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风尘女子的丰碑：妓女及艺伎传记
在封建社会，由于社会制度以及其他各种原因，有一大批女子沦落风尘，其中有的以卖淫为职业，有的则主要以从事歌舞为生涯。她们是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在封建统治者官方提倡的伦理道德日趋向禁欲方向发展之际，她们成为那些双重道德与双重人格奉行者们泄欲和寻欢作乐的工具。在那些人的心目中，她们只不过是一群玩物而已，很少有人把她们当人看待，更谈不上用平等的态度对待她们。至于在文学方面，虽然出现过一些以风尘女子为主角的传记性质的传奇作品，但大多是因为后来她们从良成为名人之妻（如《李娃传》、《谭意歌传》），或是因为她们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风流韵事可资谈谑（如《李师师外传》），而且几乎每一篇作品都附丽有封建道德的因素。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有着市民身份的文人闯进了风尘女子们的生活圈子。由于地位方面基本接近，加上这些文人身上特有的市民意识，因此他们能以平等的态度和这些女子交往，尊重她们的人格，并且为她们撰写传记。徽州地区的潘之恒便是这样一位文人，他曾亲手为一百多位同时代的风尘女子写过传记。在这些传记作品中，作者或赞扬她们对真挚爱情的向往与追求，或反映她们不幸的命运，或记叙她们的才艺与良好的品质，笔端充满着人道主义的真诚，且不带任何封建伦理道德的评价与判断。下面我们主要就潘氏《亘史》与《鸾啸小品》中的有关作品论述其内容与思想意义。
一、唯情是尚的痴情女
在作者为这些风尘女子撰写的传记作品中，有一部分是表现妓女们痴情的。潘之恒说：“情者，人之所自生也，情之不知，与枯木朽株等耳。故与其不及也宁过。”[39]又说：“世有两情相慕，年久而蹉跎不遂，以要再世之缘，惟闺情最深，而人未忍言。言之而莫之纪，则形销迹灭，与草木同腐；然精灵不散，不化为蝴蝶寻花，则化为杜鹃啼血。”[40]他这种对情的强调是符合明代中后期文学创作潮流的，比他晚生若干年的冯梦龙也曾说过：“故人而无情，虽曰生人，吾直谓之死矣。”[41]正因为作者特别强调真情，所以在传记作品中表现男女痴情的作品也就特别多。
《王小奕传》中写到：金陵旧院后门王氏女小奕，红极一时，“客得及门者相矜诩自豪”，门口“或车马填咽不得度，游人望其尘，冉冉如金支翠盖中人”。时吴江陈平江游成均，小奕与之一见倾心，结成婚姻之盟，但陈平江家中已有妻室，而且“其妻悍妒”，陈平江每言及娶王小奕之事，“辄晕仆地，经夕始苏”，因此，两人不得遂愿。小奕自此“亦悒悒闲居，谢绝外交，久之成瘵。每语姥为召医，医不时至。陈之昵友过存呼酒，或不为具”。乃大愤曰：“是豢于我者，而顾以豢畜我耶！”后迫于姥之压力，勉强接待了一位瞿姓客人，然其心未尝一日不在陈。小奕由于郁郁寡欢，病情日笃。一日，突然提出要去瞿家，顺道观海以快心。瞿某大喜。半途中为姥阻止，小奕将姥数落一通，然后拿出匕首与金，说是“伴姥归者有二，惟姥择之”。后小奕留下金三百，自带匕首而去。经吴江，小奕对瞿某说：“此县有上舍陈平江园，可暂假息。”瞿投名帖通报，陈平江亲自出门迎接，而陈妻则将小奕挡在门外，小奕仅得一瞥陈。“是夕，小奕卒。陈亦病不得起，数惊曰：‘有蝇入我帐中。’命侍者扑，固无蝇也，越一夕而卒”。作者评论曰：“小奕真果毅女子也，一与之盟，秉志不爽，去姥以从瞿，其志未尝一日不在陈也。天假之缘，一见而同瞑，不亦悲哉！以目化，凫以目成，信然。”[42]
《葛余芳小传》写到：金陵旧院角妓葛余芳，小字云和，善鼓瑟吹笙，人称曰凤竹。昆山顾靖甫年十六跟随叔兄到留都应试，由于人长得很帅气，“人目以卫叔宝复生”。叔兄豪游狭斜，强行让靖甫同往。靖甫遍观金陵诸艳，没有一个符合心意的，说是：“金陵佳丽徒虚语耳，沉湎何居？”叔兄私下认为，靖甫所寓目诸艳，独失一葛余芳，于是领靖甫前往余芳处。二人“一见目成，各自负无双”，“久之，情好益笃”。“然靖甫数奇不第”，终无钱赎之；而“葛亦偃蹇适人”。靖甫听说后，便削迹不复入旧院，如是者数年。余芳则因终日思念靖甫，“竟郁郁以死”。“顾大感恸，誓终身谢外嬖”。当时人多窃笑之：“彼自死他人，何预卿事？”靖甫说：“吾伤世无知己，琅琊伯舆岂非人情哉！”又数年，靖甫再次到留都应试，为密友强邀至板桥踏月。归途，偶经葛氏旧宅，靖甫“俯首泫然而过”。这时宅门忽然开了，一青衣侍儿呼曰：“得非顾二郎乎？”友人错愕，询问其中缘故，并拉靖甫返回。靖甫问侍儿：“识我乎？”侍儿说：“初来此门，不识也。从嫂姨辈立候多时，见郎君过，误呼之耳。君岂真顾二郎、与凤竹娘有旧者邪？”话未说完，嫂姨们纷纷到来，都惊诧地说：“真顾二郎也！”靖甫说：“吾绝迹于此十余年，不自意误经此门，而举家若有待而迎，幸语其故。”葛女么凤挥泪，淫淫不止，哽咽数四，而后回答说：“畴昔梦娘归，靓妆自饰，语儿辈：‘顾二郎当来，第洞诸薄。’儿立良久，夜深暂却。郎君若从天至也！”作者评曰：“精诚所感，可通幽冥。云和一梦，亦足报靖甫十年绝迹之谊。乃若顾君之不忘旧谊，亦鲜觏矣。”[43]
《纪玉主》略云：刘凤台，燕都妓女，福清商人林玄江（名文煜，字丙卿）娶之，家为破，然相得无怨言。“凤台婉娩，曲中其欢，归林数年而卒”。林痛惜不已，觅美玉为其主（牌位），或置袖中，或佩腰间，无顷刻离身。每逢知交，必挥泪为道其事，并拿出玉主示人。因此，不了解内情的人私下里都嘲笑玄江为有情痴。林后收债于粤西，归途为盗所杀。梧州司理林茂槐为玄江同邑厚友，一天晚上，有女子前来入梦，好像有事要诉说；第二天茂槐便捕获强盗，拾得“玉主”。茂槐知“玉主”事甚详，所以审讯时穷加究问，终于获得玄江之尸，为殓而葬之。作者认为林之真情“足以感鬼神”[44]。
《王琐传》略云：新安人项三“美姿容”，“至乙酉年，王琐始破瓜，而项三壮矣，其风度如少年时，昵琐，而琐倾心焉，誓与偕老，项亦挟多金足庇之”。而琐名噪甚，金帛委者填门。父母贪利不能释琐，琐却依项不归。母乃诈病而迎之，项三讼于官，王家便因此不复让项三及门。王思念项三不置，“所见无非项三也，见庄客必与侍儿语，某似项郎，度某似笑似颦，其得其耳目鼻口之一而佯喜佯悲若不能为情者，人多窃笑以为痴”。而项三亦“踽踽凉凉，作落魄状以行于市衢”，认识的人问道：“子非项君邪？何以至此？”项三回答说：“吾失侣而孤栖，求死不得耳。”又过了三年，项三“逍遥于市，车从甚都，貌益腴泽”，询问他何以如此，原来“已诡得琐而遂初盟矣”。后十余年，有人复遇之留都，则项年已四十以上，问：“王姬无恙耶？宠爱得如前时否？”项回答说：“丈夫宠爱安能衰？……”作者听友人谈起此事，最后写道：“如此美合，安得不称快事哉！余病中闻之，霍然有起色，遂为之立传。”[45]
以上这些传记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特点都很鲜明，这便是对于真情的向往与追求。在封建社会，由于风尘女子送往迎来的大多是“豪华之辈，酒色之徒，但知买笑追欢的乐意，那有怜香惜玉的真心”[46]。所以真情对于风尘女子们尤为重要，一旦遇上一位情投意合、真心爱慕自己的男子，便锲而不舍地追求，有的甚至为此而死。而传记的作者与这些女子的感情也息息相通，或为她们的美合而高兴，或为她们不幸为情而死而悲哀。作者的这种态度，即与他的主情思想相一致。
必须指出的是，出现在这些传记中的风尘女子，都是普普通通的妓女，不像以前一些传奇中的风尘女子，有的后来成为“命妇”（如李娃、谭意哥）；有的是因为与最高统治者有染而著名（如李师师）。这些妓女追求的对象也是普普通通的男性，其中有的是一般士人（如陈平江、顾靖甫），有的是商贾（如林玄江、项三）。另外，在以前的一些传记性质的传奇作品中，作者都要突出自己笔下主人公身上的道德节行，来为这些风尘女子添亮加色。如李娃，她不但帮助郑元和获取了功名官职，而且“妇道甚修，治家严整”，“持孝甚至”，作者甚至慨叹：“倡荡之姬，节行如是，虽古先烈女，不能逾也！”[47]谭意哥从良后也是“治闺门深有礼法，处亲族皆有恩意，内外和睦，家道已成。意后又生一子，以进士登科，终身为命妇，夫妇偕老，子孙繁茂。”[48]即使是李师师那样没有嫁人的妓女，身上也笼罩着一道美丽的光环：她在金人面前慷慨捐躯，骂贼而死。《外传》的作者论曰：“李师师以娼妓下流，猥蒙异数，所谓处非其据矣。然观其晚节，烈烈有侠士风，不可谓非庸中佼佼者也！……”[49]而潘之恒在风尘女子的传记中只写她们的浪漫爱情，不附丽任何道德的因素。这说明，明代中后期由于历史的演进与发展，旧的爱情价值观逐渐被人们抛弃，而一种新的唯情主义的爱情价值观开始在某些人身上逐渐形成。
从以上的一些传记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不仅女子向往和追求真挚的爱情，那些男子们一个个也都是多情的种子。也就是说，作者主张爱情是互相的，无论哪一方都要以真情相待，既要尊重自己的感情，也要尊重别人的感情，这也就是作者所谓的“两情相慕”的底蕴，作者提倡的唯情主义爱情价值观根本用意也即在于此。在封建社会，男子唯情是尚本来就是违背礼教的，与妓女发生真挚的感情就更为封建道德规范所不容。所以这些作品较之一般描写爱情的作品具有更进一层的意义。
二、遭遇不幸的薄命女
正因为作者主张唯情是尚的爱情价值观，又认为男女双方都应该以真情相待，所以一旦封建势力破坏和阻挠风尘女子们追求爱情，或与她们相爱的男子屈服于各种压力，发生背叛负情行为，作者便要予以谴责和挞伐。如《范月卿传》：
月卿，楚府教坊司妓也。当江陵相时，教坊司听郡县治，不得颛属王府。及江陵殁，而王官势方振，伶优藉以螫人。凡买妓必启王，畀以龙票乃得出。票无定值，以意低昂之。自伶以上，王以下，必厌其欲，买者罄橐乃止。有宋荒者，从山西贾人。贾人易之，启纳如教。令修洪山寺，费至三千金，贾乐应无难色。宋寻死淮上，而归其骨，葬于洪山。楚妓相视，适人如登天难矣！月卿憾之，与黄冈蔡孝廉密约曰：“楚购不能餍，其法治境内耳，越境难以制人。”秣马晨发，晚宿白洋。而追者及之，噪以归。挫辱备至。蔡初息京师，研怀三牍未发，发而焰炽张。邸中请和解，得纳资一镒，以赎月卿，蔡不屑为屈，而讼王之属人奸状。语侵王，理不得直。月卿坐逃籍，例发护卫行伍妻。月卿修容为缟綦装，对吏自陈：“罪无及死，与妻卒伍，愿死狱以赎。”词甚激烈。太守许之。蔡执馈一年，意衰而去。盖举国为敌，计无所之耳。佯曰：“范失身狱中，吾故弃之，非力诎也。”月卿饮憾三岁，病将卒，上书韩守曰：“妾，倡也。义有所持，以及于死。倡不敢爱死，死圜中，非罪也。请得藉骨郊莽，分供鸢乌狐狸之食，令路人知倡得出以死，虽暴骨犹幸焉。”太守怜之，发献花寺待死。其日，鸾生与赵姝在许家闲居，闻蔡郎负月卿事，为不平，欲就狱探之。裁衣者在侧，告以出狱故，甚奇之，则往唁诸献花寺。果卧一暗室，闻其声凄然，问：“客来何为者？吾年二十七，不为夭；出圜土，皈佛土，即怨鬼亦不为厉。第禁中渴甚，且哕，思得天池茗涤肠……饿七日矣，思一食新而不可得。若死，而无以周身，则余命也，莫可控矣。客来何为者，非旧识曷能怜我乎！”赵姝为抆泣，出钱千文，米五斗，吴茗一罂，令尼给奉之，且约曰：“即不讳，速来告我，得解衾裯为瘗。”遂去。浃辰而尼以讣来。鸾生托友人张无疆视其殡，周身周衣皆具取办赵姝床褥间物也，又以二缗市郊坛壖地一圹埋之。……岁在万历甲午夏六月下弦日也[50]。
在这篇传记中，作者不仅反映了范月卿不幸的命运和悲惨的遭遇，而且塑造了一个为争取爱情与自由而坚持斗争的刚强不屈的风尘女子的形象。范月卿的悲剧，一方面与楚府嗜欲无度的买妓制度有关，或者说是封建势力的迫害所造成的；另一方面蔡孝廉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不肯为爱情做出太多的牺牲，乃至最后负情而去，所以作者以论的形式对负情的蔡孝廉进行了严厉的谴责。作者在论中说，“蔡之负月卿极矣”，并列举了“蔡累负心”的种种事实，说明他是一个玩弄女子感情的老手。同时又就有人传言蔡袖中藏有书范月卿姓名的锡柙以示不负情一事，揭露了其虚伪性，认为“林丙卿玉主”是真情，“真足以感鬼神，而伪只以聚怨，故二者虽为情事，而识者有定论矣”。而在卷末所附《瘗范月卿挽词四首》及《青冢行代挽范月卿》二诗中，则对楚府这一封建势力及负情的蔡孝廉都进行了讽刺，对范月卿则寄予了深深的同情。《挽词》其一云：“楚法一何酷，戮妓以立威。不见汉廷赍金帛，尚能赎取蔡姬归！”《青冢行》云：“楚宫台榭连云起，歌舞年年空选妓。路旁青冢人不知，绝代红颜为谁死？忆昔君王撤乐时，三千队里散蛾眉。鸳鸯池暖初成列，鸿雁云迷未可随。雀鼠无端争致讼，羽毛毁积丘山重。九关锁雾谁可排，六月飞霜竟何用！燕子衔将圜土泥，啾啾空垒憾单栖。愁听月下夸乘凤，忍向风前望赦鸡。闻欢别恋都门子，得新忘故徒尔尔。蘼芜山下妾不行，枳棘丛中君莫止。含悲绝命向空门，无复灯前泣旧恩。沧池但号孤鸳冢，紫陌常游怨女魂。君不见献花寺前一片土，范卿骨化青莲吐！”
如果说在范月卿的悲剧事件中，蔡孝廉在封建势力迫害的情况下不肯做出太多的牺牲，他的负情还有一些情有可原的话，那么西湖名妓陆三之死，则是她所钟情的男子主动遗弃所造成的，这位男子的负情行为更加不可饶恕。《陆三因果》：
陆三，西湖名妓，姿色倾三吴，而不易为人昵，说吴兴孝廉朱太复。时年甫弱冠，两人仪度辉映，一烨烨如朝华，一濯濯如春柳，各自负奇艳，绝代无匹。指双星为盟，要之白首；留连光景，自秋徂冬。阿鸨惟利是容，陆罄奁金资之，欢聚无虚夕。迫礼闱试，割爱北征，矢与结褵，不愆春信。临行，陆出一镪授太复，以此为证。挥涕恨别，西陵松柏皆为摇阴凋翠矣！此壬午冬首事。朱虽越江淮，梦不离西子湖上。两情如一，何能暂相忘！明年春官奏捷，遂起奉公忘私之怀，心驰意动，辄自遏绝：“宁负佳丽，无为名教罪人。”陆迟泥金不至，遣使诣京师责其寒盟。朱之弟三郎秘不令达，且谩应以俟其归。陆虽不得报，不虞负己。已而，除县令，抵家。陆数驰讯索答，三郎复阻之。即操舟相近，竟不得见。人曰：“朱公视官为重，岂顾狭斜中言耶！不信，何不招而自至也？”陆大愤去，业以金自赎于鸨，遂赁嘉禾姚宪副华麓后房独栖。日长跪，向空喃喃如有所诉。逾年，自经死，人莫测其故。姚为殡之烟雨楼旁。荏苒一纪，朱宦游偃蹇，以比部郎请告归，虔心学道。道成，绝粒数年，飞升可指日待也。辛丑秋七月既望，余涉碧浪湖而访太复，则草堂中设醮坛总总。方散，太复出疏为示，神气颓丧，亟语不慧：“慎勿多情，冤仇乃成；慎勿自欺，神明先知。向者，余与陆三盟于西泠，因宦达而负之。十年来，掩面过西湖不敢问耗，而陆生亦绝不见梦。偶逢姚君为言其死状，为惊悸不安……以吾道力坚定，向者犹见其形悄入我室，隔宿而闻其声……地官有判词，严于讦讼，非余精诚不衄，几牵没于冥途，即忏悔无及矣！……”余特纪其因而果报具疏中，令观者可憬然悟矣[51]。
也许是作者与朱太复这位负情的男子是熟人的关系，传记中并没有像上一篇作品中那样对其负情的行为直接用言词进行谴责，或者系之诗歌予以讽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朱太复这位男子，在未曾背叛负情之前，他与陆三是何等幸福的一对，作者用优美的语言描绘了他们的幸福结合：“一烨烨如朝华，一濯濯如春柳。”即使是离别的时刻，也充满着浪漫的诗意：“西陵松柏皆为摇阴凋翠矣。”但是，一旦他起了“奉公忘私之怀”，为了不作“名教罪人”，而辜负所钟情的佳丽之后，生活便跌落到不幸的深渊：官做不成了，整天只能在学道中打发时光。并且神情是那样颓丧，内心是那般的惊悸不安。作品中所显示的实际是这样一种思想：即一个人如果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去爱他所爱的人，就会得到幸福；反之，如果他违背自己的意愿，一切行为都按照封建道德去做，不仅得不到真正的爱情，而且会痛苦一辈子。作者最后说：“余特纪其因而果报具疏中，令观者可憬然悟矣。”可见其用意之所在。所以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尽管没有用言词直接谴责朱氏的负情行为，但这种用事实的谴责比言词谴责更厉害，也更富于文学意味。当然，这篇作品中迷信的成分——因果报应的思想相当浓厚，也是应该指出的，它反映了市民意识中落后的东西。
三、多才多艺的风尘女
在有关风尘女子的传记中，有的是记载和赞扬她们的文才与技艺的。在封建社会，风尘女子们的生命如同草芥，除了极个别的特殊情况以外，大部分人的才艺是得不到记载的。而作者潘之恒不但记载她们的文才技艺，而且以一种热忱的态度肯定她们。这些女子有的擅长诗歌，有较好的文学素养。如《朱无暇传》：“朱无瑕，字泰玉，桃叶渡边女子……至己酉，冰华生结社秦淮而声益振。先是，蒋公鸣寓，见其《闺怨诗》，逼一觐，与定交”。“今集中半为同赋草。每一咏出，无不令人齿馨神怡而心为折。乃泰玉尤多慷慨怜人自怜之致，雪夕冰朝，送远悲离，寄悰远韵，往往足当玄赏，而世无司马相如、韩君平辈足以尚之。”“其为诗也，如水空而镜彻；其泌神也，无所不融，如烟蜚而象玄；其幻游也，无所不适。验诸中泠，澄流一道，汲以素绠，注之瑶罂，不必深味，而溟滓已通；验诸旃檀，信手所然，方隅尽染，发于一缕，充满太虚，不必灰烬，而氤氲已布。故美者自美，不知其美，令艳者见之，亦失其所为艳矣”[52]。有的女子擅长戏曲表演，在演技上有很高的造诣。如《凤姝》：“凤之字以嬉，吴产也。五岁聘于汪之璇室，鞠于崔氏，从烟条馆听曲。十岁而从主归河阳。主善曲，而河阳能审音。燕度吴趋，日在耳目间，其气韵化而不自知。十三有余，翾飞西园，受名师矩度者半岁。初试登场，提裾扬蛾，遽入玄解……余曩喜顾曲，谓女笄以往，始有可观，必俟其气和，其学纯，其机熟尔。而今乃知其不然。歌喉舞态，于盈溢间自然流动完足，不假师传，不由人籁，此先天之极致，满月之艳都也。”[53]《金凤翔》：“金娘子，字凤翔，越中海盐班所合女旦也。余五岁时，从里中汪太守筵上见之。其人纤长、色泽俱不可增减一分。翠翘珠结，垂佩明珰，其为耀首文身之饰最丽，望之如帷翟中人。试一登场，百态轻盈，艳夺人目。余犹记其《香囊》之探，《连环》之舞，今未有继之者，虽童子犹令魂消，况情炽者乎！今之为女艳者，无不慕弋阳而下趋之。即最擅场者，以雅道矜，如半仙之洁，王桂之慧，文冰之高韵，莲生之兴致，潘小一之艳情，皆不易得，犹令人回金娘童子之思。其品可知矣。”[54]
像以上这类传记作品，至今仍有相当重要的文献价值，有的可以为研究文学与文学理论提供资料，有的则为研究戏剧理论或戏剧史提供素材。譬如说，从《朱无暇传》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某些女性诗歌的审美趣尚，即空灵、朦胧、香艳的美是她们诗歌创作所追求的目标。又譬如说，从《金凤翔》的记载中，我们可以考见在当时的戏曲表演中，人们要求演员要有优美的体型，漂亮的身段；还可以了解到当时戏曲表演中多样化的艺术风格。
作者在这类传记作品中，有时不仅记载她们的才艺，同时也反映她们的个性与人品。如《王卿持传》：
余交女子几半于丈夫，乃若女子有丈夫气者殆难……金陵王卿持殆庶几乎？卿持者，王节字也，少时人以“纤纤”呼之。姿态娟媚，吐辞如簧，兰情蕙性，居然林下风流，知非尘凡中品。及破瓜期，即倾其侪偶，如野鹤之在鸡群。喜习吴曲，若黄问琴、许、倪诸家，莫不参调。新韵经其喉舌，即遏云流汉，众皆敛避，不啻青出于蓝，姊妹辈未有与之颉颃者矣。顾志意萧散超上，凡所歆慕，虽寒素必倾心向之；少有不惬，即巨室名流，不能屈以洽溺。常语人曰：“卿自用卿，我宁作我。”故甘贫窘自若，弗改其操。余嘲之：“苏属国十九年，尚近胡女，令有子。卿所持特甚之耶？”同盟中袁小修、刘冲倩，皆挟国士称，爱而不能狎。卿持私语所知：“彼安得以名市我！故以骄情报之。”[55]
又如《王月传》：
王月，字空飞，上海妓。善以吴音度曲，其音绕梁。演传奇旦色数十本，皆精绝。览总纲，过目不遗。珠喉宛转，上口新腔，丝毫不爽。至寻宫按商，悲欢合节，令人踊跃歔欷，或欣或泣，以为女施孟复出矣……然性简淡，不喜逢迎。酷贫，为债家所絷，至不能具衽席。而鸾生以才艳之，侠友乔伯圭为张帏幔衾褥，耀首华裾之饰，一夕而办。鸾生与处经旬，为故欢所妒。月语鸾生：“此枳棘地，何足辱君鸡栖！妾有薄技，将尽呈于君。”明日，选梨园数辈，毕技而意兴俱阑，谢不复见。又二年，王中秘宠之，乘以彩鹢，遨游洞庭间。而空飞不悦也，自叹曰：“与为豪客妾，宁为贫士妻。”卒归之潘某氏，执爨纬萧，而困如故，两相得也。鸾生曰：“余所钟情，必其为己昵者，而空飞从困时易市德，乃恬淡自若，毕技而谢去，无为留连，余甚愧之。”[56]
在以上两篇传记中，无论是王节，还是王月，不但演技高超，而且是极有个性的风尘女子。她们有着自己的人格尊严，宁愿贫困，也不愿逢迎。在封建社会，等级制度极为森严，作为一个普通人要想保持独立的个性与人格尊严，尚且难以做到，而像她们这样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要做到这点更非易事。从她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明代中后期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风尘女子身上的个性与自我意识也开始觉醒。而作者在作品中肯定她们，也是符合当时文学创作潮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