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背景不同

清代统治者在入关之前，汉化程度已经很高。入关后，他们很快就适应了中原地区的政治模式和文化心理。为了强化君主专政政体，他们进行了积极而有效的官府干预，一方面大规模镇压由汉族士大夫发动的反清武装斗争，推行落发蓄辫，强迫汉人与满人同俗。另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承认儒学的正统地位，努力发扬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巩固专制制度的内容，加强对读书人和普通民众的奴化熏陶。清代对汉族传统文化表现出的虔诚态度，与清初“遗民”文人，如方以智、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对亡国的理性思考，对“经世致用”学风的剖析与清理而提倡的恢复旧道德、旧秩序的“复古”思潮，不谋而合。这些汉族文人中的精英一旦与统治者形成异途同归的状况，就能吐泻出一股强大的引力，并将主流文化的发展方向引向了“复古”的轨道。在这种力量的指引下，康熙年间，以压抑天性、阻挡个性自由发展、禁欲主义成为主流思想的“宋明理学”再度兴起。在这股风潮中，一批文人如李光地、张伯行等人都因为研习和宣扬程朱理学而备受康熙皇帝的青睐，并官居尚书、大学士等要职。相反，对于具有“异端”思想——尤其是反清意识的文人，则以“文字狱”残酷镇压，打击他们的民族意识，取缔他们的人格尊严。同时，以八股取士、博学鸿词、大规模的书籍编纂工程，来笼络、“驯服”了大批文人。在统治者精心编织的文网下，清朝文人的思想空间越来越狭窄，考据之风日益兴盛。从乾隆中期至嘉庆年间，号称“乾嘉汉学”的考据学达到鼎盛阶段，涌现出戴震、王引之、钱大昕等一批“汉学大师”。在功名利禄和“文字狱”的重压下，清代社会仍然存在着与主流文化相抗衡的声音。清代女性民歌就产生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因此，它不可能像明代民歌那样率真与霸气，而是在宣泄激情的自由时，多了一份禁忌，多了一份拘谨。在艺术方面进一步完善的同时，清代女性民歌形成了活泼精致的语言、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等特点。

比较而言，民前乞巧歌的产生时间缺乏一个明确的认识。除了少数乞巧歌能判断其产生的大体年代外，大多数产生的年代很难判断。如流传在甘肃西和、陕西一带的乞巧歌，有些汇集时代较早，我们能从乞巧歌的内容、编造年代上可以判断出其产生的时间下限。如宗鸣安著《陕西近代歌谣辑注》中收录了流传于陕西关中一带的《乞巧歌》，因附有1926年以前人所写的原注，我们就可以判断出这首《乞巧歌》产生的时间下限是在1926年。西和赵子贤先生纂著、赵逵夫教授校订《西和乞巧歌》一书，是赵子贤先生1936年动员学生收集整理而成，故该书中乞巧歌产生的时间下限是在1936年。其中《西和乞巧歌》卷一《一样的戥子十样的银》中“山又大来沟又深，木底鞋垫得脚腰疼”一句，据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在《七夕节的历史与七夕文化的乞巧内容》一文中考证：“木底鞋”是清代以前的东西，二三十年代已很少有人穿。可见，这首乞巧歌应该是产生在清代以前。^[17]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到40年代，西和一带基本上是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在这种高压政策之下，人们总会向可以生存的方面努力。西和学者赵子贤先生收集的《西和乞巧歌》中，一些作品反映出妇女已经敏感地察觉到时代透露出的新空气。她们为了避免被窒息而死，不只是用死来抗争，而且也突出地表现了对旧礼教的反抗以及对新生活的追求。因此，社会环境的高压政策与妇女的愿望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西和乞巧歌》为我们了解民国以前妇女所处的社会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