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患与内变

清代自道光朝以前的宫廷政变，都与外国无涉，但自1840年（道光二十年庚子）鸦片战争叩开了清廷的海疆，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即英法联军之役）后，几次政变，都与外患有错综复杂的关系。

道光三十年，宣宗逝世于圆明园，皇四子奕（即文宗）嗣位，改元咸丰。当时御前大臣有载垣、端华及蒙古的僧格林沁亲王，并封皇六子奕诉为亲王。

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侵入天津，文宗出奔热河，同往的有孝贞皇后钮祜禄氏、懿贵妃那拉氏（即孝钦后），那拉氏本人曾劝阻文宗不要离京，这样才可以镇摄一切。大臣有载垣、端华、肃顺等，他们则坚持离京。京中的政务由奕诉诉留守办理，于是有了两个政治中心。

载垣为圣祖之子允祥之后裔，袭爵怡亲王。端华为乌尔恭阿子，袭爵郑亲王。肃顺字雨亭，端华同母弟。咸丰八年，任礼部尚书，仍主管理藩院事，后又调户部。载垣、端华，常诱导文宗娱情声色，肃顺之才远出二王之上，治事果断，颇欲整顿积弊，力主严猛，认为过去的弊病在于太宽。他看不起满人，说他们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只知要钱，故非重用汉人不可，尤主张以湘军抗击太平军，倚重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为湖广总督官文所劾，赖肃顺调护免罪。汉人文士如郭嵩焘、王闿运等皆出入其门，为他划策。科场及户部两案，为咸丰时最大刑狱，都是肃顺发动的，其中有罗织和株连之处。其人虽有识见，但骄傲专擅，权欲极强，所以怨谤丛集，树敌亦多。

他在处理外交政策时，也是采取强硬的态度，如拒绝接受瑷珲条约草约，又拒绝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给俄国。

英法联军撤离北京后，仍约有六千名留在大沽和天津。经过这场战争，以恭王奕诉为首的一派创立了与西方的新关系，而在热河的君臣却对洋人极为仇恨，于是形成了两者之间的裂痕（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译本对肃顺等的评议，颇可参阅）。

留京王大臣几次请文宗早日回銮，文宗始终不允，理由是恐怕洋人翻覆，再来挟制，实际却在木兰行在观剧听戏（木兰，围场名，约当今河北省围场县地。清康熙、雍正诸朝，皇帝每于秋季率王公等于此围猎习武。木兰本满洲语，意为吹哨引鹿），欣赏老生黄春全的《饭店》，张三福的《战潼关》，昆剧小旦严宝麟的《游寺》等。有一次，有个老伶工陈金崔教太监唱《闻铃》的《武陵花》曲，至“萧条恁生”句，“恁”应作去声，陈伶却读作上声，文宗指出他错误，金崔答道：系按照旧曲谱之声来念，文宗道：“旧谱固已误耳。”原来他的心神全放在听曲上了，也使人想起李商隐《北齐》的“晋阳已陷休回顾，更请君王猎一回”的名句。

当时侍郎胜保曾上一疏，中有云：“若木兰行在，不过供游豫之观，并非会归之地，暂幸则循旧例，久居则为创闻。……夫天下不患土崩而患瓦解，而其所患不在颛臾而在萧墙。欲皇上之留塞外者，不过左右数人，而望皇上之归京师者，不啻亿万计。我皇上仁明英武，奈何曲循数人自便之私，而不慰亿万来苏之望乎？”此疏在当时颇受人激赏，并已隐约指出载垣等的私心，但文宗只批一“览”字，肃顺亦建筑私邸以为久居之计，因此始终不肯回銮。

后人曾以《尚书》中的“内作色荒，外作禽荒”二语移识文宗。当时国内的局势，不但“洋祸”余波未曾平息，国土主权，一再蹙损，而太平军的声势正威胁东南，民心惶惧，疮痍遍地，皇帝却还有这样的闲情逸致，说明国政的腐败，总是从最高层开头的。

《清史稿•文宗本纪》评云：文宗生不逢时，遂无一日之安，“而能任贤擢材，洞观肆应。赋民首杜烦苛，治军慎持驭索。辅弼充位，悉出庙算。向使假年御宇，安有后来之伏患哉？”（死时仅三十一岁）这些都是无话可说时的混话，末了这一句，也可能指后来孝钦的祸国，但文宗即使活得长命，也未必能制约她。

到了文宗驾崩才一个月，一场政变的风暴就此掀起，胜保所谓“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患，也成为先见之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