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徽州地区的人文地理特征与 元末明初徽州文学的发展背景
一、历史地理的考察
徽州位于今安徽省的东南端,地处皖、浙、赣三省的交界处,它是以钱塘江的上游新安江流域周围的小盆地为中心而逐渐形成的自然区域。徽州地区领有歙、黟、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六县之境,这一行政区域的划分大约是在唐开元至永泰(713—765)之际被最终定下来的,延及宋、元、明、清四朝而未改。而在唐中叶以前,隶此地者或广狭远近分合兴废不一,包括新安江中下游流域的睦州(严州)之淳安、遂安、寿昌等县,地处其北境的池州之石埭,乃至宣州之广德、饶州之浮梁,都曾经是它的辖境范围。
徽州,历史上早期曾称歙州、新都郡,晋武帝太康元年(280),新都郡更名为新安;隋称新安郡;唐称歙州(一度亦名新安郡);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睦州方腊既平,歙州又改称徽州。此后,“徽州”、“新安”新旧两种名称并行不悖:官方文书均以“徽州”称之,而在非正式场合人们多习称“新安”,特别是出生于这一地区的人们更是喜欢以“新安”作为自己的郡望。1934年,由于行政区划的调整变动,婺源县从徽州剥离出去,划归江西省;其余五县仍称徽州,属安徽省。为避免引起误解,我们不惮烦琐,在本书开头对徽州地名的变迁做这样一些说明[1]。
徽州是一个有着独特地形地貌特征的区域。“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2],从山脉的走向与分布情况来看,由湖南向东北方向延伸的江湖山地与由福建西部北上的闽浙高地在这里交汇所形成的以黄山为主的大大小小的山脉,绵亘回护在区域的四周,这种天然的壁垒一方面使得区域本身有了独立的区别于其他地区的自然境界,另一方面则造成地理上的隔绝机制,使得徽州地区在自然环境方面有着一种封闭性的特征。不过,虽然从总体的地形地貌特征来看,徽州属封闭性的山区,但它的水系却相对比较发达。新安江是徽州地区最大的水系。新安江古称渐江,亦称歙港、徽港,它发源于休宁县的六股尖(古称源出于婺源县西北的率山),流经屯溪、歙浦,入浙江境与兰溪之水汇合后流入钱塘江,可达杭州,亦通东海。新安江在区域境内有众多的支流,流经徽州各主要盆地与城镇,水利资源十分丰富。除了新安江水系外,其北境还有青阳江、青弋江,西境有秋浦河,均流入长江。南境有大共水、昌江,流入江西浮梁,可通景德镇;而婺水则西折流入鄱阳湖。东南境的金马水流入浙江金昌盆地,连接闽越[3]。徽州地区这些大大小小的水系呈现出一种向外辐射的开放性特征,是徽州与外界交往和联系的重要津梁。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条件,也是人类经济、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本土地域辽阔,自然地理环境错综复杂,自古以来便形成了既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又各具个性的地域经济文化形态。徽州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亦与其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换言之,它的区域经济文化正是在其山之封闭与水之开放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起来。
二、文化的变迁与现状
徽州地区的文化既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和本质,又带有十分鲜明的地域色彩。它的形成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源自于中原地区的传统文明在南方封闭性的山区里演变发展的一个特例。据史籍记载,秦汉以前,徽州尚属蛮荒之地,居住在这里的是“大越之民”[4],被称为“南蛮夷”[5]。其“俗不好学”[6],“特多以材力保捍乡土为称”[7],常“依阻山险,不纳王租”[8]。打破徽州地区这一原始落后状况的是中国古代中原士民三次大规模南迁。由于自汉晋以来,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活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士民迫于生存的压力,不得不向东南地区迁徙。徽州地区由于在地理上有着山之封闭与水之开放的特征,加上这里山清水秀,环境清幽,既可躲避战乱,又特别适宜人居,所以每次南迁时均有不少中原世族进入这一地区定居下来。“略举其时,则晋、宋两南渡及唐末避黄巢之乱,此三朝为最盛”[9]。叶显恩教授根据戴廷明、程尚宽的《新安名族志》及部分家乘谱牒考证,新安的鲍、余、俞、黄、程、叶、戴、任、闵、徐等名族都是在晋代和南朝相继迁入徽州的;唐代迁入徽州的名族更是多达三十姓,其中唐末因避黄巢之乱而迁入的就有十八姓[10]。日本的斯波义信教授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更是细致地考证了徽州地区的一些大姓望族的原居地及迁入的具体时间。如:“方氏的先祖方纮为避王莽之乱从河南迁居歙之东乡(睦州)”,“其孙黟县侯方储成为新安方氏之祖”;“汪氏31世先祖汪文和,从鲁之平阳于建安二年(197)南迁会稽,由孙策表为会稽令,遂定居于歙州”;“鲍氏的先祖在永嘉之乱中从青州移居江南,东晋咸和(326—334)末,新安太守鲍弘占籍郡西城门”;“江夏望族黄氏系出晋代黄积,他追随晋元帝南渡,任新安太守,定居于此,黄氏后聚居于黄墩”;“查氏,河内县人,唐代从九江药炉源经宣城、歙之黄墩而定居于休宁”;“戴氏之祖,东晋时从亳州迁至金陵,黄巢之乱时移居歙之黄墩”;“康氏,京兆人,一度迁至会稽,唐代因避战乱而迁居歙之黄墩,再迁定居于祁门县武山乡尤昌里康村”等等[11]。
这些中原世族的迁入,一方面如同许多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为这一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制墨、造纸、印刷等手工业在徽州这个山多地少、林业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山区逐渐兴盛起来,从而为这一地区的经济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日后许多徽州人携这些本地手工业产品至四方贩卖而走上经商之路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原地区世家望族的迁入,根植于黄河流域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被注入了徽州这片中国南方相对落后的处女地。许多中原地区因历经战乱而失却的史籍、文物等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保存与传承。那波利贞教授在论及南唐的文化价值时便曾指出:大批赴歙州避难的中原世族传入了先进的文化、技术(词、文、书、画、造纸、制墨、印刷、藏书等),得到南唐君主保护的唐文化由宋继承并发扬光大,对此人们是应该铭记的[12]。我们认为,伴随着中原世族移民而传入徽州地区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有词、文、书、画这些文化产品,有造纸、制墨、印刷等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更有思想观念、风俗礼仪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髄与内核。由于徽州地区社会长期相对比较安定,不仅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全息的保留,而且为其稳定地运行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经过中原移民与原住民之间长期的文化整合,终于孕育出既渗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特质、又带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地域文化景观,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宗族制度的昌盛与新安理学的繁荣。
1.宗族制度
宗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是一种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宗族制度起源于奴隶时代的宗法制,它的最大特点便是讲究封建等级秩序,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基础制定族规、家法,以规范约束族人的行为。我们在考察元末明初徽州地区的文化时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地区的宗族组织像徽州这么严密。“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聚。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13]这里的宗族,“以言乎派,则如江淮河汉,汪汪千顷,会于海而不乱;以言乎宗,则如泰华之松,枝叶繁茂,归一本而无二;言乎世次,则尊卑有定;族居则闾阎辐辏,商贾则云合通津”[14]。
徽州地区宗族制度的昌盛是中原地区传统的宗族制度在徽州这片封闭性的地域里发展演变的结果。由于自晋宋以来,中原各大姓世族向徽州地区的移民是以宗族群体的方式进行的,而徽州地区崇山峻岭间散布着一个个小盆地这种特殊的地貌地形,又特别适合于各姓按宗族群体居住,加上这里少有战乱,区域社会可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运行,所以伴随着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向徽州移民而传入的宗族制度,不仅以原生态的形式保留下来,而且经过与原住民间固有的部落意识的长期整合,获得了膨胀性的发展。
2.新安理学
元末明初徽州地区另一重要的区域文化景观便是“新安理学”的繁荣。理学是宋代兴起的一个新的儒家学派,它的特点是:治经多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认为“理”先天地而存在,“理”是永恒而且至高无上的,它主宰着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因此主张为学须“即物而穷其理”[15]。由于徽州是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桑梓之邦[16],出于尊崇乡贤的传统意识,加上地域的纽带与师友传承等原因,南宋时期新安理学便已蔚然成派[17];到了元末明初,新安理学更是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师友渊源,后先辉映,如霞蔚云蒸”[18]。我们根据程曈《新安学系录》统计,自南宋至明初,新安理学卓然成家者有101人,其中有不少生活在元末明初。这些理学家们一方面潜心著述,以阐发朱熹学说的本旨为务,凡诸儒之说,“其畔于朱子者刊而去之”,朱氏书中的“微辞隐义引而伸之,其所未备补而益之,于是朱子之学焕然以明”[19];另一方面,他们创办或主持书院,致力于传播朱熹的学术思想,为朱熹学说在徽州乃至全国广泛流传做了大量工作。明初徽州学者赵汸曾颇为自豪地描述过当时徽州地区朱学传播的繁荣盛况:
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子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是以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之士为然,故四方谓东南邹鲁[20]。
当时新安地区另一学者汪克宽也有类似的描述:
近代以来,濂洛诸儒先继出,吾邦紫阳夫子集厥大成,揭晦冥之日月,开千载之盲聋。于是六合之广,四海之外,家诵其书,人攻其学;而吾邦儒风之丕振,俊彦之辈出,号称东南邹鲁,遐迩宗焉[21]。
徽州地区理学的繁荣与这一地区独特的文化土壤、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譬如理学与宗族制度,它们便是同一文化体系中两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文化形态,两者始终处于互动互补的状态之中。理学源自儒家经典,但在道德层面上它较传统儒学更加强调封建伦理准则;而宗族制度中提倡的“敬祖宗、举祭祀、孝父母、序长幼、友兄弟、别夫妇、植贞节”这种生活体系恰恰为传统儒学向理学的发展转化提供了现实的依据。另一方面,理学又反过来促进宗族制度的巩固发展,成为维系宗族制度的理论基础。在徽州地区,各姓均以朱熹的《家礼》为蓝本制定族规、家典,规范约束族人的行为,岁时伏腊的祭祀也以《家礼》为依据。徽州的一些方志在言及宗族的昌盛与严密的组织性时,便直接点明了理学对宗族的凝聚力:“一姓也而千丁聚居,一抔也而千年永守,一世系也而千派莫紊,率皆通都名郡所不能有,此岂非谈讲道学、沐浴紫阳之所遗欤?”[22]
“新安理学”的繁荣一方面固然与这一地区独特的文化土壤、文化氛围有关,而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明代初期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与扶持。理学强调封建伦理道德与等级秩序,在政治上对于维护封建集权统治有着至关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作用。二程在解释“理”时便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23]朱熹则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其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24]。所谓父子君臣,所谓三纲五常,都是封建社会所提倡的伦理道德与等级秩序,是维系封建集权统治的基础。正因为理学对封建统治的基础——封建伦理道德与等级秩序有维护作用,所以在南宋时就受到官方重视,将理学家们的著作立于学官[25]。元代作为经济文化相对较为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尽管由于汉族大臣的建议,也曾将程朱理学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26],但它的最高统治者毕竟来自汉文化圈之外,思想禁锢不是十分严厉,与宋代相比,儒家道统对社会文化领域的支配和影响显然要弱很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元代可以被视作中国儒文化传统的一个断层期。尽管这种提法有人并不一定赞同,但元代思想专制的削弱乃是不争的事实,元朝统治数十年间“华风沦没,彝道倾颓”也是十分明显并且早有定论的[27]。明代作为代元而起的王朝,它的最高统治者深谙思想学术界与社会风气方面的这种状况对于王朝的稳定和巩固十分不利,所以建国不久便立志要收拾“胡人纲常大坏”的残局,“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与“我中国圣人之教”[28],重振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权威。明太祖朱元璋曾多次下诏,要在思想文化领域“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29];成祖朱棣“益张而大之,命儒臣辑《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全书》颁布天下”[30],书中的解释一以程朱理学为准则,并规定以其作为学校施教与科举考试的内容[31],企图以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达到巩固其封建统治的目的。
正是由于最高统治者对理学的大力提倡与推崇,明初以朱熹学术思想为依归的“新安理学”便受到了特别的眷顾与青睐。朱元璋曾这样表达过他对徽州地区理学家们的敬意:“朕惟洙泗集群圣之大成,新安为文公之阙里,先后相望,斯文昌盛。况新安之有人,与前贤而同氏。”[32]还是早在元至正十七年(1357)明朝大军初下徽州之际,朱元璋便微服拜访了朱熹五传嫡系弟子朱升。朱升字允升,号枫林,休宁人。幼年师从本郡理学名家陈栎,复偕赵汸学于九江黄泽。元末为池州学正。秩满归里,移居歙县山中,授徒课子,闭户著述。洪武初累官东阁学士。朱升“自幼为学即以列圣传心为主,践履致用为工,上穷道体,幽探元化”[33],“务究天人之蕴,兼理数而一之”[34]。所著有《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四书》、《孝经》、《小学》诸书旁注。朱元璋因邓愈推荐,微服亲临其室,询问军国大计。朱升陈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深得朱元璋赞许[35]。自后,朱元璋对这位“趋锵礼法之场,超卓传注之表,群经独得其趣,诸子莫遁其情”的理学大师十分器重,不仅经常让他“备顾问于内廷,参密命于翰苑”[36],而且亲手为其题写匾额,给以“免朝谒”的特别优待[37],并在诏令文书中尊朱升为“宗长阁下”[38],甚至对朱升说:“朕与卿分则君臣,情同父子。”[39]称誉他“眷我同宗之老,实为耆哲之英”[40],“议礼作乐,郊庙所资;修己及人,国家所尚”[41]。足见其亲礼之隆。朱元璋不仅对朱升如此,对徽州地区其他理学家也是亲礼有加。他多次接见徽州地区的硕学鸿儒,并延请他们上京城观礼,让他们参与修撰《元史》[42]。正是由于统治者的扶持,使得明初徽州地区的理学特别发达。当然,徽州地区的理学家们也没有辜负明初统治者的器重与眷顾,他们精心研习理学,传播朱熹学说,也为明初统治者将程朱理学定为官方哲学营造了学术氛围,提供了学术平台。明正德时期学者程曈便曾指出,正是新安理学家们“于圣人之经、濂洛诸书具为传注,究极精微,阐明幽奥,朱子之所未发者扩充之,有畔于朱子者刋去之,由是朱子之学焕然于天下”;而成祖朱棣诏修《五经》、《四书》、《性理》诸书,宪宗皇帝诏修《资治通鉴纲目》,也都参考了他们对朱熹的研究成果[43]。特别是像朱升这样有着特殊身份的理学家,“一切典制多出其手”,他在受到器重的同时,更有可能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与地位反过来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思想及文化政策的制定,从而为明初统治者奉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新安理学与徽州作家主体素质
元末明初“新安理学”的畸形发展使徽州这一开发较晚的封闭性山区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在国人面前引为荣耀的资本,所谓“文公阙里”、“东南邹鲁”,出生于徽州地区的学者文人曾经是那样的津津乐道,而“我文公先生”、“吾紫阳夫子”这样过分亲密的称呼也几乎充斥着元末明初徽州每一位作家的作品;然而,正是缘于理学的桎梏与影响,决定了这一地区文学的发展较其他地区要经历更多的艰难的历程。
理学的畸形发展首先对这一地区作家群的主体素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儒家经学一直是官方提倡的学说,而且自公元前2世纪晚期以后便长期居于统治地位[44],而很多文学家对经学也有颇深的造诣,甚至有像韩愈那样颇为著名的文学家鼓吹“文以明道”,企图用儒家思想统治文学创作;但总的来说,作为追求情文之美的文学毕竟与经学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历代正史才将“儒林”与“文学”(或“文苑”)分别立传,也正因为有这种区别,所以中国历史上既有毛亨、郑玄、孔颖达那样以研究儒家经典而闻名于世的学者,也有司马相如、李白这样以辞赋或诗歌而著称的辞赋家或大诗人。但是,在元末明初的徽州地区,由于士人都是在极端重视理学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自幼便受到程朱学说的熏陶,所以作家群体的主体素质较古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在元末明初的徽州文坛上,作家们大都与理学有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许多散文或诗歌的创作者往往即是性理之学的研究者与传播者。换言之,元末明初的徽州作家们大多集学者与文学家于一身,既没有纯粹的诗人,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散文家。这里有两组统计数字或许能说明一些问题。我们分别对《四库全书》别集类收有作品的元末明初徽州籍作家与《徽郡诗》中出现的元末明初徽州诗人的生平作过一番考察。其中《四库全书》别集类(包括存目)收元末明初徽州作家十三人,这十三位作家每个人都与理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徽郡诗》收元末明初徽州诗人二十五家,据我们考察,其中至少有十八位诗人与理学有着这种或那种关系,占同一时期诗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具体来说,当时徽州地区的诗文作家与理学存在着如下几种关系形态。
首先,在元末明初的徽州文坛上,有些诗文作家本身就是造诣颇深的理学家,他们或毕生穷研一经,或于诸经无不通贯,留下了大量的注经解经之作;而同时他们又加盟文坛,有数量可观的诗文作品传世。汪克宽、赵汸以及前文介绍过的朱升等人便是这种类型作家的代表。
汪克宽,字德辅,一字仲裕,学者称环谷先生,祁门人。祖汪华受业朱熹再传弟子双峰饶鲁,得勉斋黄氏之传。克宽“十岁时,父授以双峰问答之书,辄有悟。乃取《四书》,自定句读,昼夜诵习,专勤异凡儿。后从父之浮梁,问业于吴仲迂,志益笃。元泰定中,举应乡试中选,会试以答策伉直见黜,慨然弃科举业,尽力于经学……四方学士执经门下者甚众”。洪武初应聘至京师,同修《元史》,为儒生之首。书成,将授官,以老疾辞。朱元璋赐银币,给驿传以归。汪氏于“圣贤之言心融神会,造诣深剧”,“其学以朱子为宗”,对诸经多有传注。《春秋》有《春秋胡传附录纂疏》,永乐时胡广奉敕编《五经大全》,其中《春秋大全》即用其书[45];《易》则有《程朱传义音考》;《诗》有《集传音义会通》;《礼》有《礼经补逸》;《通鉴纲目》有《凡例考异》。诗文则有《环谷先生集》[46]。汪克宽作为一名造诣颇深的理学家,虽然参与文学创作,但却将文学置于极其卑末的地位,处处不忘引发六经之旨,传记中称其文“浑融典雅”,《四库提要》评其诗“亦濂洛风雅之派”[47],这些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位理学家文学作品的特点。
赵汸也是一位加盟文坛的理学家。赵汸,字子常,学者称东山先生,休宁人。赵氏“蚤岁学于乡,求程朱之余绪,诵习经训,辨释其文义之外,无所致力焉”。后学于九江黄泽,“得六经疑义千余条以归”。“复从临川虞集游,获闻吴澄(澄为朱熹高足黄幹门下弟子——笔者注)之学,乃筑东山精舍,读书著述其中”。汸“于诸经无不通贯,而尤邃于《春秋》”。所著有《春秋集传》、《春秋属辞》、《春秋左氏传补注》、《春秋金锁匙》、《周易文诠》等。诗文则有《东山存稿》[48]。赵汸在人生经历与思想志趣方面与汪克宽有许多相似之处,明初也曾应诏参与修撰《元史》,并同样与汪氏一起列入《明史·儒林传》。《四库提要》这样评价赵汸:“有元一代,经术莫深于黄泽,文律莫精于虞集。汸经术出于泽,文律得于集,其渊源所自,皆天下第一。故其议论有根柢,而波澜意度皆有典型,在元季亦翘然独出。”[49]从现存作品来看,说赵汸文章“在元季亦翘然独出”,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说“其议论皆有根柢”,倒是颇为中肯。其根柢便是理学化的儒家经典。赵汸的诗文作品与汪克宽一样,处处以发六经之旨为要义。他多次提出要“考诸经以立言”,而反对“以修辞为文”[50]。且不说他的那些注经解经之作,即使在一些本来应该是文学性较强的作品中,他也要文根六经,论理道性。在赵汸的作品里,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理学对文学日益严重的入侵与融构。
在元末明初的徽州文坛上,还有一些作家,他们对理学的造诣也颇精深,但由于他们在统治集团内部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因此,他们不是以理学知名,而是以显宦名世。从表面看来,这些人似乎和传统的士大夫型作家没有多少区别,但实际上却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是因为政治需要而撰写特殊的文体,还是吟咏僚寀宦况之情,他们的作品都较传统的士大夫型作家的创作多了一些性理的成分。前文已曾论及,理学在道德层面上较传统儒学更加强调封建伦理准则,在政治层面上则是对封建集权统治合理性与永恒性的阐释与维护,而这些政治地位较高的徽州作家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等原因,其诗文创作受理学影响也主要表现在其作品的政治性,即以诗文为工具,直接为当朝的封建集权统治服务。詹同、朱同、程通等都是这种类型作家的代表。
詹同,初名书,字同文。婺源人。元至正(1341—1367)中举茂才异等,除湖南郴州学正。既而避兵乱,寓居黄州。朱元璋取武昌,召为国子博士。累官吏部尚书。“同学识淹博,讲《易》、《春秋》最善,应教为文,才思泉涌”。曾“与学士乐凤韶定释奠先师乐章”,又奉旨修纂《大明日历》、《皇明宝训》,以记明初“征讨平定之绩、礼乐治道之详”[51]。诗文与宋濂、王祎、高启、杨基齐名。所著《海天集》已佚,今仅有清钞本《天衢舒啸集》二卷行世。
朱同,字大同,号朱陈村民、紫阳山樵。祁门人,朱升之子。洪武中举明经为本郡教授,升吏部员外郎,累官礼部侍郎。后以卷入宫闱事件,被朱元璋命令自杀[52]。诗文有《覆瓿集》。朱同在对儒家经学的研究方面与朱升“是父是子,家学相承”[53],而在文学方面,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都远远超过了他的父亲。《覆瓿集原序》说他的诗歌有“盛唐风致”,《四库提要》称其诗“爽朗有格”[54],从作品艺术方面来看,这些评价不无一定道理;而在内容方面,他的作品不仅“羽翼六经”[55],“不愧儒者之言”[56],表现出以封建伦理道德为中心的价值取向,而且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即有以诗文创作直接为当朝统治服务的特点。他反复强调,诗歌所起的教化作用与政治手段相通,并提出要用文学作品“佐圣朝之至治,以鸣国家之盛”[57]。他创作了大量粉饰太平、为最高统治者歌功颂德的作品,实践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程通,字彦亨,号贞白,绩溪人。洪武乙丑(1385)以贡入太学,庚午(1390)举应天乡试第一,授辽府纪善,擢左长史,深得辽王朱植信任。燕王兵起,程通向建文帝上书数千言,论战守大计。永乐初,锦衣卫都督纪纲揭发其在建文时所上防御封事中对成祖朱棣多所指斥,通与二子俱论死。程通自幼“得家庭之教,动必遵礼”,“初读书,即励志圣贤之学”。“其为文也以理为主而不求新奇,其讲解也以道为主而不泥于浮诞。源源有自,浑浑无涯,追洙泗之遗风,同伊洛之正派”。所著诗文百余卷悉毁于官,后人辑其遗稿七卷行世[58]。程通作为一位总管王府事务的高级官吏,与上层统治集团关系亲密,缘于理学与政治的联结及出身地位等因素,他的作品“一以咏僚寀宦况之情,一以鸣国家太平之盛”[59],都无不明显体现出为巩固封建集权统治服务的创作倾向。
与詹同、朱同、程通相同类型的作家还有郑潜、郑桓、唐文凤、范准等人,他们的职位虽然没有詹同他们高,但自幼即受理学熏陶的背景是相同的(其中郑桓在元至正十八年还作为耆儒受到朱元璋的接见[60]),诗文中所表现的倾向性也是基本一致的。限于篇幅,他们的生平我们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在元末明初的徽州文坛上还有一种类型的作家,他们既不像汪克宽、朱升、赵汸那样,“于圣人之经、濂洛诸书具为传注”,在理学的理论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也不像詹同、朱同、程通他们那样,在统治集团内部获得过较高的政治地位;然而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也有着共同的特点,即都担任过书院山长、教授、学正、教谕之类的学官。通过讲学授徒,他们为传播程朱学术思想做过许多工作。他们远离朝廷,又非地方行政首长,有较多的闲暇时光从事诗文创作。由于并非造诣深剧的理学家,又没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因而他们既不像汪克宽、朱升、赵汸他们那样,将文学置于极其卑末的地位,甚至把诗歌当作论学辩理的工具;也不像朱同、程通他们那样,为了最高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一味强调文学要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用文学作品“鸣国家太平之盛”。理学对他们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道德层面,换言之,他们的作品更加关注封建伦理道德的内容。与前面两种类型作家相比,他们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虽然也深受传统的束缚,但在某种程度上也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因而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比前两种类型作家的成就要大一些。唐桂芳便是这种类型作家的典型代表。
唐桂芳,一名仲,字仲实,号白云,又号三峰,歙县人。父唐元,仕元为教授;子唐文凤,永乐中荐授兴国知县,迁赵府纪善。人称其祖孙三人为“唐氏三先生”。桂芳幼习儒业,先后师从著名理学家洪焱祖、胡炳文、陈栎,尤为“远尾濂洛、近肩紫阳”的陈栎所称道。元末相继任明道书院司训、崇安县学教谕、南雄路学正等职;至正末兵起,隐居授徒。朱元璋兵下徽州,与姚琏等同以耆儒被召见。朱元璋欲授以官,时桂芳已失明,遂以瞽辞。后任紫阳书院山长,又尝讲学于三峰精舍、白云书院。诗文有《白云集》七卷传世[61]。唐桂芳作为一名学官,他既治儒业,亦治声诗,后又从事于古文[62],并且有数量可观的诗文作品传世。唐氏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家的文学观,认为“六经皆文”[63],诗文创作须“明理识源流”[64],而且在实践中写了不少有关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与扶植世教风化的作品;另一方面,他又比较重视文章作法与诗歌技巧,论诗文标举“谨而且严”、“奇而且法”[65],以为作文要如“韩柳布筋骨”[66],作诗须似“织纺青红费机巧,裁剪缜密无奇衺”[67]。由于他长期出任学官,有较多的闲暇时光,加上雅好山水,所以写了大量歌咏自然、表现闲适生活情趣的诗歌。这些诗歌有的虽然也渗透着某种哲理,表现了作者瞬间悟道的感受,但诗中情景、情理交融,有着较高的诗歌意境与清新自然等特点,虽不代表当时徽州文学的主流方向,却代表了当时这一地区作家的最高水平。
通过以上对元末明初徽州作家群主体素质的介绍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理学在这一地区的畸形发展,作家群的主体素质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在当时徽州地区的文坛上,几乎没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散文家往往都是理学家的兼职,诗人也只是理学家的附庸,属于理学家或理学传播者范畴之内。元末明初徽州作家群体中普遍存在的这一客观现实,对这一地区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