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乞巧节的历史流变

前文论述了甘肃陇南西汉水流域正是七夕文化的发源地，下文将论述试图具体论述其纵向流变历程。考察乞巧活动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与演变，由于目前可见的当地乞巧文献记载是乾隆三十九年《西和县志》之《风俗篇》：“七月七日，夕，人家室女陈瓜果，拜织女星以乞巧。”这样对西汉水流域清代之前的乞巧活动在当地的演变便无从考察，即便考察也意义不大，因为它只是一种偏居一隅的地方性文化，对其文化内涵的考察必然缺乏普遍的文化意义。但如果以乞巧为七夕文化的核心，事实上如果要对流落各地不同时代的七夕风俗活动进行分析，抽象出一个共同主题，乞巧应该是最具有共性的风俗内核。把各地各时代从名称到内容大同小异的发生在农历七月初七的七夕节或者乞巧节看成是同一个节日，就可以至少进行纵向的流变分析。即，先将西汉水流域乞巧节为源头，以西汉水流域为原始发生点向外辐射，在一个更大的横切面上，忽略其共时性、地域性、民族性等的些微差异，因为对于古代基于地域性民族性的风俗差异我们实在是难以考察，相关文献太过缺乏，而紧紧以“乞巧”活动为统摄乞巧节的中心要素，进行从史前到当代的历时性的研究。纵观其伴随朝代更迭历史走向的流变，这样无疑则能说明乞巧节乞巧风俗文化的驳杂风貌和复杂内涵，以及它与中国文化这一文化土壤的关系。而对其生成兴盛的考察，笔者只能依据现存的当时的文献记录追溯探究。

（一）珠胎暗结——乞巧节的孕育阶段：夏商西周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于戎”。织女星与社神的原型系女修，那么对于二者的拜祭也当在女修之后的时代。《史记·秦本纪》卷五：“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训鸟兽…舜赐姓嬴氏”，嬴氏是秦人先祖获得的封姓。从禹之后启开始，按照学术界一般的说法，中国进入奴隶制社会的第一个朝代——夏朝。有学者研究《夏小正》是春秋的产物，参照其中关于织女星的记载。根据笔者前文的论述，乞巧活动起源于秦人妇女的星象崇拜与祖先崇拜。那从女修之后的较远的年代，西汉水流域雏形的乞巧活动就可能在年复一年的举行，其具体乞巧事象肯定较为原始和简单，它可能只是依附在社祭中一个小环节，尚未形成正式的节日。

根据罗颀在《物原》中说：“楚怀王（前328——前229年）初置七夕，妇女是日以彩缕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以乞巧”。^[5]那么，从《夏小正》产生的年代即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年左右一直到公元前300年左右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称为乞巧节的萌芽期，乞巧节胚胎已经形成，只是没有正式命名。该时期妇女们的乞巧活动目的单纯，就是为完成织作任务而乞巧，可说是一种自然状态的乞巧，为有巧而乞巧，不包含多么复杂的动机和内涵。

（二）雏形初具——乞巧节的成长阶段：战国到两晋南北朝

从春秋到战国之际，诸国竞相实行耕战政策，纺织业越发重要，这无疑对乞巧节的形成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由于《周礼》的产生，官方意识形态对妇女的钳制进一步加强，织作更加成为妇女的本职工作，客观上她们自然希望心灵手巧，这也推动了乞巧节的形成，周礼的产生及其相关意识形态的影响也许是对乞巧节的最终形成起到决定性转折的作用。以上两种因素的作用下。最终在楚怀王（前328——前229年）当政期间正式形成乞巧节。《物原》中说：“楚怀王（前328——前229年）初置七夕，妇女是日以彩缕穿七孔针，陈瓜果于庭，以乞巧”。从此来看，乞巧仪式活动已经初具雏形，后世纷繁的各种活动均是以此为原型。从此时起一直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根据此间诸多的文献记载，这一漫长时期，节日活动内容逐渐丰富。伴随着牛女传说到汉末与董永遇仙故事在进一步交融，在魏晋南北朝的延续发展中，融合进了董永孝子因素的牛女传说也因为越加符合劳动人民的心理期待而与乞巧活动交织的更为密切。这种交织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七夕诗的大量涌现，随着广大文人和人民对牛女不幸爱情的一往情深的缅怀，同情与怜悯，人们对乞巧节投注了越来越浓厚的情结，乞巧活动也因为这种情感关注而益发兴盛。这可以说是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三）枝繁叶茂——乞巧节的兴盛阶段：唐宋元明

在唐代，“长安城中月如练,家家此夜持针线。”林杰的《乞巧》一诗证明了乞巧民俗活动的普及性：“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人们认为牛郎、织女也能保佑自己的长寿有福。因此,七夕,就不单单是少女的节日了,整个家庭成员,都会参与、支持乞巧活动,所以七夕乞巧活动,才如此热闹,如此普及，人们以高涨的热情参与七夕乞巧活动以祈求幸福生活的降临。民间百姓想通过参加七夕乞巧活动,来求得自己的心愿的实现。皇宫中的人们及官僚群,也趋之若鹜。在唐历代七夕乞巧的皇帝中,操办最盛者,莫过于玄宗,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他在骊山华清宫中修建一“乞巧楼”,竟高百尺,可坐数十人，唐代乞巧活动可见一斑。而到了宋代，乞巧场面更是出现不亚于元宵节等的繁盛场面，北宋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写到北宋盛时，七夕分外热闹，“七夕前三五日，车马盈市，罗绮满节，旋折未开荷花，都人善假做双头莲，取玩一时，提携而归，路人往往嗟爱。”，“七日晚，贵家多结彩楼于庭，谓之‘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谓之‘乞巧’”。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与周密的《武林旧事》所记载的南宋临安七夕夜与北宋的庆祝活动大致相同，比起南北朝时期，乞巧节在两宋的活动更丰富多彩了，而且出现了乞巧的玩具名叫“磨喝乐”的玩偶——一对持荷叶的男女小童子玩偶，这对小玩偶又称“巧神”。京城中还设有专卖乞巧物品的市场，世人称为乞巧市。宋代罗烨、金盈之辑《醉翁谈录》说：“七夕，潘楼前买卖乞巧物。自七月一日，车马嗔咽，至七夕前三日，车马不通行，相次壅遏，不复得出，至夜方散。嘉右中，有以私忿易乞巧市乘马行者，开封尹得其人窜之远方。目后再就潘楼，其次丽景、保康诸门，及睦亲门外亦乞巧市，然终不及潘楼之繁盛也。”

明代刘侗、于奕正所著《帝京景物略》中云：七月七日之午丢巧针。妇女曝盎水日中，顷之，水膜生面，绣针投之则浮，看水底针影。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其影粗如锤、细如丝、直如轴蜡，此拙征矣，妇或欢，女有泣者。

好一番热闹的节景，人们从初一就开始办置乞巧物品，乞巧市上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到了临近七夕的时日、乞巧市人声鼎沸，车马难行，即便贵人也只能步行。观其风情，似乎不亚于最大的传统节日春节及元宵节等活动，乞巧活动达到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特点是除了广大妇女积极参与乞巧活动外，广大男性也积极参与到了乞巧节的活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