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明代徽州文学研究
1.2.1

元末明初,徽州地区的文人都在极其重视理学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因此,当时作家主体几乎没有不与理学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有的诗文作家本身就是理学家,有的则与理学家有着父子、师徒或其他渊源关系。特别是朱元璋统一全国以后,强调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加强传统的道德力量,“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更使得笼罩在徽州作家群中的理学气氛更加浓厚。在当时徽州地区的文坛上,几乎没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家,散文家往往都是理学家的兼职,诗人也只是理学家的附庸,属于理学家或理学传播者范畴之内。

理学的弥漫严重地滞塞了这一地区文学的革新与发展,无论是文学批评还是文学创作,都呈现出一种极端保守的倾向。在文学批评上,他们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政教文学观,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作用,强调文学要有政治与伦理道德的内容。所谓为文要“本人伦,该物理,关世教,未有无所为而为者”,所谓“诗之为教与政通”,都是这种文学观的体现。另外,被朱元璋尊为“国师”的东阁大学士朱升之子、位至吏部侍郎的朱同还提出,诗歌创作要“佐圣朝之至治,以鸣国家至盛”,也就是说,文学要为现实的政治服务,要成为歌功颂德的工具,这实际上是台阁体理论的先声。在文与道的关系上,他们同唐宋以来的道统文学家一样,特别强调文的工具性,认为“文为贯道之器”,“道为体,文为用”,“有其道必有其文”。在文学的审美功能问题上,他们继承了儒家温柔敦厚的古训,认为为文要“质厚中正,而节度谨严”,为诗要“优游不迫”、“清丽温和”,总之,要“得性情之正”。他们反对六朝以来的美文传统,认为“极才情则淫伤而无节,尚词藻则绮靡而失真”,甚至以“词章为淫言,葩藻为宿秽,期于铲削刊落,以径趋于道德之途”,并以此为标准对古代及当代作家采取了褒贬取舍的不同态度。

在创作上,诗文是元末明初徽州作家创作的全部样式。他们的作品中大量充斥着封建伦理的说教与歌功颂德的文字,有的文章本身就是阐明义理之作,即使是一些文艺性的散文,往往也要“引发六经之旨”。具体而言,大致有三个方面特征。一是“以政教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元末明初的徽州作家们写了大量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封建统治的作品,他们或不遗余力地歌颂忠臣、孝子、节妇、贞女,或在诗文中以封建礼义自勉勉人,或在作品中塑造一批道学先生的形象,或为古代一些有悖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作品做否定性的翻案文章,处处都是封建传统价值观的体现。二是美化朝政、歌咏盛世、粉饰太平的作品特别多。这些作品风格大都平正纡徐,雍容典雅,是台阁体的滥觞。其作者多为在朝官僚和王府官员。三是作家们经常将诗歌当作论学辩理的工具,或是在诗歌中大发议论以表达对学术的见解或看法,或是用诗歌来阐发哲学思想,结果使诗歌变得越来越质实,越来越散文化。元末明初徽州作家的诗歌创作中还有部分作品表现了闲适恬淡的生活情趣与从容自得、不为物累的生活态度,作者多为在地方从事教职的闲散官吏。其中有少数诗人如唐桂芳等的某些描写景物的诗作有着清新自然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