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当前,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度的加大,各地政府对本地方的民俗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尽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呼声一浪盖过一浪,但仍有不少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消亡的威胁,特别是七夕节的乞巧活动。这种始于汉代的乞巧风俗是女性,尤其是姑娘们在成人之前参与的最为重要的社会活动。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加之参与乞巧民俗文化活动的女孩子们学业负担日益加重,乞巧风俗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参与乞巧的人员也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甘肃陇南西和、礼县一带还保存着较为原生态的、浓郁的乞巧风俗。在长达七天八夜的乞巧过程中,姑娘们要唱大量的乞巧歌,反映了当时女性的心声。西和乞巧风俗也因为自己独特的魅力,而被称为中国乞巧风俗的“活化石”。
本书由三编组成,以西和乞巧风俗与乞巧歌为考察对象,理清乞巧歌在民俗学与民间文学方面的关系,以西和乞巧民俗为例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主性、本真性、整体性原则,进而探索乞巧风俗千古流传的原因。
第一编是李凤鸣的《清代女性民歌与民前乞巧歌的比较研究》。
在后世对民歌的研究论文中,对清代民歌的研究仅仅是从音乐史、曲调等方面进行评价,而对其文学性、整体性的研究要显得单薄,尤其是对清代女性民歌的研究更是远远不够。而过去研究民间文学的文人对这些流传在全国各地的乞巧歌很少关注。作为仪式歌中的节令歌,乞巧歌在流传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专门反映了女性在婚姻爱情、生活等方面的思想感情。因此,本文认为它与清代女性民歌既有许多相似之处,又有些不同之处。今将它们作比较性研究,以彰显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由于清代对民歌的指称缺乏统一的名称,故后世的古代文学史、民间文学史以及研究论文中对清代民歌的指称也是各不相同,如称之为“歌谣”、“通俗歌曲”、“小曲”、“俗曲”、“时调小曲”、“民歌时调”、“民歌”等等。本文均以“民歌”称之,并将题材上以女性为主要书写对象,内容上以反映女性的情感、生活、命运等为主要内容的清代民歌称之为“清代女性民歌”,时段限定在1644年清人入关至1911年辛亥革命之间。乞巧风俗盛行于全国大多数地方,如甘肃、陕西、四川、山西、山东、河北、河南、北京、湖北、广东、广西等地。甘肃西和、礼县、天水一带的乞巧风俗至今还保留着原生态的风味。特别是西和乞巧节,因其时间之长(七天八夜)、规模之大(13个乡镇)、参与人数之多(每个乞巧点10—20人,有些达30人,甚至上百人)、乞巧歌保留之多、民俗程式保留之完整(分七个环节),在全国其他地方绝无仅有。因此,被誉为中国乞巧风俗的“活化石”。2006年,甘肃西和县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2008年,西和县乞巧节被国务院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此外,陕西斗门镇、山西和顺县、山东沂源县、浙江嘉兴、广东广州等地的乞巧风俗在全国也占有一席之地。由于乞巧风俗大多在北方盛行,而乞巧过程中所唱的乞巧歌,产生的时间也很难考订。其中有些乞巧歌产生于民国,有些产生于民国以前,甚至有些产生于清代以前(如《西和乞巧歌》卷一《一样的戥子十样的银》[1])。故本文将乞巧歌产生的下线确定为民国以前(包括民国在内,即1949前以前),并简称为“民前乞巧歌”。
关于清代民歌的研究。在古代文学史、民间文学史及研究论文中,清代民歌的繁荣兴盛的局面多有论述,但对清代女性民歌的大致情况只是简单地介绍。这主要体现为:一是对清代民歌的研究。潘明兴《清代民歌比明代逊色么》和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对清代民歌流传数量、主要民歌专集、民歌思想内容都做了肯定与详细的评介,是研究清代民歌的重要文献。二是将明清民歌放在一起来研究。这些论文对明清民歌的兴盛原因、民歌流变、内容、发展概况、艺术价值、社会民俗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论证。三是对《霓裳续谱》、《白雪遗音》、《粤风》和《聊斋俚曲》四部民歌专集的研究。
关于乞巧歌的研究。关于乞巧歌研究的论文,数量不多,主要体现为:一是对乞巧歌的解释与辑录。二是以乞巧歌作为论述乞巧风俗与牛郎织女传说的证据。如柯杨《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文化空间——关于甘肃省西、礼两县传统乞巧节的调查报告》[2]赵逵夫《陇东、陕西的牛文化、乞巧风俗与“牛女”传说》等。三是专门对乞巧歌的研究。这主要体现为:(1)对乞巧歌内容的研究。如王治安《西和乞巧唱词蕴涵的审美愿望》[3]李凤鸣《浅析〈西和乞巧歌〉中的女性主体意识》[4]李雄飞《〈西和乞巧歌〉的价值研究》[5]郭昭第《西和乞巧节的地域表征及乞巧歌的文化精神》等。(2)对乞巧歌艺术手法的研究。如薛世昌《原生态言说与西和乞巧歌的赋比兴研究》[6]。(3)对乞巧歌音乐特征的研究。如庄壮《乞巧节民俗与其歌曲特点》[7],张芳硕士论文《西和、礼县乞巧仪式乐舞之研究》,并录入作者自己谱写的谱例15种。
乞巧歌在流传的过程中,受到一些思想开明的文人不同程度的关注。目前所能查到的最早的乞巧歌是1926年以前陕西关中一带流传的一首《乞巧歌》[8],以及1929年《台山歌谣集》[9]中的《乞巧歌》。1936年甘肃西和学者赵子贤先生收集并整理成反映西和乞巧风俗的《西和乞巧歌》一书;《中国现代文化名人爱国诗选》选入赵树理1941年写的一首《乞巧歌并序》。其他的乞巧歌散见于《采花谣——陇上采风录》、《精彩歌谣》、《中国歌谣集成·甘肃卷》、《中国牛郎织女传说》(民间文学卷)等十几种文献之中。
总之,以往对清代女性民歌的研究很不够,专门研究清代女性民歌的专著也没有。至于研究民国以前的乞巧歌,以及将它与清代女性民歌进行比较研究的工作,更是空白。本文立足于文献学的角度,对有关材料作全面的钩稽,尽量做到一网打尽,无所遗漏。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方法与比较研究方法,力求展现民国以前的乞巧歌与清代女性民歌的关系,揭示民间文学史上十分重要而又几乎被完全忘却的文学式样。
第二编是韩宗坡的《“非遗”保护的自主性、本真性、整体性研究——以甘肃西和乞巧民俗为例》。
从当前情况来看,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进行普查、保护以及开发,成了政府、专家、民俗传承主体和传承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尽管中国之前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特别是民俗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与探讨为之准备了必要的理论基础,但当前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与保护措施仍有争论。在地处偏远、受现代商业文化影响较少的西和,乞巧民俗传承的范围、参与人群的规模依然很大,较少受到过度旅游开发的破坏。而且,当地政府正在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保护活动中,将西和乞巧节申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组织专家考察、研究,探讨保护与开发的原则、方法。西和乞巧民俗处在一个转变前、转变中的关键时期,能够很好地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一活动中的变化发展过程,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从时间上看,国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初现代学术研究开始之前,主要是古代文人笔记、诗歌等各种文体间接涉及的记述、记载、描写和评论性的文章;第二个阶段在现代学术体系引进之后,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引入之前,以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博物馆学在国内取得重要发展为标志,各学科以民族民间文化等不同的名称分别开展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第三个阶段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体系引进前后,主要是国内学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话语体系引进、消化,并使之逐步本土化的过程;第四个阶段以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建立为标志,主要内容是针对进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传承人等开展的调查、申报、评审、确认、保护与研究活动,文献除了专家的理论探讨、田野报告,更多的是各地为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做的调查及其申报资料。从内容上看,当前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命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主要成果有国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公约、文件的译介,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及相关的文件为代表。第二部分是结合国内实际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并进行本土化的著作,以及结合国内情况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及其实践的来龙去脉的著作。第三部分是较为系统的论述或针对某一问题的深入探讨。这些研究成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话语体系的引进、本土化以及结合中国实际进一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探讨与保护实践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关于牛郎织女故事的研究。这可追溯至秦汉甚至更早。而关于牛郎织女的现代学术研究,从手头资料来看,大约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纵观80多年研究历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研究范式或者说切入点[10]:起源与流变研究;类型与比较研究;主题分析;文学赏析与选编、续写、改编;地方学者的知识考古;教育、传承、保护、探讨;田野活态研究。总的来说,各个研究范式或切入点,都是在特定的学术语境中产生的,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为牛郎织女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关于西和乞巧研究。从掌握的资料看,针对牛郎织女“七夕”文化独特形态之一的西和乞巧民俗的学术研究并不是很早,数量也相对有限。最早关注西和乞巧民俗的学者是20世纪30年代的赵子贤所编的《西和乞巧歌》[11]汇集了主要的乞巧歌词,是当前最早、内容翔实的记录西和传统乞巧风俗、仪程、活动及歌词的文献。此外,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兰州大学柯杨、武文,以及当地学者杨克栋、西和县一中课题组的师生、西和县文联等对西和乞巧民俗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总体而言,不论是对于七夕节日的探讨,还是关于牛郎织女故事的论述,抑或对乞巧风俗起源与演变的考证,目前学术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更多地关注“过去”,关注“历史”,更多地着力于文本、在既有事实方面进行“静态”的探讨,对当前处于变化过程中的乞巧民俗事象关注较少,对当前各种文化、经济因素冲击下如何传承与保护的问题探讨尚不多。本编以民俗志及试验民俗志、田野作业和文献考辨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多学科借鉴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对处于变化之中的西和乞巧民俗进行考察,希望能对其至今仍能保持盛况的原因进行探讨,进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出原则性的建议。
第三编是王亚红的《乞巧节俗研究——以甘肃陇南西汉水流域乞巧节俗为例》。
文化变迁日新月异的当下,胡适先生“整理国故”思想和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理念日益彰显其重大深远意义,二者都要求先认识、理解再进而扬弃传统文化。那些一度被视为封建迷信、粗俗没落的民间文化,在今天被人们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野重新被人们研究、阐释乃至“保护”。
乞巧节是我国一个广泛流传的传统女性民俗节日,在传统女性的心灵和一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其在中国封建社会世代流传,历经近代的政治变革仍然顽强生存,现在又乘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东风”而更加兴盛。因故,笔者在现有仅存文献的基础上,以甘肃陇南西汉水流域的乞巧节为文本,追寻乞巧的起源,探讨它的文化内涵与流传机制,这一切正是本编想要探讨的学术意义。
总体而言,西和乞巧是一种优秀的乡土文化。虽然,在当今应试教育的步步紧逼下,乞巧风俗活动节节后退,但乞巧风俗文化对西和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无法磨灭的。因而,保护和传承西和乞巧,也是在构筑西和和谐社会和文化自信力。
【注释】
[1]《一样的戥子十样的银》中“山又大来沟又深,木底鞋垫得脚腰疼”一句,据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在《七夕节的历史与七夕文化的乞巧内容》一文中考证:“木底鞋”是清代以前的东西,二三十年代已很少有人穿。可见,这首乞巧歌应该是产生在清代以前。
[2]柯杨《一个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文化空间——关于甘肃省西、礼两县传统乞巧节的调查报告》,金宏图,李萍主编《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
[3]王治安《西和乞巧唱词蕴涵的审美愿望》,《陇南报》,2007年3月2日。
[4]李凤鸣《浅析〈西和乞巧歌〉中的女性主体意识》,《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5]李雄飞《〈西和乞巧歌〉的价值研究》,《青海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6]薛世昌《原生态言说与西和乞巧歌的赋比兴研究》,《兰州学刊》,2011年第4期,第190页。
[7]庄壮《乞巧节民俗与其歌曲特点》,西和文联《仇池》,2008年第4期。
[8]宗鸣安著《陕西近代歌谣辑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9]高等学校民间文学教材编写组编《民间文学作品选》(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10]这里的分类参考了施爱东《牛郎织女研究批评》。该文评述了四个范式,并提出建立新的范式。韩宗坡在阅读之前曾思考分成八类,后进行调整,划分如上。施爱东.牛郎织女研究批评.文史哲,2008,04:77~86.
[11]赵子贤,《西和乞巧歌》,香港银河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