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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徽州文学研究
1.6.1 第一节 自我形象与个性精神

第一节 自我形象与个性精神

一、游侠与隐士

在考察徽州地区的文学创作时,我们发现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即时至明代中后期,与明初创作状况相比较,诗歌中以游侠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突出地多了起来。我们不妨先看其中几个例子:

白马谁家子,新丰游侠儿。纨绔紫貂裘,锦鞍黄金羁。朝从羽林猎,夜拥章台姬。片言重山岳,誓死酬相知。千金买宝剑,攘臂随所施。横行九衢中,杀人当路歧。司隶不敢捕,醉尉宁敢嗤!俯身对樗蒲,一掷百万赀。挥金鸡狗雄,余惠及孤嫠。翻笑荜门士,箪瓢志不移。白首诵尧舜,何救寒与饥[1]

白马谁家子,纨绔绮绣裳。解鞍垂杨下,调笑当垆倡。手提碧玉壶,索酒临街尝。自言卖珠儿,承恩埒诸王。杀人闹市中,结客游侠场。廷尉不敢捕,天子借辉光。出入掖廷内,意气何扬扬[2]

结客三辅内,往来邯郸下。四座推豪雄,千金侈裘马。势使大将军,货通阳翟贾。顾问平乐儿,孰为守道者[3]

少年好浮华,丝缰白鼻。金鞍披锦鞯,意气何骄奢!结客五六人,被服皆纤罗。相逢揖宝鞭,出入鸣玉珂。朝游长安市,夜宿董姬家。醴酒极馨香,丰膳互柔嘉。众中轮鞠蹴,坐上赛琵琶。珠环遗妙舞,雀钗酬清歌。激赏各尽态,薄物未云多。一掷数千金,屡负无怨嗟。自谓散复来,委弃轻泥沙;自谓长相从,欢乐殊无涯……[4]

混迹过都城,人皆识姓名。家因结客破,命为感恩轻。厕上思图赵,沙中欲报嬴。片言杯酒里,肝胆即相倾[5]

出现在诗人笔下的这些游侠形象,一个个是那样的激昂慷慨,那样的意气豪奢,每个人身上都散发出热烈奔放的气息,而诗的字里行间也洋溢着诗人对游侠精神的企慕与崇尚之意。

在中国文化史中,游侠的起源甚早,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当时游侠的出身,有的是破产的士人和工商业者,有的是失业的农民。由于没有固定的财产,形成了“游侠”这一流落江湖、游行不定的特殊阶层。他们集于都市之中,或好勇斗狠,或斗鸡走狗,或掷蒲赌博。“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6]。可见,游侠是在战国时代那种特殊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只重感情意志、不顾礼法秩序这样一种个性豪放不羁的人。正因为如此,所以历代一些有着类似品格或把他们的品格作为自己企慕的理想人格的文人,总是热情地去歌咏他们、表现他们。譬如,六朝时的鲍照、王筠,北周的王褒,都写过有关游侠题材的作品。唐代更是有一大批文人歌颂过游侠,其中李白的《侠客行》与《结客少年场行》堪称代表。在《侠客行》中,他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朱亥与侯赢这两位极有个性的“千秋二壮士”[7]。在《结客少年场行》中,作者更是对“少年学剑术,凌轹白猿公。珠袍曳锦带,匕首插吴鸿。由来万夫勇,挟此生雄风。托交从剧孟,买醉入新丰。笑倾一杯酒,杀人都市中”这样率性而行、不惜破坏社会秩序的侠士们表示了由衷的钦慕[8]。有人认为,在李白塑造的游侠身上实际有着李白自己的影子,是他自己个性理想的形象化,确实不无一定道理。因为任何文学形象都是在一定世界观的指导下塑造出来,并表现一定思想感情的。不过,文学中典型形象的出现又都反映了一定社会本质的某些方面,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所以在比较保守的社会里,文学作品中很难见到有豪放不羁的游侠形象。譬如在明初徽州作家的诗文集里,我们就没有发现一首以游侠为题材的诗歌作品。

与明初相比,明代中后期由于商业经济逐步得到发展,市民力量日益增强,城市文化逐渐地趋于成熟,社会风气相对比较开放,并趋向于世俗化。特别是徽州地区在这一时期商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之后,处在开放流动的商业环境之中,人们的生活、心态正在程度不同地发生变化。而这些游踪不定、出入江湖而充满豪放气息的游侠形象恰恰在这一阶段的文人作品中大量出现,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人们在商业经济的刺激下个性觉醒的标志。不过,我们从上述作品中可以看到,明代中后期,徽州诗人笔下的游侠形象不是文学史上古游侠形象的简单复归,他们身上既有着与古代游侠相同的品格,又有着古游侠所不具有的气质。从相同的一面来说,他们同古代游侠一样,更多地看重自己个人的感情意志,而漠视社会的道德秩序,他们或“横行九衢中”,或“杀人当路歧”;他们重然诺,讲信用,对于知己者不惜以命相酬,所谓“片言重山岳,誓死酬相知”,“片言杯酒里,肝胆即相倾”;这些都是古游侠精神的再现。与古游侠不同之处首先在于,明代中后期徽州诗人笔下的游侠形象更多地散发出一股世俗的气息,而其中无节制地追求享乐生活、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是较为明显的一个方面。“翻笑荜门士,箪瓢志不移。白首诵尧舜,何救寒与饥!”儒者崇尚内省自敛,以安贫乐道为己任,徽州诗人笔下的游侠们可不愿过这种清苦的日子。他们岂止是不愿过清苦的日子,有的甚至要刻意追求享乐生活:他们要身着纨绔与紫貂之裘,乘坐锦鞍金羁之马,日调当垆之女,夜宿娼妓之家,喝着香醇的美酒,享用着丰盛的膳食,眼观美妙的舞蹈,耳听清远的歌曲……这些都是古代游侠们身上少有的气质。其次,明代中后期徽州诗人笔下的游侠儿对金钱充满着欲求。我们且不说上述程诰笔下的那位卖珠者是何等的神气扬扬,也不说他笔下的那位“货通阳翟贾”的商人是何等自负,即吴琼、吴子玉、汪淮等诗人笔下的那些普通的游侠子,也一个个都“一掷资百万”,“一掷数千金”,奢靡放纵,豪气冲天。这与历史上的游侠气质也有所不同,如在司马迁《史记》的《游侠列传》中,那位鲁朱家是“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牛”[9];郭解“家贫,不中资”[10];剧孟则“家无余十金之财”[11]。一掷千金举止的背后,实际上从另一个方面喻示出对财富的某种程度的占有。徽州诗人笔下的游侠形象骄奢豪阔,并且被诗人当作社会的某种荣誉人格来塑造,这便是从一个侧面透视出人们企慕和追求财富的社会心理,而这种心理正是通过上述这些文学形象的塑造而折射出来。从以上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代中后期,徽州诗人笔下的游侠形象具有这样一些个性特征——他们既崇尚一己之意气,漠视理性与秩序,又刻意追求无节制的享乐生活,追求金钱与财富。这也是诗人们自己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或者说是他们所崇尚的个性精神。

明代中后期徽州诗人的作品里除了出现大量游侠的形象外,也有不少描写隐士生活的内容。如余绍祉《市隐》一诗有这样的描写:

何妨溷牛马,不定卜林泉。严子帘垂地,长房壶有天。修琴时闭户,贩药偶居廛。笑问终南客,于中几个仙[12]

提起隐士,人们大概首先会想到那些追慕唐虞之风,在山水花鸟大自然中徜徉的高人,想到归田隐居、洁身自好的陶渊明,想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样闲适的诗句。显然,同传统的那些安贫守道、淡泊明志的隐士形象比较起来,余诗中的这位主人公少了几分清雅的气质,多了几分世俗的情调。他没有远离尘俗逍遥于山林泉石之间,而是和那些普普通通、奔波劳碌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并且还要在集市上贩卖药材。这位隐士身上虽然少了一份游侠个性中那种破坏秩序的幻想,但既然不求仕进,过着自在无羁的隐士生活,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他精神气质中要求适性舒放的一面。从诗人在作品中的感情释放方式来看,这首诗中所描写的隐士与隐士生活,显然也是体现着诗人所寄寓的人格理想与生活理想的。

二、抒情的境界

无论是塑造游侠抑或隐士的文学形象,都是诗人把社会生活或文学作品中本来就有的人物加以改造,在他们身上注入自己所向往的人格理想,以寄托个人的情怀。明代中后期徽州诗歌中这一类文学形象的出现或骤然增多,多少可以说明某些问题,即诗人们希图通过这些豪纵不羁、适性自放的形象塑造来抒发自己要求纵逸不拘的胸襟。诗人们不仅通过形象塑造达成目的,在更多的情况下还是直接以咏怀感事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倾写同样的襟怀。如汪应娄《咏怀》:

狎世复超世,游戏在虚空。曼倩游方外,笼罩任纵横。万乘若僚友,休戚非穷通。……反笑礼法士,如虱处裈中[13]

在这首诗中,诗人企图以超世独立的姿态,去获得一片身心自由的空间。整首诗的基调,虽多了一点离俗虚幻的色彩,但从“万乘若僚友”这种风度超卓的自我形象描绘中,从“反笑礼法士,如虱处裈中”这种轻蔑讽刺的语调中,还是不难发现诗人要求摆脱现世礼法的种种束缚,而让自我个性不受羁绊自由发展的真实情怀。或许诗人在现实的环境中受到的各种桎梏而难以挣脱,所以他在心灵中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纵逸无拘的超越尘世的自由空间。

要求自我不受羁绊和桎梏,向往个性自由的发展,这是明代中后期许多徽州诗人创作上的一种共同的倾向,在他们的诗歌作品里,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赋质大块间,所贵在意适[14]

世网岂能拘达士,云罗那得致灵禽。……千回醉杀秦淮月,万遍歌寒易水风[15]

问道总属无,参禅亦何有?……陶然率真性,那复知身后[16]

以上这些诗歌都程度不同地显示出对个性的尊重或对个性自由的向往,表达了诗人们要求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的愿望,率真任性,无所顾忌。

诗人们对个性自由的向往,有时是以咏物的形式出现的。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7]中国诗歌向来就有咏物言志的传统,如屈原藉橘树的质性以况自己的志节“不可移徙”[18],汉高祖刘邦以鸿鹄之高飞自比其希图占有天下的远大志向[19],阮籍把凤凰作为自身美好人格理想之寄托等等[20]。明代中后期徽州地区的诗人们往往也藉歌咏自然界的某种物象来抒发自己对个性自由的向往:

途龟欣曳尾,笼鸟思奋飞[21]

鸿鹄避弋缴,高飞何冥冥。如何兰台士,束身恋簪缨[22]

啾啾田间雀,泛泛水上鸥。感彼情有适,悟此生若浮。萧物遗物累,愿与真人游[23]

岁月藏金屋,云霄绊彩绦。随人吴地远,归梦陇山高。乃误能言语,还嫌异羽毛。何如黄雀侣,饮啄自蓬蒿[24]

孤鸿厉其羽,高举何冥冥。扶摇从长风,虞罗空尔营[25]

人们要求个性自由,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总是不能如愿以偿。因为统治者们为了巩固社会秩序,总是要以各种手段包括法律制度、礼教思想等来限制束缚人们个性自由的发展;社会环境总是充满着各种理性的制约。一个人如果处于麻木的状态中,或者是甘心臣服于这种制约与束缚,自然能保持内心的一份安宁与平静。但是有些个性觉醒了的诗人不甘心社会环境的束缚,因此他们内心便感到痛苦,经常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乃至有时听到自然界中一种能触动他们敏感情怀的声音,也会为之夜不成寐,泪下霑衣:

秋日江南去,春风塞北归。祗愁罗网密,敢恋稻粱肥?独往寒天远,高飞旧侣稀。游人夜不,感尔泪霑衣[26]

诗人们一边要求尊重个性,向往个体自由无拘的生活天地,一边对享乐的生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兴趣,而这两者之间本来就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要肯定人的个性,就必须使那与个性相联系的人的各种欲望得到满足,而享乐也是各种欲望中的一种,所以诗人们要尽情地去追求,希望抓住有限的生命好好享受一番。不过,由于个人的秉性不同,行乐的方式各异。这一时期,徽州地区的诗歌作品中就有不少内容是以各色各样的行乐生活为主题的。有的人以宴居为乐,要在有生之年尽情获得享受:

田民食笾豆,贾竖利赢余。发短心自长,岂不怀宴居?……人生不满百,簷隙度白驹。今我如不乐,屋室他人愉[27]

有的则要日饮美酒,畅游名山;或聚友开宴,纵情行乐:

我愿从汝骑蹇驴,日吸美酒提金壶。三山五岳非皇都,金章紫绶胡为乎[28]

凤巢群女如花妍,云裾绣缬何蹁跹!红装面面皆芳鲜,清歌妙舞当华筵。华筵灯光光九枝,锦楣画栋发艳辉。杂剧科范装男儿,座客观之不知疲。人生为乐时无多,当觞不饮如君何!东方渐晞月坠波,莫令白发羞青娥[29]

至于老朋友久别重逢,或是偶然相逢又倏尔话别,更加使诗人感觉到时光的稍纵即逝,体验到人生的宝贵与物质世界的美好,从而也就更加激起他们对生命时光的珍惜,对现世享乐的执著追逐:

我持白玉壶,酌君黄金卮。我为楚歌君楚舞,并言行乐当及时。忆昔少小携名娃,千金调笑听琵琶。青丝络酒穿芳草,白马寻香踏落花。可怜绿发不相待,旧游回首今何在[30]

最后这首诗的作者是方山子郑作。有一次,他突然遇见了少年时期的朋友懋昂,多年不见,很快又要分别,在饯别的宴席上写下此诗。“忆昔少小携名娃,千金调笑听琵琶”,诗人年轻时期的生活不乏风流浪漫的一面。对于这样少小狎妓的行乐生活,诗人显然并没有因年龄的增长而感到悔恨,或是想改变这种恣情纵乐的生活态度。相反,“可怜绿发不相待”,“并言行乐当及时”,时光的飞快流逝,年轻时那种行乐生活的重温,更加激发诗人对宝贵人生的依恋以及要求及时行乐的迫切心情。显然,诗人是想要通过不失时机地投入欢快舒畅的行乐生活来实现自己全部的生命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这些表现追求现世享乐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因人生短暂、青春难驻而感发,而对于人生短暂的咏叹却是文学史上一个古老的抒写主题。在以前的作品中,有的诗人有感于韶华易逝、人生易老,担心君王不能及时建立道德,或担心自己道德之不修[31];有的诗人则有感于“去日苦多”,“时哉不我与”,想到要尽快建功立业[32]。也就是说,他们都只从道德与政治方面去考虑,而极少关心个体生命的价值。而有的诗人则因生命短暂而感到人生无常的巨大悲伤(如《古诗十九首》),尽管那也能体现“对人生的执著”[33],但其中弥漫着巨大的悲观、颓废气氛,毕竟使人感到太沉重。“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在永恒的大自然面前,人简直要心凋气丧。明代中后期,徽州诗人因人生短暂而感发创作的追求现世享乐的作品,很少考虑道德与政治的因素,而是执著于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把握,并且绝大部分诗歌都呈现出诗人为实现自我生命价值而积极求进的一种高亢欢畅的情致,从而使人感到现实世界的美好,人生的宝贵;而不像《古诗十九首》之类的诗歌那样,使人觉得生命始终笼罩在巨大的阴影之中,即往往有感于人生无常而采取一种消极纵乐、以乐消悲的态度。

以上我们讨论了很多明代中后期徽州诗人们所写的关于追求个性自由与现世享乐的诗歌作品,如果按照传统的观念,它们实在算不上是一些思想内容突出的作品。因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根本上就是一种重群体而抑制个人的思想”[34],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社会群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个体的人则是渺小和微不足道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封建统治者要用各种纲常规范来束缚人的感情和行为,束缚人们个性的自由发展,而那种与个性结合着的包括追求享乐在内的人的各种欲望自然也要遭到否定。无论是孟子的“节欲”、“寡欲”[35],还是荀子的“以道制欲”[36],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而文学上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37],“怨而不怒”[38],以及“发乎情,止乎礼义”等批评标准也都由此而形成[39]。我想我们今天当然不能再单纯、机械地用这种传统的观念评价上述作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40];并认为,“应当……使每个人都有必要的社会活动场所来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41]。而“各个人自由发展”,“显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自然离不开个性自由与人的欲望。至于享乐,马克思早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就肯定了伊壁鸠鲁关于人的目的就是追求现实的欢乐和幸福的观点。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又指出:“……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42]他们还进一步指出:“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并“准备为取得高级享受而放弃低级享受。”[43]我想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经典的论述或许可以作为本小节指导思想的出发点。当然,徽州诗人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追求现世享乐的格调有些在今天看来不乏卑俗污浊的成分,但他们毕竟是当时那个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产物。如果撇开具体的历史时代来讨论文学作品的价值所在,难免显得没有意义了。而根据具体历史时代讨论文学作品的价值,这正是我们在探讨徽州地区诗歌创作状况时遵循的一条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