经告别了战火纷飞的时代，他们和我们的目标都是为着使人民过上幸福的好日子，既然他们能代表时代的前进方向，为何不接收他们加入联合国呢？”
宋美龄觉得埃利诺的话越说越离谱，好像试图在说服自己。于是，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十分不礼貌地站起来，打断了埃利诺的话说：“对不起，总统夫人，今天我的身体有些不适，我们要回大使馆了。”
宋美龄、顾维钧在埃利诺那儿碰了个软钉子后，决定按事先研究的第二套方案进行工作。第二套方案就是在劝说埃利诺失败后，再通过麦克阿瑟做艾森豪威尔的工作。宋美龄估计自己直接找艾森豪威尔可能会碰壁，想到利用麦克阿瑟这个棋子。麦克阿瑟与艾森豪威尔的交情不错，通过他去做艾森豪威尔的工作，成功的希望要大一些。
身为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在朝鲜指挥作战时，曾经多次违抗上级的命令，惹恼了杜鲁门总统，被撤职返回美国后，住在纽约的沃尔多夫·阿斯特利亚旅馆高楼上的一套宽敞而豪华的房间里。宋美龄一行几经周折，来到这家旅馆。
当麦克阿瑟得知宋美龄来访，兴奋不已。他始终将宋美龄当作好朋友，是因为他始终认为自己被撤职是杜鲁门搞的鬼，与宋美龄无关。回到美国后，他常在一些人面前大讲特讲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中如何推行绥靖主义，他在华盛顿纪念碑广场举行大型演讲会，听众最多时达到75万。只要麦克阿瑟一出现，听众们近乎疯狂，狂呼着他的名字，纷纷向他抛去彩色纸带。美国报纸评价他是前无古人的著名英雄和殉道者，是杜鲁门政府的直率批评家。他不出门演讲时，如果有人登门拜访，他便对来人一个劲地咒骂杜鲁门。
当宋美龄一行进了客厅，还没坐稳，麦克阿瑟便开口说：“我和蒋先生、委员长夫人是老朋友了，也可以算是患难与共的知心朋友。上次我到台湾承蒙你们热情接待，我至今难忘。但是，那次访问却被杜鲁门那个狗杂种说成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我有什么错呢？我根本没有错，是他得了绥靖主义的毛病，他害怕中共，害怕苏共，害怕英国人。杜鲁门政府最高领导层道德堕落，他们的思想受到共产主义的严重侵蚀，我怀疑杜鲁门是不是暗中加入了共产党组织……”麦克阿瑟唠唠叨叨，没完没了。
宋美龄怕宝贵的时间就这样被他无休无止地咒骂而浪费掉，于是，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恳请他出面做艾森豪威尔的工作。
麦克阿瑟满口答应说：“夫人尽管放心，我一定鼎力相助。你别看艾森豪威尔是美国的大总统，可他曾经是我手下的一个小参谋。1920年，我在西点军校当校长，他是我的学生。那时，他成绩平平，脑子笨得很。1930年，我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时，艾森豪威尔是我手下的作战参谋，我手把手地教他如何画图，如何起草作战命令，勘察地形时，我教他如何辨别敌人的真假工事。他今天的一切是我给他创造的，我现在还可以毫不吹嘘地说，艾森豪威尔在我面前，我喊口令，叫他向左转，他绝不会向右转。我叫他卧倒他绝不会站着。”宋美龄似乎怀疑麦克阿瑟是不是多喝了几杯，吹得忘乎所以了。他甚至说，“你们别急着走，我马上打个电话，叫他到我家来，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他一定准时到达，不会说一个不字，你们信不信？”
宋美龄笑着说：“你是举世无双的老参谋长、老总司令、老英雄。菲律宾马尼拉的大人小孩谁不认识你，都说他们的父母可以忘记，你在二战中拯救菲律宾的功劳不可忘记。你是铁铸的叱咤风云的英雄，是全美独一无二的钢铁元帅，我们怎么能不相信你的话呢？”
宋美龄一顿天花乱坠的吹捧，使本来就忘乎所以的麦克阿瑟更加晕头转向，他拿起电话，拨到了总统办公室，一阵叽里咕噜对话后，他放下电话对宋美龄说：“他说一定来与我共进晚餐。”
果然，到了傍晚时刻，麦克阿瑟看看手表，对宋美龄说：“我的那个小参谋来了，我说过我叫他向东他不敢向西。”
果然，艾森豪威尔推门进来了，一见宋美龄在场，他十分有礼貌地主动与她打招呼。双方一阵寒暄后，宋美龄对他说出自己的来意。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你在台湾一上飞机，我就知道你来美国的目的了。不过，这件事并不复杂，你也用不着去与埃利诺费口舌，她是作不了主的，她至多只能说一些同情中共的话。我是美国总统，美国的事情我说了算。”
“果然不出所料，”宋美龄见事情有了转机，心里轻松了许多，她说：“总统先生，我认为也不能小瞧了埃利诺，她是罗斯福总统夫人，在联合国里也算个人物，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威望，恐怕连你这个总统的名声也未必有她响呢！”
艾森豪威尔哈哈大笑，他回答说：“夫人，你很美，也很聪明，你想用这种办法来刺激我。其实，我是什么样的人，麦克阿瑟将军了解我，我不是那种随意听人摆布的人。我的反共立场坚定不移，几十年如一日，只要我当美国总统，共产党中国就别想加入联合国。因为全世界大部分国家要看我们美国人的脸色办事，我们反对共产党中国进联合国，他们就不敢同我们唱反调。在这件事上，我可以向你保证，是我们美国人说了算，你可以放心回台湾去。”
宋美龄嘘了一口气，笑着说：“我代表我的丈夫感谢你，下一届你如参加竞选总统，我们一定支持你。台湾是个宝岛，你要多少钱我们就可以给你多少钱。”
艾森豪威尔摇摇头说：“谢谢你们的美意，可是，我当了一任总统，不想再当第二任总统了，当总统是很累的，我不会再参加下次的总统竞选了，你还是把钱留作改善民众生活用吧。”
艾森豪威尔说到做到。果然，在他执政的四年里，他极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所以，这个提案一直被否决。接着继任的几任美国总统，也继承了艾森豪威尔的衣钵，坚持站在台湾蒋介石一边，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然而，历史的潮流并不是一两个人所能阻挡的。新中国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国防力量逐步加强，人民生活得到逐步改善，与世界各国的来往更加密切，尤其加强了同亚非拉人民的来往，新中国的威望大大提高。许多亚非拉国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看到了世界的潮流，他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份报告，其中说：“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我们要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接着，美国国务院采取了一连串行动向中国求好：
1. 美国公民可以前往中国大陆旅行，从海外归来的美国公民可以带回100美元的中国货；
2. 美国可以与中共进行非战略性贸易，包括美国制成的商品可以销往中国；
3. 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由定期改为不定期；
4. 美国反对提供一中队F-4D型飞机给台湾。
蒋介石听到这些消息，如晴天霹雳，愈加忧郁。一天，他对宋美龄说：“美国人想干什么？是不是想丢开我们，与中共亲热起来了？”
宋美龄也很着急，她说：“他们这样搞，久而久之必然要疏远我们，结果可能要让中共加入联合国。”
“中共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联合国席位保卫战不能松，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要同美国打下去。”蒋介石说罢，眼睛盯着宋美龄，赔着笑说，“达令啊，我想再请你去一趟美国，为保卫我们的联合国席位加固防线，你看怎么样？”
宋美龄说：“这个办法我想过了，我觉得意义不大。”
“为什么？”
“你想想看，我们那些能帮忙的老朋友一个个都见了上帝，马歇尔将军1959年走了，司徒雷登大使1962年也走了，魏德迈将军1966年走了，连艾森豪威尔也于1969年离开了我们。现在你叫我到美国去找谁呢？再说，我现在也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人老珠黄，没有了以往的魅力，你还想把我当作青春少女使用？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
蒋介石被宋美龄一说，这才感到光阴似箭，一晃大半辈子过去了，他不由感叹人生苦短，半天才说：“那你说怎么办？”
“你养的儿子是做种的吗？你不能派经国去吗？”宋美龄说，“他是行政院副院长，又是国防部长，他去既可以代表政府和军队，也可以代表你。他以双重身份去美国，美国政府不会不认真接待的。”
蒋介石觉得宋美龄的提议是有道理的，立即派人将蒋经国叫到面前，面授机宜，宋美龄再三叮嘱蒋经国到美国后，要向美国政府明确提出以下几个问题：
1. 美国与北京政府的代表双方在华沙举行多次会谈，会谈具体内容是什么？美国准备向北京政府作何种让步？
2. 要求美国向世界宣布，支持台湾在联大包括安理会的席位。
3. 假如北京再次攻打福建外海的金门、马祖，美国政府是否信守以前双方签订的条约，并提供军事援助？
4. 向美国政府提出对“台独分子”的关切，提出更新军事装备问题。
1970年4月23日，蒋经国飞赴美国，下榻在庇尔旅社。第二天前往普莱兹大饭店，出席美东工商协会的餐会。在进门时，早有准备的“台独分子”黄文雄、郑自才突然拔枪，瞄准蒋经国，就在他们要扣动扳机的千钧一发之际，两名美国警察向这两名“台独分子”猛扑过去，导致瞄准误差，枪响了，子弹却偏离了方向，蒋经国脱险。当黄、郑二人再想开第二枪时，另一名美国警察用脚将转动门顶死，黄、郑二人夹在门缝里动弹不得，又来两名警察将他二人制服。蒋经国化险为夷，心却“咚咚咚”地跳个不停。以后，每当想起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他仍然心有余悸。
美国总统尼克松、国务卿罗杰斯耳闻蒋经国险遭不测，当面向蒋经国表示歉意。蒋经国与尼克松、罗杰斯会谈时，将宋美龄再三叮嘱的四个问题提了出来，要求尼克松、罗杰斯严肃认真地一一回答清楚。尼克松没能满足他的要求，只是回答了一句话，他说：“亚洲的问题，应该由亚洲人自己解决。”
罗杰斯表态说：“尼克松总统的意见代表了我的意见，也是美国政府的意见。”
蒋经国“两手空空”返回台湾，宋美龄埋怨他没有用。蒋介石为儿子打圆场说，一个老实人碰到两个耍滑头的人不可能有收获，经国能从狼窝里安然无恙地返回来，也算是最大的收获了。
就在蒋经国访美一年后的1971年10月25日，蒋介石夫妇长期担心和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一天，联合国第26届大会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代表周书楷等从联合国及其所属机构驱逐出去的决议案。这一天，是蒋介石夫妇最痛苦的一天，宋美龄叹息说：“昔日是民国最辉煌的时代，今日是民国最消亡的时代。”
10月27日，蒋介石发表了《为联合国通过非法决议告全国同胞书》，宋美龄也附和其夫，发表了《不要说它，但是我们要说》的文章，其中一段说：“联合国一批会员国，乃可以听任感情驱使，采取集体行动，再度嘲笑联合国。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极为成功地敲响了这个国际和平组织的丧钟。”
第26届联大结束后的一周内，有20多个国家与台湾断交，他们派代表到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为此蒋介石夫妇精心策划的联合国席位“保卫战”彻底败北。从此，蒋介石时代在国际上一去不复返，台湾成了落魄的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