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后初露锋芒

辛酉政变，是西太后初露锋芒的契机。

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七月十七日，文宗病危，召见御前诸大臣，传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诸臣请文宗用丹毫手书，帝以手力已弱，不能执管，遂谕“著写来述旨”，所以遗诏中有“承写”字样，至卯时（五时至七时）崩逝。文宗的皇后钮祜禄氏、琳贵太妃乌雅氏均曾奠酒而不及懿贵妃那拉氏。嗣皇帝载淳是那拉氏生的，这当然使她很难堪。但当日即由敬事房首领传旨：“钟粹宫皇后晋封皇太后”，此即钮祜禄氏，时年二十五岁。“储秀宫懿贵妃晋封皇太后”（钟粹宫，东六宫之首，故称为东太后。储秀宫，西六宫之首，故欲称西太后，载淳出生于此），此即那拉氏，时年二十七岁。又称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这是援引明万历朝的故事，但在那拉氏总觉得还有区别，不够称心，所以后来又上徽号，一称慈安，一称慈禧。

文宗晚年，肃顺等的权势已超过各军机大臣，死后便以赞襄王大臣的身份统揽大权，肃顺和慈禧，性格上都属鹰派，俗语所谓“硬碰硬”，原是难以共存，都不喜欢还有比她（或他）更有权力的人。肃顺很得文宗的信重，隐察文宗有忌恨慈禧专横意，乘间以汉武帝对付钩弋夫人故事煽动文宗（钩弋夫人，汉武帝妃子，传说生而两手皆拳。居钩弋宫，生昭帝。后受责，遂忧死。这里指请文宗处死那拉氏），文宗有所不忍。后来醉中恼怒漏言，为慈禧闻知，把肃顺恨得刺骨。

文宗一死，慈禧便以肃顺专权事挑拨慈安，并力主两人一同垂帘听政。慈安以此举违反清室祖制，起先未曾答应，后被说动，但要她先征求恭王奕诉的意见，恭王正想用事握权，便起程抵达行在，祭文宗之灵后，太后将召见，载垣等竭力阻止，杜翰还当众说：“叔嫂当避嫌疑，且太后居丧，尤不宜召见亲王。”但因太后坚持，奕诉乃约与端华同往，端华目视肃顺，肃顺笑曰：“老六！汝与两宫叔嫂耳，何必我辈陪哉！”奕诉乃独往，两太后涕泣而道载垣等之侵侮，因而密谋杀计。奕诉认为非还京不可，太后说：“奈外国何？”奕诉答道：“外国无异议，如有难，唯奴才是问。”（清代旗籍近臣书面或口头，对皇帝、太后皆称奴才，但奕诉在奏章中是称臣的。此处的对话据《祺祥故事》引录。又，《祺祥故事》中说“既而御史高延祜上请垂帘”，不知是否误记？请垂帘的应是董元醇）

两宫、恭王、肃顺，本来都是“一家人”，这时却各人有自己一本账，形成了微妙的三角关系。

当奕诉回到京师前一天，御史董元醇已有一疏抵达热河行在，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请两宫垂帘疏。由于清室一向无太后垂帘之制，所以疏中以“事贵从权，理宜守经”开始；所谓从权，便是“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董疏中又有“垂帘之仪”语，将应用“制”字而改用“仪”字，亦掩耳盗铃的手段。

董元醇此疏，固为投机希旨而发，但上的时间太早了，恭王还没有布置妥帖，只好“留中”，而载垣等已极为愤慨，便拟一旨驳斥，并说：“赞襄幼主，不能听命太后，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杜翰甚至说：“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其他诸人，语亦多激烈，声震殿陛，太后为之震怒手颤，幼主因惊怖啼泣，遗尿于太后衣。

八月十四日，钦差大臣胜保自京畿抵行在，乃受奕诉邀结而来。胜保这时任兵部侍郎，亲自督练京兵。对肃顺有示威意，对两宫则为壮胆。

薛福成《庸庵笔记》：“两宫俟恭亲王行后，即下回銮京师之旨，三奸力阻之，谓：皇上一孺子耳，京师何等空虚，如必欲回銮，臣等不敢赞一辞（肃顺所以不让两宫回京，怕回京后不容易制伏慈禧）。两宫曰：回京设有意外，不与汝等相干。”随即命令准备车驾，并派肃顺、奕诉等护送梓宫回京（这也是密定之计）。两宫及幼主在大行皇帝灵前行礼后，即启程回京。九月廿九日，至德胜门，慈安偕幼主同乘一轿，慈禧轿在后。

这时恭王授意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在户部时，屡受肃顺凌辱）等联名上疏于前，胜保之疏又同时抵京。两疏的焦点，也便是（一）控诉载垣等的专擅，（二）请两宫垂帘听政。

两太后即密召恭王面询一切。接着，又将在热河草就的谕旨宣布。旨中除含混地痛斥载垣等无人臣之礼外，只解除八大臣赞襄政务的职任。

到了十月初，诸大臣会议载垣等罪名，久不能决，后由刑部尚书赵光抗论，以为应照大逆不道律凌迟处死。上谕则改载垣、端华赐令自尽，肃顺斩立决。

肃顺是在护送梓宫的途次、留驻密云县时被捕的，由密云而押解宗人府。《庸庵笔记》云：“肃顺瞋目叱端华、载垣曰：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二人曰：事已至此，复何言？载垣亦咎端华曰：吾之罪名，皆听汝言成之。故论者谓，三凶之罪，肃顺尤甚，端华次之，载垣又次之。”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云：“以肃顺之才识论之，亦必早知西后之不相容，而有先下手之意，惜怡、郑两王庸才，不能从，故同及于难。”后人亦颇有为此案鸣不平的。《摭忆》又引王伯恭《蜷庐随笔》，极称肃顺之学术经济，迥非时人之伦，因而称此案为冤案。王闿运《祺祥故事》：肃顺“临刑骂不绝，卒以拦阻垂帘，斩于市，而赐二王死，一时无识者谓之三凶，即诏旨亦不知垂帘之当斩也。”末两句意谓，将载垣、端华、肃顺谓之三凶，那是无识之人，应当斩的倒是主张垂帘的人。王文后段，对恭王之好财货，颇有微词。闿运曾入肃顺之幕，待以国士，所以为肃顺鸣屈。《清史稿》评肃顺云：“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自庚申议和后，恭亲王为中外所系望，肃顺等不图和衷共济，而数阻返跸。文宗既崩，冀怙权位于一时，以此罹罪。赫赫爰书，其能逭乎？”爰书指记录罪犯供词的文书。意思是说，既然文书上赫然地记载了罪状，那还躲逃得了么？似也含皮里阳秋之意。

肃顺的骄横专断固是事实，但当时如果由他们一派来当权以扶幼主，晚清的政局或许不至败坏到这个地步。虽然这话到现在来说，也没多大意思了。

综观肃顺等所以失败的原因，约有这几点：（一）恭王奕诉是当时亲贵中最负声望的人物，于幼主载淳为叔父，而恭王因曾与洋人谈判和议，颇有周旋，这时实际上已得洋人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他对太后的答词有“唯奴才是问”的话，即俗语所谓“保在我身上”。胜保奏疏中也有“且恐外国闻知，亦觉于理不顺，又将从而生心，所关甚大”云云，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重视：过去的几次政变，根本不考虑什么洋人、外国，这说明这时外国人的压力和影响，已深入到政变内部。（二）除外国人外，恭王又得到胜保等握兵权的武臣支持。（三）当时诸王大臣中，对西太后也有憎恶的，但她毕竟是嗣君的生母，既然要忠于嗣君，也不得不忠于其母。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册云：“而两太后，八辅政，一亲王，又系鼎足三分之局。以势力论，则北京（指恭王）较优，以名分言，则行在（指两太后所在的热河）为正，二者合而为一，则辅政之势孤矣。”这是说得很中肯的。慈禧能利用和联络恭王，这也是棋高一着之处。（四）肃顺平日行事，也有不得人心地方。《庸庵笔记》记肃顺被押赴刑场时，“过骡马市大街，儿童欢呼曰：‘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掷之。顷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肃顺以科场、钞票两案，无辜受害者尤多，京中听到杀肃顺，皆交口称快。

总之，就各方面条件而论，肃顺一派是处于劣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