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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徽州文学研究
1.5.1 第一节 商业经济的崛起与文化氛围的嬗变

第一节 商业经济的崛起与文化氛围的嬗变

一、雄飞于中国商界的徽州商人

在中国古代,以北方的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区域是华夏文明的摇篮。由于这一区域特有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世代相沿的生产方式等原因,决定了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农耕经济占主导地位,而商业经济的发展则必然会受到限制和轻视。所以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人们把农业称为“本”,把工商业称为“末”;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重本抑末”作为发展经济的政策。明初统治者同样奉“重农抑商”为自己的治国方针,所以其在建国伊始,一方面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传统的道德力量;另一方面则在经济领域采取了严厉打击商业的政策[1]。但是这种政策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政策越来越显示出其消极作用,而且它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愿望。所以到了明中叶,政府对商业的控制已不像明初那样严厉,很多法规都有所松动。如《明实录》载,弘治以后把盐引输边粟改而输银,“富商大贾得输银之便,不复垦边矣”[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提及:“洪武初,令番商止集舶所,不许入城,通番者有厉禁。正德中,始有夷人私筑室于湾澳者,以便交易。……嘉靖三十五年,海道副使汪柏乃立客纲客纪,以广人及徽、泉等商为之。”[3]从这些材料中都可以窥见,当时明朝政府对待商人的政策多少有所改变。正是由于这种改变,使得明中叶以后商业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它不但比明初发达,甚至比元代还要繁荣,这已经为许多研究经济史的专家学者所论及。

然而,由于历史地理方面的原因,当时全国各地区之间商业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第一章中我们已曾论及,从陆地地形特征来看,徽州是一个封闭性的山区,这里因“土硗狭,田蓄少”,在宋代便有一些人开始外出从事经商活动。只是到了明初,由于封建统治者采取严厉打击商人的政策,使得徽州地区“闾右以赀自焚者,十室而五”[4],商业活动一度归于沉寂。到了明代中后期,由于政策上的变化,加上旧有的基础,所以徽州地区商业的恢复和发展要较其他地区更快一些,当时从商已经成为徽州人的主要职业。归有光说:

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故虽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猗顿之盐,乌倮之畜,竹木之饶,珠玑、犀象、玳瑁、果布之珍,下至卖浆、贩脂之业,天下都会所在,连屋列肆,乘坚策肥,被绮縠,拥赵女,鸣琴跕屣,多新安人也[5]

明代中后期徽州地区经商人数之众、商人活动区域之广是十分惊人的。王世贞说:“大抵徽俗,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6]汪道昆说:“新都业贾者什七八”[7]。这里所说的经商者所占总人口比例未必十分精确,但我们由此大略可以知道当时徽州地区从商人数之多。这些商人活动的范围极其广泛,不仅“两京,江、浙、闽、广诸省”,“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皆有徽州商人,而且“山陬海壖,孤村僻壤”亦不无他们的足迹[8]。所以明末张翰说徽州“贾人足迹几遍天下”[9]。当然,“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10]。当时还有不少人从事海外贸易。如《筹海图编》中所谓著名倭寇头目汪直的有关记叙云:“汪直者,歙人也。……嘉靖十九年,时海禁尚弛,直与叶宗满等之广东,造巨舰,将带硝黄、丝棉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者五六年,致富不赀,夷人大信服之,称为五峰船主。”[11]嘉靖、万历间,歙人许谷也曾“贩缯航海而贾岛中,赢得百倍”[12]。明末休宁陈世淳则“尝远服南奥,与岛夷为市”[13]

明代中后期,徽州地区商业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当时无论是就商业资本的雄厚而言,还是资本活跃之程度而言,全国很少有地区能和徽州地区相匹敌。谢肇淛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14]万历《歙志》也载:“邑之以盐策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有黄氏,后则有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由数十万,以汰百万者。”[15]又云:“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淮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16]据说嘉靖年间严嵩之子严世蕃屈指数天下豪富,与其并列者,徽州商人中竟然有二姓[17]。由此可见当时徽州商人资本雄厚之一斑。所以日本著名学者藤井宏教授说,自明中叶以后,“新安商人逐渐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18],是不无道理的。

二、社会风尚与文化氛围的丕变

在明代中后期的徽州地区,由于经商,许多人离开了自己祖辈们世世代代生活的这块封闭性的地域,走向了外面的乡村,走向了城市,走向了海外。他们仿佛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精彩纷呈、眼花缭乱的新鲜事物一下子吸引了他们的眼球,也一天天在改变着他们的思想观念。过去那种质朴节俭、与世无争、知足常乐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逐渐被他们所抛弃,代之而起的是靡汰、芬华、贪婪与竞争。尤其是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商品意识越来越强烈,金钱开始主宰许多人的行为取向。《歙志》中便有这样的描述:

国家厚泽深仁,重熙累洽,至于弘治盖綦隆矣。于是……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诚哉一时之三代也!……寻至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出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资交揵,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夺,各自张皇。于是诈伪萌矣,讦争起矣,芬华染矣,靡汰臻矣。……迨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尽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难,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贸易纷纭,诛求刻核。奸豪变乱,巨滑侵牟。于是诈伪有鬼域矣,讦争有戈矛矣,芬华有波流矣,靡汰有丘壑矣。……迄今三十余年则迥异矣。……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受享于身,不堪暴殄;因人作报,靡有落毛。于是鬼蜮则匿影矣,戈矛则连兵矣,波流则襄陵矣,丘壑则陆海矣[19]

从上面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徽州地区人们商品意识的增强、道德观念与社会风习的丕变正是随着人们经商向外发展而发生的。

人们经商向外发展,不仅使得道德观念与社会风气发生了丕变,而且思想观念的各个方面都在开始发生变化。譬如,在明初,徽州人是不屑于求名的,所以习诗文参加科举考试的很少。随着人们经商向外发展,许多人在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之后,又希望能名利兼收,在仕途有所发展,于是习诗文参加科举考试的人骤然增多起来。方志中便有这样的记载:

明兴,椎朴少文,里子不识城市。……熙治以还,人文骎起。嘉隆间,汇拔联翩,云蒸龙变,即就试有司,动至数千人。其有怀才而登别籍,或怀赀而登成均。至占籍者,国夥于乡;起家者,客埒于主,文岂不日盛哉[20]

人们经商向外发展,对于外面的文化特别是大城市的文化吸收很快,很多观念发生了变化;而有的商人因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常与外国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也可能受到外国文化的影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发现这种影响的蛛丝马迹。譬如,在徽州商人程君房刻印的有关制墨技法的《君房墨苑》中,就保存着署有“利玛窦持赠程大约”字样的四幅西洋宗教画。程大约为程君房之兄,是一位被誉为“墨妖”的商人。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学者曾纷纷撰文探讨,认为这是“对欧洲和东洋美术交流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功绩”[21]。而在歙县江旭奇刻印的类书《朱翼》中,甚至把利玛窦的新天体学说也收入其中。今有学者认为其内容新颖,“是当时最时髦的读物”[22]。从程君房与江旭奇的所作所为看,他们多多少少是受了一点利玛窦影响的。明代中后期,有的徽州商人由于对外贸易,受外国文化影响,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譬如,前面提到汪直曾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进行贸易,回来后便对他的朋友徐海、叶宗满等人说:“中国法度禁严,吾辈动辄触禁,孰于海外乎逍遥哉!”乃至后来与徐海等人在海上发展武装组织与明政府对抗,被称为“倭寇”[23]

恩格斯说:“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为基础的。”[24]就在徽州商人雄飞于中国商界、当地的社会风习与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的同时,这一地区的学术风气也在开始转变:本来盛极一时的新安理学在走下坡路,出现了分化和萎缩的趋势。

大约从嘉靖年间开始,徽州地区便不断有学者背离本地区学术固守以朱子之学为宗旨的传统,或者改投其他学派门下,或者另辟蹊径。改投其他学派的以潘士藻为代表。

潘士藻,字去华,号雪松,婺源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著作有《洗心斋读易述》、《闇然堂遗集》、《闇然堂录最》、《闇然堂日录》、《闇然堂类纂》等[25]。他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弟子,王艮卒后,又“学于天台、卓吾”[26]。如同商人因走向外部世界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态度与思想观念一样,潘士藻之所以背离本地区固有的学术传统,而改投其他学派,也是由于他走出了自己所生活的这块封闭性的地域而改变了自己生活环境的缘故。《明儒学案》关于他的生平事迹中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记载:

潘士藻……初至京师,入讲学之会,如外国人骤听中华语,错愕不知所谓。得友祝延之世禄,时时为述所闻,随方开释,稍觉拘迫辄少宽之,既觉心懈辄鞭策之。久之,闭塞愤闷日甚。延之曰:“经此一番苦楚,是一生得力,顾却无可得说。”一日自西长安街马上,忽省曰:“原来只是如此,何须更索?”驰质之延之,延之曰:“近是。”曰:“戒慎恐惧,如何用功?”曰:“识此,渠自会戒慎,自会恐惧。”相与抚掌。已相戒曰:“此念最易堕落,须时时提醒,缊釀日深,庶有进步。”出京别天台,天台曰:“至淮谒王敬所。入安丰访王东厓,此老颇奇,即戏语亦须记。过金陵再叩焦弱侯。只此便是博学之。”先生一一如教,始觉宇宙之无穷,从前真陷井之蛙也[27]

潘士藻由于自幼在家乡一直接受朱学的教育,所以初到京城入讲学之会,听到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仓促间都不知道别人在说些什么;经过友人的帮助和多方求教,他不仅逐渐接受了一些新的学术思想与学术研究方法,而且认识到从前固守一家之说的狭隘和浅陋。可见,潘士藻改投其他学派与其生活环境的改变不无关系。

潘氏在治学方面讲究默识二字,且“终身味之不尽”[28]。潘氏认为,“学不可以耳目入,不可以勉强求”,而须默识。也就是要“使人反身默证于其所自得”,然后才学而不厌。默识时须“以吾身为天地万物之主,行吾之所自行,止吾之所自止,不以天地万物挠”[29];如果“学者非用倒藏法,尽将宿闻宿见、平生深闭牢据者痛加割剥,不留一些在骨髓里作梗,殆未可与语”。他说做学问要如“卓吾言读书,须以我观之始得”。在谈到立身之道和人的行为时,潘氏认为,“立身自有易简之道,切弗冀望,只是听命,切弗观望,只是信心”;“只从心之不可忍处脱体做去,不必瞻前顾后。凡事无所为而为,到底天自有安排恰好处”[30]

潘氏的哲学思想拿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就是“人心即道”[31]。这种对心的强调实际上为人们个性的发展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与其师李贽的“童心说”有其相通之处。潘氏还把他的哲学思想直接应用到文学批评中,他说:

虽然予固不称诗,而识诗之所以为诗。固人心自然之窍,喜有愉佚,哀有咄嗟,怒有讥刺,乐有谣歌。如风号众噭,声比万籁,非有度数而均节自谐者,所谓以天能也。……子之乡先生不云乎,学以自然为宗,故学学其以大能者也。得其解者遗其耳目,堕其肝胆,无门无毒,旷然而大通,独往独来,超然而若化。盖顺适于喜怒哀乐之节,而神翔于云飞川泳之天,是途咢里愉之所得,而文人学子掐胃镂肝者之所不能合也。夫通于学不通于诗者有之,以未尝习也。苏子所谓“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若通于诗而不通于学,即为曹、刘,为庾、鲍,亦音响之似耳,而神理亡矣[32]

潘氏主张作诗要像治学一样以自然为宗,要顺应人心自然之窍,顺适乎喜怒哀乐之节,从某种意义说,也就是强调诗歌创作要不受任何束缚,诗中要有自我,要表现自己的主观感情,这正是他哲学思想的体现。不过,潘士藻也像他的老师李贽一样,是一位“自相冲突的哲学家”[33],他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的编辑与创作所显示的思想倾向——与他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有不小的反差,存在着相当程度的矛盾性。这一问题我们将在介绍潘氏的小说作品时详加讨论,此处不赘。

在明代中后期徽州地区,不仅有潘士藻这样学者型的作家背离了本地区固有的学术传统,改投其他学派门下,还有一些非学者型的作家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学术界、思想界新思潮的影响。譬如,汪道昆便多次称道过王守仁对思想界的贡献。《太函集自序》云:“大明揭日月以开天,廓然再造,人文滋盛,无若弘、正、嘉、隆。东越勃然而兴,秉良知以继绝学,直将房皇三代,糟粕《六经》。”[34]又《鄣语》云:“有明宏儒崛起,宇宙中兴,明道则王文成,修辞则李献吉。”[35]汪道昆一方面称道王守仁,一方面对反对王守仁者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说,那些“谭道德者下汉唐而登宋,莫不尸祝程、朱”的人,“彼徒以经术为徽墨”,而“诟东越以菩提”,这是“伐异以徼功,党同以守胜”,结果只能使“归儒者沮矣”[36]。除了汪道昆之外,还有不少人间接受过王学思想的影响,如汪廷讷便与受王学思想影响很深的李贽过从甚密,经常一起赋诗赠答,称道李贽“著书皆了义,评古善诛心”,以致受到《四库提要》的批评,谓其“渐于当时气习者深矣”[37]

明代中后期徽州地区还有一部分学者诸如洪烜、金声等人,他们虽然没有受王学太多的影响,但有的“执贽甘泉”,试图“调停王、湛二家之学”[38],有的“精于佛学”,“以儒学杂之佛学中”[39],自亦与徽州地区的学术传统大异其趣。

当然,明代中后期徽州文人中还有一部分人继续留在新安理学阵营内,固守着过去的传统。其中以正德、嘉靖年间的程曈为代表。程曈,字启皦,号峨山(一作莪山),休宁人。程氏一生闭门著书,不求仕进,所著有《新安学系录》、《闲辟录》、《朱子定论考》、《阳明传习录考》等。程氏继承朱门注重“道问学”的传统,反对“忽然知之,兀然得之”的陆学功夫。其“所著《新安学系》,与朱子合者存,背者去”[40]。《闲辟录》则“录朱子集中辨正异学之语,以辟陆、王之说”[41]。所以方志中曾褒扬他当正、嘉“禅陆盛行”之际,“独立狂澜,觝排攘斥,崇正道,辟邪说”[42]。明代中后期徽州文人中像程曈这样的保守分子及其思想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但从整个情况来看,毕竟与元末明初那种学术方面“一以郡先师子朱子为归”、“小儿都诵晦庵书”的局面有所不同。

总之,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一方面是随着商业经济的崛起,人们在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中新观念不断产生;另一方面,在与新学说的较量中,传统保守势力在一步步萎缩。这种新旧势力与新旧思想的此长彼消,给徽州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