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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季，一场特大政治风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然席卷神州大地。到了7月上旬，在复旦大学这所曾被喻为上海政治气候晴雨表的东方名牌大学，早已是热火朝天，一片“造反有理”之声，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复旦校园的每一个墙角。老校长陈望道同许多专家学者一样，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就已被一顶顶骇人听闻的帽子——反动学术权威、大学阀、大官僚……压得喘不过气来。接着，他又被剥夺了一切工作权利，并被迫集中到学校参加所谓“老复旦学习班”和“抗大学习班”，住进了暂以教室权充的“集体宿舍”，成为全校年龄最大的一位学习班的学员。在学习班里，他努力学着自己照料自己，尽量不使自己的动作太笨拙，太不合群，也尽量不去麻烦别人。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集体生活后，红卫兵也许是考虑到他的年岁已大，又患有多种疾病，不适宜在学校用餐，破例准许他的家人为他送饭。过些时候又“恩准”他可以回家去住宿，不必再同大家挤在一起睡教室的地铺了。自此之后，他便拄着拐杖每天到校参加运动。

运动刚开始，学校的造反派组织也曾到他的住所——国福路51号破过所谓“四旧”，向他抖过造反派的“威风”。对于造反派所采取的许多“革命行动”，他都一一忍受下来了，唯独让他不能容忍的是设在他住所楼下的语言研究室竟在一夜之间被砸烂了，研究室变成了清队办公室，关押着所谓被审查的对象。然而这一切又恰恰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幌子下进行的。他对此感到困惑不解。

所幸的是，对他的迫害没有继续升级，当时传闻，中央有过指示，陈望道应属于保护对象。提起此事，还真应该感谢人民的好总理。在那疯狂的岁月里，正是周恩来总理不顾个人的安危，千方百计、竭尽全力地保护了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以及党外民主人士，使他们不受或少受迫害。在运动开始不久，周总理就下达了各地方需要保护的对象的名单，在上海的保护对象中就有宋庆龄、金仲华、陈望道等著名人士。

1970年春夏之交的某一天上午，陈望道照例按时到校参加活动，可是终于因体力不支而滑倒在老教学大楼前的台阶上。他因而得了轻度中风，从此便再也不能单独远行了。此时有关方面已恢复了他原先的一些待遇，他被送进了华东医院治疗。跟随了他多年的助手和学生邓明以闻讯赶去医院探望，令她感动的是她在病床前所听到的不是一个病人对自己健康的忧虑，而是念念不忘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他对她说，自1966年来的几年中，自己的处境虽然很困难，但却从未停止过研究工作，那怕是在去医院的途中，在三轮车上，在地段医院的候诊室里，都没有停止过思考一些问题。他还说，在这几年中自己对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做了详细的探讨，有了些具体的设想，需要马上整理出来。接着他又向她问起了语言研究室研究人员的去向，并说有可能的话最好马上召集一些人员回来同他一起开展研究工作。邓明以在回校后立即向有关方面反映了这一情况。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终于在他的要求下得到部分恢复。

1971年语言研究室部分恢复后，他立即指导首批回室的邓明以和李金苓两人着手整理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一文，接着又将“文革”前撰写的《试论搭配复合谓语》一文做了修改，并正式改名为《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上述两篇文章都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作为单印本于1973年正式出版。

1972年他被批准复出工作，提任了名义上的复旦大学校革委会主任，恢复了外事接待任务和阅读中央及地方各级文件的权利。此时他虽已年逾80高龄，又患有多种慢性疾病，但他仍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从事各项工作。

1972年2月下旬，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问中国，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签署。陈望道作为上海政协副主席和著名学者，应邀在上海虹桥机场迎送美国总统。这是他复出工作后参加的第一次外事活动。那天，陈望道早早来到机场，排列在迎候贵宾的行列中。此时总理也早已等候在机场了，他一眼望见了望道先生，立即疾步走上前去同他握手问候，并当即吩咐站在一旁的礼宾司负责人说：“陈望道先生年岁已高，以后不要让他来机场迎送国宾，只需请他直接到宾馆参加接见就可以了。”望老连忙笑着回总理的话说道：“不妨事，不妨事的，我的体力还行。”在“文革”期间总理对他如此体贴和关怀，这使他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70年代，我国的外事工作得到逐步复苏，在周总理的直接掌管下，加强了对外的宣传工作。自1972年起，陈望道曾多次接受记者的采访和撰文向海外广播，呼吁海峡两岸早日取得统一。

1972年5月，毛主席的“五二〇”声明——《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发表两周年，陈望道以政协上海市副主席的名义撰写了纪念文章。他在文章中说：

这一声明，是我国人民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进行反帝斗争的伟大纲领，它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当前，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个伟大的历史潮流正在冲击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两年来，中国人民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进一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坚决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站在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我国的国际关系日益发展，国际威望日益提高。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得到恢复，充分说明了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要求同中国人民友好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到目前为止，已有74个国家和地区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1]。

字里行间，充满了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

同年7月，他撰写了《毛主席给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方向》的广播稿。这篇文稿由新华社于7月12日向台湾播出。在广播稿中，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谈了体会。文章说：

党和毛主席一贯非常关怀知识分子的进步，并十分重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毛主席曾经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他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

我是研究语言学的，曾于1919年底翻译过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解放后，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复旦大学成立了语言研究室，为我们从事语言的研究工作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57年，党又交给我修订《辞海》的编辑任务。在有关单位的协作下，我们花了数年时间，终于在1965年2月编成《辞海》初稿。20多年来，我还先后担任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和复旦大学校长等职务。所有这些，都使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知识分子才能真正学有所用，为国家为人民贡献自己的力量。

文章末了，他又说：

在工作、生活中，我经常怀念生活在台湾和海外的教育界、知识界的老朋友们。23年来，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祖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发展，祖国需要各方面的人才。我殷切地希望台湾和海外教育界、知识界的老朋友们，本着爱国主义的立场，争取早日回到祖国怀抱，和我们一起建设伟大的祖国，共享我们伟大民族的荣誉^[2]。

在文章中再一次表示了他对统一祖国大业的良好愿望。

在这段时期里，他的学术研究活动，除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两本语法方面的单印本之外，还着手进行《修辞学发凡》一书的修订重印工作。

在“文革”期间，“四人帮”及其爪牙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极尽摧残、破坏之能事，文化学术界出现了大倒退，出版业更是一片萧条。这种不景气的状况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后来，他们也终于意识到采取这种法西斯高压手段并不能真正禁锢人们的思想。于是决定予以开禁，允许出版一些无损于他们的一些好书，来装点一下门面。《修辞学发凡》一书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下被准于重印出版的。然而在此时，正是“四人帮”大刮“批林批孔”歪风的时候，因此在修订过程中，曾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出版单位对书中的某些内容横加指责，百般挑剔，诬称这部分内容是宣扬“封资修”的，需要进行修改；那部分内容又是受了孔孟之道的影响，必须删去等等。陈望道在听到这些意见后非常生气，声称自己早在“五四”时期就已是一名反封建的勇士，到了30年代，也已成为一员反对尊孔读经的先锋。他当即表示，宁可不出此书也决不委曲求全。在僵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出版社做出了一些让步。书，最终还是印出来了，但是对于出版社的个别编辑人员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那种自以为是的作风，他还是颇有看法的。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陈望道的党员身份正式予以公开，随后他作为“十大”的一名正式代表由复旦党委办公室的徐余麟同志陪同，前往北京出席了会议。

同年9月，在这金风送爽、丹桂飘香的季节，中国新闻社的记者走访了这位刚出席“十大”归来的陈望道教授。在采访过程中，这位83岁高龄的老同志向记者表明了自己“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的矢志不渝的心迹。

复旦大学团委和学生会组织在1973年举办书法展览会，老校长应邀为展览会题了笔力苍劲的“又红又专”四个大字，不仅表达了他对青年一代的希望，同时也是对林彪、“四人帮”严重摧残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强烈抗议。

自1974年以后，陈望道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需要经常住院治疗，但他仍然服从组织的需要，努力完成党分配给他的各项任务。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陈望道在儿子振新的陪同下，前往出席了这次大会。闭幕时他被选为本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大会结束后，他在北京逗留数天，乘此机会拜访了陈此生、盛此君夫妇和胡愈之、沈兹九夫妇以及北大校长周培源等一批老同志、老朋友。看到昔日并肩战斗在同一条阵线上的战友，在经过十年动乱的浩劫之后，如今个个都已成为两鬓染霜、白发苍苍的老人，心中有着无限的感慨。

1月22日，陈望道一早起身后，兴致勃勃地要去参观北京图书馆。此时正在北图任副馆长的鲍正鹄教授，是位复旦的老校友，早年曾在复旦教务处及中文系任职任教过。当他获悉老校长要来参观时，特地派了小轿车来宾馆迎接。在参观过程中，鲍馆长特地取出珍藏了多年的1920年9月版的中译《共产党宣言》（这是全国各地仅有数本中的一本），请老校长在书上签名留念。起先，陈望道表示：“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经典著作，自己又怎能在书上签名呢！”鲍正鹄对他说：“您是书的译者，在书的封面和扉页上都印有您译者的姓名，完全有资格在上面签上您的姓名。”于是他就不再推辞，在书上留下了珍贵的纪念。

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后仅隔两个月左右，陈望道又飞往北京出席四届人大常委会。在会议期间，得知周总理因健康状况不佳不能和大家见面时，心中万分忧虑。散会后，他连忙走到邓颖超同志的面前，跟她握手问好。同时，想请她转达自己对周总理的问候。不料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其他同志就纷纷围了过来，向邓颖超同志问好，询问周总理的病情；邓颖超同志也一一同他们打招呼。这样一来他问候的话就再也插不进去了。当时，他是多么热切地希望周总理早日恢复健康！

1976年元旦，全国报刊发表了毛主席写于1965年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两首词。这在当时亦算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陈望道当即写了《巨大的鼓舞》，谈了自己读后的体会^[3]。

然而令人感到气愤的是，《巨大的鼓舞》一文在1月3日《文汇报》上发表时，原稿中的一段话竟被“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粗暴地删去了。这段被删去的原话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在1975年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样一个宏伟目标。”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国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愿望，可是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他们处处与人民为敌，视人民所爱戴的周总理为眼中钉，他们封锁周总理的声音已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1976年1月8日，中国人民所敬仰和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不幸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举国同泣。此时正在华东医院治病的陈望道惊悉总理逝世的消息后更是悲从中来，他回想起总理为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光辉一生，回想起这位中国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长期以来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时，不禁潸然泪下。为了寄托对总理的无穷的哀思，他当即让秘书拟了一份唁电发往北京周总理办公室。唁电对总理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邓颖超大姐致以最诚挚的慰问。

从1975年底起，陈望道的健康状况已越来越差，因而不得不长期住在华东医院治疗养病。周恩来总理的去世无疑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体力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四人帮”在总理逝世后急于抢班夺权，他们一手遮天，干尽了人间坏事。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四人帮”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疯狂镇压人民群众自发组织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特大冤案——天安门事件。一时间腥风血雨，党和国家又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大凡一切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中国人民都在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深深地担忧。陈望道等一大批老同志更是忧心忡忡，日夜盼望着乾坤扭转，国家重获新生。

就在1976年的春夏之交，陈望道的病情突然发生急剧的变化。一开始，他连日高烧不退，医生诊断为急性肺炎，接着又转化为尿毒症，病势来得十分凶猛，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以后经过专家会诊，医务人员竭尽全力进行抢救，采取各种抗菌素交替使用的治疗方案，才使病情逐渐缓和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一次可算是死里逃生了。”

在他病重期间，上海市有关部门及复旦大学的领导都曾先后到医院去探望他。在病榻前组织上出于对他的关怀，一再询问他有什么要求需要帮助解决时，他非常恳切地表示：作为个人，他对组织上没有任何要求；但是作为一校之长，他必须为民请命，希望有关部门能多多关心复旦教职员工的生活，尽快改善复旦教工宿舍区的环境设施和商业网点。因为长期以来那里竟然没有一家正规的日用百货商店和食品商店，甚至连像样一点的菜场和饭店都没有，教职工及家属的日常生活实在非常之不便。过去校方虽也曾多次向上级部门反映，然而总得不到合理的解决。这次望老在病中向前来探望的领导干部反映了群众的迫切要求，事后又让他的秘书起草了一份情况汇报，用书面形式再次向上级反映。在病榻上，在生命即将走到最后里程的时候，他心中时刻想着的仍是全复旦人……

1976年初夏的这场疾病整整折磨了他两个月光景。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想到自己终将走完人生道路，因而在病危期间急于把学校的领导请来，向他们交代了一些身后之事。谈话中，他再次向组织表示自己个人对党无所求，让他牵肠挂肚的是自己曾从事了一生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修辞科学的前途。因为不久前他听说有位著名学者著文主张将语法和修辞两门学科合并起来，他对此持有不同看法，认为两门学科各有其研究的对象，不应合并也无法合并。他盼望能在领导的关心下，使修辞学科得到健康的发展。最后他向组织表示，自己教书一生，并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唯平素爱好读书，留有数千册藏书，愿在身后尽数捐赠给复旦大学图书馆，以资留念。过了数日，待他的病情基本稳定后，将类似上述这些内容立下了遗嘱。

1976年7月6日，全国人大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另一位开国元勋朱德元帅继周总理之后也因病逝世了。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又永远离开了我们。中国人民在1976年这一年里，先后失去了三位最杰出的领袖，忍受着难以想象的巨大的悲痛，接受了无法接受的严酷事实。

在这危急时刻，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从此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1976年入秋以后，陈望道终于摆脱了病魔的折腾。“四人帮”的彻底垮台也使他的精神为之一振，借了这股东风，他决定紧紧抓住这余下的分分秒秒，去努力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同年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世40周年。为了纪念鲁迅，向鲁迅学习，中国新闻社的记者又一次走访了已是86岁高龄的四届人大常委及政协上海市副主席陈望道。望老在华东医院病房中向记者回顾了他同鲁迅在长期斗争中建立起来的深厚的革命情谊。在谈话中，他特别回忆起自己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30年代发起大众语运动和主编《太白》杂志这两个时期中，都曾得到鲁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这篇题为《回忆鲁迅先生二三事》的访问专稿，当时曾被港澳报纸和国外华文报纸采用，收到了很好的反响^[4]。

此后，他在华东医院的病房中指导研究室的中青年同志抓紧将《文法简论》一书的初稿撰写出来，并由他逐章修改定稿。全书的修改定稿工作终于在这年年底完成，实现了他“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的心愿。

《文法简论》是他在继《修辞学发凡》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建立起来的又一个语文革新体系。这个新体系是他在30年代发起中国文法革新讨论时所创立的功能观点的具体体现，也是他数十年来刻苦钻研所结出的果实。虽然限于他当时的种种条件，最后付印出版的只是一本《简论》，而不是早先计划的《新论》，但他终究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一个值得语言学术界加以深入研讨的新体系。

1977年1月，时值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陈望道满怀深情地书写了《深切的怀念》纪念文章，发表在1月15日的《文汇报》上。他在文中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回顾了总理对知识分子无微不至的关怀。文章还特别回忆起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同周总理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那时候，周总理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工作，日常公务非常繁忙，但他仍时时关心着在抗日大后方的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教授，特地抽空在北碚北温泉风景区邀见了他们。周总理和邓颖超夫妇特意选择了北温泉作为会面的地点，是考虑到当时时局的严峻，环境的险恶，为保护与会者的人身安全才做出这样的决定的。总理考虑问题的全面和细致，对知识分子的亲切关怀，使大家深受感动，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5]。

1977年国庆节前夕，一位来自邻邦的客人，通过市府外事办公室要求拜见陈望道先生。这位已年过七旬的老人20年代曾就读于复旦大学的商科，如今的身份是新加坡驻泰国大使，是位华裔外交官。这次他回故乡探亲希望能见到他所崇敬的陈望道老师，了却多年来的心愿。据说他当年在复旦就读时曾听过陈老师的修辞学课。

由于望老当时的健康状况已非常不佳，不便于接待，故而有关方面已向他婉言谢绝。岂料这位先生怀旧心切，坚持要上医院探望，还说：“若老师身体欠佳，不便说话，只需让我在病房门站立一会，见上老师一面，我就心已足矣！”听了这番如此深情的话，又怎能忍心去违拗一位老华侨的心愿和请求呢？是啊，在经过了十年动乱后，长期侨居在海外的同胞是多么渴望了解到祖国大陆内自己熟知的知识分子劫后余生的境况呀！

1977年10月2日，约定会见的时刻已经到来，望老所在的病房已稍作整理和布置，衣柜上摆了一盆盛开的鲜花，桌上添置了一些桔子、糖果之类的果品，病房的主人换上了一件新的睡袍。此时，陪同接见的望老的秘书邓明以和儿子振新亦已恭候在电梯门口。谁知这位大使早已心急火燎地从大厅内的楼梯拾级而上，并已来到病房门口。望老的儿媳良玉连忙招呼客人进入病房。两位老人握手坐定后，大使向陈师恭恭敬敬献上一束美丽的鲜花，并向他致以最亲切的问候，祝愿老师早日恢复健康。望老也向客人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接着大使又向老师回忆起当年在复旦读书时的一些情况，望老时而点头，时而微笑，两人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为了不让病人过于疲劳，接待工作很快便结束了。大使带着满意的笑容告别了老师。在电梯里，大使对望老的秘书说：“老师的精神很好，他那带有浓重的浙江乡音与说话时的神态与当年我读书的时候丝毫没有改变。”接着他又反复说：“老师没有病，他这是老，老师很快便会恢复健康的。”表达了他对老师的良好祝愿。

谁知离开这次会见仅相隔20来天工夫，望老因肺部感染，病情再度恶化，而这次竟然一病再也不起了。1977年10月29日凌晨4时，陈望道终于走完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与世长辞，终年87岁。

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中央组织部通知精神，在龙华革命公墓为陈望道举行了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