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前乞巧歌的相关文献及其产生的背景

在中国古代，《诗经》里的国风，汉魏六朝的乐府，唐五代到宋元的词曲，都包含了许多优秀的民歌。至明代，民歌受到文人们的重视，无论在民歌的搜集、整理、出版，还是在民歌理论的建立上，都得到一些文人的参与，使得明代民歌呈现出浩如烟海的兴盛局面。难怪明代卓人月《古今词统序》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1]至清代，民歌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郑振铎先生曾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提到：“刘复、李家瑞编的《中国俗曲总目稿》所收俗曲凡六千零四十四种，皆为单刊小册，可谓洋洋大观。其实，还不过存十一于千百而已。著者昔曾搜集各地单刊歌曲近一万二千余种，也仅仅是一斑”。^[2]尽管大清律典《刑律杂犯》中特别规定了禁歌的条文：“凡有狂妄之徒，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以及鄙俚亵慢之词刊刻传播者，内外各地方官及时察拏。”^[3]但民歌并未因之消沉，而是流传地域性更加广泛，如四川山歌、北京儿歌、浙江民歌、粤歌、闽歌，乃至台湾、西粤等少数民族的民歌均有辑录。“清代民歌在继明之后，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繁盛时期”。^[4]作为清代民歌分支之一的女性民歌，其繁盛状况也就不言而喻了。

兴起于汉代的乞巧风俗，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产生了乞巧歌。民国以前的乞巧歌在流传过程中受到了文人不同程度的关注。这些乞巧歌散见于《陕西近代歌谣辑注》、《西和乞巧歌》等十几种文献中，这为我们对民国以前乞巧歌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