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月之间荣辱大异

顺治七年（1650）十二月，多尔衮卒，追尊为懋德修运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

八年正月，他的同母弟英亲王阿济格有罪幽禁。十九日，义皇帝及其妃义皇后，同祔于太庙。礼成，覃恩赦天下。诏语略云：“当朕躬嗣服之始，谦让弥光，迨王师灭贼之时，勋猷茂著。辟舆图为一统，摄大政者七年。”清初诸王身后的哀荣，没有一个抵得上他。

与此同时，世祖即命刚林至多尔衮府中将所有信符收贮内库，又命索洪等将赏功册收进大内，并以多尔衮的近侍苏克萨哈、詹岱为议政大臣。

二月初十日，苏克萨哈、詹岱等告发多尔衮死时，其侍女吴尔库尼将殉葬，把从官罗什、博尔惠等叫来，告诉他们：睿王曾密制八补黄袍（衣服上有八种文绣），令与大东珠朝珠、黑貂褂，潜置棺内，又于永平府（在今河北）圈房，以两旗官兵移驻，与都统何（和）洛会等共定逆谋，因出猎延迟未及实行。都统谭泰也揭发多尔衮纳肃亲王豪格之妃，并令豪格子至府中较量射击，何洛会还以恶言骂豪格子。

于是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巽王满达海、端王博洛、敬王尼堪及内大臣合词追论多尔衮之罪。满达海等三个人，在顺治七年八月间，都受过多尔衮的处罚。

归纳起来，大致有下列几点：

太宗龙驭上宾，世祖尚在幼年，令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共同辅政，多尔衮却不令济尔哈朗预政，而以母弟多铎为辅政叔王，妄自尊大，以皇上之继位尽为己功。（这一条，也是济尔哈朗最痛恨的。）

将太宗昔年重用的诸大臣攻城破敌之功，全归于多尔衮自己。

所用仪仗、音乐、卫从俱僭拟至尊，造府与宫阙无异，擅用织造缎匹（专门供应内廷的丝织品）。

将原属黄旗的皇上侍臣伊尔登、陈泰一族，刚林、巴尔达齐二族都收入多尔衮旗下。

诳称太宗即位系夺立，以挟制中外。

构陷豪格使不得其死，遂纳其妃，且将户口财产不归公而肥己。言下之意，似多尔衮欲纳豪格之妻乃置豪格于死地。

引诱皇上侍臣额尔克岱青（额克亲）、席讷布库等附己。

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任喜怒为黜陟。

不令诸王公大臣入朝办事，令日候王府前，以朝廷自居。

以上罪行，由于诸大臣畏多尔衮生前声威，不敢出言，今经苏克萨哈等首告逆谋，详鞫皆实，自应严办，“谨告天地、太庙、社稷，将伊母子并妻所得封典，悉行追夺”。

又据《鞑靼战纪》，世祖“发现自己的叔叔活着的时候怀着邪恶的企图，进行暧昧的罪恶活动，他十分恼怒。命令毁掉阿玛王华丽的陵墓（阿玛，汉义为父亲），掘出尸体。这种惩罚被中国人认为是最严厉的，因为根据宗教的规定，死人的坟墓是倍受尊重的。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化为尘土。在他死后，命运给了他以应得的惩罚。”《鞑靼战纪》的作者为意大利人传教士卫匡国，西名为马尔蒂诺•马尔蒂尼。他于崇祯十三年（1640）来中国，顺治七年，他曾目睹清世祖大婚典礼，所以上引所记情节必是事实，当时朝鲜使臣也说：“摄政王之以谋逆黜庙，一如郑命守所言。而摄政王葬处，掘去其金银诸具，改以陶器云。”（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顺治八年部分）也可作为印证。

不想到了顺治十二年，诏内外大小官直言时政时，却有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爵）许尔安上疏颂多尔衮之功，并请复爵号，修坟墓，乃下王大臣议论，却都为济尔哈朗及贝勒尚善驳斥。

彭长庚说：太宗创业，多尔衮之功为冠。又与诸王坚持盟誓，扶立皇上。

驳词说：太宗创业，遴选诸王分理六曹，从未推多尔衮功大为冠。皇上践位，亦非他独效忠诚。

长庚说：遇奸人煽惑，离间骨肉，如阿达礼、硕托私谋拥戴，多尔衮却执大义，立置重刑。

驳词说：这是因为礼亲王代善遣谕多尔衮，言词迫切，多尔衮惧罪及己，始行举首。

长庚说：当时收拾明疆，关内外只知有摄政王一人，皇上远在盛京，多尔衮若于此时称帝，谁能禁之？他却迎驾入关。

驳词说：多尔衮克取明疆之前，济尔哈朗已攻克明之中后所等三城，当时北京不过一空城，其他亲王也能攻克。

长庚说：多尔衮逝世之初，尚无异议，为时无几，朝论纷起，论罪削爵，毁灭过甚。

驳词说：这是因近侍首告，又经过审问核实，怎能说朝论纷起？

长庚说：询之故老，听之传闻，前后予夺之间，似不相符。

驳词说：彭长庚份属新进，所询故老何人，所得传闻何语？

长庚说：豪格妃渎乱一事，愆尤莫掩，然功多罪少，应存议亲议故之条[旧时臣子犯罪，有议亲、议故、议贤、议能等八议（即八辟），凡合八项条件的可减免刑罚]。

驳词说：豪格无故被戕害，多尔衮收其一妃，又以一妃私与母兄阿济格，此罪尚云轻小，则何罪为大？若说议亲，肃亲王豪格难道不够亲么？

长庚说：私匿帝服御用等物，想必由多尔衮传谕织造，迟早送至御前，只是暂贮王府。

驳词说：多尔衮侍女已密嘱潜置棺内，后经首告而搜出，并非暂贮。

长庚说：方今皇上力求安宁，而水旱相继，似同风雷之警。

驳词说：多尔衮在日，岂无水旱之虞？而且现在也并无风雷之警，怎能以《尚书•金滕》的故事比拟？

又如援引周公辅成王事迹，尤属乖谬。周公诛管蔡，因为管蔡通武庚而叛，肃亲王豪格难道也曾叛反？多尔衮企图纳肃王之妃，周公曾有这种行为么？多尔衮为了建避痘处所，私动内帑，苦累官工，“周公又有此行乎？”驳词是用十分严厉正经的态度写的，却使人看了为之莞然。

最后，对彭长庚、许尔安的处分是：本应论死，从宽流放宁古塔（在今黑龙江）。

仅仅两月之间，多尔衮便由开国功臣的义皇帝而沦为脑后有反骨的乱臣贼子，亦征功高常与罪大相应。彭长庚、许尔安居然敢火中取栗，想为睿王充当义务辩护人，结果遭到流放，原是意料之中。他们的官职并不高，也不是多尔衮的亲信，说明当时对“多案”不服气的大有人在，只是有些人不敢声张，而真正属于多尔衮亲信的，有的人为了撇清关系，脱卸责任，便掉过头来反击旧主，有的人要想撇清也不济事，下一篇中就要谈到为“多案”而掀起的大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