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高一着的清高宗

世宗鉴于上一代争储的教训，在即位不到一年后，便另设秘密传位的办法，于雍正元年（1723）八月，召见满汉大臣谕云：“今朕特将此事（指建储）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清宫的外朝与内廷，以乾清门为界限，自乾清门起即属内廷。乾清宫在保和殿后（保和殿则属外朝），清代是皇帝召见大臣之所，大学士、尚书、御前大臣入见，皇帝俯指赐坐，大臣叩首谢恩后就跪在毡垫上。如为侍郎，虽同见，不得跪垫，故不叩谢。所谓赐坐，并非如舞台上那样让臣子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另外，又有一份内容相同的传位诏置于圆明园内。因他在圆明园内居住时间较多，最后亦崩于园中。但他只告诉大臣张廷玉和鄂尔泰。

这办法有两大好处，一是避免了诸子之争夺，二是储君的名字不公布，又不至分削他的权力，这也表现了世宗对大事思虑的周密。

世宗共有八个后妃，十个儿子，长到成年的有四个：弘时、弘历、弘昼、弘瞻。可是，藏在这个神秘匣子里的储君究竟是谁呢？只有世宗自己知道。

他死后，才知是宝亲王弘历，即高宗，时年二十五岁，世宗第四子，母钮祜禄氏。

所以，自世宗至高宗诸朝，就没有争夺储位的纠纷。但有一件事却仍与康熙朝的宫闱内幕有关，而至乾隆朝才始了结，这便是《大义觉迷录》的颁布和禁止。

通常的禁书，著作或编辑的人，总是被皇帝认为站在敌对地位的大逆不道罪犯，这部《大义觉迷录》却是世宗时官修与颁行，即策划和发行的都是世宗，却为他儿子高宗禁止，你道怪也不怪？

雍正六年，湖南生员曾静，派遣弟子张熙，劝说川陕总督岳钟琪举兵反清，后被岳钟琪奏告，世宗即命刑部严审，《觉迷录》中所收的即是曾静口供和世宗各道谕旨，世宗为了使“各府州县，远乡僻壤”的士子与小民都由“迷”而“觉”，故编成此书，“人人观览知悉”，学校皆须收藏，如果读书人有一人未见此书，就是从重治罪，还特赦曾静、张熙，不予追究。

那末，高宗究竟禁得对不对呢？完全正确，十分必要。

《觉迷录》的内容重心，一是有关世宗本人政治生活的隐私，即属于家族上问题，一是有关夷夏之防的种族上问题。后者不属本书范围，这里专谈前者，即涉及世宗弑父逼母、残害兄弟的传闻，其中最吃重的不在于用煌煌圣谕如何力辩自己的清白仁慈，而在于罪犯曾静的供词。

例如刑部问曾静：皇上将二爷（即废太子允礽）的妃嫔收了等语，“今你这话从何处来？”曾静供道：是从衡州路上一个犯官那里听到的，“弥天重犯（曾静自称）听得此话不察，妄以为此话自犯官说出，毕竟是事实”，直至到了长沙，“方知皇上清心寡欲，励精图治”，（皇上的“清心寡欲”，怎的到了长沙才知道？）“而谣言竟传以为收宫妃，岂不深可痛憾！”世宗谕旨中又说：“至于和妃母妃之言（和妃，瓜尔佳氏，圣祖之妃。世宗即位时，已四十一岁），尤为怪异莫测。朕于皇考之宫人，俱未曾一见面者，况母妃辈乎？”

尽管这是道听途说的谣言，世宗之意，原为辟谣澄清，但这样的谣言，往往越辟越昏，越澄越浑，如同双手伸进酱缸。

又如曾静供道：“有人传说，先帝欲将大统传与允，圣躬不豫时，降旨召允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宾天之日，允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可见改“十”为“于”，圣祖一死，宫中即在传说，十、于二字又形近，也难怪使人信以为真。

又如世宗于其父病重时，进一碗人参汤，圣祖就驾崩。太后要见允，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又据佐领华赉供称，“曾听见太监关格说，皇上气愤母亲，陷害兄弟等语”。八宝、何玉柱、关格都是世宗政敌的亲信，他们散布这些谣言，自为其主子泄愤，而这些谣言又很易淆惑，例如圣祖患病时间很短促，世宗偶而侍奉汤药也很可能。十四阿哥允与世宗是一母所生，太后对自西北回来的小儿子的怀念，也是慈母之常情，所以谣言中又夹杂了真实。

但这时世宗的一些政敌，有的死去，有的囚禁，再也无人敢公开传播，世宗却偏要自我扩散，授人以柄，所谓改“十”字为“于”字的谣传，固不足信，可是不正因为刊布了《觉迷录》而传播到社会上么？民间感到兴趣的正是这些谣言中的奇异情节。好奇本来是很普遍的社会心理，《觉迷录》的颁布恰好为好奇者提供了无风不起浪的把柄。

世宗一生，极为机警敏悟，这件事却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高宗就比乃父棋高一着，不失为干蛊之材。

此外，高宗还对世宗骨肉相残的宿案做了不少善后工作，如对被禁锢的王公宗室的开释，幸存的允、允，也于开释后赐以公爵衔。高宗异母兄弘时，世宗因其放纵不谨，削去宗籍，高宗也仍收入旗谱，延信、阿灵阿的子孙也恢复原来的身分。这是很英明的：即使上代真的有罪，怎能使子孙一并遭殃呢？

还有为世宗生前咬牙切齿的阿其那（狗）允禩、塞思黑（猪）允禟两案，因为实在很棘手，所以一直搁置着。到了乾隆四十三年，在上谕中用温和的语气斥责几句后，也将两人恢复原名，收入玉牒。

还在即位之初，他对允禩、允禟的子孙屏弃玉牒之外的处分，已感过重，曾下谕说“当初办理此事，乃诸王大臣再三固请，实非我皇考之意”（《高宗实录》），但诸王大臣如果不是因为迎合世宗的本意，哪一个敢这样做呢？如同不是新君登高一呼，谁敢把已沦为犬豕的允禩、允禟恢复原名，收入玉牒呢？换言之，只有后皇，才能翻前皇之案。不过，他在向天下臣民公布的谕旨中只好这样说，世宗既是皇考，就得为皇考留个余地。这一点，也应为我们所理解。

不管怎样，高宗在治疗世宗骨肉之残的创伤上，还是明智而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