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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日军大规模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如太平洋的波涛翻滚咆哮。珍珠港事件后，美、英、中等国家宣布结成同盟国，对日本宣战。当时德、意两国法西斯在欧洲逞凶，一直打到苏联莫斯科城下。日本法西斯侵占了中国大部国土后南进，企图从东南亚打到缅甸。日军疯狂南进影响了美国的利益，1942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史迪威将军到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军事全权代表、中国战区参谋长。然而，史迪威来到中国后，蒋介石对他不仅态度冷淡，而且施出种种手段，迫使罗斯福总统于1944年10月3日，决定召回史迪威。这就是中美关系史上著名的“史迪威事件”。

宋美龄在“史迪威事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

1942年2月13日这天早上，也就是史迪威从美国动身坐飞机来到中国的时刻。这时蒋介石和宋美龄正在重庆求精中学旁的基督教堂做完礼拜，坐车返回曾家岩德安里官邸客厅。蒋、宋一进客厅，等候在这里的总参谋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立马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毕恭毕敬地向蒋介石敬礼。蒋介石边脱去手套边问：“有急事？还是有什么消息？你坐下来说。”

何应钦从皮包内拿出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从美国发来的电报，边说边递给蒋介石：“宋部长来电报，说罗斯福总统派来了一位参谋长，已在今天从华盛顿乘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飞机飞来中国。”

罗斯福派高级将领来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军事全权代表、中国战区参谋长，是应蒋介石的迫切要求，再三斟酌后决定的。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人对日军入侵中国抱着中立态度，那时尽管宋美龄挖空心思，通过各种途径，苦苦哀求美国人支持中国抗日，而美国人却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传到中国，重庆市民万人空巷，涌上街头，当作大喜事，相互庆贺。美籍华裔作家韩素音在《中国纪事》一书中写道：“国民党官员与市民奔走相告，好像他们取得了一个什么大战役的胜利。中国人之所以举行隆重而热烈的庆祝，原因是美国人加入了对日本作战，胜利似乎有了保证。”

蒋介石更是手舞足蹈，他想在对日本作战的大联盟中扮演大国领袖的角色。因此，珍珠港事件的当天，他就召见美国和英国驻重庆代表，向他们建议美国、英国、中国、荷兰还包括俄国在内，结成轴心国军事同盟，组成以美国为首的战争委员会，协调战争中的各方军事行动。蒋介石的愿望传到罗斯福耳中，罗斯福原来就担心蒋介石抗战意志薄弱，担心他在关键时刻停止抵抗，整个亚洲就会划到日本国的版图中。他很希望中国保持战争潜力，很希望蒋介石坚持抗战到底。既然蒋介石有这么一个愿望，他便顺水推舟，回电答复蒋介石，说这个建议是非常及时的，是同盟国在亚洲的指导方针，并提出由蒋介石担任同盟国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中国战区参谋长由美军高级将领担任。

罗斯福在发出给蒋介石的电报后，与总参谋长兼陆军部长史汀生研究，决定派史迪威将军前往中国，担任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也就是说，给蒋介石派来了一名美国人当他的参谋长。罗斯福还认为，中国战区的抗日战争能否获得胜利，关键在于蒋介石是否愿意把他的部分军队交给美国人指挥。为了得到中方的允许，罗斯福要史汀生立即向在美国的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打招呼。宋子文听说罗斯福要派一名将军到中国当参谋长，觉得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以往中国向美国要美元和枪炮子弹，美国政府都是爱理不理。如果美国政府派了人去，以后中国战场急需的物资和弹药，完全可以由这位派往中国的参谋长直接出面向美国要，这无形之中不知要省了多少口舌。至于派谁去担任参谋长，此人去了能否与蒋介石搞好关系，宋子文想也没想。当史汀生向他传达罗斯福的决定时，宋子文满口答应，还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罗斯福总统表示感谢。”

蒋介石听说罗斯福给他派来了一名参谋长，大概高兴了一分钟，便问：“罗斯福派来的参谋长是谁？”

何应钦说：“他叫约瑟夫·沃伦·史迪威将军。”

宋美龄在一旁听得真切，笑着说：“这人我们不都认识吗？他就是以前的美国驻华领事馆的上校武官史迪威啊！”

何应钦调侃着说：“史迪威1939年在我国当武官是上校军衔，这次来华是中将军衔，这个人真能爬啊！”

在场的人哈哈大笑，但是，蒋介石却阴沉着脸，而额头上的青筋“扑扑扑”有节奏地跳动，让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他甩着话说：“罗斯福这人什么都好，就是不会用人。美国将军一伸手就能抓一大把，那么多将军，偏偏派这个家伙来干什么呢？”

大家见蒋介石不高兴，都收起笑容。这时，蒋介石转过身，对办公厅主任兼对外联络局局长商震说：“你赶快以我的名义发电报给罗斯福，就说我不欢迎史迪威，要他调换一个将军来。”

蒋介石在屋里踱着步，低着头埋怨起宋子文来：“这个子文也不用用脑子，美国人派什么人来都接受，派别的人来都比史迪威强啊！”

史迪威是何许人，为什么蒋介石对他那么反感？他与蒋介石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事？导致蒋介石把他作为不受欢迎的人而要拒之国门外。

史迪威的祖先1638年从英国移住美国，那时家境并不富裕，到史迪威的祖父约翰·史迪威开始经营房地产。父亲是著名律师。1883年3月19日史迪威出生在佛罗里达州附近的农场，父亲给他起名为约瑟夫·沃伦·史迪威，是为了纪念他的接生医生约瑟夫·沃伦。史迪威生下来一年后，刚学会了走路，就十分调皮，到了三岁便开始爬屋顶和到野外抓老鼠。全家人喜欢叫他沃伦。史迪威上中学时，组织能力极强，二年级时他发起成立“好汉俱乐部”。这个俱乐部专干恶作剧的事。校长桑普拉斯找到史迪威，要他在三天之内解散这个组织。校长找他谈话后的第二天深夜，便被一群蒙面汉绑架到树林中，待在树上整整两天。父亲知道此事后，最初不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有如此劣迹，后来传说的人越来越多，父亲便决定严加管束，措施之一便是把史迪威送到军营中受教育。史迪威到了部队不久，就像换了个人，训练成绩名列前茅。190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西点军校。1903年，在124名学生中，史迪威以名列第32的成绩毕业，跨入了陆军行列。1911年，他有三个月的假期，独自一人来到中国旅游。这时正爆发辛亥革命，史迪威经过上海、南京、广州和梧州，一路上常常目睹一些小的战斗。他在梧州亲眼看见一次战斗后，胜利的一方将抓获来的180名俘虏全部杀掉，还开膛剖腹。在南京，他也亲眼目睹官府枪决犯人，一次就有800名。由此史迪威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是一个满腔怒火的国家，处处充满着杀人的危机，杀人者必遭殃。他对人说，杀人征兆预示着大革命即将来临。1912年至1918年，史迪威所在的第十七军，曾先后在菲律宾、法国、德国征战，1919年返回美国。他返回美国不到10天，就接到通知，要他担任美国驻华第一陆军的语言教官。主要任务是以学习语言为幌子，专门收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

已36岁的史迪威做了一番准备后，1920年8月5日携家乘船来到中国。他把家安在北京东单北松浦胡同3号，每天步行半小时，到北京华北协和语言学校读书。六个月后被分配到驻华使馆武官处工作。他经常以旅游为名，到各地调查搜集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这次在中国四个春秋，他不仅会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取了“史迪威”为中国名字，而且对中国政府官员及民众的政治观点及各阶层的情况均了如指掌，是个标准的“中国通”。

1923年，史迪威重返美国，就读于本宁堡军校。这所学校是为美军专门培训高级指挥官的。1926年春天，学业结束时，他被分配到驻扎在中国天津的美军第十五团，担任步兵营长。这个团是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以后留在天津的。史迪威第二次来华，中国不再是三年前他离开时的那样了，南方和北方正进行一场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正发动农民运动，国民党新旧军阀互相残杀。美国政府不允许驻华美军干涉中国战争，因此，他们平时主要任务是训练，晚上是自由活动时间。晚饭前官兵们便忙着刮胡子，擦皮鞋，饭碗一丢就挤出营房，向妓院跑去。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天一黑，官兵们如炸圈的羊群涌入妓院，不到妓院的只花几美分，就可以弄到最无耻的女人、酒精和鸦片烟。性病发病率极高，为了降低性病率，在晚上10时左右，营长和副营长要分头到一家一家妓院把官兵们拉回营房。不肯回营房的就用马鞭抽打。”

史迪威妻子对丈夫的个人生活管得很严，天黑以后除了值班外不许他逛妓院。这样，史迪威就常到第十五团的执行官乔治·马歇尔家打牌打发时光，俩人关系十分密切。由于认识了马歇尔，这对史迪威以后的提升起了决定性作用。1927年3月，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南方国民革命军发生战争，美国总统想了解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内部真情，指令驻华领事馆派人南下侦察。驻华领事馆接到指令，认为史迪威不仅懂中国话，而且有冒险精神，是最好的人选。

史迪威以美军少校武官的身份，首先来到徐州张宗昌部队调查。他与张宗昌几次接触，了解到张是土匪出身，每次作战都带着42个妻妾，这42个人中有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俄罗斯人，还有一名美国人。张宗昌部队除了打仗外，就是抢劫老百姓和玩弄妇女。因此，史迪威给张宗昌部队下了个结论：腐败又没有战斗力的稻草人部队。

史迪威离开徐州，马不停蹄地来到郑州冯玉祥部队。史迪威调查中发现，这支部队与第三国际有密切联系，也同蒋介石、汪精卫有联系。官兵来自农民，军纪相当严格，从不扰民。史迪威在给美国总统的报告中说：冯玉祥是一个真正的战士，而政治立场模糊不清，关键时刻可能会是一个出卖所有人的绝对的唯我主义者。

史迪威来到南京调查蒋介石的部队情况。史迪威在南京没见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诚等将领接触后，他认为蒋介石部队打着孙中山旗号和黄埔学生为骨干发展起来的，加上与中共合作进行北伐，其举动符合民心，朝气蓬勃。但只是暂时的，因为蒋介石是沿用旧军人独裁的手段统兵，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有魔法的咒语挂在口头上，并不付诸实施。蒋介石搞独裁，在极权政治和镇压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句话，其所作所为有可能会逆历史潮流而动，成为一个时上时下最后失败的风云人物。

有趣的事是，有一天史迪威在逛南京夫子庙时，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坐在八仙桌前，身后飘着一面红旗，红旗上有一行黄字，写的是：“孔明神卦”。

史迪威十分好奇，他问老者，“孔明神卦”是什么意思。老者手抚胡须回答说：“夫晓阴阳，知易理，通行数，超过诸葛武侯，其谋略神算，世人恒视为神人。”

史迪威明白了，这老者是替人算命占卦的。他自己抽了一签，老者看着说得他洋洋得意，满脸笑容。

史迪威心血来潮，替蒋介石抽了一签。他没说蒋介石的名字，只说为一位熟人抽签算卦，提供了蒋介石的生辰八字。老人拿着签端详半天，便把要说的话编成了一首诗，全诗如下：

史迪威听不懂这诗句，要老者解释一番。老者紧绷着脸说天机不可泄露，并告诫说，你的这熟人是个权力迷、杀人狂，我说多了要遭杀身之祸，他可能要成为你的对头星。

史迪威有写日记的习惯，回到饭店，他将这件事写在了日记上。

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史迪威放在桌上的写给美国总统的报告及他的日记本不翼而飞了。他百思不得其解，问饭店里的人，他们都一个个摇头。第二天早饭后，史迪威从外面回到房间，却发现那份报告和日记本又出现在他的桌子上。史迪威觉得这件事很蹊跷。但想想报告和日记本又找到了，是不幸中的大幸，就没再细想下去，结完账，他坐上火车回到北平。

原来，这件怪事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所为。史迪威身材高大，又是金发碧眼，他一到南京就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注意。戴笠一直派人跟踪他。史迪威所住饭店那层楼上的侍者，全换成了特务人员。当戴笠将史迪威的报告及日记放在蒋介石面前时，蒋介石粗粗看毕，全是外文，便请来宋美龄翻译。谁知能干的夫人遇到了强手，报告里不仅有英文，还有法文、德文等多国文字，宋美龄也看不明白。可是，她岂肯说出不明白的话，那样岂不是失了自己的面子。于是，看了一会儿，便往蒋介石的桌子上一甩，不屑一顾地说：“全是些没意思的流水账。”

蒋介石对戴笠说：“不要惊动他，这些物归原处。”他指的是报告和日记。

史迪威玩的什么花样？原来，他曾因丢失了一份绝密文件，而受到上级的严厉处分，所以，他学会了小心谨慎。这次的报告和日记，他采取了使用多国文字，关键的地方，他使用了只有自己明白的代号，难怪有“美国通”称号的宋美龄也难以看懂。

史迪威在驻北平使馆任职期满后，1929年4月返回了美国，来到本宁堡步兵学校担任战术科科长。他教课之余，发起成立了中国问题和蒋介石问题研究中心。许多同行不理解，对史迪威说，世界上国家，有数不清的名人，你为什么偏偏要研究中国，研究蒋介石？

史迪威回答说，我凭着感觉，以后美国要同中国频繁打交道。中国的政治如太平洋的漩涡，迟早要把我们美国卷进去。什么时候卷进去，只是个时间问题。他还说：“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留学美国，由于这个原因，蒋介石会找美国做靠山。不久的将来，我们要与蒋介石共事。形势逼迫我们要刻不容缓地研究中国和研究蒋介石。”

时光荏苒，一晃就是五年过去了。1935年1月，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任命史迪威为美国驻华使馆上校武官。这时，日本人已占领了东三省，触角正伸向华北平原。史迪威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关注日军动向及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他曾三次南下徐州、郑州、南京、上海、广州、广西等地，目的是想观察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军事部署，推测蒋介石的抗战决心和计划。史迪威判断日军南下三个途径，一是从北平，二是从连云港登陆经徐州南下，三是从上海登陆占领南京后，北上徐州与北平南下的部队会师，沿陇海路向西从郑州南下。他认为徐州、郑州、连云港三地是战略要地，必定要发生大战。因此，他首先来到徐州、连云港、郑州观察。1927年史迪威曾到过这里视察，如今旧地重游，他发现田园荒芜，城市破烂，肮脏不堪，从城市到乡村，遍地是乞丐。一切比他1927年来时差了许多。军事设施基本上没有，连云港几百里防线一个兵都见不到。他在调查报告中写道：“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蒋介石政府准备对日本下一步的侵略行动进行有组织的抵抗。这一带没有什么驻军，也没有军队调动，他们可能不准备抵抗日本的侵略。蒋介石此人实在缺乏战略头脑。南京政府面临日本的入侵究竟在干什么？据说，蒋介石听其夫人之言，在全国提倡新生活运动，大肆宣传孔孟礼教。国家在危难的前夜，蒋介石夫妇却天天倡导民众不要随地吐痰，吃饭时要慢嚼细咽，不要大声说话。这种举动简直无聊透顶。有识之士纷纷议论，说蒋介石夫妇是宋朝的秦桧，是新时代的内奸。他俩的模样，有朝一日也会被人民铸成铁像放在杭州的西湖边上，让人任意唾骂。”

接着，史迪威又坐车到了陕西，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他访问当过红军的老百姓，老百姓对他说了红军的历史和现状。史迪威在报告中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与蒋介石军队作战中，表现出了高昂的士气和众志成城的决心。他们的装备和供给极差，几乎是吃不饱，然而斗志旺盛，行军、宿营和作战，走到哪里就与哪里的民众打成一片。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牺牲精神和最大公无私的军队，蒋介石如果疏忽大意，必将被红军埋葬。”

史迪威的报告送到华盛顿，总统在报告的眉页上批示：在我看来，史迪威是现役军人中最精通中国与蒋介石问题的专家，使我们获得了其他人所不知道的第一手材料。史迪威是我们的“望远镜”。

日军铁蹄跨入华北，史迪威便马不停蹄地奔赴前线，了解和观察中日双方的兵力部署及战斗力。他在考察报告上写道：“华北、华东各战场中国军队屡战屡败，根子是蒋介石不会指挥，决心也不大。中国的士兵很能吃苦，也有相当的战斗力，就是缺乏引路人。”

桂系李宗仁指挥部队在徐州以东的台儿庄打了一个大胜仗，战斗持续了17天，歼敌1.6万余人。国民政府自上而下庆祝这一大胜利，在祝捷大会上，史迪威没有笑容，他向蒋介石建议，现在开庆祝会早了一点，要乘胜向北追击，把日军赶回济南去。蒋介石无动于衷，半天回了他一句话，说史迪威是多管闲事。史迪威如挨了一棒，心里很不痛快。原来，史迪威对蒋介石的印象就不佳，这次当面提建议未果，印象更差了，他觉得自己看透了蒋介石。

庆祝会还没结束，日军很快调来了八至十个精锐主力师团，全部摆在徐州正面。史迪威再次向蒋介石建议，新来的日军主力立足未稳，完全可以采取两翼包围的战术分割敌人。蒋介石摆摆手说，来不及两翼包围了，最好的办法是撤出徐州。

蒋军撤出徐州，如逃命似地狂奔，日军紧接尾追。蒋介石为了堵住日军，下令第二十二军军长商震，炸掉花园口大坝。史迪威正巧在商震的指挥所里，得知这个消息，发电报建议蒋介石不要炸坝，炸坝的结果不会堵住日军，反而会淹死老百姓。

蒋介石我行我素，继续下令炸坝。一声巨响，咆哮的黄水淹没了苏鲁豫三省，200万人无家可归。史迪威目睹惨状，义愤填膺。蒋介石派人捎话给史迪威，说被淹死的全是强盗、土匪、小偷和流氓。正好借洪水消除了坏人。史迪威听后气愤之极，对商震说，如果说被淹死的是土匪、强盗，那么蒋委员长就是土匪头子、强盗头子。

1939年9月，史迪威返回美国，被任命为驻扎在得克萨斯州萨姆斯顿堡的步兵第二师三旅准将旅长。史迪威虽然看不惯蒋介石，回到美国后，一直惦记着中国的抗战。每天听广播看报纸，搜集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珍珠港事件后，美国要介入中国战场，不仅要向中国提供美元、武器和战争物资，还要派遣部队。总统罗斯福认为，美元、武器及战争物资是美国纳税人的血汗，不能让中国人随意浪费，要陆军部派一位职务高且有经验的将军去中国担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同时管理和监督使用美元、武器、战争物资的情况，参与中国战场的指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首先推荐第四集团军中将司令官德鲁姆。德鲁姆也到过中国，熟悉中国情况。可是，他嫌中国太穷，生活太苦，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这时，马歇尔想到了史迪威。史迪威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为了提高史迪威的身份，便于同蒋介石共事，马歇尔报请罗斯福总统批准，将史迪威由准将提升为中将，总统采纳了他的建议。作为史迪威，当然十分感激马歇尔，头脑里充满了对提升的欢愉，却没有想到中国之行充满了坎坷和荆棘。

据说，当蒋介石听说美国总统派史迪威来当他的参谋长后，大为不满。一头恼火地要商震发电报给罗斯福，坚决拒绝史迪威来中国。这时，宋美龄站了出来，她吐着烟圈对蒋介石说：“达令，我认为此事要慎重处理，第一，我们刚刚与美国在抗战问题达成一致的共识，今后我们的经费、武器和物资还要依靠美国，不能因为我们看不惯史迪威就拒绝他，而把刚刚建立起来的中美关系弄僵了。第二，史迪威数次来中国，懂中国语言，跑过中国许多地方，各方面情况熟悉，可以算得上是个中国通，由他来协助我们指挥作战，省去我们向他详细介绍情况。他一来就可以开展工作。如果你要一个不熟悉中国情况的人来，怎么指挥打仗。第三，史迪威是马歇尔推荐的，罗斯福批准的，我们不分青红皂白拒绝他，恐怕不大礼貌吧。”

蒋介石一想到史迪威就心烦，他不高兴地说：“什么中国通？我就怕似通非通，不如不通。”

其他人一声不吭，面面相觑。宋美龄了解蒋介石与史迪威以往的不愉快，笑着说：“史迪威这个人就是脾气有点犟，人很直爽的，没有什么坏毛病，只要我们讲究点方式方法，还是可以共事的。再说，史迪威这个人是有才干的，军事理论上有一套。当你的参谋长还是称职的，我看可以先试用一下，试用后不行再请罗斯福总统撤了他不行吗？现在他人未到，事情还没做，你就说不行，你怎么向罗斯福、马歇尔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