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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叶以后，徽州地区的小说家们一方面搜罗编辑前人的小说，并对其中一些作品进行改写、加工与再创作，使得这些作品情节更加丰富，描写更加细腻，甚至使某些作品改变了原来的主题与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又从亲身所经历的社会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素材，创作出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小说作品。徽州小说家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劳动，既使得前朝故事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一步演变发展，又为后代特别是明末拟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的编辑创作提供了新的起点与平台，徽州小说也由此奠定了它们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前朝故事在徽州小说中的发展演变

前朝故事在徽州小说中的发展演变首先表现在作品的主题与思想倾向上。明中叶以后徽州作家编辑的小说许多都是前朝已有的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原本是表现因果报应的，有的是记叙案例的，但经过较大幅度的加工与改造，许多作品都改变了原来的主题与思想倾向，从而具有了新的面貌。如《广艳异编》中的《投桃录》即属于这样的作品。故事写的是，南宋淳熙末年，舒州有位年轻士人刘尧举，字唐卿，随父到平江许浦上任。当时正值秋荐，唐卿独自雇船就试嘉禾。及抵中流，发现执楫者为一美丽的妙龄少女，唐卿戚戚心动，经询问，得知为船家之女。唐卿情不能已，多方挑逗；少女也对唐卿有意。两情虽洽，然终碍于女方父亲在场，“咫尺隔若天涯，不能近体”。到达秀州后，唐卿应试完毕，出院甚早。这时船家上岸市易未还，于是唐卿让少女移舟他处，两人得谐缱绻。当晚，唐卿父母梦见两个黄衣人，一个前来报告，说是其子已首荐；一个说“刘尧举近作欺心事，宜殿一举”。后唐卿果见黜落。少女“以为失望，怏怏泪下，唐卿抚慰久之方已”。到第二次应举，唐卿复领舒州首荐，他感念少女当日与他约会的情意，想到他们之间的约定，然“遍令求访，竟莫能得，盖或流泛他所。而唐卿遂及第”^[154]。

《投桃录》的故事来源最早见于《睽车志》，《夷坚丁志》也载其事。但是吴大震在《投桃录》中对原作进行了改造和加工，与原作相比，《投桃录》不仅增添了很多故事情节，增加了不少细节与人物语言描写，而且改变了原作的思想倾向，将本来是表现因果报应的内容改变为男女爱情的主题。如在《睽车志》中，由于受主题所限，作者对唐卿雇船到应试之前男女主人公在船上发生的一段情事，写得极其简略，只说“舟人有女，尧举调之。舟人防闲甚严，无由得间”^[155]，从头至尾不足二十字。《夷坚丁志》虽叙述文字有所增加，情节亦稍见变化，但仍显得十分粗疏。《夷坚丁志》说，尧举“悦舟人女美，日夕肆微言以蛊之。女亦似有意。翁媪觉焉，防察不少懈。及到郡，犹憩舟中。翁每出则媪止，媪每出则翁止，生束手不能施”^[156]。而在《投桃录》中，这一段情事作者是这样描写的：

是年当秋荐，遂僦舟就试嘉禾。及抵中流，见执楫者一美少艾，年可二八上下，脩鬟媚，眉眼含娇，虽荆布淡妆，而过人种种，真若海棠一枝斜映水也。唐卿惊讶间不觉戚戚心动，因默访之，知为舟人子。乃叹曰：“有是哉！明珠出此老蚌耶？”唐卿始以父在，不敢通一视，流连将午，情莫能已。驾言舟重行迟，促其父助纤。父去，试以眼拨之，少艾或羞怯而避颜，或严色以相拒。及唐卿他顾，则又睨觑流情，欲言还笑。唐卿见其明中粧样，暗地撩人，心眼相关，神魂飞荡，乃以袖中罗帕系胡桃，其中绾同心一结，投至女前。女执楫自如，若不知者。唐卿慌媿，恐为父觉，频以眼示意，欲令收起，女又不为动。及父收纤登舟，将下舱，而唐卿益躁急无措，女方以鞋尖勾揜裙下，徐徐拾纳袖中，父不觉也，且掩面笑曰：“胆大者亦踧踖如此耶！”唐卿方定色，然亦阴德之矣。越明，复以计使父去，因得通问，曰：“以子国色，兼擅巧能，宜获佳偶。但文鹓彩凤，误堕鸡栖中，令人不能无慨。”女曰：“君言差矣！红颜薄命，岂独妾哉？义当咨嗟，敢生尤怨！”唐卿益为叹服。自是两情虽洽，然终碍父，咫尺隔若天涯，不能近体。

在这一段中，原本不足二十字的内容，被延展到近三百八十字。作者通过唐卿多次借故支开舟人而与少女单独相处的情节安排，通过少女“明中粧样，暗地撩人”的细节描绘，通过双方多次眉目流情及语言的刻画，突出了男女主人公两情相悦的主题。经过作者的再创作，作品中人物形象鲜明，呼之欲出。尤其是唐卿“以袖中罗帕系胡桃，其中绾一同心结，投至女前”，少女先是佯作不知，待到即将被父亲察觉，“唐卿益躁急无措”时，少女方不动声色地“以鞋尖勾揜裙下，徐徐拾纳袖中”，“且掩面笑曰：‘胆大者亦踧踖如此耶！’”这一情节的精心设计和细致刻画，更是将一位既大胆追求爱情，又机敏过人且不乏调侃性格的青春少女形象推到读者面前，使人读后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文言小说中，这样精彩的描写是并不多见的。

在《投桃录》中，作者为了突出爱情的主题而增添情节或改变原作的还有多处。如有关唐卿引试毕与少女私合的一段，《睽车志》说：

既引试，舟人以其重扃棘闱，无他虑也，日出市贸易。而试题适唐卿私课，既得意，出院甚早。比两试皆然，遂与舟女得谐私约。

《夷坚丁志》的叙写与此出入不大，文中说：

试之日，出《垂拱而天下治赋》、《秋风生桂枝》诗，皆所素为者。但赋韵不同，须加修润，迨昏乃出。次日试论，复然。既无所点窜，运笔一挥，未午而归舟。舟人固以为如昨日也，翁媪皆入市，独女在。生径造其所，遂合焉。

无论是《睽车志》还是《夷坚丁志》都把唐卿考试的顺利作为叙写的重点，而对其与少女私合的叙写则仅有几个字。《投桃录》刚好相反，作者将考试之事一笔带过，重点描写男女主人公约会与私合的过程：

及抵秀州，唐卿引试毕，出院甚早。时舟人市易未还，遂使女移舟他处，因私恳曰：“仆年方壮，秦晋未谐，倘不见鄙，当与子缔百年之好。”女曰：“陋质贫姿，得配君子，固所愿也。第枯藤野蔓，难托乔松，而骥尾风驰，岂容蝇附？妾不敢叨，君请自重。”唐卿抚其肩曰：“噫！是何足较？两日来被子乱吾方寸久矣，恨不得一快豪情。今天与其便，而子复拒执如此，望永绝矣。英雄常激而死，何惜此生！即当碎首子前，以报隐帕之德。”言毕，踴跃投身于河。女急牵其衣裾，曰：“姑且止，当自有说。”唐卿回顾曰：“子真怜我乎？”遂携抱枕蓆间，得谐私愿，欢乐之怀，不减天上。女起，自饰其鬓，且为生整衣，曰：“辱君俯爱，冒耻仰承；一瞬之情，义坚金石。幸无使剩蕊残葩，空付余香于游水也。”唐卿答曰：“苟得寸进，敢负心盟？必当贮子金屋。”两相笑狎而罢。

《投桃录》不仅突出了男女主人公的两情相悦，比较精细地描写了双方约会与私合的过程，而且改变了唐卿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改变了原作的结局。无论是《睽车志》还是《夷坚丁志》，都把唐卿写成一个“为事不义”之人，在与女主人公私合后，便再也没有与其有任何来往。在《睽车志》中，唐卿的结局是：“次举，果首荐于舒。然至今未第也。”《夷坚丁志》则说，三年后“果魁荐，然竟以不第死”。显然，这都是“为事不义”的报应。而在《投挑录》中，当唐卿第一次考试落榜后，少女“以为失望，怏怏泪下”时，作品写了唐卿对女主人公百般抚慰；而唐卿第二次应试获得第一名后，首先想到的便是当初女主人公与自己约会的情意，想到与女主人公之间的约定，让人到处寻访她。尽管“竟未能得”，不免让人遗憾，但在作者笔下，唐卿是一位有情有义之人，所以他最终也获得了好的结局，中了进士。《投桃录》对原作男主人公形象的改变及对结局的改变，显然都是为了突出爱情的主题而有意安排的。

《广艳异编》中的《宝环记》也是一篇根据前人作品改编的有关爱情的小说。故事写南宋淳熙年间，有阮生名华，人称三郎，美姿容，赋性温茂，特别擅长丝竹。上元之夜与朋友欢会，阮华吹箫给歌者伴奏。“明夜复会于此，如是数夕皆然”。箫声感动了居住在附近的陈太常之女陈玉兰。“一夕，众友不至，华独徘徊花月之下，自觉无聊，乃吹玉箫一曲自娱”。玉兰令侍儿持一金镶指环交付阮华为质，希图与之为“清夜之话”。阮华随侍儿前去赴约，见月色之下玉兰幽姿雅态，风韵翩然。方欲把臂诉衷，忽闻传呼声，玉兰逃走。阮华狼狈而归，寝不成寐，终日相思，几乎病死。阮华有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张远，见其身染沉疴，几经叩问，得知病由，便托一经常出没陈府的避尘庵尼姑守常设法让玉兰、阮华相会。守常以观新铸大士像为由，邀玉兰母女前往尼庵，并乘间向玉兰出示玉环，道出自己此行真实目的。玉兰“喜极不能言”，第二日随其母来至尼庵。游览之际，佯装怠倦，守常将其送入一密室，与等候其中多时的阮华幽会。阮华于欢媾时死去。玉兰因这次幽会而怀孕。阮家得知隐情，“因托言曾聘于华者，遂迎之于归”。数月后玉兰产下一子，取名学龙，年十六而登第，官至某州牧，玉兰也受到旌表^[157]。

《宝环记》故事来源最早见于《夷坚志》中的《西湖庵尼》。但《西湖庵尼》原本并不是写爱情的。故事略谓，临安某官之妻为一富家少年所慕，少年尝见一尼从其家出，便尾随至西湖庵中，求见啜茶。并以助修殿宇为名，捐施钱币数千缗。“尼讶其无因而前，扣其故”，少年“乃以情愫语之”。“尼欣然领略，约后三日来”。于是作一斋目，列大官女妇二十余人姓名，持此到某官宅，骗其妻说是“以殿宇鼎新，宜有胜会”，其他诸客皆已在庵，独等夫人前往。待某官妻至尼庵，并无一客。“尼持钱犒轿仆遣归，设酒连饮两婢。妇人亦醉，引憩曲室就枕。移时始醒，则一男子卧于旁”。妇人惊问为谁，而人已死。原来此人即那位富家少年，尼姑让他事先藏在室中，一旦如愿，喜极暴卒。后这件事被某官妻两婢泄露出去，“少年家宛转访其踪，诉于钱塘”。案子牵连十余人，一年后审得实情，“尼受徒刑，妇人乃获免”^[158]。在《西湖庵尼》中，某官妻与慕色少年原本不认识，她只是被尼姑设计骗奸，所以故事根本谈不上表现什么爱情，只是记载了一起普通的案例。

《金瓶梅词话》中也有《宝环记》所叙写故事的线索^[159]。与《西湖庵尼》相比，故事情节有所发展。其中所有人物都已有了姓氏，男主人公叫阮三，女主人公称陈小姐，是已故陈参政之女，尼姑为地藏庵薛姑子。另外还增加了一个人物周二，即《宝环记》中张远所扮演的人物角色。男女主人公间发生的故事也由骗奸变为私通。不过，与《西湖庵尼》一样，故事讲述的仍旧是一起案例，并没有任何文字表现男女之间的感情。

与《宝环记》有直接关系的是《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戒指儿记》。首先，《宝环记》中阮华、陈玉兰、陈太常、尼姑守常、张远所有这些人物的姓名在《戒指儿记》中都已经有了，只是个别地方稍有出入^[160]。其次，《戒指儿记》与《宝环记》一样，故事中女主人公均作陈太常之女玉兰，而非如《西湖庵尼》中的“某官”之妻，也不似《金瓶梅词话》中作已故陈参政之女陈小姐。再次，两篇作品故事梗概大致相同，男女主人公的私合都是自愿的，《戒指儿记》也花费了相当的笔墨描写他们幽会与私合的过程，不似《西湖庵尼》中某官妻是被骗奸，也不似《金瓶梅词话》以案例为主要叙述对象，而将男女主人公的幽会私合作为配衬一笔带过。只是今《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戒指儿记》结尾处已残缺^[161]，结局不得而知。

《宝环记》与《戒指儿记》有不少相似之处，甚至有可能便是根据《戒指儿记》改写的^[162]，但《宝环记》与《戒指儿记》也有许多不同。它除了将故事发生的时间“正和二年”移至“淳熙间”，并在阮三将心事告诉张远后增补了张远至陈氏之门观察的一段内容之外，与《戒指儿记》的最大区别，便是加强了对男女主人公感情的描写。《戒指儿记》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母作的主题，将一个以案例为主要叙述对象的作品改编为表现男女情事的小说，但其中有关尼姑与张远的叙写占有相当的篇幅，特别是尼姑这个人物十分突出，甚至超过了对男女主人公的描写。而在《宝环记》中，尼姑与张远完全退居次要与配衬的地位，男女主人公成为主要表现对象，尤其是加强了对男女之间感情的描写。如在《戒指儿记》中，当尼姑受阮华之托到陈府邀请玉兰母女前往尼庵去看观音圣像，乘间向玉兰出示所赠戒指，说它是日前一位俊俏官人进庵看粧佛像时舍与菩萨的，接下来有这样一段文字：

那小姐认得此物，微微冷笑道：“师父，我要见那官人一见，见得么？”尼姑见说，道：“那官人也要见小姐一面。”那小姐连忙开了箱儿，取出一个戒指儿与尼姑。尼姑将在手中，觑得分明，笑道：“合与这舍的戒指一般厮像。”小姐道：“就舍与你了。我浼你知会那官人，来日到庵见一见。”尼姑道：“他有心，你有意，只亏了中间的人。既是如此，我有话与你说。”只因说出那话来，害了那女人前程万里。正是：鹿迷郑相应难便，蝶梦庄周未可知。那尼姑附耳低言：“小姐来日到我庵内，倘斋罢闲坐，便可推睡，此事就谐了。”

同样的内容《宝环记》是这样表述的：

尼遂微露指环，兰触目心惊，即把玩不已，逡巡泪下，不能自持。因强作笑容，扣其所自。尼曰：“日有一郎，持此祷佛，幽忱积恨，顾影伤心。默诵许时，遂施此环而去。”兰复扣其姓名，遂欷歔泣下。尼故惊曰：“小姐对此而悲，其亦有说乎？”兰羞怩久之，遂含泪言曰：“此情惟师可言，亦惟师可达，但摇摇不能出口耳！”尼强之，曰：“昔者闲窥青锁，偶遇檀郎，欲寻巫峡之踪，遂解汉江之佩，脱兹金指，聊作赤绳，蝶梦徒惊，雀（鹊）桥未驾（架）。适逢故物，因动新愁耳。”尼曰：“小姐既此关情，何不一图觌面？”兰叹曰：“秦台凤去，楚岫云迷；一身静锁重帏，六翮难生弱体。欲图幸会，除役梦魂耳！”尼见悽惨情真，遂告以所来之故。兰喜极不能言，惟笑颔其首而已。因出所题《闺怨》，使作回音。其一曰：“日永凭栏寄恨多，恹恹香阁竟如何？愁肠已自如针刺，那得闲情绣绮罗！”其二曰：“清夜凄凄懒上床，挑灯欲自写愁肠。相思未诉魂先断，一字书成泪万行。”其三曰：“玉漏催残到枕边，孤帏此际转凄然。不知寂寞嫌更永，却恨更筹有万千。”其四曰：“朝来独向绮窗前，试探何时了此缘。每日殷勤偷问卜，不知掷破几多钱！”因更出一环，并前环付尼，临别曰：“师计固良，但恐老母俱临，无其隙耳。”尼笑曰：“业已筹之。小姐至庵，但为倦极思睡，某当有计耳。”

同样的情节，同样的内容，在《戒指儿记》中我们看不到关于女主人公内心情感的波澜，玉兰只是说“要见那官人一见”，然后再拿出一个戒指交与尼姑，请求她安排与阮华见面，爱情的表达如此简单；而在《宝环记》中，无论是女主人公见到指环时的“逡巡泪下，不能自持”，向尼姑诉说离别相思之苦时的“悽惨情真”，还是尼姑“告以所来之故”后的“喜极不能言”，都非常生动逼真地表现了女主人公丰富的内心世界，表现了她对阮华的一片痴情，这样的爱情描写显然要深刻得多；而“使作回音”的四首《闺怨》诗，则将玉兰对阮华的感情表现得更加细腻，更加缠绵。在《宝环记》中，玉兰不仅在阮华生前对其一往情深，而且在其欢媾暴卒之后还是“中心郁结，感慨难伸，凡寤寐之间，无非愁恨”，并且再“续前之四韵”，倾诉自己“行云一梦断巫阳”、“几向花间想旧踪”的无奈与痛苦；而这种思念男主人公的痛苦的感情，在《戒指儿记》中是没有任何文字表现的。

吴大震曾经为王世贞改编汇辑前人作品成《艳异编》一书遭人诟病而辩护，他说，小说作品“直求义足解颐，何必属郭属向；况床头捉刀，亦自有曹公本色”^[163]。吴大震自己改写前人的作品也有自己的本色，而对于像《投桃录》、《宝环记》这样的作品来说，其本色就是比原作更加重视描写男女之间诚挚的感情，把本来不是表现爱情或并不是以表现爱情为主的故事改编成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

前朝故事在徽州小说中的演变发展还表现在作品的艺术性方面。有的前朝故事经过徽州地区的小说家们的改造与加工，虽然主题与思想倾向没有多少改变，但艺术方面却有很大的提高。这主要表现在，经过改造加工后，作品的篇幅较原作有大幅度增加，故事情节较原作更加跌宕起伏，叙述描写更加完整、细化，人物形象更加丰满，从而使作品更加具有文学色彩与很强的可读性。如《广艳异编》中的《玉虚洞记》便是这样一篇作品。

《玉虚洞记》写的是宋朝丞相冯京久病方愈，独自到花园禅房默坐之际，有小童将其引至一山，遇金光洞主点破其前身为玉虚尊者之事。全文如下：

宋丞相冯京久疾方痊，羸瘦尤甚，思欲静坐，遂策杖后园。中有茅庵一所，名容膝庵。公遂悉屏侍妾，自焚龙涎，瞑目默坐，觉肢体舒畅。徐徐开目，见青衣小童，拱立于右。公曰：“婢仆皆去，尔何独存？”小童曰：“相公久病方愈，恐有所游，小童职为参从，故不敢舍去。”公伏枕日久，方欲闲游，忽闻斯言，遂乘兴离榻，步至容膝庵外。小童启曰：“路径不平，恐劳尊重，请登羊车，缓游园圃。”公喜小童惠黠如此，遂从其请。俄而小童挽羊车一乘至前，帘垂斑竹，轮斫香檀，带系鲛绡，栏雕美玉。公欣然登车而坐，小童挥鞭前驭，疾若飘风。公怪车行太速，遂俯首前观，见驾车之兽，文成五色，光彩射人。公大惊，方欲询问，车已渐入青霄，行翠云深处。

食顷车止，公下车四顾，身独在万山之间。唯见山川秀丽，林麓清佳，出没万壑烟霞，高下千峰花木。忽闻清磬一声，响于林杪。公举目仰视，见松阴竹影间，有飞檐画栋，遂穿云踏石，历险登危，寻径而往，但闻流水松风，声喧于步履之下。渐林麓两分，峰峦四合。行至一处，溪深水漫，风软云闲。下枕清流，有朱门碧瓦。门悬白玉牌，牌金书“金光第一洞”五字。公见洞门，知非人世，惕然不敢进步，遂憩于磐石之上。

坐尤未定，忽闻大声起于洞中，松竹低偃，瓦砾飞扬。见一巨兽，自洞奔出。公仓皇欲避，忽闻振锡之声。猛兽似为人驱，窜伏亭下。公惊异未定，见一胡僧，自洞而来，双眉垂雪，碧眼横波，将至洞门，横锡揖公曰：“小兽无知，惊恐丞相。贫僧即金光洞主也。麄茗相邀，丈室闲话。”公细视僧貌，如旧相识，但仓促中不能记忆，遂相逐而去。至丈室中，啜茶罢，方欲款问其详，洞主起立，谓公曰：“敝洞荒凉，无可大观，欲邀相公遍游诸洞。”遂相逐而去。

俄至一处，飞泉千丈，注入清溪。白石为桥，班竹夹径。于巅峰之下，见洞门，用玻璃为牌，金书“玉虚尊者之洞”。公谓洞主曰：“洞中景物，料想不凡，若得一观，此心足矣！”洞主曰：“所以相邀远来，正欲游此耳。”遂排扉而入。公本谓洞中景物可赏，既至其中，则绛烛光消，仙扃昼掩，蛛网遍生虚室，宝钩低压重帘。遂旖旎移踪，渐至后院。忽见行童凭案诵经，公呼而问曰：“此洞何独无僧？”行童闻语，掩经而言曰：“玉虚尊者游戏人间，今五十六年，更三十载方回此洞。缘主者未归，是故无人相接。”洞主曰：“此不必问，后当自知。此洞高出群峰，下视千里。请公登楼，款歇而归。”遂相随登楼。

至其上，见碧瓦甃地，金兽守扃；饰异宝于虚檐，缠玉虬于巨栋。犀轴仙书，堆积架上。洞主指楼外云山，谓公曰：“此堪寓目，何不凭栏？”公遂凭栏凝望。忽遥见一处，有翠烟掩映，绛雾氤氲，美木交枝，青阴接影。下有波光泊岸，翠色逼人；日影下照，如万顷琉璃。公驻目细视久之，问洞主曰：“此何处也？”洞主愕然惊曰：“此地即双摩诃池。五十年前，相公皆曾游赏，今何不记？”公闻此语，遂复回思，终不记忆。洞主曰：“相公儒者，何用感伤？岂不知人之生也，寄身于太虚之中，移形换壳，如梦一场。方其梦时，固何足问；及其觉也，又何足悲！自古皆以浮生比梦，相公今日何独感伤？”公闻言贴然敬伏。

方欲就坐款话，忽见虚檐日转，晚色相催。公意欲归，遂告洞主曰：“此别之后，未知何日再会？”洞主曰：“是何言也！非久，当与相公同为道友，岂无相见之期？”公曰：“京病既愈，旦夕朝参，职事相萦，恐无暇日。”洞主曰：“浮世三十年，光阴能有几？瞬息未终，相公复居此洞，岂无再会之期？”公闻此语，谓洞主曰：“京虽不才，而位穷一品。他日若荷君恩，放归田野，岂更剪发披缁，坐此洞中为衲僧也？”洞主但笑而不答。公曰：“吾师相笑，岂京之言误也？”洞主曰：“公不知身外有身，梦中作梦，是以贫僧失笑。”公曰：“吾师言身外有身，岂非除此色身之外，别有身乎？”洞主曰：“贫僧岂虚语人也。”公曰：“既非虚语，当施何术，可见身外之身？”洞主曰：“欲见何难？”遂以手指壁间，画一圆圈，以气吹之，谓公曰：“请公观此景界。”公遂近壁细视之。圆圈之内，莹洁朗然，如挂明镜。遂驻目细看其中。见有风轩水榭，月坞花畦。小桥跨曲水银塘，垂柳锁绿窗朱户。花木深处，有茅庵一所，半开竹牖，低下疏帘。庵内有一人，叠足瞑目，靠蒲团坐禅床上。洞主拊公之背曰：“容膝庵中，岂不记也？”公于是顿省，坐禅床者，乃公之前身。不觉失声言曰：“当时不晓身外身，今日方知梦是梦。”

公于是顿悟无上菩提，喜不自胜。方欲参问心源，印证觉省，回顾金光洞主，已失所在。遍视，精舍伽蓝，皆无踪迹。遂俄然而醒，觉茶味微甘，松风在耳。公自算其寿，正五十六岁。自后每与客对，常称“老僧”。后果历三十年而终，盖归于玉虚洞矣^[164]。

《玉虚洞记》这篇故事的线索早在宋代刘延世录孙升之言编辑而成的小说集《孙公谈圃》中就已经有了，作品全文是这样记叙的：

冯大参京尝患伤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复甦，云：“适往五台山，见昔为僧时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缘未尽，故遣归。”因作文记之，属其子，他日勿载墓志中^[165]。

后来，《新编醉翁谈录》中也有相关的记载：

近代冯相，于中书退朝之暇，未尝不以坐禅为念，故天下万口一辞，遂以“冯长老”之名归之。况冯相平日自有诗曰：“公事之余喜坐禅，少曾将胁到床眠。虽然现出宰官相，长老之名天下传。”^[166]

不过，这两篇文字都非常简略。与它们相比，《玉虚洞记》无疑做了较大幅度的改写和加工，从而使作品更加具有文学色彩与可读性。首先，作者设计了许多母作中不具有的故事情节，使故事显得曲折起伏、跌宕多姿。其次，作品设置了大量人物对话，既使作品更加符合小说的特点，同时又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冗长乏味。再次，增加了场景的描写。作品巧妙地借鉴了骈偶句式之长，创造出一种隐含对称结构的散文句子，用以描绘优美的自然景色与瑰丽的人文景观。譬如：“公下车四顾，身独在万山之间，唯见山川秀丽，林麓清佳，出没万壑烟霞，高下千峰花木。忽闻清磬一声，响于林杪。公举目仰视，见松阴竹影间，有飞檐画栋，遂穿云踏石，历险登危，寻径而往，但闻流水松风，声喧于步履之下。”又譬如：“忽遥见一处，有翠烟掩映，绛雾氤氲，美木交枝，清阴接影。下有波光泊岸，翠色逼人；日影下照，如万顷琉璃。”像这样优美的场景描写，与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美文佳作相比，恐怕也毫不逊色。

二、明代徽州小说对明末拟话本小说及其他文言小说的影响

明代徽州小说之所以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除了徽州地区的小说家们对前朝的作品进行加工改造，使其不断演变发展，从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性上显示出新的成就外，徽州小说奠定其在中国小说史上地位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便是它们对明末拟话本小说及文言小说的编辑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徽州地区的小说家编辑创作的小说首先对明末拟话本小说的编辑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他们的作品有不少为明末白话小说家所借鉴、演绎或改编，成为“两拍”等拟话本小说的直接来源。我曾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一期和2005年第五期“中国文学实证研究”专栏相继发表论文，考证了《亘史》、《广艳异编》与“两拍”的关系。在《〈亘史〉与“两拍”》一文中我考证出“《初刻》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郑月娥将错就错》源出《亘史·外纪》卷十四《艳部·两滴珠》”，“《初刻》卷三《刘东山夸技顺城门，十八兄奇踪村酒肆》正文出自《亘史·外纪》卷四《侠部·刘东山遇侠事》”，“《初刻》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十一娘云冈纵谭侠》系根据《亘史·外纪》卷三《侠部·剑术》全文（十一个故事）改编”，“《初刻》卷十六《张溜儿巧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正文出自《亘史·外纪》卷十四《南滁妇传》附录”，“《初刻》卷二十五《赵司户千里遗音，苏小娟一诗正果》正文出自《亘史·外纪》卷二十二《苏小小》后所附《二苏》传”，“《二刻》卷三十《瘗遗骸王玉英配夫，偿聘金韩秀才赎子》以《亘史·外篇》卷一为框架基础而改编”。此外，“还有《二刻》卷九入话叙写王仙客与刘无双事亦见于《亘史·外纪》卷一《侠部·无双传》；《初刻》卷三十一正文叙唐赛儿事则见于《亘史钞·外纪》中的《雪涛小书·闻纪二·纪妖幻》”。在该文中我还指出，“‘两拍’以《亘史》中的作品为蓝本编成的白话小说远远不止这个数目”，因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刻本《亘史》其卷帙不及原书的十分之一，尤为遗憾的是，原书中作为小说的“谭部”因潘之恒长子潘弼亮遵其父遗愿准备单行而汇刻时没有“缀入”，而“天启七年冬，凌濛初与陈元素一起在南京为潘之恒选评《鸾啸小品》时接触了潘氏遗稿，获得《亘史》原本已有但汇刻时未曾缀入的‘谭部’及已曾刊行的‘侠部’、‘艳部’、‘外纪’、‘外篇’中部分篇目，并以其为蓝本编成白话小说，收入《拍案惊奇》；数年后，又利用余下的资料编成部分作品，收入《二刻拍案惊奇》”^[167]。在《〈广艳异编〉与“两拍”》一文中，我又考证出《广艳异编》中有二十九篇故事见于“两拍”，涉及二十一卷。《广艳异编》中二十九篇故事按“两拍”的顺序排列互相对应的情况是：“1．《初刻》卷五《感神媒张德容遇虎，凑吉日裴越客乘龙》：入话叙弘农令之女与卢生婚姻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十七《定数部·卢生》；正话叙张德容与裴越客事，见《广艳异编》卷之二十八《兽部三·虎媒志》（其中算命老人‘李知微’可能借自《广艳异编》卷之二十六《兽部一·李知微》）。2．《初刻》卷七《唐明皇好道集奇人，武惠妃崇禅斗异法》：正话叙罗公远与武惠妃事，见《广艳异编》卷之五《仙部三·罗公远传》。3．《初刻》卷九《宣徽院仕女秋千会，清安寺夫妇笑啼缘》：入话叙刘氏子背女尸终成夫妇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十六《徂异部·刘氏子妻》；正话叙拜住与速哥失里事，见《广艳异编》卷之九《情感部一·秋千会记》。4．《初刻》卷二十三《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入话叙李行修梦娶妻王氏之妹后果应验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十七《定数部·李行修》。5．《初刻》卷二十四《盐官邑老魔魅色，会骸山大士诛邪》：正话叙会骸山老猿霸占妇女终被观音大士诛灭事，见《广艳异编》卷之二十七《兽部二·大士诛邪记》。6．《初刻》卷二十五《赵司户千里遗音，苏小娟一诗正果》：入话叙曹文姬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十一《妓女部·书仙传》。7．《初刻》卷二十八《金光洞主谈旧迹，玉虚尊者悟前身》：入话叙李林甫遇道士事，见《广艳异编》卷之五《仙部三·李林甫外传》；入话叙卢杞遇仙女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四《仙部二·太阴夫人》；正话叙宋丞相冯京魂游五台山、悟其前身为玉虚尊者事，见《广艳异端》卷之十二《梦游部·玉虚洞记》。8．《初刻》卷三十《王大使威行部下，李将军冤报生前》：入话叙吴将仕之子吴云郎为冤魂托生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十九《冤报部·吴云郎》；正话叙唐贞元间河朔李生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十九《冤报部·王士真》。9．《初刻》卷三十二《乔兑换胡子宣淫，显报施卧师入定》：入话叙宋舒州秀才刘尧举就试嘉禾时与船东之女情爱事，见《广艳异编》卷八《幽期部·投桃录》。10．《初刻》卷三十六《东廊僧怠招魔，黑衣盗奸生杀》：入话叙牛僧孺任闻县尉时有冤魂幻化怪物假手东洛客张生擒盗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十九《冤报部·东洛客》；正话叙东廊僧因一时俗念引起魔障而遭遇许多恶境事，见《广艳异编》卷之三十一《妖怪部·宫山僧》。11．《初刻》卷四十《华阴道独逢异客，江陵郡三拆仙书》：正话叙唐江陵副使李君未仕时华阴道上遇白衣人秘授仙书指点迷津后皆应验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十七《定数部·李君》。12．《二刻》卷五《襄敏公元宵失子，十三郎五岁朝天》：正话之二叙真珠姬元宵之夜为剧盗所拐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十五《俶诡部·真珠姬》。13．《二刻》卷六《李将军错认舅，刘氏女诡从夫》：正话叙刘翠翠与金定生离死合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十《情感部二·翠翠传》。14．《二刻》卷八《沈将仕三千买笑钱，王朝议一夜迷魂阵》：正话叙沈将仕赴京听调堕奸徒骗局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十五《俶诡部·王朝议》。15．《二刻》卷十一《满少卿饥附饱扬，焦文姬生仇死报》：正话叙满少卿负情另娶、遇糟糠妻鬼魂索命报恨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十九《冤报部·满少卿》。16．《二刻》卷十三《鹿胎庵客人作寺主，剡溪里旧鬼借新尸》：入话叙刘监税子四九秀才之妻郑氏死后魂魄附身养娘事，见《广艳异编》卷之三十二《鬼部一·鬼小娘》。17．《二刻》卷十四《赵县君乔送黄柑，吴宣教干偿白镪》：入话叙夫妇设圈套骗钱财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十五《俶诡部·临安武将》；正话叙宣教郎吴约中美人计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十五《俶诡部·吴约》。18．《二刻》卷二十九《赠芝麻识破假形，撷草药巧谐真偶》：正话叙浙人蒋生与大别狐事，见《广艳异编》卷之三十《兽部五·蒋生》。19．《二刻》卷三十《瘗遗骸王玉英配夫，偿聘金韩秀才赎子》：正话叙女鬼王玉英与福清韩秀才事，见《广艳异编》卷之三十二《鬼部一·王秋英传》。20．《二刻》卷三十三《杨抽马甘请杖，富家郎浪受惊》：正话叙杨望才擅法术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十四《幻术部·杨抽马》。21．《二刻》卷三十四《任君用恣乐深闺，杨太尉戏宫馆客》：正话叙宋太尉杨戬馆客任君用与杨家姬恣意欢昵而被杨戬施以宫刑事，见《广艳异编》卷之十五《俶诡部·杨戬馆客》。”我在该文中还提出了自己之所以认为《广艳异编》这二十九篇故事是“两拍”中有关故事来源的四点理由：“（一）这些作品中有些是唯有《广艳异编》收录而他书不见记载的”；“（二）有的作品虽然前人有过一点记载或线索，但极其简略，《广艳异编》的作者经过改写或加工，无论是内容或情节都较原作大大丰富，实际上已完全成为一部新的作品，而凌濛初也没有花费太大力气就将其阑入自己书中”；“（三）《广绝异编》与‘两拍’互见的这些作品有的虽然也见于他书，但《广绝异编》成书在前，而他书刊刻在后，所以‘两拍’中有关篇目故事的来源应该是《广艳异编》而非他书”；“（四）《广艳异编》某些部类中辑自前朝的作品，它们在文字方面与原作没有多大区别，但它们是被编者从不同的书中或同一书的不同的卷帙中搜集汇辑到一起的，这些部类中的作品大量集中地出现在‘两拍’中，我们认为，凌濛初可能即是以这些作品为蓝本，而不是直接取材于原书”^[168]。

其实，不仅潘之恒《亘史》与吴大震《广艳异编》里有很多故事是“两拍”故事的直接来源，其他徽州作家编辑或创作的小说作品也有一些为凌濛初所借鉴、改编，收入“两拍”之中。如《初刻》卷十四《酒谋财于郊肆恶，鬼对案杨化借尸》入话中叙丁戍客游北京时遇壮士卢彊，结为兄弟，后卢彊盗情事犯，丁戍瞒心昧己，为独吞卢彊藏金，贿赂狱卒将其毙于狱中，而卢彊鬼魂附身“活现花报”，打死丁戍。这一故事至今小说研究者们尚不知道它出自何处，其实程时用《风世类编》与潘士藻《闇然堂类纂》中都收有这篇故事^[169]。当然凌濛初也做了一些改造和加工。如原作说“有丁姓者，戍籍也”，于是凌濛初便将其命名为丁戍；原作中的“燕市”在《初刻》中作“北京”；“卢彊”在原作中也只有其人而无其名，但知道他是一位“壮士”，作品又说他“以盗败系狱”，“彊”字的含义大概由此得来。而故事情节则没有太大出入，只是将文言改成白话略加敷衍而已。又如《二刻》卷十五《韩侍郎婢作夫人，顾提控掾居郎署》入话写徽商某救助怀抱幼子投水妇女的故事，一般认为出自《见闻纪训》^[170]，其实《风世类编》中也载有其事，两篇文字出入不大，仅有个别地方有些许差异，或许《风世类编》中的故事是从《见闻纪训》中迻录过来的。但通过两者有些许差异处与《二刻》中有关文字的比较，我们似乎觉得《二刻》中的文字与《风世类编》更接近一些。如《见闻纪训》开篇曰：“正德初，苏商王某，徽人也。”^[171]《风世类编》曰：“正德初，商王某，吾徽人也。”^[172]《二刻》则称“一个徽州商人”，不言“苏商”。又如，当王某询问妇女为何要抱着儿子投水时，在《见闻纪训》中妇女的回答是“非惟夫归箠楚，兼亦无以聊生，故谋死耳”，《风世类编》中妇女则曰“非惟夫归箠楚，兼亦无以偿租，故谋死耳”，《二刻》中与之对应的文字是“欠官粮银”，当然“偿租”与“欠官粮银”的关系更加密切，意思更为贴近，所以这篇故事《二刻》直接取材于《风世类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此外，《二刻》卷三十一《行孝子到底不简尸，殉节妇留待双出柩》正话叙万历年间浙江武义县诸生王世名替父报仇，复仇后为了不验父尸，宁愿受刑身死，最后触阶而亡。这篇故事也见于《风世类编》，上一节我们在介绍《风世类编》与《闇然堂类纂》的思想内容时已经做过交代，兹不赘述。

明中叶以后徽州作家编辑创作的小说作品不仅被凌濛初这样著名的小说家所借鉴，将其改编成拟话本小说，从而为明末白话小说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们的劳动成果也为明末文言小说的编辑提供了新的起点与平台。有的无名选家径从徽州作家的小说集里选录作品加以批点然后冠以它名另行刊刻，有的著名小说作者编辑创作小说时也大量迻录他们的作品，稍加删改然后阑入自己书中。这里我们仅介绍《续艳异编》、冯梦龙《情史类略》与徽州小说的关系。

我们先看《续艳异编》与吴大震《广艳异编》。过去《续艳异编》往往被误认为王世贞所作，所以也就让人容易产生《广艳异编》成书在《续艳异编》之后的错觉。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可以通过两书卷数、篇目多寡及异同，分部情况，篇目在部类中的排列顺序，相应作品的文字异同，作品所记年号与作者生活年代是否矛盾，书的卷首识与《自序》、《凡例》所述，以及类书收录情况等多方面、多角度的比较考察，从而得到事实真相。《广艳异编》全书三十五卷，分为二十五部^[173]，收596篇故事；《续艳异编》全书十九卷，分为二十二部，收160篇故事。从分部情况看，《续艳异编》较《广艳异编》少了“俶诡”、“妖怪”、“夜叉”三部；从部类排列次序看，两书中的“神”、“仙”、“鸿象”、“宫掖”、“幽期”、“情感”、“妓女”、“梦游”、“义侠”、“幻术”等前十部次序完全一致，但后面的次序则稍有变动。此外，由于两书所收故事篇目多少有别，所以分卷情况有所不同。如《广艳异编》中“神部”有两卷，卷之一为“神部一”，卷之二为“神部二”，各收17篇故事；而《续艳异编》的“神部”只有一卷，收5篇故事，其中有3篇是《广艳异编》中“神部一”的，有2篇是《广艳异编》中“神部二”的。又如，《广艳异编》的“梦游部”占一卷（卷之十二），收11篇故事；“义侠部”占一卷（卷之十三），收20篇故事；“幻术部”占一卷半（卷之十四全部，卷之十五半卷），其中卷之十四“幻术部一”收20篇故事，卷之十五的“幻术部二”收7篇故事，与“俶诡部”8篇合为一卷。而在《续艳异编》中，“梦游部”（7篇）、“义侠部”（4篇）、“幻术部”（3篇）合并为一卷，而没有“俶诡部”。再如，《广艳异编》中“兽部”占五卷，而《续艳异编》中的“兽部”只有一卷，《广艳异编》中“鬼部”占三卷半，在《续艳异编》中“鬼部”只有上、下两卷。

《广艳异编》与《续艳异编》虽然表面看来有这些差异，但是它们之间实质上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一）《续艳异编》160篇故事完全涵盖在《广艳异编》596篇故事之中，而且篇名也完全相同，无一字差讹。（二）《续艳异编》各部类中篇目顺序排列绝大部分与《广艳异编》原有的篇目顺序一致，只对个别篇目做了微调。（三）两部书所共有的篇目文字相同。我们用《续艳异编》全部160篇故事与《广艳异编》相同篇名的故事进行对校，发现除《并蒂莲花记》一篇《广艳异编》少百余字外，其余差别极小，相应的作品之间没有任何句式的变化，也少有文字的增删或句子的脱落，只有个别地方用字不同或字体上有些差异。如《花蕊夫人》一篇，《广艳异编》的“闲窓”，《续艳异编》作“閒窗”；《广艳异编》的“草虫”，《续艳异编》作“虫”，《广艳异编》的“花吐嫩江新着雨”，《续艳异编》作“花吐嫩江初着雨”；又如《巫娥志》一篇，《广艳异编》“出所得诗”，《续艳异编》作“出所得诗词”。差别大多如此而已。如果对篇目多寡忽略不计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们视为同一种书的不同刻本。

根据以上考察，我们认为，《广艳异编》与《续艳异编》系同出一源，要么是《广艳异编》将《续艳异编》悉数收入，然后在此基础上增广篇目而成；要么《续艳异编》系从《广艳异编》中抽选出来，是《广艳异编》的选本。我们认为情况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其理由如下。

其一，根据作品所记年号考察，《续艳异编》绝非王世贞所作，因为在《续艳异编》中出现了王世贞逝世以后的年号。如《续艳异编》卷十三《鬼部上·王秋英传》：“万历癸巳年，秋英谓梦云曰：‘妾以冥数，得侍巾栉……然亦尘缘已尽，吾将从此逝矣。’梦云及妻子闻之，惊愕挽留，秋英亦挥涕而别。于是合家皆号恸，为之举丧，今遂寂然。”^[174]“万历癸巳”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而且味“今遂寂然”文意，此传之作距“万历癸巳”尚有年月，而王世贞逝世于万历十八年庚寅（1590）^[175]，绝无人在死去几年之后还能写书编故事或将别人编的故事阑入自己书中之理。《广艳异编》卷三十二《王秋英传》文字与此完全一致^[176]，吴大震约卒于万历四十年（1612），当然有可能记叙这篇故事。

其二，根据卷首题识考察，《续艳异编》其书当亦非王世贞所作。明刻本《艳异编》目录之前题曰“新镌玉铭堂批选王弇洲先生艳异编”，各卷卷首均题“新镌玉铭堂批选王弇洲艳异编”；而《续艳异编》目录前则题“新镌玉铭堂批评续艳异编”，各卷卷首题曰“新镌玉铭堂批选续艳异编”，或径作“新镌玉铭堂续艳异编”。作为同时同地同一人批点的刻本，如果《续艳异编》亦为王世贞所作，卷首题识中不当将王世贞别号“王弇洲（州）”略去。

其三，根据《广艳异编》的《自序》及《凡例》考察，吴大震编此书时未曾经见《续艳异编》。吴大震只在《凡例》中说“艳异之作，仿于琅琊”，并未说明自己在编《广艳异编》时，王世贞《艳异编》已有续集；而且《凡例》中说：“男宠、戚里，彼已尽撷其芳；定数、冥冤，我不嫌特补其缺。”^[177]显然，这里也是就《艳异编》而言的，而与《续艳异编》无涉。因为只有《艳异编》有“男宠部”、“戚里部”。吴大震认为《艳异编》的“男宠”、“戚里”已将有关方面的美妙故事尽行网罗其中，自己在编《广艳异编》时再无设此两部之必要；而《艳异编》中无“定数”、“冥迹”、“冤报”三部，所以吴大震“不嫌特补其缺”，在《广艳异编》中增设这三部。《续艳异编》与《广艳异编》一样，无“男宠”、“戚里”，而有“定数”、“冥迹”、“冤报”，若是吴大震在编《广艳异编》时曾经见过《续艳异编》，便不当如是说。

其四，根据类书收录情况考察，万历三十八年之前尚未有《续艳异编》，而其时《广艳异编》则已问世。《刘氏鸿书》中收有《广艳异编》14篇文字^[178]，其中有4篇是《广艳异编》与《续艳异编》所共有的，它们是《军使女》、《王翘儿》、《宝母》、《李君》，如果在《广艳异编》之前已有《续艳异编》，《鸿书》的编者在注明所出时，不当注《广艳异编》而应注《续艳异编》。从《刘氏鸿书》收录这些篇目所注出处情况看，显然《广艳异编》成书于《续艳异编》之前，而且极有可能万历三十八年《刘氏鸿书》刊刻时，《续艳异编》尚未问世。

根据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续艳异编》并非王世贞所作，吴大震编《广艳异编》时未曾经见《续艳异编》，所谓《续艳异编》只是《广艳异编》的选本，而且成书于万历三十八年之后。至于《续艳异编》究竟为谁所编选，具体成书当在何年月，我们尚可进一步研究。徐朔方先生在《古本小说集成》的《艳异编·前言》中根据该书前署“玉茗居士汤显祖题”的《叙》中有“戊午天孙渡河后三日”语，断言“此序及所谓‘玉茗堂批选’，显系伪冒”，因为“戊午为万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其时汤显祖已在两年前去世”^[179]。徐先生的考证及断语极有说服力。我们认为，不仅那篇《艳异编叙》与玉茗堂批语是伪冒的，《续艳异编》整部书也是伪冒的，而作伪者很可能就是那位伪冒的“玉茗居士汤显祖”。可能他在伪冒汤显祖批点王世贞《艳异编》的同时，将吴大震《广艳异编》也抽选出一部分予以批点，附于《艳异编》之后。他虽没有明确地说《续艳异编》是王世贞《艳异编》的续集，但却给人以它就是王书的错觉。这与时下某些人在商品广告或商品交易中玩“傍名牌”、“打擦边球”的花样颇有类似之处。至于刊刻时间，当是在那位伪冒的“玉茗居士汤显祖”为《艳异编》作序之时，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

这位伪冒的“玉茗居士汤显祖”，从吴大震《广艳异编》中抽选出部分故事加以批点，然后冠以它名刊刻发行，这种事情做得虽然有些不地道，但它却也说明了《广艳异编》中的故事确有可取之处，或者说《广艳异编》一书具有相当影响力。

在明末的小说界不仅有伪冒的“玉茗居士汤显祖”这样的无名选家特别青睐徽州小说，就连冯梦龙这样著名的小说作者在编《情史类略》时，也大量迻录徽州作家们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也是取自《广艳异编》。我在《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发表的《〈广艳异编〉与“两拍”》一文中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在该文中，我根据自己的初步统计指出，《广艳异编》与《情史类略》“两书内容重出的作品至少有106篇，而且集中在某几个部类之中”；“《广艳异编》与《情史类略》不仅许多篇目重出，而且有些篇目的文字也如出一辙，有明显被借用移植的痕迹”。如《广艳异编》卷八《投桃录》，作品写南宋末刘尧举雇舟就试嘉禾时与船东女儿之间发生的一段情事。我在前面曾经论及，这篇故事源自《睽车志》，《夷坚丁志》也载其事，但《投桃录》却对原作进行了改写和加工，与原作相比，不仅增加了很多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描写，并且改变了当事人刘尧举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将一个“为事不义”之人改变为有情有义之人；另外还改变了故事的结局，将“至今未第”（《睽车志》）或“竟以不第死”（《夷坚丁志》）改为“遂及第”^[180]。《情史类略》卷三《刘尧举》则与此完全一致而与它的母作《睽车志》、《夷坚丁志》不同。显然，《广艳异编》中的《投桃录》与《情史类略》中的《刘尧举》是出自一位作者手笔，或者说是一方迻录了另一方的作品。

在该文中，我从作者生活时代的先后、《广艳异编》与《情史类略》成书时间的先后、类书收录情况以及作者本人在作品中的文字叙述等几个方面考察了《广艳异编》与《情史类略》的关系，认为《情史类略》中很多作品都是从《广艳异编》中迻录而来。我还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如万历三十八年刊刻的《刘氏鸿书》中有一篇故事，“叙的是浙人蒋生行贾汉阳，与大别狐盘桓而得病，蒋某用同伴之计，通过赠送芝麻识得狐狸真形，后狐狸赠三束仙草，不仅为蒋生治好了病，而且助其娶得店东之女马小姐。这篇故事在《广艳异编》中的篇名叫《蒋生》，在《情史类略》中叫《大别狐》。《刘氏鸿书》卷九十一收录此篇故事，篇末注明出自《广艳异编》。这说明《广艳异编》中的《蒋生》很可能就是这一故事的祖本，而《情史类略》中的《大别狐》则可能是从《广艳异编》中移植稍加修改而成的”。这是根据类书收录情况考察的例子。根据作家在作品中文字叙述进行考察，我举的例子是《彩舟记》：“我们根据《情史类略》的作品文字叙述考察，《情史类略》的编者确曾见过《广艳异编》中的作品。如《情史类略》卷三《江情》篇末云：‘小说曰《彩舟记》。’这说明《江情》这篇故事的内容是来源于小说《彩舟记》，作者是将其改换标题后阑入自己书中的。而《彩舟记》正是《广艳异编》中的作品，载《广艳异编》卷八‘幽期部’，写的是明太原商人之子江情与福州守吴君之女之间的爱情故事。据我们所知，在整个有明一代文言小说集中，将这一内容署名《彩舟记》的唯有《广艳异编》。谭正璧先生在《三言两拍资料》中的‘《醒世恒言》卷二十八《吴衙内邻舟赴约》’引《名媛诗归·吴氏女》后加按语说：‘惟《情史》末多“初官南京礼部主事”、“有子凡若干人”二语，似别有所据。’谭先生的揣测一语中的，这两句话便是来自于《彩舟记》。”在该文中，我还根据《情史类略》中出现《续艳异编》书名这一事实，认为其成书是在万历四十六年之后^[181]，而这时吴大震早已谢世^[182]，绝不可能移植《情史类略》中的作品，所以《广艳异编》与《情史类略》中互相重出而他书未见的作品，或故事虽来源于前朝，但吴大震做了较大的改造和加工，《情史类略》中的故事与其母作不同而与《广艳异编》完全一致，应该说都是冯梦龙从《广艳异编》中迻录而来^[183]。

当然，冯梦龙迻录《广艳异编》中的作品并非一字不漏地照搬，而是做了一些改造工作。他的一般作法，首先是改换篇名——大多数情况下是将叙事性的篇名改用故事中的主人公姓名作为篇名。如将《投桃录》改题《刘尧举》，《彩舟记》改题《江情》，《宝环记》改题《阮华》，《金钏记》改题《章文焕》，《游会稽山记》改题《花丽春》，《灵犀小传》改题《朱葵》，《乌山幽会记》改题《张璧娘》，《双鸳冢志》改题《林澄》，《褰绒志》改题《髫帚精》，《招提嘉遇记》改题《琴精》等等。如果《广艳异编》中本来就是用主人公名字作篇名的，他便改换同篇故事中另一主人公名字作篇名，或是将同一个人换一种称谓，如将《蒋生》改题《大别狐》，《赵十四》改题《许至雍妻》，《郑生》改题《柳氏女》，《军使女》改题《严武》，《张客》改题《念二娘》，《大桶张氏》改题《孙助教女》，《张生》改题《张余庆》，《狄明善》改题《桂妖》，《苏昌远》改题《白莲花》，《江郎》改称《白鱼怪》等等。不过，偶尔也有将主人公名字作篇名改换为叙事性篇名的，如将《张氏子》改题《张氏子遇女》等。其次是删削原作中的诗词作品。由于吴大震“善填词”，所以《广艳异编》中许多作品中都借助诗或词作为写景抒情的辅助手段，而在《情史类略》中这些诗词许多都被删削。即以卷八“幽期部”为例，《紫竹小传》迻录到《情史》中有词一阕被删，《姚月华小传》有七绝二首被删，《金钏记》有诗六首被删，而《晁采外传》被迻录到《情史》中，冯梦龙删男女赓和诗五首，又删“其最艳者”《子夜歌》十八首。再次就是删除有关性描写的内容。我们在前面介绍《广艳异编》的内容时曾经论及，由于受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好货好色”思潮的影响，《广艳异编》里某些作品中也出现了性描写的内容，而冯梦龙将这些作品迻录到《情史类略》中时，有关性描写的内容则全部被删除。如《彩舟记》中写江情在夜深人定登吴女之舟谐其私约初尝禁果的一段描写，我们曾作为《广艳异编》中性描写例子予以征引^[184]，而在《情史类略·江情》中已不再出现；又如《广艳异编》中的《金钏记》在章文焕向女主人公羞花跪地求欢时有这样一段描写：“羞花语塞，遂相交会。既而柳眉半蹙，玉笋微寒，有体弱不胜之状。两情缱绻，极尽淫乐。”^[185]这段话在《情史类略》里也被删除，而代之以“羞花默然，遂任其意”两句^[186]。冯梦龙对《广艳异编》性描写内容的删削非常严格，有时甚至连几个字也不放过。《情史类略》迻录《广艳异编》中的作品除了做以上这些改动外，还删除原作中一些细节描写，由于这样的例子太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必须指出的是，《情史类略》虽然从《广艳异编》中迻录了大量作品，但其中不少作品较原作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却明显的是退步了。如《广艳异编·彩舟记》中的那段性描写，我在前面曾经论及，由于作者较好地把握了描写尺度，它既展示了男女主人公释放生命力时的本能冲动与酣畅激情，又注意描绘在这一过程中男女双方的缠绵缱绻与柔情蜜意，从而体现出一种生命力与人性的美感；《情史类略·江情》中省去了这段文字，就表现人性的美感、表现人的情感来说，显然要逊色很多。又如《广艳异编·金钏记》中章文焕向羞花跪地求欢的那段描写，紧接下来是青年男女“两情欢足”时的赓唱：“文焕低吟曰：鸾凤相交颠倒颠，武林春色会神仙。轻回杏脸金钗坠，浅蹙蛾眉云鬓偏。羞花续曰：衣惹粉花香雪散，帕沾桃浪嫩红鲜。迎晖轩下情无限，绝胜人间一洞天。”这两首唱和诗歌的内容与前面的文字描写本来是浑然天成、连为一体的，《情史类略·章文焕》删除前面的文字描写而保留唱和的诗歌，便使文意出现了中断，从而让人感到诗歌的出现很突兀，而不似在《金钏记》中男女双方的赓唱让人有水到渠成之感。

关于《情史类略》迻录《广艳异编》中的作品删削有关内容后使得作品思想性、艺术性较原作退步的例子还可以找出许多。如《广艳异编·紫竹小传》是一篇写女主人公紫竹与男主人公方乔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位紫竹小姐性格方面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便是“善于调谑”，她自认为这方面的才能是“天下无其偶”。秀才方乔与其一见钟情后，双方以诗词书信往来，最终“得谐缱绻之私”。自此以后，“两情相得益甚”，互相交往也就随便了许多，这位紫竹小姐“善于调谑”的性格特点也因此逐渐显露出来，所以接下来作品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紫竹常目乔为重宝，尺牍之间往往呼之。时紫竹有南蕃桃花片，重数钱，色如桃花，而明营（莹）如榴肉，市之得百金，因戏以词寄乔曰：“与郎眷恋何时了？爱郎不异珍和宝。一宝百金偿，算来何用郎！戏郎郎莫恨，珍宝何须论？若要买郎心，凭他万万金！”乔为之抚掌^[187]。

这段描写尽管文字不多，但对于表现女主人公性格与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这段描写，不仅作品开头交代的紫竹“工词，善于调谑，恒谓天下无其偶”便没有了着落，而且文字中所流露出的男女双方有了私情之后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也无法体现出来。冯梦龙在迻录《紫竹小传》时将这一段文字全部删除^[188]，实在是一大败笔。

明代徽州小说与《情史类略》有关系的还有潘之恒的《亘史》。据我们初步统计，《亘史》与《情史类略》互相重出的作品有五十篇左右。《亘史》与《情史类略》内容有关的篇目是：《亘史·内纪》卷之十《贞部·女贞》：《濑上女》；卷之十一《贞部·烈余》：《段东美》、《义妓》、《张红红》、《韩香》、《高娃》、《负情侬传》。《亘史·外纪》卷之一《侠部》：《君王后》、《卓文君》、《红拂》、《无双》；卷之二《侠部》：《双侠传》；卷之五《侠部》：《冯燕传》；卷之八《宠部》：《褒姒》；卷之九《宠部》：《李夫人》；卷之十《宠部》：《杨贵妃》；卷之十二《艳部》：《陈娇如》、《汧国夫人》；卷之十五《艳部·金陵》：《杨玉香》；卷之十六《艳部·金陵》：《王眉山传》；卷之二十二《艳部·吴艳》：《真娘墓》、《二苏》传；卷之三十一《艳部·燕艳》：《邵侠姬传》；卷之三十二《艳部·齐艳》：《吴盈盈》。《亘史·外篇》卷之一《方部》：《卢温休》、《韩鹤算》。《亘史·杂篇》卷之一《文部·戒谑》：《鲁秋胡戏妻冢志》、《故汉太史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此外，还有见于《亘史钞·外纪·雪涛小书》中的《元载妻》、《陈玉兰》、《刘氏》、《杨用修妻》、《刘采春》、《孟淑卿》、《朱希真》、《翁客妓》等等。

以上这些篇目虽说不一定全部都是《情史类略》相关故事内容的直接来源，但我们的确可以从中发现确凿的证据，证明《情史类略》的编撰受到过《亘史》的影响。如《亘史·外纪》卷十六《王眉山传》，写的是明武宗时一位名叫王宝奴的金陵教坊司乐妓的故事：

王氏眉山，宝奴号也。当武宗南征，驻跸金陵，选教坊司乐妓十人备供奉，宝奴为首。姿容瑰丽出众，数得侍巾栉，近至尊。班中人争求饰以媚上，或毁妆以自全，左右狼顾，虑随侍无当，祸且不测。宝奴云：“吾侪婢子，非敢当御宿，但率意曲谨，幸无谴责，遑恤其他！饰固无益，毁亦太迂，寔命不猶，惟局脊以承恩，无希福矣！”武宗驾旋，各有赉锡，俾无从。惟宝奴还旧籍，咸以贵人呼之；祠部亦宽其数，不以众人畜也。识者称眉山、眉山云。初眉山倜傥，负丈夫气，挥霍自如。每出，趋奉者载道。一日，乘油壁车经水西刘公庙，毬师王悦、傅愉皆负绝技，邀之广途，请王娘登场。眉山下车，风度洒然，举止蹁跹，众皆辟易叹赏，以为天人，萦而观者如堵。眉山出金一锭，酬二师去。其豪爽类如此。自供奉归后，闭阁不出，乃叹曰：“婢子获执巾天子前，安得复为人役！”遂结道堂长桥边，长斋诵经，为道人装，不复溷巾帼中矣。寿九十余，趺坐而逝。

《情史类略》卷五《情豪类·补遗》也载有这篇故事，不过篇名不叫《王眉山传》，而是直接以主人公名字命名叫《王宝奴》。两篇故事文字绝大部分相同，只是几处小有差异：①《亘史·王眉山传》开篇“王氏眉山，宝奴号也”，在《情史类略·王宝奴》中作“王宝奴，号眉山”；②《王眉山传》中的“左右狼顾，虑随侍无当，祸且不测”在《王宝奴》中没有出现；③“赉锡”二字在《王宝奴》中作“赉赐”；④“惟宝奴还旧籍”在《王宝奴》中作“宝奴既还旧籍”；⑤《王宝奴》故事结尾处没有“寿九十余，趺坐而逝”两句话。两篇作品虽然有这几处差异，但总体来看显然同出一源，或者说是一方迻录了另一方的作品，那么究竟是谁迻录了谁呢？我们且看《情史类略·王宝奴》卷后按语：

潘生曰：教坊司，御乐也。国制宫彩奉直，未闻选召邪曲中人。虽三（二）十四楼歌舞喧填，朝抱乐器，暮或连袂而归，不惟王公邸第呼之无僭用与（舆）骑者。至武宗南巡，出意外事，而供奉诸妓，能曲谨不蒙呵让，则王宝奴实主持之。夫卑贱之辈，以近幸为荣。若宝奴与杜秋何有幸有不幸欤！

这篇按语从“教坊司，御乐也”到“以近幸为荣”实际上是《亘史·王眉山传》前“叙曰”中的文字，只是将“二十四楼”误抄成“三十四楼”，将“无僭用舆骑”误作“无僭用與骑”^[189]，所以按语中的“潘生”必是指潘之恒无疑，《情史类略·王宝奴》亦必迻录自《亘史·王眉山传》无疑。那么按语中突然冒出一句“若宝奴与杜秋何有幸有不幸欤”又是怎么回事呢？《王眉山传》前“叙曰”虽然在“以近幸为荣”之后还有“故余纪所闻金陵诸艳断自王宝奴始，虽有妙丽，毋或先焉”这样几句话，但根本没有提到什么杜秋，传中更是没有涉及杜秋之事。原来在九十三卷本《亘史》中《王眉山传》之前便是《杜秋娘》的故事——《杜秋娘》在《亘史·外纪》卷之十五，占一卷；而《王眉山传》是《亘史·外纪》卷之十六中的第一篇作品。两篇作品紧相毗邻，可能冯梦龙将《亘史》按顺序读下来，所以写《王宝奴》的按语时，想起了杜秋的故事，因此连带着把她也写了进去。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亘史》对《情史类略》的影响。

总之，明中叶以后的徽州作家们既对某些前朝的故事进行改造加工，使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演变发展，他们的作品又对明末拟话本小说及文言小说的编辑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徽州小说也由此奠定了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

[1]按，有关吴大震的字号、籍贯、生卒年详拙作《〈广艳异编〉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二》文中有关考证，该文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今附录本书之末。

[3]吕天成《曲品》卷上。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六），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218页。

[6]按，《自序》中谓“神道由以设教”，是指利用神鬼之道进行教化。《周易·观》：“《彖》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孔颖达疏：“圣人法则天之神道，本身自行善，垂化于人，不假言语教戒，不须威刑恐逼，在下自然观化服从。”

[17]按，只有明代才会出现在六部官属前加“南京”二字这种情况。明初定都南京，设置六部等机构；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南京各部官属仍旧保留，但冠“南京”二字以示区别。《续文献通考·职官三·吏部》：“永乐元年，以北平为北京，置北京行部尚书二人、侍郎四人，其属置六曹清吏司，后又分置六部，各称行在某部。十八年，定都北京，罢行部及六曹，以六部官属移之北，不称行在，其留南京者，加南京字。仁宗洪熙元年，复置各部官属于南京，去南京字，而以在北京者加行在字，仍置行部。宣宗宣德三年，复罢行部。英宗正统六年，于北京去行在字，于南京仍加南京字，遂为定制。”参见《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

[18]张海鹏、张海瀛主编《中国十大商帮》第一章第一节《山西商帮的形成与发展》，黄山书社1993年版，第4页。

[27]《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有鬼论质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7页。

[28]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20—39页。

[29]《鲁迅全集》第九卷《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30]参见本章第四节《明代徽州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中的“前朝故事在徽州小说中的发展演变”。

[31]参见《水浒传》第四十二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宋公明遇九天玄女》，其中关于九天玄女形象的描写是：“头绾九天飞凤髻，身穿金缕绛绡衣。……正大仙容描不就，威严形象画难成。”

[36]周作人《夜读抄·鬼的生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37]李金发《鬼话连篇有序》，载《论语》1936年第九十二期。

[38]许钦文《美丽的吊死鬼》，载《论语》1936年第九十二期。

[39]《老舍文集》第十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38页。

[49]《朱自清全集》第三卷《话中有鬼》，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386页。

[51]按，井上圆了氏此书原名《妖怪学讲义总论》，《妖怪学》（蔡元培译）为1920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译本之书名。

[52]〔日〕井上圆了《妖怪学》第四讲《种类篇》，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第17页。

[53]〔日〕井上圆了《妖怪学》第五讲《历史篇》，第24—25页。

[54]〔日〕井上圆了《妖怪学》第六讲《原因篇》，第36页。按，作者这里所说的“人智之程度”，并非像前面一样就人类智力进化而言，而是指同一时期人们知识和智力的差异，他说：“妖怪之现也，大有关于人智之程度何如，盖不容疑。夫世之传怪谈者，虽如彼其多，自经验于其身者甚少。苟逢人而问妖怪耶否耶，数百人中当未得一人。而其偶言实验者，大抵非学者而愚者，非男子而妇人，非都会而山野，非上等社会而下等社会……由是观之，明道理、富经验、长思想、心意强者妖怪少，否则多可知也。”

[55]〔日〕井上圆了《妖怪学》第六讲《原因篇》，第五十一节《妖怪体之大分类》，第44页。

[56]〔日〕井上圆了《妖怪学》第九讲《说明篇》，第七十四节《惊情论第一》，第96—98页。

[57]〔日〕井上圆了《妖怪学》第九讲《说明篇》，第七十五节《惊情论第二》，第99—100页。

[58]《鲁迅全集》第四卷《捣鬼心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6页。

[68]《诗经·卫风·有狐》：“有狐绥绥，在彼淇梁。”朱熹《集传》：“狐者，妖媚之兽。绥绥，独行求匹之貌。”

[80]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上的异物》，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7页。

[85]吴大震《广艳异编》卷之二十《珍奇部》。见于《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三《魏生》，篇末曰“出《原化记》”。

[86]吴大震《广艳异编》卷之二十《珍奇部》。见于《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一，篇末曰“出《稽神录》”。

[87]吴大震《广艳异编》卷之二十《珍奇部》。见于《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一，篇末曰“出《玉堂闲话》”。

[91]关于潘之恒《亘史》原稿与实际刊刻卷帙的差别及“谭部”的去向问题，详拙作《〈亘史〉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一》，原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今附录本书之末。

[93]按，关于《两滴珠》是潘之恒根据徽州本郡发生的真实事件而作的问题，详拙作《〈亘史〉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一》中有关考证，该文原载《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今附录本书之末。

[96]凌濛初《拍案惊奇》卷之一《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97]见潘之恒《亘史·外纪》卷四十五《方部·回生》中的《张尧文》、《汪宗孝》、《天医何更生传》等。

[99]见潘之恒《亘史·外纪》卷十四《艳部·南滁妇》卷后附录王行甫《耳谭》中的一篇文字，下文有征引。

[101]详见拙作《〈亘史〉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一》。

[103]详拙作《〈亘史〉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一》。

[104]详拙作《〈亘史〉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一》。

[105]潘之恒《亘史·外纪》卷四《侠部》，又见《亘史钞·外篇·豪侠》卷之一。

[106]章培恒（韦放）《中国武侠小说简史》，收入《中国武侠小说大观》，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按，《简史》虽然评论的对象是《刘东山》，但《亘史》中的《刘东山遇侠事》脱胎于《刘东山》，故事情节完全相同，仅文字稍有差异，所以对《刘东山》的评述完全适用于《刘东山遇侠事》。至于《刘东山》的作者，我们认为可能是宋新，而不一定是宋懋澄。详拙作《〈亘史〉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一》中的有关考证。

[107]汪涌豪、陈广宏《侠的人格与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页。

[111]如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并且引用谚语“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来称赞他；《索引述赞》也用“急人之难，免仇于更。伟哉翁伯，人貌荣名”这样的词语来美言他（《史记》卷一百二十四），显然，游侠郭解是以邀世誉、求荣名为人生第一要义的。又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鲁仲连说自己“宁贫贱而轻世肆志”，邹阳则说“盛饰入朝者不以利”、“砥砺名号者不以欲”（《史记》卷八十三），他们也是重视荣誉而轻视金钱的。

[114]按，这篇作品中不仅罗龙文是史有其名的真实人物，罗龙文死后为其办后事及为其子提供庇护和帮助的顾氏父子、吴伯张等也是实有其人的。本篇卷后按语曰：“王常，初字幼安，冒太原王氏，号嬾轩，晚更号耐轩。顾御医公字世安，子光禄字汝由，典客字汝修，大理字汝和。太学天锡，则光禄子也，余从海上识之。伯张名元维，其高谊事未殚述。”

[116]按，徐海、陈东、麻叶与汪直等本为东南地区海贾，由于严通番之禁，他们啸集海上，与“丧其赀不得返”的日本海贾勾结，并成为他们的首领，武装袭扰滨海城镇，由此倭患日起。《明史》卷三百二十二《外国三·日本》：“祖制，浙江设市舶提举司，以中官主之，驻宁波。海舶至则平其直，制驭之权在上。及世宗，尽撤天下镇守中官，并撤市舶，而滨海奸人遂操其利。初市犹商主之，及严通番之禁，遂移之贵官家，负其直者愈甚。索之急，则以危言嚇之，或又以好言绐之，谓我终不负若直。倭丧其赀不得返，已大恨，而大奸若汪直、徐海、陈东、麻叶辈素窟其中，以内地不得逞，悉逸海岛为主谋。倭听指挥，诱之入寇。海中巨盗，遂袭倭服饰、号，并分艘掠内地，无不大利，故倭患日剧。”又《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市舶既罢，日本海贾往来自如，海上奸豪与之交通，法禁无所施，转为寇贼……汪直、徐海、陈东、麻叶等起，而海上无宁日矣。”

[119]详拙作《〈亘史〉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一》。

[121]参见本章第一节“吴大震与《广艳异编》”，第263—264页。

[123]潘士藻《闇然堂类纂》卷首邹元标撰《闇然堂类纂序》。

[128]邵毅平《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第七章，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138页。

[132]吴金城《明代绅士阶层的形成过程》（山根幸夫、稻田英子译），原载《明代史研究》，转引自陈广宏《明代福建地区城市生活与文学》（博士论文），未刊稿，第23页。

[133]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四册曹树基著《明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52页。

[134]按，生员又称诸生，指经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州、县学学习者。《明史》卷七十《选举二》：“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会试。中式者，天子亲策于廷，曰廷试，亦曰殿试。”明代生员与举人具有终身资格，如果乡试或会试没有中式，只要愿意，可以继续参加以后各届考试。

[135]按，目前全国人口约13亿，2004年全国参加高考人数为470万，2005年为580万，参加高考人数与全国人口之比分别为约3．6‰和4．5‰；而明末生员与全国人口之比为3．3‰。

[144]潘士藻《闇然堂类纂》卷五《溢损》，又见程时用《风世类编》卷七《分定》。

[147]程世用《风世类编》卷五《交谊》，又见潘士藻《闇然堂类纂》卷六《征异·冤魂酷报》。

[148]潘士藻《闇然堂类纂》卷六《征异》，又见程时用《风世类编》卷十《物感》。

[149]见凌濛初《拍案惊奇》卷十四《酒谋财于郊肆恶，鬼对案杨化借尸》入话中叙丁戍与卢彊事。

[150]凌濛初《拍案惊奇》卷十四《酒谋财于郊肆恶，鬼对案杨化借尸》，第232页。

[159]见《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书童儿因宠揽事，平安儿含愤截舌》中西门庆与李瓶儿言及自己在衙门中所问之案。

[160]如陈太常在《戒指儿记》中是姓名，其官职为宰相；《宝环记》中“太常”似是官名。《戒指儿记》中尼姑姓王，名守长；《宝环记》中尼姑名守常，有一字之讹，且无姓。

[161]按，今《清平山堂话本》中《戒指儿记》叙事至阮华欢媾脱阳而死之后，其父商贩回家“要写起词状，要与陈太常理涉，与儿索命”，其子“阮大、阮二再四劝说”后即无下文。

[162]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41页。但胡先生将《宝环记》归之于王世贞《续艳异编》，值得商榷。我们认为，《续艳异编》非王世贞作，所谓《续艳异编》只是《广艳异编》的选本，是一位伪冒的“玉茗居士汤显祖”于万历四十六年选评刊刻的。说详拙作《〈广艳异编〉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二》。

[167]详拙作《〈亘史〉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一》。

[168]详拙作《〈广艳异编〉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二》。

[169]程时用《风世类编》卷五《交谊》，又见潘士藻《闇然堂类纂》卷六《冤魂酷报》。故事梗概详本书第353—354页。

[170]参见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86页。又见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816页。

[173]按，具体部类名称详本章第一节“吴大震与《广艳异编》”。

[174]《新镌玉铭堂续艳异编》卷十三《鬼部上·王秋英传》，《古本小说集成》第480册，第17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

[175]参见郑利华《王世贞年谱》“万历十八年庚寅”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78]按，《刘氏鸿书》收录《广艳异编》14篇故事的篇名及所在卷帙，详拙作《〈广艳异编〉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二》。

[179]《新镌玉铭堂批点王弇洲先生艳异编》卷首徐朔方《前言》，《古本小说集成》第47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第1页。

[181]按，我这是根据《情史类略》本身的证据所做的成书时间上限判断，也是最保守的判断。至于其确切成书于何年，有各种说法。其中徐朔方先生主张成书于天启元年（《冯梦龙全集》附录《冯梦龙年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2页），美国学者韩南认为成书晚于天启七年（韩南《中国短篇小说》，台北“国立编译馆”1984年版，第110—111页），Hua－Yuan　Li　Mowry认为大约成书于崇祯二年至崇祯五年之间（Hua－Yuan　Li　Mowry，Ching－shih　and　Feng　Meng－Lu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PH－D　Dissertation，1976，p．452．），陆树仑认为成书于天启、崇祯间（陆树仑《冯梦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傅承洲认为成于崇祯元年至三年之间（傅承洲《〈情史〉辑评者考辨》，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82]吴大震生卒年详拙作《〈广艳异编〉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二》中的考证，《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89页，该文今附本书之末。

[183]详拙作《〈广艳异编〉与“两拍”——“两拍”蓝本考之二》中“《广艳异编》与《情史类略》”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