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作家群体的市民化倾向及其与全国文学潮流的整体融合
在本书第一章我们曾经就“新安理学”的畸形发展而对元末明初徽州作家的主体素质做过定性分析,并根据受理学影响的不同情况把徽州作家划分为三种类型。不过,从总体来说,当时的徽州作家都还是属于士大夫型的作家,只是比传统的士大夫型作家少一些文学的因子,而多一些性理的成分。而到了明中叶以后,由于徽州地区商业经济的迅速崛起与繁荣,从商人数出现爆发性的增长,这一地区士商关系出现了新的状况,使得作家群体的成分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
一、士商相混之风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宋代以前,作家群体是以上层贵族和士大夫为其主要成员的,与商人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关系。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四民异业”,等级制度极为森严。作为文化人的“士”居于四民之首,而作为从事商品流通工作的商人则居于四民之末,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阶层。“士以修治”[43],他们中的佼佼者可以跻身上层统治集团。虽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以白衣终其一生,但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即使再落魄,也要追求“志于道”的理想人格,根本不可能降低自己的身价去从事“市井小人”之事;另一方面,从商人这一角度来说,或者由于受政策法规的限制,或因长期处于低贱地位而产生的自卑心理,他们当中也没有人想到要加入士——文化人——的行列。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士商关系开始有所改变。如元末在江浙一带经济比较发达地区,有的文人开始有着儒商双重身份[44]。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士商关系的改变像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如此之剧烈。汪道昆说:
大江以南,新都以文物著,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45]。
又云:
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则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46]。
的确如汪道昆所言,在明代中后期徽州商人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这一地区人们业儒业贾已经不再有明确的界限,许多人在两者之间如“转毂相巡”。他们有的“先儒后贾”,有的“先贾后儒”,有的“亦贾亦儒”[47],有的则在“下帷之暇,兼督贾事,时而挟书试南都,时而持算客广陵”[48]。明中叶以后徽州人的这种治生方式,彻底打破了传统的士商关系形态,出现了一种士商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从而也就使作家群体传统的成分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作家主体出现了市民化倾向。
二、作家主体市民化倾向的几种形态
明代中后期徽州地区作家主体的市民化倾向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况。
首先,士商之间关系的变化,使传统的士大夫型作家血统中有了新的文化变异。明中叶以后,一些徽州商人在商业经济不断发展的形势下心理有了新的变化:即他们不仅要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而且要提高社会声誉,于是在致富之后就积极鼓励子弟习诗文,以竞逐科第,博取功名富贵。有的商人子弟确也不辜负自己父兄的期望,终于成为名儒显宦。而在中国,作为政治家、官僚参与文学活动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也是必须具备的资格。他们或因政治需要而撰写特殊的文体,或在公务之暇吟诗作文。这一部分作家看上去和传统的贵族士大夫型的作家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实质上却已经有所不同。因为他们身上流淌着商人的血液,在感情上与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汪道昆,便是这种类型作家的典型代表。
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一字玉卿,号南溟、南明、太函,又署高阳生、天游子、天都外臣等。歙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历任义乌令、南京工部主事、兵部员外郎、襄阳知府、福建按察使、都御史,仕至兵部左侍郎。与王世贞并称“南北两司马”。著有《太函集》、《太函副墨》,并有杂剧《远山戏》、《高唐梦》、《五湖游》、《洛水悲》(合称《大雅堂乐府》)等传世。
汪道昆出生在一个盐商家庭。祖父汪守义号为盐策祭酒,且“诸昆弟子姓十余曹皆受贾”[49]。父汪良彬世其祖之业,“挟所有而钓奇”,至汪道昆服官时始“税驾家食”[50]。到汪道昆这一代堂兄弟中业贾者仍不下十人,资产“累钜万”,家族中业儒仅从汪道昆开始[51]。汪道昆三岁时,其祖父便期望他将来“有闻”。而他本人终于也不负家人的厚望,二十三岁就考中进士,并且累官至兵部侍郎。在文学创作上,则留下了一百多卷的诗文,另外还撰有杂剧五种。汪道昆虽身居高位,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所出身的阶层,他曾经为许多商人作过传记,在文章中或重新估量他们的社会价值,或表现他们卓尔不群的风貌,或为他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鸣不平,所以有人说他“是新安商人的一个有力的代言人”[52]。汪道昆正因为在这些传记中和其他一些创作中所表现出的市民倾向性,从而使他成为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传播和倡导新文艺风尚的典范和中坚。
许国也是一位有着商人血统的士大夫型作家。许国的父亲许年轻时即“贾吴中”,并且家族中长辈多是经商营贾[53]。后来许国读书仕进,“入词垣,跻仕”,累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明史》说他“数与言者为难,无大臣度,以故士论不附”[54],这可能与他出身于微贱的商人家庭不无一定关系。在创作上则留下了十六卷的诗文。许国的文学成就虽然没有汪道昆高,但在对待商人的感情方面丝毫也不比汪道昆逊色。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从不避讳自己低贱的商人家庭出身,而且在为商人所作的传记中生动地描述了他们的品质和经商历程[55]。
随着士商关系的变化,商人普遍加盟文坛成为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作家群体市民化倾向最显著的特征。明中叶以后,商人们以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供他们的子弟业儒仕进,但并非人人都像汪道昆、许国那样能如愿以偿,得以跻身统治集团。由于生员名额过于庞大,所录取名额极为有限,所以“士之得志于有司者抑何寥寥也”[56]。而当时经商又能带来巨额财富,所谓“士而成功也十之一,商而成功也十之九”[57],正是出于这种无奈与诱惑,有些商人子弟屡试不中后,又去继承他们父兄的事业。汪道昆所说的“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58],“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59],当指的是这种情况。这些人虽然也成了商人,但他们与自己的父兄辈已有所不同,因为他们是一批有文化的商人。他们中有的人虽身在商海,却对文学仍是十分爱好,于是一边经商,一边从事文学创作,从而拥有商人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歙县商人郑作。
郑作字宜述,号方山子,是徽州地区第一位商贾诗人。他早年读书方山中,“已弃去为商,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梁宋间。壮岁英气愈勃,骏马强弓,时出射猎大梁薮中。获雉兔,则敲石火,温锡榼,炙腥肥,自觞自歌,半醉,垂鞭迤逦而归。识者谓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郑生既豪粗负气,于是玩世轻物,见王公大人,不问新故,便长揖抗礼,以是人多病其不逊。然奇特之流,顾乐与之游,未始不假容优遇之者。其为诗,才敏兴速,援笔辄成”[60]。郑作的诗歌得到了当时人的称赏,王寅说:“宜述家本商贾,读书苦吟,且为人负气任侠,故其诗雄浑跌宕,有风骨。《短歌行》数篇,拟之高适,谁云不然?一时名公如李、何、边、顾,争加评赏,欢与结交。新安商贾多诗人,乃自宜述倡也。”[61]
程诰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商贾诗人。程诰,字自邑,号泭溪山人,又号霞城山人,歙县人。所著有《霞城集》。程氏“幼负奇气,不肯从诸生后”,试有司一不中便弃去,挟资游关辅河洛邯郸畿甸之间,所至辄记以诗[62]。程诰自己在诗歌中曾这样描述过自己早年商贾兼诗人的生活状况:“弱冠不解事,任情肆猖狂。束书挟琴剑,浪迹走四方。郭外二顷何曾种?竹间三径久就荒。陈平无心事产业,胶鬲混迹鱼盐商。交游尽是当时杰,翰墨游戏名家场。斗酒十千肯惜费?立马万言待成章。学士彩笺看落笔,美人金缕劝传觞。玉筝低按翻新谱,蜡烛高烧照艳妆。樗蒲大叫六博局,蹴鞠更逐羽林郎。”[63]晚岁程诰弃商归歙,尽散囊金,“与所善郑玄抚十五人结社天都峰下”[64],“鞭扬挞马”,“争驰汉魏”[65]。李梦阳谓其诗“神境融合,足以散置名家”[66],钱谦益也盛赞其诗“殊有风调”[67]。
方于鲁是一位墨商兼诗人。方于鲁,初名大滶,字于鲁;后以字行,改字建元。歙县人。方氏早年尝随父经商遍游荆楚、巴蜀、邯郸、蓟丘等地,病归才开始“务读书谈艺”。后得程大约墨法,又改而学制墨,名重万历间,人称其墨“尊之宫禁,远之夷裔,得方寸如获至宝”[68],为明代四大著名墨商之一。方氏幼即“爱骚而好赋,喜读屈、宋、马、扬之书”;在经营墨庄后仍耽情于诗赋,被汪道昆招入丰干诗社,作品多次受到汪道昆称赏[69]。今有《方建元佳日楼诗集》传世。
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商人加盟文坛、参与文学活动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歙人黄长寿“少业儒,以独子当户,父老,去之贾”。“不数年赀大起。驻维扬理盐策,积贮益浩博。……性喜吟咏,所交皆海内名公,如徐正卿、叶司徒等,相与往来赓和,积诗成帙,题曰《江湖览胜》并《壬辰集》。”[70]许“贾于无锡,生平好为诗,与其中表程林泉、汪古沙日夕酬唱”[71]。吴良梓(歙县人,生于嘉靖壬午)“往来吴、越、齐、鲁、燕、赵之都,出入布帛盐策之场十有五年”,也“雅好小诗”,自谓其作诗之旨是“虽不能追名流取声当世,亦足以畅幽情,涤烦襟”[72]。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商人加盟文坛、参与文学活动的还有一大批,据我们初步统计,如今仍有别集或作品传世的就有八十余人。正如《新都秀运集》的编者在《序》中所说:“新安不但文人学士优入诗道,若方技商贾间亦有人而欲与文人学士相等列。”[73]
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士商关系的变化对作家群主体素质的影响还表现在,一些商人家庭由于拥有可观的财富,从而为自己的子弟提供了可靠的生活保障,使得他们有条件成为专业作家。
明代中后期,徽州地区有的商人子弟虽业儒仕进一条路没有走通,但他们又不愿像郑作、程诰他们那样去经商营贾或从事其他职业,而是以家庭的巨额财富为后盾,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文学创作之中。他们虽也“以文游大夫”,但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而仅仅是凭文人意气相投,他们实际上是一批有着商人血统的专业化作家。如潘之恒便是这种类型作家的代表。
潘之恒(1556—1622),一名潘亘之,字景升,又字庚生,号鸾生、鸾啸生、冰生、冰华生、亘史、天都逸史、天都山史、新都逸史氏、髯、山民等。歙县岩镇人。著作有《蒹葭馆集》、《如江集》、《涉江集》、《鸾啸集》、《漪游草》、《金阊诗草》、《亘史》、《鸾啸小品》、《三吴杂志》、《黄海》等。
潘之恒家世代经营盐业,兼营典当布匹,十分富有。其祖父潘侃早年“或用盐盬,或用橦布,或用质剂,周游江淮吴越”,而“累钜万”[74]。到了其父潘君南,更是“当四方辐辏之会,通万货之情”,“直将兄猗顿而弟陶朱”[75]。潘之恒也参加过科举考试,但再试不遇以后,就抛弃了仕进的念头,致力于文学活动。早年曾参加过汪道昆创办的白榆社,后又师事王世贞为诗文[76]。步入中年后与公安诗人袁宏道兄弟游,“欢然同其志”[77],所以今有人称他为公安派的后劲。又与梁辰鱼、张凤翼、沈璟、王穉登、顾起元、汤显祖、李维桢、屠隆、梅鼎祚、臧懋循、江盈科、钟惺、谭元春、汤宾尹及陈元素等交往颇密,与李贽也有来往。潘之恒由于“既无好景艳其前,又鲜他事分其念”[78],乃悉其全力从事创作,加上颇有才气,所以著述十分宏富。汤宾尹说:“吾友潘景升,交游遍天下,著述之富,倍太函而埒大泌。”[79]苏州著名画家、文学家陈元素亦云:“或请题疏,乞赠章,侑兕觥,志马鬣,里巷可传之事,金石不朽之文,纷然肆应,纸落如飞,誊手酸楚欲脱,而作兴未已。月积岁累,高等几身。近代著述之富,杨用修、弇州、太函、云杜、云间而外,未有见潘髯其书者也。”[80]
潘之恒是一位出身商人家庭的专业作家,所以他身上既具有商人那样豪宕纵逸、追求享受的特点,又保持着下层文人所具有的气质。传记资料中说他:“性好客,好禅,好妓”[81],其居处“幽人韵士,不期云集,座客常满。彝鼎陈前,丝竹列后”[82],海内名流无不交欢,而且宾客中往往是“绿衣红粉参半”[83]。袁宏道也曾提到,万历二十五年,他“客景升家,东西南北名士凑集者不下十余人,朝夕命吴儿度曲佐酒”[84]。关于潘之恒的诗歌创作,其友人黄居中在《潘髯翁戊己新集叙》中有这样一段介绍:“以余之楗户经年,焚膏丙夜,不能措一词,而髯乃得之宴游、征逐、征歌、选伎之余,其间品胜、品艳、品艺、品剧,目成心通,匪同术解。殆天授,非人力也。或以其多蔓草之遇、芍药之赠,恋景光而媚窈窕,颇见尤于礼法。不知《国风》好色,靖节《闲情》,皆意有所至,而借以舒其幽懑,发其藻丽,岂其流湎以忘本,慢易以犯节,如桑间、濮上之云乎?”[85]王世贞亦谓其“诗多燕姬越女谑浪挑寄之辞”[86]。至于文及其他方面的著述旨趣,顾起元是这样介绍的:“问其行足述而已矣,道何必挂于通人?问其人足称而已矣,名何必缀于下士?问其理可征信而已矣,纪何必擅于三长?问其游可资博而已矣,事何必侔于‘六艺’?问其惊艳、绝采、奇趣、淫情,足以摇韵士之魂、快舌人之辩而已矣,语何必绝乎诞迂神怪?”[87]从这些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潘之恒文学创作中的市民倾向性之一斑。
王寅也是一位商人子弟。王寅字仲房,一字亮卿,自号十岳山人,歙县人。王氏是其父“贾淮北纳高氏”所生,所以又名“淮孺”。王寅少年倜傥自负、喜大略,通阴符遁甲二氏之学。弃诸生,学诗于李梦阳,又受拳技于少林寺僧。归而尽破其产,辞家远游,“南历海隅,北走沙漠,周游吴、楚、闽、越名山”。后与戚继光同入胡宗宪幕,多所匡正。终以未究其用,郁郁不得志,一泄于诗。所著有《十岳山人诗集》[88]。王寅的情况与潘之恒虽然有所不同,但无论从他的为人处事还是从他的诗歌中,我们都能领略到与传统士大夫型作家不同的气质。
明中叶以后朝廷开始确立捐官制度,并允许向国家缴纳一定的钱粮者便可入国子监学习。这一政策的实施,也使得商人有机会把商业资本转化为文化资本,从商人转变为名士、作家。汪廷讷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汪廷讷,字昌期(一作昌朝),自号坐隐先生、无如居士、清痴叟,休宁人。著作有诗文《坐隐先生集》、《人境阳秋》等;所作传奇总称《环翠堂乐府》。汪氏自幼出继于同宗的富商为养子,大约二十二岁前后出钱取得南京国子监生员资格。由此跻身陪都,进入南京文人的圈子。三十岁时捐资当上盐课提举,身份大为提高,从而也进一步结识了文学界的许多名流,如李贽、汤显祖、张凤翼、屠隆、焦竑、冯梦祯、顾起元等都与之交往。他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因而能在家乡修坐隐园、在南京建环翠堂等园林建筑。其坐隐园中专设一悬榻斋“招邀徐孺子”,据说即为南京曲学名家陈所闻而设置,汪廷讷的很多戏曲作品便经其“删润”而成。而自己的诗文集《坐隐先生全集》、剧作集《环翠堂乐府》等都是由自设于环翠堂的书坊刊刻印行[89]。张凤翼在谈到汪廷讷的有关戏剧创作时,曾经用“儒者噤口不道”的话来评价它[90],由此我们也可以略知汪廷讷作品的倾向性。
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经济的发展,士商关系的转折,不但改变了传统的作家群体的成分结构,出现了以市民为主体的作家集团,而且对非市民成分的作家也有一定的影响。明中叶后期那些好儒的徽州商人大都喜欢广交文士,结纳名流。吴文明说:“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91]陈继儒亦云:“新安故多大贾,贾啖名,喜从贤豪长者游。”[92]而在商品经济有着长足发展的时代,那些非市民身份的士大夫文人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不屑与商贾为伍的清高态度,而乐意与之交往,或为其撰写寿序、传记,或为其题诗作词,或为书商们评选小说、戏曲、八股程墨,以获取一笔丰厚的酬金。甚至有不利科场之文人,专门“在刻书铺中讨生活”,为“有钱而好名者辑刻书籍”。如助程百二纂书的李长卿、李克家父子便是这样的文人[93]。长此以往,非市民身份文人的人生态度、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尚必然受市民意识的浸染渐深,从而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一种新的倾向。
总之,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作家群的主体素质与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为文学的发展、为文学走向世俗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三、徽州作家与全国文学潮流的整体融合
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作家群体不仅构成成分出现了市民化倾向,而且这些作家们还彻底打破了本地区作家早期的封闭性状态,他们积极主动地与当时文坛的领袖人物及各地的名家交往,或向他们学习,或相互切磋交流,从而使本地区的文学融入了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潮流。
弘治、正德之际,以李梦阳为代表的文学群体“前七子”在一起“讨订诗文,朋讲群咏”[94],“反古俗而变流靡”[95],形成一股新的文学思潮。尤其是作为“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李梦阳本人,他一方面“于诗要求真情”,一方面抨击“主理”、“作理语”的宋代文学,要求恢复唐代的诗歌传统和秦汉时期的古文传统[96],其文学主张一时在全国造成很大的影响。为了亲身领略“前七子”中这位领袖人物的文学风范,徽州地区的作家们有的利用在中原地区经商的机会及门受业,有的则专程登门拜访,向其学习诗歌创作。如商贾诗人郑作,正德年间在河南一带经商时,便投身李梦阳门下,“论诗较射,过从无虚日”。直到“嘉靖初,年四十余”,才因病“别空同南归”。郑作“初见空同,空同规其诗率易,乃沉思苦吟,不复放笔涂抹。诗数千百篇,空同选得二百余,序而传之”。郑作向李梦阳学习诗歌创作,而在某些技巧方面甚至能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所以钱谦益说,“方山诗如‘寒灯坐愈亲,寒叶动秋声’之类,空同集中正未易有此佳句也”[97]。
程诰的情况与郑作有些类似,在其“商寓大梁”时,也曾因钦慕“李副使梦阳力开诗运弘治间”而“及门受业”[98],并与李梦阳“策杖游华山”,“酬和于繁吹两台之间”[99],由此“诗名大起”[100]。他还介绍了“黄勉之诸人北学于空同”[101]。在程诰的《霞城集》中,我们可以考见两人交往的一些情形。如《酬空同先生》一诗云:“积阴散原野,霁景湛天宇。驱车大梁郊,快此披雾睹。河流泻九曲,岳秀亭一柱。缅怀义利言,颓风激千古。”[102]根据这首诗所提供的线索,李梦阳不仅曾经教程诰作诗,还教他做人,教他为商之道。
徽州的另一位诗人王寅也曾“驰一骑,谒献吉大梁”。当时由于“献吉留关中不至”,王寅在大梁整整等待了一个月。回去后“独攻古文词,不喜举子业”,并与郡中少年共结诗社,少年都以其为师长[103]。
此外,徽州作家中与李梦阳有文学交往的还有佘育。佘育字养浩,号邻菊居士,又号潜虬山人。歙县人。佘育也是一位商贾作家,少年时期即“商梁宋间”,并且热爱文学。据说佘氏擅长经商之道,他一边治商,一边从事文学创作,钱也不比别的商人赚得少。李梦阳为其所作《潜虬山人记》中便有这样的记载:“山人寓剧廛则治静屋,日闲关诵苦吟,弗豪势人交。及终岁,算息盈缩则顾与他商埒。他商怪问之,山人曰:‘商亦有道焉。夫价之昂卑,岂一人容力哉?君既靡力,吾随其昂昂卑卑焉已。是以吾身处剧廛而心恒闲也……弗豪势交而息罔独缩,故曰商亦有道焉。’”[104]著作有《潜虬山人集》十卷、《羮墙集》四卷[105]。李梦阳在《潜虬山人记》中,详细记述了佘氏与自己文学交往的有关情况:
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曰:“无骚哉。”山人于是则又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山人尝以其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山人曰:“仆不佞,然窃尝闻君子绪言矣。三百篇色,商彝周敦乎,苔渍古润矣。汉魏珮玉冠冕乎?六朝落花丰草乎?初唐色如朱甍而绣闼。盛者苍然野眺乎?中微阳古松乎?晚幽岩积雪乎?”李子曰:“夫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山人之诗其昌矣!”[106]
从这篇文字可以看出佘育在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李梦阳对他的影响,他不仅“弃宋而学唐”是由于李梦阳告诉他“宋无诗”的缘故,而且诗歌创作中的所有趣尚好恶都与李梦阳文学主张的影响不无关系。李梦阳还应佘育之请为其父佘存修《缶音集》做了一篇序文。佘存修,一名长生,号钝斋,也是一位商人,并以诗名世。存修商游河南时,“自周藩而下至士大夫,靡不敬礼之,有《缶音集》行世”[107]。李梦阳在《缶音序》中再次抨击了“主理”、“作理语”并“薄风云月露一切铲去不为”的宋诗,称道像佘存修这样的“江海山泽之民顾往往知诗,不作秀才语”[108]。
从以上这些考察中可以看出,徽州地区的许多作家,尤其是一些商贾作家,他们早期在从事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都曾受到李梦阳文学思想的影响,这为徽州地区的文学融入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新潮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大约在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左右,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为“反击‘唐宋派’的文学倒退的动向、维护文学的独立地位、强调文学的艺术特征”[109],继承李梦阳等人的文学主张,重新掀起一场文学复古运动。徽州作家汪道昆与这一文学运动有很深的渊源。他与“后七子”作家们都有交往,尤其与其领军人物之一、“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的王世贞有很深的交情[110]。汪道昆大概三十六岁时“接近后七子”,并与王世贞“订交”[111]。他最初“在文坛上打开局面得到王世贞提携”[112],王世贞在《艺苑巵言》中说:“文繁而法且有委,吾得其人,曰李于鳞;简而法且有致,吾得其人,曰汪伯玉。”[113]“道昆由是名大起”[114],此后“汪王友谊始终不衰”[115]。由于汪道昆与李攀龙、王世贞等互相交流,文风相近,所以尽管他不在“后七子”之列,“却被人称为同李、王三鼎足的大家”[116]。
汪道昆不仅与“后七子”交往密切,使自己的诗文创作融入当时的文学潮流,而且还亲自创办诗社,招邀本地区与全国各地一些名流入社;另外,还参与他人组织的文人社集,加强与各地作家的交往和交流。如万历八年(1580),他便在徽州倡白榆社,入社者既有汪道贯、汪道会、王寅、谢陛、潘之恒这些徽州作家,也有龙膺、屠隆、李维桢、吕胤昌、沈明臣、郭第、俞允文等各地名流。龙膺在《汪伯玉先生传》中记载了这件事:“予小子释褐徽理为万历庚辰,下车首式先生之庐。……翌日,揖阿淹、阿嘉二仲,暨王仲房、谢少连、潘景升诸风雅士。居久之,屠纬真仪部、李本宁太史、吕玉绳司法、沈嘉则、郭次甫、俞羡长诸名流先后至,乃结白榆社于斗城。”[117]万历十一年(1583),汪道昆到杭州参加“南屏社”,“四方之隽不期而集者十九人”[118]。万历十四年(1586)八月,他再次“到杭州,与屠隆等相会于净慈寺,并倡西泠社”[119]。这些交往与交流无疑进一步促进了徽州文学与全国文学潮流的整体融合。
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不仅有郑作、程诰、佘育这些商贾诗人,有汪道昆这样跻身统治集团的知名作家,他们或以职业的原因,或因政治上有较高的地位,得以与文学界领袖人物及各地名流交往;还有潘之恒与吴兆这样的商人子弟,他们由于家庭在许多城市里都置有产业,虽说家在徽州,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南方都市里,加上他们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所以也有机会接触当时文学界的头面人物。关于潘之恒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很多,兹不赘述。这里仅对吴兆的情况做一点介绍。吴兆,字非熊,休宁人。传记说他“读书不事章句,少好为词曲,尝撰传奇以寄讽刺。已而悔之,力学为诗,而诗大就”。尝“仿初唐体作《秦淮斗草篇》,闽曹南宫能始见而异之,遂广为延誉,一时名公卿如李本宁、屠纬真、冯开之、米仲诏、钟伯敬、臧晋叔、徐茂吴、陈抑之、汪仲嘉、梅子马、吴允兆、徐兴公、俞羡长、林茂之、赵凡夫、王先民、王太古、冒伯麟,皆折节与之交,恨相见晚。而曹能始尤相契重,凡游历白下、西泠、苏台、武夷、匡庐、九华诸名胜,必与俱,每一诗出,竞相传诵”。“非熊倜傥负奇气,生平贵率真,不胶绳墨,虽与贵游,起居自便,或目摄之,超然自若,有名家风韵,不为俗士所赏。尤好苦吟,每冷月侵衣,疏灯吊影,闲行独咏,几欲断肠。既殁,友人吴师利裒其遗稿十卷,梓以传世。京山李宗伯本宁为之序”,“钱宗伯牧斋采其诗入《列朝诗集》中,与程孟阳诗推为一代布衣之冠”[120]。从这篇传记里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一些有关吴兆文学交往的情况,而在他的作品中更可考见其文学交游之广及参与文人社集之频繁。如他作有《七夕前一日社集吴氏池园宴别曹大理学佺》[121]、《春日留别柳陈甫诸社友》[122]、《与松萝社诸君携酒过汪大吕东山别业》[123]、《同陆无从李本宁诸君社集顾所建宅看芍药花听秦淮顿姬歌》等记述文人社集的诗歌[124],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看到,吴兆与“同心赏意”的文士们“夜月楼台处处登,春风池馆家家到”,每至一处,必高堂置酒,吟诗作词,而地点则时而在“金陵”,时而在“广陵”,时而在“姑苏”,时而又在杭州。像吴兆这样的徽州诗人活跃于都市之中,与当时著名文人频繁举行社集,无疑也促进了徽州文学与全国文学的整体融合,促进了徽州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