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朝天子一朝臣
高宗为太上皇后,本应退居宁寿宫,实际上继续居住在养心殿处理政务,只是改归政为训政。仁宗则居毓庆宫(在乾清宫东南),原与清制不合,高宗却以“寝兴六十养心惯”和“己便兼亦欲人便”为理由住在养心殿(《乾隆御制诗》余集,《国朝宫史》卷五十九),直至逝世。后一句意为,养心殿在乾清门西,遵义门内,召见大臣较宁寿宫为近便,可见他仍未忘情于帝座。在清宫内务府的档案中,还有乾隆六十一年和六十二年的时宪书。
过去一些太上皇的处境,其实并不舒畅,常常受制于嗣皇帝,显著的例子是唐玄宗。他自蜀中回长安后过的日子实同软禁,但清高宗之为太上皇,始终权过嗣皇帝,相形之下,仁宗倒像个机器皇帝。
据朝鲜《正宗实录》,嘉庆元年(1796)三月十二日,朝鲜国王召见回还进贺使李秉模等,秉模传述仁宗的印象云:“状貌和平洒落,终日宴戏,初不游目,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于此亦有可知者矣。”又云:朝鲜使臣至御榻前跪叩,“太上皇帝使阁老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不必差人来谢恩。”在圆明园宴会时,太上皇也使和珅传言慰谕。嘉庆二年十二日,太上皇观冰戏,乘黄屋小轿,到使臣等恭迎处,又使阁老和珅传旨问平安,则已成为太上皇的代言人了。
和珅,姓钮祜禄氏,正红旗人。乾隆三十七年,始授三等侍卫,后竟为大学士、四库馆正总裁等。儿子丰绅殷德尚高宗第十女和孝公主,图形紫光阁。
他以一个銮仪卫的轿旁小子,在乾清门为高宗相见,嗣后青云直上,受此殊遇,实在不可思议,野史因而有怪异的传说,说和珅是世宗一个冤死的妃子转生,事虽不足信,也说明他和高宗遇合之侥幸,已使民间感到疑讶。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册云:“据此则内禅以后,依然政由太上,而和珅为出纳帝命之人,对外使且然,一切政务可想。但多一已显明之嗣皇帝,到处侍游侍宴,以全神贯注太上、和珅喜怒而已。此为仁宗动心忍性之日。”因此,仁宗对和珅表面上非常尊重,呼相公而不名。珅之出纳帝命,左右也有不满的,仁宗说:“朕方依相国理四海,何可轻也。”此亦动心忍性的一端。
和珅曾荐其师吴省兰为仁宗录诗草,藉此以窥动静。仁宗知其意,吟咏中不露锋芒,珅心安之。有一天,太上皇单传和珅入见,上皇南面而坐,仁宗西向坐一小杌(训政后召见臣子皆如此)。上皇闭目,口中喃喃有所语。仁宗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上皇忽张眼说:“其人何姓名?”珅应声道:“徐天德、苟文明。”上皇复闭目诵不辍。过了一会,始挥之出。仁宗大惊,后问和珅,珅说:“太上皇念的是西域秘咒,诵此咒能使他憎恶的人,虽在数千里外,亦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所以将这两人姓名应对。”仁宗益惊骇,知和珅亦懂得这法术。以咒制敌的法术自不足信,但在当时的宫闱中却是奉行着,又说明仁宗处处忌和珅,和珅亦处处防仁宗,例如侍讲学士朱珪本为仁宗师傅,后外放署理两广总督。大学士孙士毅病死后,高宗欲令朱珪补此缺,仁宗乃向珪贺以诗,和珅即向高宗挑拨说:“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自此便为和珅所沮,不能前至枢廷。
所以,这时候的统治中心是由三驾马车组成,英国人斯当东著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便称和珅为“二皇帝”,仁宗反成为象征性的一驾,这当然使他难以容忍。正如朱希祖在《嘉庆三年太上皇起居注》中说:“太上皇帝信之愈深,皇帝恨之愈切;太上皇帝愈以为功高,皇帝愈以为罪大,不除和珅则祸害无已,欲除和珅则投鼠忌器。”而这时太上皇已年近九十,神志自大不如前,和珅更可以为所欲为,太上皇批谕中字划有未真切处,和珅居然声称不如撕去而另拟。
斯当东是和和珅接触过的,他知道和珅出身低微,后来所以升到高位,就因为一切国家大事都掌握在高宗个人之手,故而可以马上使人贵,又可马上使人贱。同时,他已看到和珅处境的危险,因为对和珅的忌惮,原不止仁宗一个人,还包括其他的王公大臣。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太上皇病逝,次日初四,即褫夺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两职,只命守值殡殿,不得任自出入。初八日即由给事中王念孙等列款参劾,逮捕和珅及其同党户部尚书福长安。说明在太上皇逝世之前,仁宗已经在积极布置,并取得有力的大臣的支持,故能以闪电的手段,取得政变性的效果。
昭梿《啸亭杂录》卷一,记仁宗曾作《唐代宗论》,中云:“‘代宗虽为太子,亦如燕巢于幕,其不为辅国所谗者几希。及帝即位,若苟正辅国之罪,肆诸市朝,一武夫力耳。乃舍此不为,以天子之尊,行盗贼之计,可愧甚矣。’乃知睿谋久定于中矣。”李辅国是唐代宦官,专横擅权,代宗即位,乃使人夜入辅国宅暗杀之。所以仁宗讥为“行盗贼之计”,暗示自己的处分和珅,必用光明正大的正罪办法。
和珅的大罪有二十条,第一条是:“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珅于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拥戴也是权臣谋取权力的一种手段,仁宗也已觉察,确是和珅的致命伤,因为这将置新君于何地呢?所以,后来上谕中曾严禁王公大臣进贡如意,“诸臣以为如意,而朕观之反不如意也”。我们即可于此窥其“天机”。
据朝鲜《实录》引徐有闻闻见别单:仁宗起先欲剐和珅,皇妹之为珅媳妇者(即和孝公主),涕泣请全其肢体,屡恳不止。大臣董诰、刘墉亦乘间言珅曾任先期大臣,请从次律,乃赐帛自尽。珅临绝作诗曰: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末两句不甚可解。一说似用夏后龙漦故事,为孝钦祸清先兆。香烟后身,指孝钦或有烟瘾,而和珅于嘉庆初已染此癖。未免附会过甚。这当是指和珅自己与高宗的关系。香烟即佛家语香火,而香火因缘常譬喻前生的契合,意为死后如与高宗相见于九泉之下,犹能认取香火,即仍不忘故主之意。
无名氏《殛珅志略》:有传珅元夕狱中作五律云:“夜色明如许,嗟余困未伸。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室暗难挨暮,墙高不见春。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此诗较前一首七绝浅陋明白,而真伪不可知。
和珅又是清代超级豪门,《殛珅志略》中附有家产查抄清单一份,但与他书记载的不同。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册云:“和珅家财,以比例推算之,殆不下八万万两,甲午庚子两次赔款总额,仅和珅一人之家产足以当之。”美国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五章,记和珅被查出的财产,“照当时美国货币推算,要值十亿美元以上,这大概是空前绝后的最高记录了。”洪业《和珅及淑春园史料札记》(淑春园为赐园,和珅名为十笏园,即后来燕京大学校园的北部),以为故宫博物院的《史料旬刊》中颇载和珅案文件,但“既无籍没清单,而世传清单中之月日及物品数目,复辄与案件冲突,其为赝造无疑矣”。
当时副都统萨彬图以为必有人为之隐寄,并曾向和珅家掌管金银内账的四名使女审问,仁宗对此反而大怒,严斥萨彬图辗转根求,多事株连,近于搜括,“且开列使女之名,形之奏牍,实从来未有之事”。又说:“岂萨彬图视朕为好货之主,以此尝试乎?”因为和珅被抄财物如尚不止此,就易使人疑为已入内库,与流传的“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的民谚,不是正相吻合么?
但仁宗所以严惩和珅,主要还由于权力上的冲突,如果容忍下去,和珅的权力必凌驾其上,所以,和珅伏法一案,其实也含有政变的性质。一朝天子一朝臣,原是皇权制度下的常见规律。
和珅的荣华富贵,是因高宗的宠遇而到达极峰,但和珅这条命,也可说是高宗断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