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子与四子的公案

和谋父之说同样不可信的，还有一件十四子与四子的公案。

世宗有一个同母弟允（即胤祯），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比世宗少十岁，在圣祖诸子中的排行为第十四，初封贝子，为宗室封爵的第四级。

允禟（塞思黑）对允很钦重，说他聪明绝顶，“才德双全，我兄弟内皆不如”（《大义觉迷录》）。但他不是允禩、允禟一党。

允对储位的争夺也是很迫切的，如广泛联络汉族士大夫，当时曾有“十四爷虚贤下士”的说法。

康熙五十六年（1717），蒙古准噶尔部进犯西藏，清军于作战中颇受挫折。次年十月，圣祖任允为抚远大将军率兵出征，并由贝子超授王爵，这是破格的待遇。但究竟封什么王，不详，允奏疏中只自称“大将军王”。

出师前夕，圣祖亲至堂子行礼（堂子，清代祭天之所，在旧北京长安左门外）。出师之日，胤乘马出天安门，诸王大臣皆往德胜门军营送行。圣祖命胤用正黄旗旗纛，照依王纛式样。随同出征的，有“内廷三阿哥”，都是圣祖孙子辈，还有郡王、亲王数人。

准噶尔部的屡屡侵攻，为清初西北一大边患，所以圣祖对这次用兵非常重视，也说明他对允的倚重。

康熙五十九年冬，定西将军噶尔弼部进入拉萨，安定了西藏局势，清军护送达赖六世至拉萨。圣祖命立碑纪念，由阿布兰撰文。世宗即位后，说碑文“并不颂扬皇考，惟称赞大将军允”（《清世宗实录》），乃将碑毁掉，改撰新文。

六十年冬，圣祖命允回京，面授用兵方略。允到京城时，圣祖命允祉、胤禛率领内大臣郊迎。次年夏，允又辞赴军前。

胤第一次离京前，曾对允禟说：“皇父年高，好好歹歹，你须时常给我信息”，又说：“若圣祖皇帝但有欠安，就早早带一个信。”允为什么这样关心他父亲的健康？从“皇父年高”这句话上，已可洞悉他的心事了。允回京述职，允禟深恐圣祖不再让他至军中立功，曾说：“皇父明是不让十四阿哥成功，恐怕成功之后，难于安顿他。”这又说明，在允禟辈心目中，是把允的出师看作夺取储位的一个有利条件。

不但如此，允在西北时，有个算命的临洮人张恺，因知允喜欢奉承，便说：“这命是元（玄）武当权，贵不可言，将来定有九五之尊，运气到三十九岁就大贵了。”（以上引语，均见《文献丛编》第一辑《允禩允禟案》）允这时是三十二岁，听了大为高兴，赏他银子。

世宗即位，允的愿望落空，自然极为愤妒，世宗乃召他急速回京。至京后，便命留在圣祖景陵等待大祭，实际是软禁。《大义觉迷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夫允平日素为圣祖皇帝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曾有向太后（指世宗、胤之母）闲论之旨：“汝之小儿子，即与汝之大儿子当护卫使令，彼亦不要。”此太后宫内人所共知者。圣祖皇考之鄙贱允也如此，而逆党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远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必知无是事实。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今乃云皇考欲传位于允，隆科多更改遗诏，传位于朕。

允对帝位有野心，这是事实。圣祖任命他为抚远大将军，是否暗示有传位的意图，却是一个疑问。但世宗说允一向是圣祖鄙贱之人，命他远征西北，“实借此驱远之意也”，也是不足一驳的欺人之谈。当时西北战局非常吃紧，胜败未可逆料，以圣祖的明智，怎么会任命一个素所鄙贱厌恶之人去掌要塞的大权，而且超授王爵？当真要驱远允，何必到那么遥远，那么重要的地方？如果按照世宗的逻辑，那末，圣祖得病时，命世宗代行祭天之礼，岂非也是有意要疏离世宗么？

《觉迷录》中所记圣祖的“汝之小儿子”三句话，可能是真实的。但我们要知道，圣祖和（世宗母）孝恭皇后乌雅氏之间原是夫妻关系，何况又是夫妻的闲谈。圣祖原话的上下文已不可知，只是断章取义。也许是对胤有气愤时说的，也许含有玩笑性。圣祖在和孝恭后谈到世宗时，又怎知不会说类似的话？《觉迷录》作于世宗登位之后，却连这种琐屑浅浴的话也一本正经地引录进去，以此证明允人品的低劣，未免太幼稚可笑了。

《觉迷录》又云：“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太后谕云：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允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不允。朕又请可令允同诸兄弟入见否？太后方俞允。诸兄弟同允进见时，皇太后并未向允分外一语也。”孟森《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云：“且母后所生两子，何故自分轩轾如此，亦太远于人情。”固然也有道理，我却以为，这时太后自然已知道两子之间仇恨很深，为了不使已为国君的那个儿子猜忌，所以起先不肯单独见面，后来见了面也不能多说一句，这正是宫闱斗争造成的骨肉之间的悲剧，出于帝王之家，于是成为一种史料了。

此外，世宗说的隆科多更改遗诏一事，可见当时宫中也在传说，并非只是野人流言。所谓更改遗诏，是说圣祖原诏为“传位十四子”（即允），隆科多乃改成“传位于四子”（即世宗）。但这绝不可能。

（一）这必须以当初圣祖遗诏用汉文为前提才能成立，但清代对这类大事，例必又用满文，清人称为“国书”，那末，这又怎样改写呢？

（二）退一步说，即使只用汉文，也不可能。清代书写皇子的排行，第一字皆冠以“皇”字，则允（即胤祯）应为“皇十四子胤祯”，又怎么能改成“皇于四子胤禛”呢？作为介词的于、於，古代虽通用，清代已偏用“於”，而“祯”改为“禛”也很困难。

正因于、於两字曾经通用，而祯与禛又形近音同，因而有这个异想天开的谣传，最初编造的人，倒是有些小聪明。

雍正四年（1726），诸王大臣劾奏允，请正国法，世宗以为允只是“糊涂狂妄”，和允禩、允禟的奸诈阴险相去甚远，故而只将他禁锢于寿皇殿左右，“宽以岁月，待其改悔”。至高宗即位，即将他释放。乾隆十三年（1748），进封恂郡王。

政敌之间两方面的话，总是有偏见有怨气，最好是一句就能骂倒。岁月如流，世宗时代离开我们已经二三百年了。对这些公案的评论，我们唯有力求客观公允，接近历史的实况，虽然这也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