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上废太子

圣祖后宫中，有几个汉军旗的妇女，如密妃王氏、勤妃陈氏、襄嫔高氏等。满汉虽不通婚，而汉军旗的女子则可入后宫。如顺治时定南王孔有德（汉军正红旗）之女孔四贞，世祖一度想册立为妃，后知其已许字孙延龄而作罢。吴伟业《仿唐人本事诗》之一云：“聘就娥眉未入宫，待年长罢主恩空。旌旗月落松楸冷，身在昭陵宿卫中。”即咏四贞事。

在圣祖的汉族诸妃中，最宠爱的是密妃王氏。她的家世不详，仅知其生子三人：允禑、允禄、允祄。圣祖还让耶稣会画家为她画像，高士奇在《蓬山密记》中，记圣祖准许他观看密妃之像：“尔年老，久在供奉（指曾值南书房），看亦无妨。”可见密妃之深受宠幸。

康熙四十七年（1708），圣祖巡幸塞外，皇太子允礽、皇长子允禔、皇十四子允等皆随行。允祄是皇十八子，年仅八岁，亦随行。到了中途，允祄患上重病，可能因年幼而初到塞外缘故，这时又成为加深圣祖对允礽恶感的一个契机，《清史稿》允礽传云：“皇十八子抱病，诸臣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允礽乃亲兄，绝无友爱之意，朕加以责让，忿然发怒。每夜逼近布城，裂缝窃视。从前索额图欲谋大事，朕知而诛之，今允礽欲为复仇。朕不卜今日被鸠，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允祄患病，允礽“绝无友爱之意”，这还不能算是大罪名，但下文裂缝窃视，昼夜不宁两节，如果属实，就是逆子的行为。“从前索额图欲谋大事”句，王氏《东华录》作“从前索额图助伊潜谋大事”，语意更为明显，也便是要发动政变。圣祖怎么知道允礽裂缝窃视？那是因为允禔暗中监视之故。允禔以皇长子而不得立为太子，他对允礽自然要看作死对头。这说明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已经激化到这个地步了。

允礽和索额图的潜谋，当在康熙四十一年允礽在德州养病，召索额图前往侍疾时。圣祖在斥责索额图的谕旨中有这样的话：“去年皇太子在德州时，尔乘马至皇太子中门方下，即此是尔应死处，尔自视为何人耶？朕欲遣人来尔家搜看，恐连累者多，所以中止。”索额图所以敢于乘马至皇太子中门方下者。正因为自恃为太子亲信，太子正需要他划策支持的缘故。孟森《明清史讲义》第二章对此事评云：“又云若搜看其家，恐多连累，则又非失礼而有犯逆，且不可使有连累，则顾忌甚切，自属为太子地矣。然则索额图助太子谋逆之案，早发觉于五年之前，太子不悛，又日日在防范之内，废太子之祸，固已迫在眉睫矣。”

圣祖此时尚在塞上，他本来想回京告祭奉先殿后再行废黜，正因“迫在眉睫”，便在返京途中，驻布尔哈苏台时，即召集诸王、大臣、侍卫等于行宫前，皇太子跪在地上，圣祖垂泪宣布皇太子种种罪状，最后说：“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见《清史稿》）谕毕，圣祖不觉痛哭仆地，由诸大臣扶起。就在这一刹那间，人性的闪光在这位五十五岁的皇帝身上一掠而过。

接着，便将允礽拘禁，命允禔监视，又诛索额图的两个儿子格尔芬、阿尔吉善，及允礽亲信四人，其罪稍轻者遣戍盛京（今辽宁沈阳）。这一狱所牵连者只几个旗下无名人员。事后，圣祖又谆谆晓谕：应该法办的已经法办了，事情已经了结，“余众不更推求，嗣后虽有人首告，朕亦不问，毋复疑惧。”

圣祖所以这样恳切宽慰臣下，亦因这时各地变乱仍在起伏中，故而内部更须力求安稳，这里可以举朱三太子案为例。

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山东巡抚赵世显拿获朱三（太子）父子，上谕解往浙江，交与奉差专办此案的户部侍郎穆丹。

这个朱三太子叫朱慈焕，他在排行中实是第四，明代封定王。真正的明思宗的太子，已于顺治年间被杀，清廷还说这是歹人假冒，故应处死。到了康熙间，“朱三太子”便成为怀念明裔的一种公名，但朱慈焕本人实未参预过反清活动。

明室亡时，他才九岁，仓皇出逃，流离颠沛。十三岁到了凤阳，遇一姓王的老乡绅，曾任明朝谏官，细询根由，执手悲泣，乃留在王家，姓亦改“王”，其情景仿佛杜甫《哀王孙》中所描写的。

王绅病故后，乃至一佛寺中削发为僧，偷生度日。后又往浙中，结识了一个姓胡的余姚人，亦明时官员后裔，两人谈经论文，胡颇钦佩朱三的才学，劝他还俗，并将女儿嫁给他。

康熙四十四年，慈焕在宁波识秀才张月怀，后来别人亦称他张老先生。不久，慈焕见张月怀行事不安分，便带家眷避居湖州长兴县。后风声吃紧，宁波、镇海都“一步一步挨查”。此时慈焕已有子孙，闻得事发，妻女六人，都先上吊自尽，三子一孙，被捕收监。慈焕躲避流亡。四十七年，官府于谋反首领张念一口供中，得悉慈焕行踪，遂在山东被捕，押解京师受审，这时他已经七十五岁了。

当慈焕经浙江遭审问时，官府问他：“朝廷待汝不薄，何为谋反呢？”慈焕答道：数十年来，改易姓名，只是为了避祸。清廷有三大恩于前朝，吾感戴不忘，何尝谋反？问他什么三大恩？答道：今上诛流贼，与我家报仇，一也。凡我先朝子孙，从不杀害，二也。朱家祖宗坟墓，今上躬行祭奠（指圣祖祭明孝陵），三也。“况吾今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乃不作反于三藩叛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

朱慈焕的供辞，该是诚实可信的，可是清廷还是以“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为罪名将他杀死。这种诛心之论，原是刀笔吏的惯技，在清代文字狱中，由诛心而诛身的，屡见不鲜。孟森评云：“是为清开国以来数十年所危疑惊悚，必得而甘心之朱三太子，由此结束，身及子孙皆被杀，妻女儿妇先投缧以殉，未被拘获。”而当明思宗殉国时，先视后妃毕命，又手斩昭仁公主，而使太子二王出宫，各投外家，教以混迹民间，“岂料事隔六十余年，有子再为清室所戮，妇女义不受辱，与烈皇时用意同。明之帝室嫡裔，至此始斩。是亦烈皇殉社稷之遗意也”。孟氏对顺治初之杀故明太子，认为当时天下未定，多尔衮用事，尚不足责。“至后六十余年，康熙中叶以后，乃又杀烈皇第四子慈焕，则太过矣。”（详见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明烈皇殉园后记》一文，文中引魏声龢《鸡林旧闻录》，记朱慈焕始末甚详）说得极为警辟。

朱慈焕于明室为帝子骨肉，于新朝则为种族上的残敌，清人自非斩草除根不可。清帝之祭明孝陵，并非有爱于亡明，实是笼络汉人的一种手段。圣祖诸子，于宫中是一父所生的手足至亲，于储位上则为势不两立的劲敌，允礽首次废黜之后，宫廷政变的火苗，实已在暗中迎风闪烁。

朱三太子案与圣祖废太子案发生于同年，由此及彼，故附书之，或亦可供研讨清史者之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