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爱情婚姻方面
（一）清代女性民歌
爱情婚姻是人类历史上无法回避的问题，对爱情婚姻的向往是人类的天性。恩格斯认为：“当事人双方的相互爱慕应当高于其他一切而成为婚姻基础的事情，在统治阶级的实践中是自古以来都没有的。至多只在浪漫事迹中，或者在不受重视的被压迫阶级中，才有这样的事情”。[2]事实上，这种以相互爱慕为基础的婚姻在被压迫阶级里也是不多见的。在封建社会中，作为被压迫的女性更难以享受到这种待遇。因此，清代女性民歌反映了未婚女性对爱情的哀怨、已婚女性对婚姻生活的不满与反抗，以及特殊女性对自身解放的渴望。这种哀怨、反抗与渴望正是清代女性民歌对民歌史的突出贡献之一。可见，“民歌的中心思想专在恋爱，也是自然的事”。[3]
1.反映了未婚女性对爱情的哀怨
多少年来，未婚女性对爱情的哀怨长盛不衰，经典之作也层出不穷，似乎在爱情面前，人类的才思永远都不会枯竭。在清代女性民歌中，大量的离别之作、相思之作以及少量的思嫁之作、劝郎之作，都将清代未婚女性对爱情的哀怨抒写得淋漓尽致。这类民歌大多率真、自然，具有民歌特有的风味。
（1）思嫁之作。这类民歌抒发了未婚女性对及婚而不遣嫁的哀怨。如《万花小曲·闺女思嫁》共用25首民歌，从思嫁、提亲到成婚，以大胆显豁的语言刻画了女性的心理。第一首民歌（引曲除外）传唱甚广：
﹝两头忙﹞艳阳天，又，桃花似锦柳如烟。见画梁双双飞燕，女孩儿泪涟，又。奴家十八正青年，恨爹娘不与奴成姻眷。
在第四首民歌：“若是门当户对好人家，望爹爹发了帖”，反映了当时的择偶标准。再如无名氏辑《京都小曲钞·姐儿长到十七八（倒搬桨）》：
姐儿长到十七八，暗暗背地怨爹妈，别样事儿都会办，单把奴家留在家。咬银牙，泪如麻，活活把人暗气杀，嗳，活活把人暗气杀。
《白雪遗音》卷三《正思春》：
姐儿房中正思春，思前想后暗伤心；爹妈不疼人，爹妈不疼人。十三十四该出嫁，十五十六正当婚。耽误了美青春，耽误了美青春！老身闻言把话云：多么大个东西成了精，真真的是新闻，真真的是新闻！姐儿闻言泪纷纷，说是妈妈手拿一把小刀子，扎了奴的心，立上一座孤女坟，立上一座孤女坟！
通过对话将女性思嫁的心情写了出来。此外，《霓裳续谱》卷五《二月春光实可夸》中，“思春女”因“偌大的年纪不许人，背地里怨爹妈”，而产生了“不知道是孩子的大大，奴家的他，将来是谁家？落在那一家？”的担忧。
（2）离别之作。这类民歌通过描写“听说离别魂不在”的离别之时，以及“忆离别情思沉沉”的离别之后，来刻画清代女性丰富细腻的情感。由于大多数女性与情人离别的原因并不具体，因而在细节的描写上显得琐碎而又真实。如《霓裳续谱》卷八《送郎送在大路西》：
﹝剪靛花﹞送郎送在大路西，手拉着手舍不得，懒怠分离。老天下大雨，左手与郎撑起伞，右手与他拽拽衣。恐怕溅上泥，谁来与你洗？身上冷，多穿几件衣，在外的人儿要小心，谁来疼顾你？那一个照看你？
虽写男女离别之情，但不见一个“情”、“爱”字，但却是时时处处流露出对“郎”的真情挚爱，并通过动作、语言来表现人物的细腻感情，可谓情真意切，足令英雄气短。再如《霓裳续谱》卷四《自从离别心憔悴》：
﹝寄生草﹞自从离别心憔悴，满腹心事诉告与谁。口儿说是不伤悲，眼中常汪伤心泪。叹气入罗帏，翠被生寒，教我如何睡？废寝忘餐，瘦损腰围，低声恨月老，怎不与我成双对？青春去不归，虚度一年添一岁。
将离别之后满腹心事无处诉说的种种情状写得琐碎而又真实，与前一首相比，用词较为典雅，显然出自于文人之手。
在清代女性民歌中，也有些女性与情人离别的原因比较具体，那就是被“父母之命”的强行拆散。如《白雪遗音》卷二《送头发》：“情人进门你坐下，袖儿里掏出一籽子头发。……我的爹合娘，今月打发我出嫁。你若想起奴家，看看我的头发。想相逢，除非等奴来走娘家。那时节，与奴再解香罗帕。”尽管父母打发女性出嫁，但这首民歌中的女性不怕父母的淫威，通过送头发与“再解香罗帕”的约定，与意中人相会，反映出对封建家长制度的挑战与抗争。当然，父母的羁绊并不能挡住女性对爱情的追求，如《霓裳续谱》卷四《夜至三更你来到》：
﹝南寄生草﹞夜至三更你来到，既要相逢，别把门敲。你来时窗棂外面学猫儿叫，叫一声奴在房中就知道。禅被着袄儿，花花花，我去瞧瞧。开开门，猫的一声往里跳，俏人儿来的轻巧去的妙！
表现出恋爱中男女的机智。再如无名氏辑《四川山歌》：“脚踏板凳手爬墙，两眼睁睁望情郎；昨日为郎挨了打，虽然挨打不丢郎。”表现了对爱情坚贞的女性在棍棒底下依然坚强不屈。
此外，清代女性民歌中还有少量的作品反映了已婚女性与夫君的离别。如《丝弦小曲·纸钱灰烧得团团转》：
纸钱灰烧得团团转，小寡妇泪涟涟。手捧着三牲在灵前，献烧一包纸儿，哭了一声天。儿夫听我言好处，安身此处用钱，你丢的我二八青春谁为伴？
这段哭诉用俚俗的口语将小寡妇与儿夫的生死离别写得肝肠寸断，其悲哀之声足可感动天地。再如无名氏辑《京都小曲钞·小寡妇儿》：
小寡妇儿身穿孝，手拿着纸钱到荒郊，上新坟口口声声把儿夫叫。撇下你父母年老，儿女幼小，我上无倚来下无靠，苦死了！你在阴司怎知道？你在阴司怎知道？
小寡妇没有经济来源，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生存手段，却要挑起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她的艰难除了坟中长眠不醒的丈夫，还有谁听？“苦死了！你在阴司怎知道？”无限悲凉尽在其中，淋漓尽致，催人泪下。其他如《霓裳续谱》卷四《闺中少妇不知愁》：“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悔教夫婿上黄州，觅什么封侯。（重）”虽然这首民歌化用唐代诗人王昌龄《闺怨》一诗，但因“夫婿”是到黄州觅封侯，因而已婚女性对夫婿的思念显得深沉而有节制。
（3）相思之作。这类民歌主要反映女性对情人绵长的思念。有些民歌直接以“相思”来名篇，构思奇特。如《万花小曲》中《相思铺这几日翻腾重盖》、《害相思害得我伶仃模样》、《百般病儿比不得相思奇异》；《丝弦小曲》中《人害相思微微笑》、《害相思害得我伶仃瘦》；《霓裳续谱》卷四《得了一颗相思印》、《相思牌儿门前挂》、《相思害的如酒醉》，卷五《相思害的我活受罪》，卷六《相思害的形体瘦》、《相思害的实可怜》，卷七《害相思》等等，都将相思的种种情状写得淋漓尽致。如《霓裳续谱》卷四《相思害的我难移步》：
﹝寄生草﹞相思害的我难移步，叫丫鬟与我请大夫。那大夫一进门来忙医卜，这病儿倒有些奇缘故：一回精爽，一回糊涂。要病好，多吃酱油少吃醋；要不好，少吃酱油多吃醋。
相思病之严重，以至于连看病的大夫都糊涂了。
也有些民歌虽不是以“相思”来名篇，但同样表达了相思的主题。如《霓裳续谱》卷四《熨斗儿熨不开的眉头皱》：
﹝寄生草﹞熨斗儿熨不开的眉头儿皱，剪刀儿剪不断腹内的忧愁，对菱花照不出你我胖和瘦，周公的卦儿准算不出你我佳期凑。口儿说是舍了罢，我这心里又难丢，快刀儿割不断的连心的肉。（重）
表现了女子深切的相思之情。前四句写出了相思女子的烦乱心绪，“熨斗儿熨不开的眉头儿皱，剪刀儿剪不断腹内的忧愁”两种比喻，生动形象地写出女子烦乱的思绪和缠绵的愁思。第四句点明女子心绪烦乱的真正原因：原来是想念心上人而无法与他结成美满姻缘。民歌中并没有点明到底是什么阻止这两个相爱的人相聚相守，但不难猜出，其中最大的障碍一定是当时封建势力和各种陈规陋习的束缚。最后三句进一步写女子想到与心上人结合遥遥无期之后的复杂心态。最后一句与开头“熨斗儿”、“剪刀儿”两句遥相呼应，也表达出女子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仍然一心等待情人的坚贞感情。民歌通过一连串的“不”字的巧妙运用，将相思女子的内心情感尽情地表露出来。其他如《霓裳续谱》卷四《身子越来越瘦》、《我这里一大块》，卷八《泪珠点点滴滴》等，都是“情人留下的相思债”。
由于相思成为女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为了抒发相思之感、寄托相思之情，女性让捎信之人，或从远方而来的“鸿雁”带去对情人的思念。也有些女性因不识字，对情人的思念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如《白雪遗音》卷二《欲写情书》：
欲写情书我可不识字，烦个人儿又使不的。无奈何，画几个圈儿为表记。此封书惟有情人知此意：单圈是奴家，双圈是你。诉不尽的苦，一溜圈儿圈下去。但愿你见了圈，千万莫作儿戏！
刻画了一个想写情书又不识字的女性，将她对心上人真切的思念之情充分表现了出来，情感朴素自然，毫不矫饰。“诉不尽的苦，一溜圈儿圈下去”，形象地表达了女性的相思之苦。无尽的相思之苦只有在认认真真地圈画每一圆圈的动作之中才得到了抒写，然而又何尝能够写得完呢！其他如《霓裳续谱》卷六《捎书的宾鸿你是听着》，《白雪遗音》卷二《未曾写书》、《书写停当》、《欲写情书》等，都将女性写情书之时与之后，内心的细腻而又复杂的感情刻画了出来。
比较而言，《霓裳续谱》卷七《正盼佳期》中的女性要幸运多了。正当她盼望相会的佳期时，捎书的人到，“上写着情郎顿首：拜上那年小的多娇，有心和你相逢，阻隔路远山遥。带来的乌绫手帕，白绫汗巾还有两条；珐琅戒指八个，下缀着红绒丝绦；木梳栊子一套，还有烟袋荷包。虽然是礼物不堪，冤家你暂且收着。要问我多早归期，八月中秋到了。”尽管与情郎相会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了，但女性还是认为“纵有那百封情书，不如你亲自儿来到好”。可见，对情郎的相思之浓烈非旁人所能体会。
也有些女性，“想冤家，可是音信都无了”时，她们把对情人的思念常常付之于幻想。她们常常幻想情人出现后，或“等他来时将他躲”（《霓裳续谱·两意情投》），或“恨将起来，提着他的小名叫”（《霓裳续谱·独自一个心焦燥》），或“恨将起来，拉他个粉粉碎”（《霓裳续谱·相思害的我活受罪》），或“等他来和他算个清白账”（《霓裳续谱·独自一个添愁恨》），等等，都表达了女性对情人的相思之苦。
也有些女性，将相思付诸于“梦”。如《霓裳续谱》卷五《冷清清》：“﹝平岔﹞冷清清，佳人睡朦胧。昏沉沉，梦儿里见多情。喜孜孜，双双两意浓。热扑扑，软玉温香阳台景。啷啷，铁马一声，惊散了团圆梦。怒狠狠叫声丫鬟，砸碎了那个风铃。”相聚的短暂被“铁马”惊醒，原来是“南柯一梦”！梦中的欢情与醒后的冷清构成了强烈的反差。其他如《霓裳续谱》卷七《双双手儿捧玉钟》、卷八《昨霄同梦到天台》，《白雪遗音》卷二《鸾凤梦》、《合欢梦》等，均表达了情人梦中相见的甜美，以及醒后的无奈，真可谓“想情人，梦中相见醒不见”（《霓裳续谱·泪珠儿只在腮边转》）。
（4）劝郎之作。这类民歌表现了女性对情人的种种规劝。有的劝诫情人要感情专一，如《霓裳续谱》卷四《但等冤家一句话》：
﹝寄生草﹞但等冤家一句话：或是疼俺，或是疼他。要疼俺，就该说句知心的话；要疼他，咱俩趁早就丢开罢。拍拍良心量量你自家，为什么一条肠子在两下里挂？劝情人，从今以后疼奴罢。
有的劝情人不要去烟花巷。如《万花小曲·俏冤家近前来》：
俏冤家近前来，我与你说话，千叮咛万嘱咐莫入烟花巷。近来的姊妹都是活强盗，口甜心又苦，杀人不用刀。哄尽了你的钱财，哥哥，他又与别人好！
抓住烟花巷“杀人不用刀”，“哄尽了你的钱财”，“他又与别人好”的行业特点，对情人的放荡任性进行规劝。再如《万花小曲·俏冤家这几日眼孔儿有些大》：“俏冤家这几日眼孔儿有些大，瞅不瞅，睬不睬，冷落了咱。你干的事都在我心儿下，凡事留前后，劝你自斟酌。热灶里烧烧，哥，冷灶里也要着一把。”以“冷灶”与“热灶”来形容“俏冤家”感情的冷暖，形象切贴，同时对情人弃旧恋新进行斥责与规劝。也有的是劝情人赶快回家，如《霓裳续谱》卷四《我劝情人醒醒罢》：
﹝寄生草﹞我劝情人醒醒罢，醒来之时，吃上杯香茶。吃罢茶，趁着月色回家罢。不回家，太爷太太心中挂。就是你那令正夫人，也盼你回家。回家去，千万别说咱俩相好的话。说出来，你受嘟哝我挨骂。
还有的是劝情人别生气，如《霓裳续谱》卷四《我劝情人别生气》。其他如《万花小曲·俏冤家请坐下》，《白雪遗音》卷二《情人哄我》、卷三《下盘棋》、沈氏辑《偶存各调·冤家进来请坐下》、无名氏辑《四川山歌·大路堂堂起白沙》等，都是劝诫情人“切不可见一个来爱一个”（《偶存各调·冤家进来请坐下》）。
总之，无论是思嫁之作、离别之作，还是相思之作、劝郎之作，它们都反映了清代女性在爱情中所受到的种种痛苦与哀怨。相聚的短暂与漫长的思念充斥着女性的整个生活。柏拉图《对话录》中，阿里斯托芬对爱情做了一个绝妙的比喻：人原来是一个整体，由于强行分劈，才有两性。两性的情爱正是对生命内在本初结构恢复完整的焦渴。这个比喻的深刻在于它突显出了两性关系的本质：爱情是对生命的肯定。清代女性民歌中，对爱情率直大胆的追求正是女性对自己生命要求的尊重，是女性追求生命性灵的完整，显露出被正统婚配观念所轻视的两性关系中最本质的东西。女性的自我意识正是通过这些最本质的东西体现了出来。
2.反映已婚女性对婚姻生活的不满与反抗
在封建社会里，青年男女的婚姻历来由父母、媒人一手操办，青年男女在爱情和婚姻上毫无自由选择的权利。清代女性民歌中，一部分作品就表达了已婚女性在这种婚配制度下的婚姻生活：一方面，她们对自己不如意的婚姻生活表示不满；另一方面她们以实际行动反抗这种不满的婚姻生活，即民歌中出现的瞒人瞒夫的“偷情之作”。
在清代女性民歌中，已婚女性对婚姻生活的不满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对夫君的不满。有些民歌抒发了对夫君不良行为的不满，如《白雪遗音》卷三《睡眠迟》（其二）：“莫不是我那带酒的冤家，回来要发虚”，“你睡一夜，奴坐了一宿。等你酒醒了，我合你过不去”，表达了对夫君贪酒的不满。《白雪遗音》卷三《郎君病犯》、《郎君来到》：“对郎君犯病”，“我也曾将你劝，闲花野草，少要贪”、“贪恋女多娇，轻易不把奴来瞧”，表达了对郎君贪恋美色的不满。也有些民歌抒发了对夫君形象不佳的不满。如《白雪遗音》卷三《闹腮胡》：“佳人房中把被铺，想起儿夫泪如苏。别人儿夫多风俊，奴的儿夫闹腮胡”。也有些民歌抒发了对夫家贫困生活的不满。如《白雪遗音》卷三《嫁穷夫》：
奴奴薄命嫁穷夫，明日端阳件件无。家家都饮雄黄酒，惟奴奴，一杯清水共苍蒲。奴也不怨公来不怨婆，也不怨爹娘配错夫。只因奴，八个字内安排定，罚奴今世嫁穷夫。可恨冤家无道理，终日吃酒赌钱去游湖。仔细思量无了局，倒不如削发作尼姑。长斋一口把弥陀念，修得来生嫁个好丈夫，白头到老图。
这首民歌为我们指出造成已婚女性婚姻生活不幸的原因：一是夫家生活的困顿，尽管“明日端阳件件无”，但女性“不怨公来不怨婆，也不怨爹娘配错夫。只因奴，八个字内安排定”；二是夫君“终日吃酒赌钱去游湖”的不良行为，让女性心生怨恨：“可恨冤家无道理”这两个原因使得已婚妇女萌生“倒不如削发作尼姑”的想法，只希望“修得来生嫁个好丈夫”。还有些民歌反映了已婚女性对夫君“年龄太大或太小”的不满。如《白雪遗音》卷三《妾怨老夫》：“恨爹娘听信媒人骗，将奴是，卖与人家作了偏。害的奴，珠藤花缠绕枯枝上，海棠花栽种老梅边”，“老冤魂贪睡又无言，奴是欲火发，受煎熬”，则是抒发了对“老夫少妻”性爱生活不和谐的不满。再如：
二八佳人巧梳妆，房中守着个七岁的郎。待说是郎，郎又小；待说是儿，不叫娘。晚上枕胳膊睡，醒来还要寻他娘。不为婆婆年高迈，背在后山喂了狼！（无名氏辑《北京小曲钞》）
有个大姐正十七，过了四年二十一；寻个丈夫才十岁，他比丈夫大十一。一天井台去打水，一头高来一头低；不看公婆对我好，把你推到井里去。（蒲泉、群明辑《北京儿歌》[4]）
十八女儿九岁郎，晚上抱郎上牙床。“不是公婆双双在，你做儿来我做娘！”（无名氏辑《四川山歌》）
十八女儿怪媒人：“说的丈夫一叮叮。睡在半夜窝筏尿，打湿奴家半边身。”（无名氏辑《四川山歌》）
“十八女儿九岁郎”，看起来多么滑稽可笑，而它却是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给已婚女性造成的痛苦生活的真实写照。民歌以诙谐的语言，用夸张的手法，描写了这一极不合理的现象，嘲讽了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不合理。由此看来，对夫君的不满是造成已婚女性婚姻生活不幸的主要原因。这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
女子出嫁后，最大的苦恼，主要还在丈夫身上。婚姻全是由家长包办、强制的，彼此事前连一面都没有见过，更加谈不到什么相互爱情了。这样的结果，当然只能是“凶多吉少”了。自然，结合的不如意，不一定限于女子方面，但是，从旧社会的现实情况来说，特别吃亏的还是她们。她们所嫁的丈夫，使她们感到痛苦的原因是非常多的，像丈夫年纪的太小或太大，身体有残疾或品质不好，性子凶暴或人太懒惰，……其中的任何一项，都可以使她们感到苦恼。[5]
可见，正是对夫君的不满，已婚女性在自然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作用下，对不满的婚姻进行反抗。那些瞒人瞒夫的偷情之作就产生在这种背景之下。
二是对家庭复杂矛盾的不满。有些民歌反映了姑嫂之间的矛盾。如郑旭旦辑《天籁集·月亮光光》：
月亮光光，女儿来望娘。娘道：“心头肉”，爹道：“百花香”，哥哥道：“亲姊妹”，嫂嫂道：“搅家王”。我又不吃哥哥饭，我又不穿嫂嫂嫁时衣。开娘箱，吃爹的！
写出了姑嫂之间微妙的矛盾。也有些民歌反映了妯娌之间的矛盾。如郑旭旦辑《天籁集》中《蔷薇花儿朵朵开》：
蔷薇花儿朵朵开，大娘吃酒二娘筛，三娘摆出果子菜碟儿来，四娘骂我：“狗奴才！”我又不是挨来的，我又不是走来的，我是花花轿儿抬来的！十锭金，十锭银，十个梅香来接亲，哥哥抱上轿，嫂嫂送到城隍庙。
通过“我”的铺陈，将封建大家庭妯娌之间的复杂矛盾反映出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封建社会中不平等的婚姻现象，即男性养婢蓄妾。还有些民歌反映了婆媳之间的矛盾。如蒲泉、群明辑《北京儿歌》中：
王家女，李家郎，长大了配凤凰，吹吹打打入洞房。三朝后，拜公婆。公公说：好儿妇。婆婆说：悍娘婆。公公说：好好过。婆婆说：坏事多。悍婆不在你家住，坏事不在你家做；写张休书去了我。（《王家女，李家郎》）
花椒树，红骨朵儿，十七八的姑娘做媳妇。公也打，婆也骂，小姑子过来说坏话。爹爹不用怒，妈妈不用恼，明天后天一定回娘家。（《花椒树，红骨朵儿》）
滴滴滴，上草垛，他妈养活他独一个，金盆里洗，银盆里卧。一聘聘到山东客，十个公十个婆，十个小叔子管着我。叫他井台去打水，勒的小手怪疼得；树上鸟吱儿喳的叫，受苦受难谁知道？（《滴滴滴，上草垛》）
这些民歌都反映了由婚姻制度不合理带来的家庭关系中婆媳不和的现象。面对恶劣的婆媳关系，已婚女性为了保护自己便提出直截了当的离婚办法。虽然这些想法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实现的可能，但还是具有批判作用。
在清代民歌中，已婚女性一方面将自己的不幸婚姻归咎于媒婆，如郑旭旦辑《天籁集·石榴花，花簇簇》中，姐儿“嫁与山村田舍郎。咸鱼腊肉不见面，苦珠蚕豆当干粮。一封书，上复爹；一封书，上复娘；一封破书上复媒婆老花娘。长竹枪，枪枪起，枪凸媒婆脚底板；短竹枪，枪折媒婆背脊骨。”对媒婆的怨恨溢于言表。另一方面，她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反抗不幸的婚姻，那些瞒人瞒夫的偷情之作就在这种背景之下产生了。
由于清代统治者以程朱理学立国，而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正是这种对情欲的压制，长期以来，表现人类情欲的“性爱”作品被高尚的“爱情文学”所排挤，甚至被埋没。随着各种解放思潮的不断兴起，清代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与禁欲主义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因此清代女性民歌中出现了一些反映“性爱”的偷情之作，表现了已婚女性在婚后为了追求自身的爱情，而跟自己相爱的人相会偷情，宣扬了对情欲的张扬与对婚姻的反抗。这种张扬与反抗不仅仅是人类自然欲望的倾诉，更是对女性生存状态及精神状态的一种真实表现。如《白雪遗音》卷一《偷情》（其一）：
情人进房床边坐，你要如何？冰冷的手儿，将奴的咂咂摸，唬奴一哆嗦。摸的奴，浑身上酸麻实难过。不顾针线活，问情人胆战心惊怕那一个？你忒疑心多，上无有公婆，又无有兄弟。就是那邻舍，也管不着你我，谁来把奸捉？我那当家的，实是一个痴呆汉，怕他做什么！倘若是碰见了，你说俺娘家两姨哥，特来瞧瞧我。
从这首瞒人瞒夫的偷情之作中，我们不难看出已婚女性在追求爱情时所表现出的勇敢以及对婚姻生活的不满与反抗。再如《白雪遗音》卷一《偷情》（其二）：“外边叫门，原是俺家的他”，“撞见他，只说错走把礼下”，是瞒夫的偷情之作，反映出女性为了追求自身的爱情，所表现出的机智。其他如《霓裳续谱》卷八《再三的央给你》：“我今藏在屏风里，他若来时一定将你问。你就说我娘家把接接了去，教那下作人儿他心里着急”，同样反映了已婚女性对爱情追求与情欲的张扬。
总之，清代女性民歌借助民歌这种载体将隐藏在青年男女内心深处的情欲张扬了出来。在这里，不仅已婚女性偷情，未婚女性也偷情（如《白雪遗音·当真恩爱》：“奴住在谢家胡同的东角下”“这月初七八，哎哟，俺娘不在家。斟下美酒，倒下香茶，哎哟，等情郎，站在帘栊下”），而且男性也主动偷情（如无名氏辑《南京调词·偷情人最怕明月上（南京调）》中：“偷情人最怕明月上……朝后退，又恐妹妹心悬望。低下头来自己思量：要偷情，那怕死在刀尖上，那怕死在刀尖上”）。“这些描写偷情的作品是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的，因为偷情往往与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分不开，正是由于社会的、经济的原因，有不少彼此间发生了爱情的男女不能成为夫妻，他（她）们就有偷情的方式来反抗。这种反抗的方式虽然是个人的，乃至是不自觉的，但是具有社会意义。”[6]
此外，清代民歌中不仅仅用“偷”，而且还用“跳槽”二字来表达这种“男女关系上的朝秦暮楚，见异思迁”。[7]如《丝弦小曲·既有真心和我好》：“既有真心和我好，再不许你要开交，再不许你人面前胡厮闹，再不许你嫌这山低来望着那山高，再不许你见了好的又想把槽来跳。”可见，“跳槽”在当时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一方面它反映出对当时程朱理学“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思想认同感的分化倾向，带有人性解放的色彩。另一方面它承认“欲”是人的生理需求，直接冲击了程朱理学对人们的束缚，也放松了对妇女的要求；而男子为了获取更大的性自由，也不得不放松对女性贞节的要求，这就为“偷情”、“跳槽”提供了可能。“偷情”、“跳槽”者兴高采烈的背后，却是被抛弃者声泪俱下的哭诉与后悔。“忘了我的恩情，冤家，保佑别人将你闪！”（《万花小曲·做梦儿也不想你的心肠改变》）。“俏冤家进门来，你请坐，有句话儿对你说，为什么见了一个爱一个”（《霓裳续谱·俏冤家进门来》。“悔当初错与他偷了一下，谁知道就有了小冤家。上腰儿难束肚子大，这等冤孽事，如何处治他？免不得娘知道，哥，定有一顿打。”（《万花小曲·悔当初错与他偷了一下》）。这或许是“偷情”民歌所蕴含的另一层意味吧！
3.特殊女性对自身解放的渴望
在清代女性民歌中，还有一部分作品反映了妓女与尼姑这类特殊女性对自身命运解放的渴望。尽管其中多有代言的成分，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透露了歌中人物的心声。
在研究清代女性民歌时，妓女是不能忽视的群体。正如王书奴先生在《中国娼妓史》中所说：“促成有宋词的黄金时代，‘词人’、‘妓女’均有莫大的勋劳”。[8]在讨论词史的时候，我们会强调娼妓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内容和形式的丰富，还是作者队伍的壮大和作品的流布，都离不开娼妓的参与，这大概是王书奴先生所说的“勋劳”吧！若将这个理论运用于清代女性民歌的研究，其情形也大致如此。
与妓女有关的女性民歌分为三种：
第一、反映妓女的悲惨命运。如《白雪遗音》卷一《告爹娘》：
手拿一张无情状，泪流两行；急急忙忙，跑入公堂，告俺的爹娘：爱银钱，将奴卖在烟花巷，丧尽天良！到烟花，十三十四学弹唱，丑名外扬。今日姓李，明日姓张，夜夜换新郎。到晚来，思想起来恨断肠，埋怨爹娘。久以后，奴的结果在谁身上？一心要从良!
通过告爹娘这个看似不合常理的事情，揭示了那些因生活所迫而被卖入青楼备受凌辱的痛苦心理，写出了女子强烈要求摆脱非人的折磨，去过正常人生活的愿望，展示了她们纯洁的心理和对真正爱情的渴望。再如《白雪遗音》卷二《穷妓》：
清晨起来门边站，身上无衣怨着天寒。这几天，何曾见个嫖客面？遇一人，一把拉到构栏院。不当你是调情，只当你是可怜，可怜我。三天吃了一顿饭，叫爷们，给我八个大钱吃碗面。
写出来下层妓女处在人间地狱，痛苦到连“八个大碗面”也求之不得，其他就可想而知了。这些反映妓女悲惨命运的民歌，“尽管它们并不是真正同情妓女的悲惨命运的人们写的，然而在客观上反映了那些可怜的妇女在饥寒交迫下出卖肉体的惨状”[9]。
第二、反映妓女对爱情与自身解放的渴望。它出之于妓女之口，具有一定的“行业特色”，在很大程度上透露了人物的心声。如《万花小曲·俏冤家转身来我和你从长计议》：
俏冤家转身来我和你从长计议，我和你好一场，没个下梢，倒不如嫁了你，终身有靠。闻知你大娘狠，这也是奴命所招。舍不得你的温存，哥，愿做你的小。
其他如《白雪遗音》卷一《歌院秦楼》中，“俺本是贤德淑女良家后”，“落在烟花柳巷把罪受”；《麻衣神巷》（其一、其二）中，则是“你相相我，多咱离了烟花巷”，“先生你算算我，何日脱得烟花寨”，都表达了妓女对自身解放的渴望。
第三、以咏妓之名行嘲妓之实的民歌。这类民歌“在有明一代，也成为一个很大的‘流派’。郑振铎先生以为，嘲妓的曲子，在明代甚为流行，但其中不少是‘有伤风化的东西，且文辞也极非上乘，以可怜人为嘲讥的对象，根本是有伤忠厚的’”。[10]尽管郑振铎先生的“有伤忠厚的”让人感叹不已，但我们不能忽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女优、娼妓是毫无地位可言的。一些封建文人和官僚把她们视作掌上玩物，以其心灵深处埋藏的隐痛作为笑料，进行任意挖苦与嘲讽。妓女面色的黑白，长相的俊丑，五官的缺陷，双足的大小，发音的粗细等等，都成为无聊文人笔下嘲弄的对象。与明代大量嘲妓民歌相比较，清代女性民歌中这类作品要少很多。一是对妓女极其轻薄的人身攻击，也就是郑振铎先生所说的“有伤忠厚”者。如《白雪遗音》卷一《久闻大名》：
久闻姑娘名头大，见面也不差。脚大脸丑，赛夜叉，浑身怪腌臜！桌面上，何曾懂的说句交情话，开口令人麻！若问他的床铺儿，放屁咬牙说梦话，外代着争开发。一张臭嘴，焦黄的头发，虱子满身扒。唱曲儿，好似狼叫人人怕，又不会弹琵琶。要相好，除非倒贴两吊大，玩你后庭花。
二是“现身说法”的劝诫，也可以看作是对妓女的嘲骂。如《白雪遗音》卷二《你想我来》：
你想我来我不信，露水夫妻有什么恩？常言道：“谁有钱来谁解闷”，大丈夫一时误入你的迷魂阵。我今无钱，你就另叙了傍人。小淫妇，哄杀人来睄出殡。到如今，时刻想起将你恨。
这应该是回荡在妓院外面的诅咒。《白雪遗音》卷二《烟花巷》：“烟花巷内何日够？终朝送旧迎新，无了无休！年少时人人与你多交厚，到老来，叶落花残无人救。”流落风尘，倚门卖笑，红颜薄命，是曲中自叹还是局外人旁观，不得而知。
总之，这些反映妓女生活的作品多侧面地描绘了妇女身世的不幸，民歌作者对于她们冲破封建礼教和对自身解放的渴望予以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其创作倾向是鲜明的。尽管娼妓行业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但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文人与娼妓的来往，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清代女性民歌的创作。
清代女性民歌中，还有一些尼姑题材，同样反映了尼姑对自身命运的不满与反抗。如《白雪遗音》卷一《小尼姑》（其一）：
小尼姑，击木鱼，才把禅堂坐，金炉焚香火。……恨爹妈，不该送俺在火坑里坐，错了一着。恨将起来，脱去了袈裟，缠首裹脚，成一个村婆，还是个女姣娥!寻上一个有情郎，哎哟！终身将他托。三年五载，抱上个小阿哥，哎哟！那时节，怎不叫人心快乐，念的是什么佛……
反映了小尼姑对自身命运的不满和对俗世生活的向往。其他如无名氏辑《鼓子曲钞·尼姑思凡》、无名氏辑《京都小曲钞·尼姑五更》（五更调）等等。
（二）民前乞巧歌
由于民前乞巧歌是在神灵面前演唱，具有一定仪式的表演，因此只唱未婚女性对美好爱情的追求与已婚女性对不合理婚姻制度的控诉。至于清代女性民歌中所反映的偷情之作、妓女与尼姑题材就不在其反映范围之内。这主要体现为[11]：
1.反映未婚女性对美好自由爱情的追求
在我国婚姻制度史上，男女婚约历来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孟子·滕文公下》说：“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诗经·齐风·南山》也说“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这也就是说媒人是成就婚姻的媒介。可见，《诗经·卫风·氓》中的“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就很好理解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之成了自由恋爱的隔墙。中国几千年中青年男女的婚姻生活基本上按这种程序完成。如果说媒妁之言是造成姑娘们婚姻不幸的直接原因，那么，阻碍她们追求美好自由爱情的绊脚石正是她们的父母。姑娘们要实现自己的理想，首先必须冲破父母的阻碍。在民前乞巧歌中，姑娘们常常通过对父母包办婚姻的不满来展现她们对美好自由爱情的追求。
流传在甘肃西和一带的乞巧歌中，姑娘既要遵循社会对女性的规定，如“十一二上不出门”等习俗。姑娘在出嫁前还要经过严格的培养：“五岁六岁穿耳环，七岁八岁把脚缠。九岁十岁学纺线，十一二上学茶饭。都说针线最要紧，十三四上用了心。……上得机来能织布，都说我娘教得好”（《西和乞巧歌·我娘生我一场空》）。这与《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培养何其相似！尽管这样，姑娘们的一生仍摆脱不了“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命运。对于她们的婚姻大事，姑娘们只能听从祖父母、父母或兄长的安排，被迫扮演一个“局外人”的角色。如《西和乞巧歌》卷一《我娘把我心上疼》中，尽管姑娘自愿要嫁人，但养大姑娘所花心血：“我娘把我心上疼，把我放在口里噙。我达为我挣下病，叫我穿好长精神。萝卜长[12]的往大里抓，整整抓到十七八”，与“我娃我娃先莫忙[13]，我给我娃办陪房”形成鲜明的对比：辛辛苦苦十七八年养大的女儿，只是一句话就嫁于他人。养女儿之艰难与嫁女儿之容易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强烈的反差正是西和妇女在社会中缺乏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表现。正是这种经济地位与政治地位的缺失酿造了无数的婚姻悲剧。所以，有些姑娘对此种“局外人”的角色并不满意，她们对自己未来所嫁之人有着清醒的认识。如《西和乞巧歌》卷一《金蹄子花，銀蹄子花》中，父母并未征求姑娘的同意，把“女子许给商户[14]家。达达娘娘[15]只是夸，媒人说成一朵花。”实际上，女婿是锤头大的“娃娃”，“想拖上哩够不着，想抱上哩像个娃。夜里哭着咂奶，不像妇人[16]倒像娘”。在这场婚姻里，父母把对方经济的富裕当作婚姻成功的前提条件。作为当事人的姑娘十分反对此事：“不嫁高门大户家，要嫁七尺汉子”。这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语言，充分反映了姑娘对美好自由爱情的追求，让人刮目相看！《西和乞巧歌》卷一《热头出来落西方》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感情。劳累了一天的姑娘，“吃过黑饭进绣房”，“灯盏底下绣鸳鸯”。却梦见“家里把姐给了人”，“彩礼堆了一大堆，男人不到二尺长。一看情形大声哭，梦里醒来泪汪汪。只怪爹娘过世早，大姐的婚事看哥嫂”，“但愿寻个成行[17]的，金钱谁能守到老!”同样表达了姑娘对美好自由婚姻的追求。“金钱谁能守到老”也反映了西和姑娘重人而不重钱财的婚姻观念。
姑娘们之所以追求自由美好的婚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父母对她们的婚姻采取包办、买卖的做法，只考虑经济因素，并不重视对方的人才品行；二是身边姐妹的不幸遭遇也让她们不能不思考自己未来。正是这些原因使得姑娘们不自觉地反对买卖与包办婚姻，追求美好自由的婚姻爱情。在《西和乞巧歌》卷一《大姐娃成给南门下》中，对父母包办、买卖儿女婚姻的做法解释得十分详细：
大姐娃成给南门下，南门下他是有的家。房上瓦的筒筒瓦，槽上绑的枣红马。二姐娃成给东门下，一个铁印升子大。不是骑马当官的，是个抡捶打铁的。打下的铁壶销四川，知县大人也喜欢。年年都往省城送，个个都能升大官。……跟上当官的官娘子，跟上杀猪的翻肠子。按住的牛头强扭的瓜，女子娃婚事由不得她。
年龄相仿、关系亲密的邻家姑娘分别嫁给不同的家庭，姑娘的命运就截然不同：“跟上当官的官娘子，跟上杀猪的翻肠子”。这种情形是怎样造成的？“按住的牛头强扭的瓜，女子娃婚事由不得她”。原来是家长的一手包办书写了姑娘们不同的命运。这里的十个姑娘并不是实指，而是说被家长包办的婚姻在当时之多。可见，包办婚姻是当时姑娘们的普遍命运。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说：
在封建社会里，婚姻是不由当事人做主的。做主的是双方的家长。当事人只有听从命令。家长们对于儿女的嫁娶，所考虑的，主要不是儿女自己的感情、意志，不是年轻人的终身幸福……家长们对于儿女婚姻的考虑，自然是不能离开经济关系的。……如果是显贵富豪的家庭，那么，家长们所注意的是门户的相当。……至于贫穷人家，家长给儿女办婚事的目的，除了为延续祖宗香火（男家）之外，主要是补充家庭劳动力，或获得一定的聘金。[18]
1936年以前的西和何尝不是这种局面！以父母为主的家长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姑娘们的婚姻进行了“合理”的包办，往往是“贪人家银，贪人家金，推得女儿进火坑”（《西和乞巧歌·槐树槐，搭戏台》）。那么，《西和乞巧歌》中反映未婚女性追求美好自由爱情的乞巧歌就显得尤为珍贵，它也凸显出姑娘们的主体意识。
《西和乞巧歌》卷三《姊妹的手襻都解开》中，有的姑娘是“针线家务都不怕，就怕媒人来问话”；有的姑娘是明天要嫁人，“男人长的啥脸势[19]，一问姐姐三不知”；也有的姑娘希望“巧娘娘给我要作主”，“金银财宝谁看哩[20]，要我心上情愿哩”的主体意识；也有的姑娘对“媒人编谎谁管哩”的无奈，对男方“娘老子护短”的担忧，姑娘们借助送巧歌，将各自的心事一一唱了出来。这是因为同在一起乞巧的姑娘，她们两三年中先后嫁人，婚后或为家庭、生存而挣扎，或因对婚姻不满而心情抑郁（如《西和乞巧歌·红心柳，杈对杈》中，“姐姐今年十七八”，“男人是个碎娃娃[21]，半夜醒来只叫娘”。“说是成给好人家，实是给人家看娃娃”）。或受到公婆、丈夫的虐待（如《西和乞巧歌·热头出来一盆火》），或自杀（如《西和乞巧歌·死板姐》）等情况时有发生。姑娘们因之想到自己未来，正如子贤先生所说“乞巧难求厄运少，及笄似向峭崖行”。
正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姑娘们将自己对美好自由爱情的追求寄托于她们心中所崇拜的神灵“巧娘娘”、“七姐”等。如西和《照花瓣》：
巧娘娘，快给我姊妹赐花瓣，赐双巧手会绣花，花儿红来叶儿繁；赐给我一副巧心眼，做的饭菜馋神仙；赐个阿家懂瞎好，赐个女婿懂人言。[22]
陕西旬邑（古豳州）地区《乞巧歌》：“给我七姐献黄梨，七姐教我选个好女婿。”[23]四川《十二个月·七月》：“七月里，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姑娘邀着来乞巧，都想寻个好女婿。”[24]广东海康《乞巧歌》：“七月牛郎会织女，嫜冚蜘蛛在庭边。乞巧穿针望嫁好，死溪隔人夫妻离!”[25]这些乞巧歌反映了姑娘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2.已婚女性对不合理婚姻制度的控诉
未婚女性在婚前被父母“十二三上卖给人，心里怨恨不敢嗯[26]”（《西和乞巧歌·一样的戥子十样的银》）。婚后，女性的人格、自由依附于丈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柴株立地守”。钟敬文先生曾指出：
在中国现代口头活的民歌中，对长期封建统治所产生的家庭中不合理现象，表示抗议的作品是很丰富的。其中最多的，是仇恨家长独断婚事、翁姑虐待媳妇和一般的对于女性轻蔑等主题。这种歌唱，大都出自被损害的当事人的心和口，唱出以后，又经过无数同一境遇者或同情他们的人的增益和删改。在揭发封建的家庭制度和伦理观念的残酷上，它正是一种很重要的“文件”。[27]
西和女性也不能摆脱这个命运，婚后不仅遭受公婆、丈夫的虐待，甚至丈夫的姊妹、兄弟都成为虐待妇女的帮凶。婆家凭着“天赋”的权力，对于这个外姓的媳妇往往是无情的压制与虐待。他们这种恶劣的态度和行为被社会赋予“合法性”。流传在甘肃西和、礼县一带乞巧歌中有不少的歌词就表现了对这种“合法性”的不满与反抗。
《西和乞巧歌》卷一《北山里下雨南山里晴》中，媳妇尽管“侍候阿家把花扎，挨打受骂养娃娃”，但阿家握着媳妇的“去留生杀大权”：“只让喝汤不给饭，一点不对让滚蛋”。这与《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何其相似！《西和乞巧歌》卷二《死板姐》中的阿家也是这样：“全家新衣裳换着穿，姐姐披的破布片”，“擀的长饭全家吃，姐姐天天喝菜汤”。死板姐不堪忍受这种生活，半夜偷着往娘家跑，“男人知道了跟着撵，阿家罚姐卧猪圈”。阿家如此可恶的行径，死板姐却只能自己承受，“不怨达达不怨娘，只怨媒人坏天良”。原来“婆婆家有钱口气大，姐娘家没人自己担”。于是，死板姐以死抗争阿家的虐待：“一根麻绳梁上栓”，“死板姐含泪到九泉”。
媳妇在家伺候阿家、干活、养娃娃，阿家对她们的回报却是喝菜汤、穿破衣服，甚至转娘家都不允许。如《西和乞巧歌》卷一《装了半笼子苜蓿花》：
装了半笼苜蓿花，阿家准姐姐转娘家。早上去了黑了来，大小做出八双鞋。做到八双拿着来，做不到八双鞭子挨。男人说情想张嘴，阿家打发去担水。只好说着不去了，除非阿家断气了。巧娘娘，下云端，我把巧娘娘请下凡。
在这里，尽管男人对媳妇有同情之心，但是面对父母“鞭子挨”的旧思想作祟也无能为力。作为媳妇“只好说着不去了，除非阿家断气了”，真可谓“要转娘家难上难，上面还有几层天”（《西和乞巧歌·我娘生我一场空》）。难怪妇女会有“我娘病了谁抓药，谁给我娘接碗筷”的困惑与“达达娘娘没人管，常叫女儿心不甘”的不满。而这首歌中“只好说着不去了，除非阿家断气了”一句，也为我们刻画了一位率真、敢于反抗的媳妇形象。《西和乞巧歌》卷一《姊妹几个打秋千》中“三姐娃露出红短裤”则是对旧的“妇德”、“妇容”进行了嘲弄和突破。《西和乞巧歌》卷一《温温水，新麦面》中，“‘嘣’的一声扽断了[28]，再不嫌姐姐的长面了”，则是以嘲讽的口吻对旧的家庭关系中阿公、阿家及丈夫的尊严进行挑战。而《西和乞巧歌》卷一《竹子砍了划篾条》中，男人“赶快跪下把头磕：‘只要我两个有因缘，管他掏钱没掏钱！’”实际上反映了社会高压政策下的一种自由恋爱。因为社会畸形地看待这件事，他们在这种环境下也不能不采取这种方式来应对周围的嘲笑。正如赵子贤先生《题〈乞巧歌〉》二首诗中所说：
一
纸上心弦神鬼惊，女儿悲苦气难平。出脓出血刑半死，嫁狗嫁鸡判一生。乞巧难求厄运少，及笄似向峭崖行。亭亭碧玉家中宝，父母谁闻唱巧声!
二
莫谓诗亡无正声，秦风馀响正回萦。千年乞巧千年唱，一样求生一样鸣。水旱兵荒多苦难，节候耕播富风情。真诗自古随风没，悠远江河此一罂。
可见，旧礼教在当时西和的势力还是很强大的。
处在社会底层的妇女，一生中除了遭受婆家的压迫，还要遭受社会的高压。毛泽东在1927年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指出中国农民所受到的四种压迫：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29]
社会虽然进入了20世纪，当时的中国也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思想方面的变革，但在甘肃陇南一带，基本上仍然是封建军阀、地方割据势力的天下。他们要压榨、掠夺老百姓，只有靠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及各种封建礼教来维持局面。所以偏僻闭塞的西和、礼县一带妇女的灾难同十九世纪以前没有多大区别。在《西和乞巧歌》中，西和女性更多地遭受了“族权”的压迫，即婆婆的“家法”以及婆家其他人对媳妇的“联合专政”。如《西和乞巧歌》卷一《热头出来一盆火》中，妹妹对娘家的哥哥诉说在婆家的种种遭遇：
鸡叫头遍去推面，一面打盹一面转。鸡叫二遍把水担，路又远来桶又宽。鸡叫三遍要上坡，崖上山上砍柴火。喂牛喂猪蒸馍馍，抱上湿柴去烧锅。一口两口吹不着，阿家骂我像猪猡。流着眼泪吹着了，头发眉毛燎着了。男人过来脸上打，阿公[30]过来拔头发，阿家把我的嘴撕破，小叔子过来揪耳朵……
面对繁重的家务劳动和婆家的虐待，哥哥丝毫没有认为妹夫家的所作所为是错的，只是一味地劝慰妹妹要忍耐：“你男人他是年轻人，一年半载会老成[31]。阿公阿家老人家，三年五年过世[32]”，并勉励妹妹“挺住身子咬住牙，过后你也当阿家”！可见，当时人们普遍心理认为婆家虐待媳妇是理所当然，媳妇有义务承受虐待的考验。这些话也为我们揭露出中国几千年婆媳矛盾的根源，那就是“三十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继续压榨未来的媳妇，以补偿她年轻时所受的委屈。鲁迅先生曾在《狂人日记》中指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实际上是“人吃人”的社会。婆媳之间的紧张的关系难道不正是这种“人吃人”社会的缩影吗？难怪《西和乞巧歌》卷一《一样的戥子十样的银》和《北山里下雨南山里晴》等都感叹“女子不如儿子疼”，“势成女子不如人”的命运，明显地带有对旧礼教不满的情绪。再如流传在甘肃张家川县《乞巧歌》：
我给巧娘娘鞠个躬，巧娘娘教我打阿公；我给巧娘娘献花花，巧娘娘教我打阿家；我给巧娘娘献李子，巧娘娘教我打女婿。[33]
则对旧礼教家庭中压榨关系的不满大胆地说了出来。可见，收集这些乞巧歌词的子贤先生则是以敏锐的目光来看待这一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