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正德至明末是徽州文学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由于人们大量外出经商,徽州地区的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人们在大城市经商,对于城市文化吸收很快;而从事海外贸易,也易于受外国文化的影响。在学术思想方面,许多人背弃了本地区学术固守朱子之学为宗旨的传统,或投身于“王学”阵营,或另辟蹊径,从而使本地区的保守势力有所削弱。由于经济的发展,一些富商大贾利用雄厚坚挺的经济实力,积极鼓励自己的子弟习诗文,以竞逐科第,博取功名富贵,以期名利兼收。结果士商关系就此发生逆转,而作家群体的成分结构也由此发生质的变化:有的商人子弟跻身上层统治集团,从而使传统的士大夫型作家的血统中有了新的文化变异;未获进取的商人子弟中有的子承父业,再去经商,但对文学仍旧十分爱好,成为以前少有的“商贾诗人”;有的未获进取,却也不愿意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而是以家庭可观的经济收入为保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文学活动,从而成为专业作家。而政府允许交纳钱粮者可入国子监学习,然后服官,这也为商人转化为文士、作家提供了一条途径。总之,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的作家与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文学走向市民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徽州私人刻书业异军突起,戏曲表演艺术也繁荣发展,从而为小说和戏剧等通俗文学的流传提供了传播媒介,对其发展客观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的文学彻底改变了早期的封闭性状态,汇入了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潮流。商贾诗人郑作、程诰、佘存修等与李梦阳的文学交往,使他们能领略到中原文学中先进的文学主张和前七子中领袖人物的文学风范;汪道昆与王世贞等后七子之间“互相切劘”,使他们之间的文学思想和风格互相接近;潘之恒早年“师事王世贞”,中年“倾心于公安”,并与汤显祖、冯梦祯、屠隆、张凤翼、沈璟、梁辰鱼、臧懋循之间有着广泛交往,汪廷讷、方于鲁与李贽、陈继儒等也互相赠答酬唱,还有吴兆等一大批徽州诗人活跃于城市之中,与当时著名文人频繁举行社集,这些无疑都促进了徽州文学与全国文学之间的整体融合,也促进了徽州文学本身的发展。
在诗歌创作方面,张扬人的个性与表现人的自然欲望成为一种新的时尚。诗歌中出现的狂放不羁的自我形象,诗人要求个性不受拘絷和束缚的呼喊,以及现实世界、社会环境与自己个性发生矛盾时所表现的痛苦,还有诗歌中出现的对享乐生活追求的描写等内容,都是这种倾向与时尚的具体表现。随着在商业经济刺激下人性的觉醒,作为对以往人的本性受压抑和禁锢的一种反拨,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的诗人们还创作了大量描写男女恋情和以女性生活为题材的诗歌——艳诗。这些诗歌一方面继承了南朝艳诗不为道德束缚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在题材内容与形式技巧方面有所创新。其中有的作品描写了女子对爱的向往与烦恼,有的歌颂了青年男女生死不渝的爱情,有的歌咏了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男女床笫生活,有的热情讴歌寡妇变节再嫁,表现出对人性的关怀;而关于女性生活的咏唱,则体现了作家们追求艺术美的创作倾向。明代中后期城市生活的繁荣,也给徽州诗人们创造了新的文学视角。由于他们的身份与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不像传统文人那样对市井生活抱持一种鄙视和冷漠的态度,而是乐于将其作为诗歌表现的内容,并且在城市生活氛围的情绪观照中激发出与传统观念有所不同的审美趣尚。
就文来说,明中叶以后徽州作家不仅突破传统的偏见,大量为商人树碑立传,而且不少传记作品都透射出新的思想意识,给文坛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其中有的大胆否定了传统四民观中对商人的轻视态度,表现了要求四民平等的思想;有的在作品中直接肯定商人的功利行为及其经济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价值观;有的则对商人追欢逐乐的生活态度和风流豪侠的个性,予以重新审视、重新评价。明中叶以后,有的徽州作家还以一种人道主义的真诚,大量为沦落风尘的女子撰写传记,或表现她们对真情的向往与追求,或反映她们不幸的命运,或记载她们的文才与技艺。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不谈任何道德问题,体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精神。明代中后期徽州作家所写的传记文,大多注意运用各种文学表现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刻画人物性格,从而在艺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的通俗文学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在明中叶以前,徽州地区没有出过通俗小说家与剧作家,也没有通俗文学作品问世。而明中叶以后,不仅涌现了一大批小说家与戏曲作家,创作或改编了不少小说与戏剧,而且作品的内容和艺术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的通俗小说家有吴大震、潘之恒、程时用、潘士藻、汪云程等人。他们有的将历代传奇小说改编汇纂成书,有的根据本朝时事进行创作,有的既辑他人之作,又根据街谈巷议、口耳相传自己撰写。其题材从婚姻爱情、神仙鬼怪、里巷新闻、科举轶事到人生奇遇、珍宝的传说,以及侠客的故事、公案故事等等无所不有,内容十分丰富。明中叶以后徽州作家编辑创作的小说中所收内容最广、影响最大的是吴大震的《广艳异编》。为了“佐张君之舌”、“开匡氏之颐”,吴大震在书中收录了中国历代传说与书志中的故事以及本朝社会传闻近六百篇。其中一些有关婚姻与爱情的作品,或反映了婚姻与爱情的矛盾,揭示了封建婚姻制度对人性的摧残;或表现了不良的社会习俗和人际环境对年轻生命的戕害,更多地则反映了人的自主意识与青春生命的觉醒,具有新的时代风貌与特征。《广艳异编》中有不少以神仙鬼怪为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通过奇异的材料表达了正常情况下无法表达的人类真实的心意,表现了人性真实性的一些侧面,曲折地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人们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和某些人情世态。而书中有关人生奇遇与珍宝的传说,则是当时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人们金钱财富意识增强的反映。潘之恒的《亘史》中也有不少小说方面的内容。其中一部分是可资谈谑的里巷新闻,这些作品都是作者根据当代发生的故事编辑创作的,故事发生的时间与作者编辑创作的时间非常接近,作品中的社会背景、风俗人情都非常真实,尽管它们在艺术方面的加工还很不够,作为文学作品艺术形象的酝酿尚不充分,作品的情节尚来不及悉心设计,语言也缺乏精雕细琢,作品还显得粗糙而不成熟,但由于它们都是以真实的事件为基础而创作的,作品中的人物、环境氛围均因带有新的时代特征而使人感到别开生面,非常新鲜,所以它们的出现,不仅为当时的小说界带来了开创性的氛围,也为后来的白话小说家们的再创作提供了新的材料。另一方面,这些作品大多是以“传为奇谈”的里巷故事作为创作对象,表明作者并不重视小说须得有教化作用的传统观念,而是将普通百姓、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尚作为小说作品唯一优先考虑的因素,这也反映了明中叶以后小说创作中某种新的动向。《亘史》中还有不少侠客的故事。这些作品大多表现了侠者卓荦蹈厉、倜傥张扬的人格特征,突出了侠者的人格魅力与侠义情怀,许多作品背离了传统的道德观念,甚至有的作品表现出与当时社会主流政治态度不一致的价值取向,这些侠者形象的大量出现,是人们在商业经济刺激下个性觉醒的标志。
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的小说家们一方面搜罗编辑前人的小说,并对其中一些作品进行改写、加工与再创作,使得这些作品情节更加丰富、描写更加细腻,甚至使某些作品改变了原来的主题和思想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又从亲身所经历的社会生活中汲取创作的素材,创作出一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小说作品。徽州小说家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劳动,既使得前朝故事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而进一步演变发展,又为后代特别是明末拟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的编辑与创作提供了新的起点与平台,其中有不少作品为凌濛初、冯梦龙等借鉴、改编,成为“两拍”与《情史》等的重要来源。徽州小说也由此奠定了它们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
戏剧方面,反映人的丰富感情与自我意识成为一些作品的共同倾向。汪道昆的《大雅堂杂剧》四种,写的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爱情故事,而汪道昆在创作剧本时又在表现人物情感上倾注了更多的笔墨。在写情方面,它上承元代,下启汤显祖。就反映作者本人个性与自我意识而言,《五湖游》更值得重视。剧中很多地方都是作者本人自己在抒情,它反映了作者对于人生价值的探求。汪廷讷创作戏剧的数量,在这一时期的徽州剧作家中是最多的,计有杂剧九种,传奇十六种。其中《投桃记》、《彩舟记》比较值得注意,它们都表现了青年男女之间对于爱情出于天然的渴望与思慕,作者还在剧中毫不忌讳地渲染了他们对情欲的大胆追求,这显然受到当时人性解放思潮的影响。这一时期徽州地区戏剧创作的另一特点是它的大众性。郑之珍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汪廷讷的《狮吼记》、《天书记》等都程度不同地体现了这方面的特点。明代中后期徽州地区的戏剧创作在形式上也有所创新。汪道昆、程士廉、汪廷讷的杂剧都有南戏化的倾向,体现了南北两大戏曲体系的交融。此外,他们的戏剧创作与通俗小说关系密切。戏剧向小说取材,反过来又对小说的广泛流传和进一步加工提高产生有益的影响。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的戏剧批评家有程巨源、潘之恒、程羽文等。由于戏剧与诗文小说在同一历史环境中发展,他们的戏剧文学批评也反映了当时文学思潮的主要趋向和变迁;而有关表演艺术的批评,则丰富了戏曲表演艺术的宝库。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明中叶以后徽州地区的文学虽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但由于这一地区的封建保守势力仍然比较强大,特别是其严密的宗族组织与宗法制度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相当程度的束缚力;加上当时整个社会的商人阶层没有摆脱对封建体制的依附性,经济的发展始终停留在资本主义萌芽阶段。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人性的发展,从而也阻碍了徽州地区的作家们在作品中对人性的表现。此外,有的作家虽然受当时先进思潮的影响,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他仍然是儒家的信徒”,“他在追求个性与行动的自由,而不是叛离他衷心皈依的儒家宗旨”,“他攻击虚伪的道德,但同样不是背弃道德”,因而文学创作与思想理论经常产生冲突和反差,乃至文学作品中出现严重的道德说教意味。至于那些没有走出过徽州这块封闭性地域的作家,他们作品中的局限性更是在所难免了。
总之,明代徽州文学的发展演变一方面与其独具个性的经济文化形态密切相关,从而使这一地区的文学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另一方面,由于地域之间经济文化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所以明代徽州文学的发展演变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整个明代文学思潮的主要趋向和变迁。我们研究明代徽州地区的作家及其作品,描述明代徽州文学现象,诚望能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中国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有助于进一步揭示整个明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规律。
【注释】
[1]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徽州地区的人文地理特征与元末明初徽州文学的发展背景》。按,《总论》中所有引文在本书各章节均注有出处,请参阅各章节,以下不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