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打虎英雄”当头一棒
蒋介石挑起内战的当初，对共产党的军事力量估计不足，煞有介事地同宋美龄大谈什么“枪鸟论”。1948年6月，国民党军损失惨重，总兵力由430万人减少到360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余人，能用于第一线的仅为170万余人。这些兵力分别被分割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和西北等五个战场上。而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的第二年就反守为攻，节节胜利，已发展到280万余人，其中正规军149万余人。与国民党军兵力对比，总兵力已由战争初期的1∶3.4缩小为1∶1.32。完全可以说，国民党军是江河日下，败局已定。这时候国民党军成了鸟，而且是惊弓之鸟，人民解放军却成了枪，是弹药充足的枪。
国民党不仅军事形势日趋恶化，政治危机四起，财政经济也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由于内战消耗有增无减，财政开支只能靠滥发纸币来维持。这时，蒋介石叫谁当财政部长，谁也没有灵丹妙药，唯有靠印刷厂不断地印钞票，通货膨胀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据有关资料介绍，1948年夏天，国民政府印刷纸币的费用，已经赶不上货币的兑换价值。物价如脱缰的野马，不可收拾。1948年1月至8月，物价指数平均每月增长65.49%，8月份的头18天增长88.5%。一只大饼需3万元，百元纸钞被当作冥钱或手纸用，甚至连乞丐也拒收千元以下的钞票。据一位大学教授说，1948年夏间，印刷纸币的费用已经赶不上货币的兑换价值。以社会经济的实情去了解，假定以国立大学的教授收入为例，这一时期的教授收入，约等于战前的十分之一，这点薪水，比之内战前的女工，还差一半。
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导致工商业资金无法周转。借款利率随货币贬值而提高，加之原料价格昂贵，产品滞销，工厂、商店纷纷倒闭或歇业。仅在上海，三千余家大工厂，1948年因无资金周转，倒闭了80%。加上农业遭受自然灾害，北旱南涝，很多地区颗粒无收，物以稀为贵，这样生活必需品飞速上涨，虽然上海市政府限价每石米198万元，而黑市仍达250万元，汉口亦230万元。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中餐、晚餐一直是四菜一汤，虽说简单，但在物价飞涨、民众生活十分贫困的情况下，他们的四菜一汤已经是很丰富的了。物价飞涨的开始，蒋、宋二人心中有数，当宋美龄在吃饭时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时，蒋介石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我知道了，正在想办法。
几天以后，宋美龄催问道：“你说想办法，想出来了吗？现在是全国民怨沸腾，到处是干柴烈火。昨天二姐来电话说，现在老百姓一是缺米，二是缺陈胜、吴广式的人物。一旦出了陈胜、吴广人物，同共产党来个里应外合，我们的江山不就完蛋了？说实话，这几天我就像坐在火山上，每天都提心吊胆，一旦有什么哗变，不知哪一天，你我都有可能倒在血泊中，死得不明不白。”
蒋介石打了个冷战，说：“我也有同感，你已点破了这件事，我想来想去感到唯一的办法还是请美国人帮忙，有劳夫人当面同司徒雷登谈谈，说说我们的困难，请他们高抬贵手，援助5亿美元给我们渡过难关。”
宋美龄没想到蒋介石又把“球”踢给了自己，想想蒋介石眼前一时也确实拿不出灵丹妙药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丈夫是一国之主，夫妻之间应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便出门坐上小汽车，来到西康路33号美国驻华大使馆，同司徒雷登大使谈了两个小时。司徒雷登听后，严肃地说：“夫人，这不是一笔小数目，要向华盛顿报告后才能决定，我们的钱也不是呼之即来的。国民政府不要将希望全赌在美援上，要有自救的办法才行。”他还说，“眼下要从两方面采取措施自救：一是着手经济方面的改革；二是推选民主运动，政府领导人及政府在军事、财政、经济、教育等方面要进行民主讨论，不要个人说了算。”
蒋介石听了夫人的通报，对司徒雷登出的两条自救的办法倒很欣赏。为了挽救财政经济困难，蒋介石将行政院长翁文灏、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财政部长王云五召到黄埔路官邸，开会研究。会议开始，首先由宋美龄传达了司徒雷登的讲话大意，然后由蒋介石训示。宋美龄讲了不到10分钟，蒋介石斟酌着说：“现在钞票印得像洪水似的泛滥，这种只顾印钞票的做法不立即制止，我们总有一天会被这洪水淹没。美国朋友为我们想了不少办法，有些措施比如民主运动可以推迟，但是，经济必须马上改革，这是箭在弦上的事，我们要下决心见诸行动。”蒋介石朝大家抬了抬下颏，“大家议一议如何改。”
大家事先不知道召开这次会议的内容，蒋介石讲的也比较笼统。因此，大家不知如何开口，一个个面面相觑。宋美龄见冷了场，吸了口烟，首先发言说：“时下困难重重，问题比较多，出路在改革。改革势在必行，改不好也要改，一次改不好，下次再改。先从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先从币制改革。”她顿了顿，朝与会者一一望去，又继续说，“你们是专家，要做改革的先行者，要先拿出个方案来嘛。”
宋美龄说完了，大家还是无从说起，仍低着头不讲话。蒋介石只得开口说：“今年是个多事之秋，很不太平，说难听一点，政府的形象不太好，要采取紧急措施来恢复我们的形象，采取什么紧急措施呢？刚才夫人已提示了，要实行币制改革，至于币制如何改，你们是专家，你们回去分头研究，搞个具体实施细则来。交给我后，我再发动更多的专家论证。”
宋美龄接过话茬说：“币制改革是银行的事，我看这个担子就由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挑起来吧。”蒋介石“嗯”了一声，表示同意。
散会后，俞鸿钧回到中央银行指定了一个四人小组，由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林崇墉、方善桂、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的吴大业、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李立侠参加，由李立侠为召集人。李立侠带着“班子”人员，来到上海调查研究后，提出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发行一套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他们估计采用这个办法，可以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至50%。
蒋介石接到俞鸿钧送来的方案，津津有味地看罢，对俞说：“这个方案还可以，就从这里入手吧。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照这个方案搞下去，可以看到胜利的曙光。”
“我也收到一份方案，这是王云五派人搞的，你可以看一看。”宋美龄不知何时进来的，站在蒋介石面前，递上一份报告。
财政部长王云五认为俞鸿钧属于保守派，改革步子不会太大，因此，他组织了一套“班子”，搞了另一个方案。这个方案主要内容是：
1. 发行新币金圆券代替法币和东北流通券，金圆券发行额为20亿元；
2. 限期兑换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和外汇；
3. 限制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
4. 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方案还提出，在上海等城市作仓库检查并登记进出货物。自金圆券发行之日起，所有按生活指数发给薪资办法一律废止。方案还规定，上海、天津证券交易所暂停营业。
蒋介石从宋美龄手中接过王云五的方案，浏览后说：“方案一个比一个好。财政部方案比中央银行的更具体，估计收效快。”
宋美龄说：“据王云五介绍说，如采用他的方案，政府的总支出约为36亿金圆券，税收在按战前标准调整以后可得25亿元，赤字可以缩到10亿元。”
急于立竿见影的蒋介石以安慰的口气对俞鸿钧说：“两个方案都不错，夫人推荐的财政部的方案见效快，我准备采用这个方案，但是，要请你们忍痛割爱了。”说毕，脸上硬挤出一丝笑容。
币制改革的序幕拉开后，唱主角的蒋介石夫妇忙得一刻不停。7月29日，蒋介石夫妇来到杭州莫干山，召集翁文灏、王世杰、王云五、俞鸿钧等高级经济幕僚们密议改革币制、稳定经济的具体方法，对如何使收支平衡、减少支出、增加税收、改善侨汇、加强金融管制、取缔投机、稳定物价、运用美援及中央各主管部门的联系、中央和地方间的合作等，作了全盘研究。
8月13日，蒋介石夫妇又赶到江西庐山牯岭，与在这里避暑的司徒雷登商谈确定如何实行币制改革新经济方案。司徒雷登看了方案，从面部表情看，似乎有满肚子的话要说，本来司徒雷登通过宋美龄传话给蒋介石，要从经济改革和推动民主运动两方面抓起，而蒋介石丢开民主运动只抓经济改革，片面理解了他的意见，心里有些不悦。宋美龄察言观色，见司徒雷登紧锁眉头，明白了他内心的想法，便上前对他说：“大使先生，我们知道你要的不仅是经济改革，还有政治民主运动。但是，现在共军在前方逼得紧，国统区土地一天比一天少，税收情况不妙，经济处境非常危险，打个比方，就像破了轮胎的汽车，如不换轮胎就有翻车的可能。要先消灭饥荒、通货膨胀，所以我们认为不如先从财政经济抓起。你说的政治民主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不能当饭吃，总不能让老百姓空着肚子讲民主吧，政治民主暂时向后靠一靠，等经济复苏了，肚子饱了，再抓还不迟，你看怎么样？”
经宋美龄一解释，司徒雷登的眉头舒展开了，他苦笑着说：“既然你们已经这样定下来了，那就先换轮胎吧。我无法选择，只能举手同意了。”
8月18日，蒋介石夫妇返回南京，要求各大报纸在8月19日公开颁布财政部拟定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从这一天起，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和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币。
蒋介石为了将币制改革抓出成效，分别在上海、天津、广州设立三大经济管制区，分派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为督导员，蒋经国、王抚洲、霍宝树为协助督导员，赋予行政及警察指挥大权。
上海是国民政府的金融中心，也是通货膨胀的重灾区，蒋介石决定先抓上海，为了确保上海的币制改革工作顺利进行，蒋介石特派他的公子蒋经国同财政部长俞鸿钧一道去上海。
蒋介石将蒋经国派往上海有两个目的：一是为私，有意要锻炼一下儿子。让他在风浪中积累点经验，日后好步入政界，接自己的班；二是为公，太子出马，是一张王牌。上海滩各种势力不是很容易对付的，币制改革必然要碰到不少麻烦，由太子坐镇上海，无形之中能起到威慑作用。
蒋经国临走之前，蒋介石拍着他的肩膀说：“经国，你别小看了这场改革，难度和风险不亚于一次大战役。你要记住，经济成败在此一举。全国看京沪，主要看上海。有人对币制改革信心不足，司徒大使也仅仅表示让我们试试而已。国内国外都在拭目观望，这次若不成功，恐怕就很难堪了。你要记住，1948年8月19日对国民政府来说，是个伟大又经典的日子。从这一天起，所有钞票及所有黄金、白银或外币都必须在9月30日以前交出。币制改革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八一九’是我们的防线，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强壮，割得不好，只得同归于尽。”
蒋经国理解老子的意图，当即立下军令状：“父亲如此信任我，我一定为父亲解忧分愁，不干出个名堂来，决不见父亲。”
俞鸿钧这个人很识时务，跟公子一道去上海，有了成绩肯定记在公子的名下，如果出了漏子他也逃不了责任。因此，他脑子很灵，为了不给公子添麻烦，以身体欠佳为名躲在宾馆里不出门。蒋经国来到上海在中央银行设置办公室，为了达到币改目的，顺利打击投机市场，调来了他在江西赣州组建的“戡建大队”，还招募了近万名“信仰”三民主义的青年，组成“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作为基本队伍，也称打虎队。
1947年蒋介石曾派蒋经国到北平搞过一次反贪污运动。国民党贪污成风，由来已久。大多数军政人员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抗战中发国难财，在抗战胜利后发胜利财。抗战胜利后，被派往北平、天津、保定一带接收人员，乘机大捞一把，一时间，“五子登科”（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成为风气。蒋介石接到举报信后，派蒋经国到北平去抓贪污犯。蒋经国在苏联留学期间，经历过十月革命以后的官僚贪污、百姓饥饿的困难，苏维埃运用革命的手段很容易地渡过了难关。苏维埃的做法给蒋经国启示很大。蒋经国到北平就是学习苏维埃的做法，狠狠打击官僚贪污，抓了一大批贪污犯，受到蒋介石的赏识。
由于有北平的经验，又有开创赣南的经验作底子，蒋经国对上海的币改信心很足。8月22日，他在“戡建大队”、“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大会上动员说：“我估计大家已觉察到了今年我们政府的经济不景气。上海的悲惨情况，全国之冠。具体原因是官员贪污腐化，奸商作梗。官员与奸商是破坏经济的先锋。自8月19日颁布财政部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以后，一般市民对币制改革以及经济管制，多抱乐观心理，而政府人员多抱怀疑态度。两天来，市场上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厉害，有的涨得太离谱了，买两根油条要带一扎钞票。大量的事实证明，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小贩，而是大资本家、大商人以及他们背后的主谋。这次我来上海就是来革他们的命。本人已下决心，无论碰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干下去。上海是中国经济的心脏，为了心脏的健康，我们要排除一切阻挠干下去。在执行经济管制中，要刮一次大风暴，要求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宁可一家哭，不要一路哭，要叫上海的贪官污吏奸商来个底朝天，要使这次经济管制彻底改变国民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可憎形象，现在有了法令，有了纪律，又有决心。今后的问题是言行一致，要说到哪做到哪，否则一定会失败的。”
大会结束之前，蒋经国提出了“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两个口号，作为经济管制的最大目标。
蒋经国果真有股说干就干的劲头，为了壮大声威，收到显效，在8月23日、27日两天内，他指挥上海市六个军警单位（金管局、警察局、警备部稽查处、宪兵、江湾以及京沪两路警察局）加上“戡建大队”、“上海青年服务总队”，近2万人全部出动，一时间，大街小巷尽是呼啸而过的警车，车上坐着一排排戴钢盔帽的军警。他们对上海的市场、码头、交通枢纽、金融机构、公司、企业、物资、仓库进行全面检查。
在蒋经国的指挥下，币制改革和收缴金银外汇战果累累。银行门前天天排长队，人们携带法币、金银、外币等踊跃兑换金圆券，工厂企业主主动申报库存物资和价目。一个月下来，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和外币价值3亿美元。蒋介石大喜过望，尤其是一些重点人物也浮出了水面，得到了处理。上海银行公会理事李馥荪、上海银行总经理戴铭礼在蒋经国谈话后，吓得面如土色，联合上海银行界上交1 000万美元；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长胡国梁等64名资本家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的罪名拘捕入狱；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民、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因敲诈勒索，王春哲等因囤积粮食、百货而被处决。
蒋经国为了表示自己铁面无私，连曾为蒋介石立过“头功”的杜月笙三儿子杜维屏及其管家万墨林也以窝藏黄金罪逮捕入狱。杜维屏被捕入狱，震惊了大上海。
杜维屏是上海滩出了名的“杜老虎”，他是股票经纪人，在蒋经国宣布货币改革之后，向股票市场抛出了股票3 000万股，同时又将炒卖得来的黄金连夜押送香港。海上缉私队发现运送黄金的船只后，迅速向蒋经国报告。蒋经国气愤地拍着桌子说：“杜维屏这个垃圾是个什么东西，他是玉皇大帝也要逮捕归案！”他一挥手，命令：“快追！”
第二天上午，缉私队把杜维屏押到蒋经国面前。蒋经国问道：“你知罪吗？你犯了滔天大罪，你只有悔过自新，现在就看你的态度和行动了。”
杜维屏以为蒋经国不知他的身份，便笑着说：“蒋大哥，我是杜月笙的公子，我父亲曾在1927年帮助过你父亲，镇压共产党。你父亲之所以能登上宝座离不开我父亲。你马上放我回家，我报知家父，一定为你设宴。”
蒋经国感到杜维屏在自己手下这么多人面前说这番话，是对自己的极大侮辱，气得手发抖了。他指着杜维屏的鼻子骂道：“杜维屏你以为你是谁，你瞪大狗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警告你这个垃圾，今天政府的经济如此糟糕，就是被你们这股祸水害的，我不想同你争辩！”他对手下喝道，“把他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令谁都没有权力放他出来。”
上海金融界大虫杜维屏被捕的消息刊登在上海大小报刊上，上海滩掀起了轩然大波，群众为之拍手称快，有的小报赞扬蒋经国是“惩治腐败的铁腕人物”、“中国的经济沙皇”等。
蒋经国在上海滩一炮走红，一时成了一名妇孺皆知的传奇人物。蒋经国在群众情绪被鼓动起来后，再一次运用报纸、电台作为工具，对民众进行深入广泛动员。在这基础上，他决定成立一个拥有1.2万余人的服务站。这批人每天都深入全市街头巷尾，主要任务是接受群众的举报。服务站一旦接受举报信便迅速交给蒋经国查处。
这天傍晚时刻，蒋经国挟着皮包正要下班，走到门口时，手下人送上一封举报信。信的内容如下：
督导员先生：
据我观察，先生在上海打虎战果并不辉煌。你大刀阔斧砍的并非是老虎。你雷声大雨点小，打的尽是小小不足奇的苍蝇。有一只疯狂的凶老虎你敢碰吗？这只猛虎在蒲石路扬子公司。
无名小辈
蒋经国自到上海打老虎以来，听到的是赞扬和恭维，就连蒋介石也发了三份电报来赞扬他。他一直处于极度兴奋之中，看了信后，他气愤地说：“杜老虎我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即使扬子公司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我也要把他拉出来示众！”他手一挥，对手下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不怕你们也别怕。走，到扬子公司去！”
蒋经国带着十几辆警车，浩浩荡荡开到了扬子公司。车子一停，近百名军警跳下车，把扬子公司包围起来。在仓库里，他们查到了堆积如山的美国货、德国货，还搜出几箱金灿灿的金条。军警们个个惊叹，说我们好像进了神话中的金子山。他们又乘胜扩大战果，在茂名南路的扬子公司另一个仓库里，查出了4 000箱刚进口的美国香烟和83辆小汽车。
蒋经国带着胜利的喜悦，兴奋地一挥手说：“全部封起来！”军警们快捷地将货物贴上了封条。蒋经国又命令他们：“擒贼要擒王，快，赶快去把扬子公司的总经理抓起来，越快越好！”
不一会，扬子公司的总经理孔令侃被带到了蒋经国的面前。
孔令侃何许人也？他的大名在当时的上中层社会里，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正是孔祥熙与宋霭龄的大儿子，也就是宋美龄的外甥，蒋经国的姨表兄弟。孔令侃之所以能在上海滩上兴办扬子公司，完全是依靠姨妈宋美龄的关系。1942年11月，宋美龄出访美国时，孔令侃刚读完哈佛大学经济学课程。当时，他拿着这张硕士文凭，奔波在纽约、华盛顿之间找工作做。孔家在美国虽然有一部分产业让他管理，但苦于在美国没有权势可以运用和保护。况且，他与美国的商界、政界、金融界没有多深的联系，所以，难以有更大的发展。正当孔令侃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到处闲逛时，宋美龄出访美国，所带工作人员不多，宋美龄需要一个熟悉美国情况的人当她在美国的助手，孔令侃正是最好的人选，于是成了宋美龄的私人秘书。宋美龄走到哪里，都要向那里的政界、商界、金融界介绍孔令侃。很快，孔令侃便与各地的大亨们熟悉了。这为他以后做生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中有个叫约翰逊的美军退休军官，此人处事细敏，为人热情诚恳，且消息十分灵通，又熟悉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宋美龄很欣赏他，让孔令侃认他做干爹。宋美龄要约翰逊不定期地向孔令侃通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新举措及美国各厂商的产品信息，约翰逊满口应允。
孔令侃回国后，向宋美龄借了一笔钱做资本，在上海办起了扬子公司。扬子公司主要做的是进口生意，是英美的汽车公司在中国的经销代理人。扬子公司基本上垄断了英美公司的“奥斯汀”、“雪佛兰”在中国的经销权。他们进口每辆车成本是1 800美元，而在国内卖出的垄断价格是5 000美元。扬子公司还倒腾官价外汇，做黑市贸易买卖。扬子公司做进口汽车生意，掌握着一大批黄金、美钞及其他外汇。孔令侃的胃口越做越大，通过各种关系向国家银行“申请”大量外汇，最后落入了他自己的口袋。在当时官价外汇与黑市的差价甚大。仅以1948年为例，官价外汇的牌价为1美元比1.2万元法币，而黑市价则在6万法币以上。这年8月，扬子公司一次从中国银行获得11.8万美元，一转手就赚了近70亿元法币。这在很多人眼里犹如天上的星星，看到摘不到，是一个无法得到的天文数字。
扬子公司的生意之所以做得如此红火，并不是孔令侃有什么经商的本事，而是依仗他在中国银行担任董事长的父亲孔祥熙做保护伞；有其母亲—未加冕的“女王”宋霭龄做他的顾问；更有“第一夫人”宋美龄的支持。所以，扬子公司是一家标准的“皇家公司”。宋美龄与扬子公司之间保持着“分肥”的默契。孔令侃为感谢宋美龄，不定期地派人送支票给她。据利威汽车公司经理宋子昂在一篇文章中透露，1948年5月，孔令侃交给他一张50万元的美金支票，让他转送给宋美龄。
孔令侃被军警们推到了蒋经国的面前。蒋经国一抬头，不由大吃一惊，他不知道这个公司的总经理是自己的表弟，一时无所适从。可是，他曾对大家发过誓，此次打老虎，不论何人，决不手软。话已出口，无法收回。于是，愣了一阵后，他还是狠下心，命令手下：“把他铐起来带上车！”
孔令侃一愣，不知这大表兄是真是假。蒋经国当然明白他的心态，口气稍稍缓和地对他说：“对不起，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党国利益高于一切，请你就委屈一下了。”
孔令侃明白了这大表兄是要公证执法了，但他并不慌张，回答说：“你给我戴上这副铐子容易，拿下就难了。我敢打赌，你这个经济督导员要在上海滩栽跟头了。你不信我们就走着瞧。”
孔令侃被蒋经国抓起来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当然很快就传到了孔祥熙、孔令俊的耳中。孔令俊是孔令侃的妹妹，人称孔二小姐。孔二小姐是孔家四兄妹中长相最英俊的一个，她深得父母及宋美龄的宠爱。但她性格古怪，从小喜欢女扮男装，长大后极为厌恶男女嫁娶之事。由于她的心理变态，她的许多举止都极为反常。她喜欢与女人谈天说地，而不喜欢与男士们聊天。她身边有两个女人一直与她共同生活。一个是杜月笙的好友、四川袍哥出身的范绍增夫人邓太太，还一个是顾祝同驻沪办事处处长的葛太太。
当孔令侃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时候，性格怪异的她产生了妒忌心理，一向争强的她在母亲的帮助下，在邓太太、葛太太的协助下，办起了一家规格与扬子公司不相上下的嘉陵公司。这时，她的仓库囤积有百货、西药、五金、丝绸等，价值5 000万。听到蒋经国查封了扬子公司，她怕嘉陵公司不保，立刻打电话给宋美龄。
10月初，人民解放军重兵围困锦州。锦州告急，蒋介石飞到北平指挥东北战事。这天晚上，宋美龄在中央饭店内招待印度驻华大使等外宾。席间，宋美龄光彩照人，笑容可掬地向客人敬酒。她那张美丽的脸蛋在灯光下越发动人。宴会进行到一半时，一侍从轻步走到她的身边，在她的耳边一阵耳语后，她便轻轻地点点头。然后，微笑着对客人们说：“实在对不起，上海来了一个紧急电话，去一会儿就来。”说罢，转身走出宴会厅。微笑着拿起电话的宋美龄，听完电话，笑容便从她的脸上消失，并且有些神色不安。她放下电话，步履不再轻快，她回到宴会厅，向客人们礼貌地打个招呼，说自己身体有些不适，提前退席，然后便匆匆地回到家中。扬子公司与自己的关系如何，她当然十分清楚，太子在上海砸扬子的招牌，就等于剥宋美龄的脸面，这是她无法忍受的。一到家，她便拨通了蒋介石的电话。
正在北平与傅作义研究如何坚守北平方案的蒋介石接到夫人的电话，立即放下军事要事，打电话给蒋经国，命令他立即放人。
半夜，宋霭龄打电话给宋美龄，通报了孔令侃被捉，并在妹妹面前告蒋经国的黑状，她咬牙切齿地说：“他这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负有壮志凌云、力挽狂澜的抱负，实际上，他只是个沽名钓誉之辈，是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匆匆过客。”
宋美龄对大姐始终有一份深深的敬意，她想起小时的事：记得自己五岁那年，因吵着要到女校读书，爸爸只好依了她。可是，当爸爸把她交给女校，大铁门重重关上，爸爸转身走的那一刻，她害怕了，吓得哭了起来。这时，是大姐帮她擦干眼泪，给她讲神话故事。假日里，又是大姐带她到郊外放风筝。小时候，她几乎一直与大姐生活在一起。父亲病故后，宋家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大姐一手操办。而她总是将一切事料理得井井有条。宋美龄长大成人，到了女大当嫁的年龄，是大姐将当年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带到了她身边。而且，在母亲竭力反对下，是大姐说服了母亲及家人，同意了她与蒋介石的这段婚姻，使自己登上了中国第一夫人的宝座。宋美龄认为，没有大姐宋霭龄就没有自己的今天。身为第一夫人的宋美龄又是个十分注重感情的人，她感谢大姐对自己的恩情，加上她从未生育，对大姐的子女视同己出，宠爱有加。蒋经国、蒋纬国都已步入政坛，羽毛丰满，所以，这时的宋美龄将自己对大姐的感激之情，全部放在大姐的孩子身上。
宋霭龄半夜来了电话，宋美龄告诉她说：“大姐，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这事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我会处理好的。”
第二天一早，宋美龄乘专机来到上海，孔令俊到机场迎接。她一下飞机，用手指轻轻点了点孔令俊的脑门，批评中包含更多的是关爱：“闯大祸了吧？爱钱爱到不爱国的地步了，竟然同打虎英雄对着干，有你们的好下场了！”
孔令俊知道姨妈与蒋经国并不是一条心，便撒娇着说：“小姨妈，你不要再挖苦我们了，快帮帮我们吧！”
“鬼灵精，”宋美龄轻轻骂了一句，“不想帮你们，我来上海干什么？”
在孔令俊的引导下，宋美龄来到蒋经国的办公室。蒋经国抬头见第一夫人来了，急忙站起来，一边让座，一边笑着说：“夫人，国事繁忙，您怎么来了？一定有急事处理吧？”
“装腔作势！”宋美龄知道他是明知故问，心里不由骂了一句。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蒋经国在苏联留学，直到1937年才回国。本来蒋经国对宋美龄没有什么感情，加上蒋经国在莫斯科受到马列主义熏陶，曾经同苏联学生一起高呼过“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还写文章痛骂宋美龄是美女蛇、狐狸精，当代的武则天等等。宋美龄曾为这事气恼过一些日子。蒋经国回国之后，见到宋美龄时，蒋介石要他喊她一声“妈”，可是，蒋经国十分尴尬，好一会，才轻轻地叫了一声“夫人”。在宋美龄脑子里，蒋经国之所以不把她当母亲，心里总是忘不了被日本飞机炸死的毛福梅。她在蒋经国的心里，是个蒋介石的偏房、小妾，不值得他喊一声“妈”。
自尊心极强的宋美龄与蒋经国之间的结是无法解开的，现在听到蒋经国又喊了她一声“夫人”，心里“腾”地升起一股怨气，拉着脸说：“听说你抓了令侃，我估计你误会了他，他还是个孩子，他做生意只是闹着玩的，还没有发展到靠囤积来博取暴利的地步吧？”
宋美龄虽然对蒋经国一肚子怨气，但考虑到孔令侃现在还在他手中，语气还是缓和了许多，她用“误会”，就是给蒋经国一个台阶下。但是，蒋经国不领她的情，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说：“夫人，据我手下的人侦查，令侃并非是一般的做做小本生意的，我们并没有误会他，他真的是犯了法。”
“犯法？笑话！”宋美龄的鼻子里哼了一声，大声地说，“这是莫须有的，快放了他！”
蒋经国不让步，他严肃地说：“表弟的案子非同一般，他损害了党国的利益，我是在执行父亲的命令，为了国家利益来上海打击不法奸商的。据说，父亲签发的财政部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是你这个伯乐推荐的，我想你一定会出于公心，支持我的工作吧。”
蒋经国将了宋美龄一军。可是，宋美龄却不买这个账，生气地说：“经国，令侃的案子有你说得那么严重吗？有些事没有衡量的标准，是可大可小的，就看你怎么看。再说，我这人有多大能量你也许略知一点，我叫你放人，是尊重你、抬举你，也是给你一个下台阶的机会。你如果不识抬举，别怪我不给你留情面。”
蒋经国知道宋美龄的厉害，朝中大官哪个人的命运不是在她的掌心里捏着，何况自己这个临时督导员呢。虽说是母子关系，可是，他在她的眼里有多重蒋经国清楚得很，如果闹僵了，父亲在他与她之间是很为难的，因此，他不想同她纠缠。于是，缓了缓口气，想以理服她，便说：“夫人，放人可以，但你有没有为我考虑呢？如果我放了令侃，上海人会怎么议论我呢？我不就成了一个政治骗子了吗？再说，如果放了令侃，轰轰烈烈的上海币制改革和经济管制运动不就中途夭折了吗？国家利益置于何地？为了个人关系而损害国家利益，父亲是不会允许的吧……”
“啪！”宋美龄没让他把话讲完，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柳叶眉竖了起来，大声地说：“经国，我不听你唱高调，更不怕你用你的父亲来压我，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放不放人？”
几个回合，蒋经国便败下阵来。他经不住宋美龄的高压，终于低头，极不情愿地说：“夫人息怒，我放人就是。”
第二天，宋美龄带着孔令侃飞回南京，用小车将孔令侃送到孔府。蒋介石从北平飞到上海，蒋经国如此这般地向父亲讲述了捉放孔令侃的经过，蒋介石不置可否地摇摇头说：“这个令侃，真不争气。”蒋经国想从父亲这里得到下文，然而，蒋介石却没有了下文。
蒋介石回到南京，将孔令侃叫到面前，摆下脸将他训了一顿，然后挥挥手叫他走了。至此，这件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的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
孔令侃回去后，不想给宋美龄添更多的麻烦，飞到了美国，把扬子公司也搬到了纽约。而踌躇满志的蒋经国如泄了气的皮球，失望而沮丧，天天喝得酩酊大醉，时而狂笑时而大哭。
就在蒋经国束手无策之时，蒋介石又给他泼来一盆更凉的水，蒋介石给儿子发来一份电报，叫他立即停止改革。
11月6日，蒋经国在上海无线电台播音室里，强作镇静，双眼含泪，向上海市民发表了辞职讲话，他恳切希望上海市民能利用自己的力量，决不能再让投机奸商、官僚政客、地痞流氓控制上海，并认为上海的前途是光明的！
当初蒋经国来上海“打老虎”，其言行如包公再世，被宋美龄别了马腿后，垂头丧气，威信一朝瓦解，如雪山崩塌一般。1948年11月6日，他悄悄地离开了上海，回到杭州寓所，有两个月时间足不出户。
■ 蒋介石与宋美龄大礼服照
事隔半个世纪以后，人们回头看蒋家王朝演出的那场戏，有的评论说，1948年蒋介石派他儿子到上海进行经济管制，宋美龄突然从中干涉，使这场70天的币制改革成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各阶层人民，从富商大贾到黄包车夫、娘姨佣工，均被国民党统治者狠狠地咬了一口，有许多人甚至被洗劫一空。蒋介石政府在这场闹剧中，以币制改革为名搜括价值2亿美元的金银外汇，为逃离大陆充实了腰包。王云五逃到台湾逢人便说，如没有1948年的币制改革获利，我们逃到台湾恐怕要喝西北风了。也有人戏称1948年的币制改革，是宋美龄、蒋经国在蒋介石导演下演出的一场双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