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 复旦师生的贴心人
新中国诞生后,陈望道主管复旦大学这所远东第一流的综合性大学长达25年之久,对人民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过程中除了党中央、上海市委及复旦党委的正确领导以及党的教育方针的切当这一重要因素外,还同陈望道的治理学校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经验分不开。
陈望道在治校过程中始终把关心人、爱护人放在第一位。学校是培养人、教育人、造就一代新人的场所,人的因素自然应该自始至终放在首位。在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上,严格执行民主党派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充分发挥学有专长的老专家的作用固然十分重要,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还必须做到关心和爱护全复旦人。因为也只有把全校师生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所有复旦人的作用才能把学校办好。坚持做到这一点,正是陈望道治校的一贯思想。
复旦地处上海北郊五角场地区,教工宿舍分散在邯郸路的南面,在五六十年代,宿舍区的商业网点的布局、菜场的供应、道路交通的管理和保养等设施都大大落后于市区,教职员工的日常生活感到非常不便。老校长十分关心大家的生活,一再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复旦教工宿舍区存在的这些实际问题,呼吁有关部门能及早帮助解决。
建国初期,市政建设部门决定将复旦大学校门前的邯郸路开辟为主要交通干道,成为高等级公路,行运大型机动车,而当时复旦教职员工及学生都居住在邯郸路以南的宿舍区,学生到校区上课及教职员工上下班均须穿越马路,这给师生们的安全带来一定的威胁。为此他专门在校务委员会上提出这一问题,希望讨论并研究如何加强安全措施。不久,国权路也在整修路面之后开始行驶机动车,他更是为师生的安全提心吊胆,希望有关部门取消国权路通车的决定。直到1954年,校区的学生新宿舍竣工,男女同学全部搬到学校里边的新宿舍居住,陈望道校长才稍微松了口气,不过教职工及家属们的安全仍让他担忧。
他关心教职工的生活还体现在住房的分配上。在住房分配问题上,他曾提出许多极好的建议。他说,住房分配应首先考虑到怎样才能有利于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以及其他日常工作。教师要备课,要从事研究,需要有安静的环境和教学用房,分配住房应考虑到这些因素,不能单纯依据住户的人数。他认为,住房上的平均主义不利于学校各项工作的开展。他还说,家在市区的同志,每天来回要耽误不少宝贵的时间,不利于工作,因此在住房分配上住在市区的职工理应优先考虑,予以适当照顾。一切从是否有利于教学、有利于工作出发,这正反映了他管理思想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此外,他还一再在校务会议上建议后勤部门多向主管部门申请一些平方。他说,复旦教职工的住房一向偏紧,应该尽量多向市里争取一些房源,也可适当缓和大家居住的困境。
对待青年学生,陈校长更是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爱护备至。他看到学生来到复旦以后在4—5年的读书生涯中,患近视眼的比例在逐年增长,近视的度数也在逐年加深,焦急万分。为此他在校务会议上曾多次提出要改善学生宿舍、教室和阅览室的照明。在他的督促下,这些地方的照明一再得到改善,灯泡的支光也一再增加。他曾对大家说,爱护学生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否则,既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学生的家长。他还一再强调要搞好学生的伙食与卫生,要努力增强学生的体质,坚持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1951年6月,建国初期,复旦大学就设立了“爱国防疫卫生委员会”,他亲自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
自1958年起,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指示,学校需要经常组织各专业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深入工厂、农村基层参加勤工俭学、劳动锻炼。陈望道校长出于对青年师生的爱护,及时关照和提醒有关方面必须考虑到青年人正在长身体的这一特点,予以照顾,一再表示学生的劳动强度要适量,不能同工厂里工人、农村里的农民一样要求。他还说,在对待学生勤工俭学这个问题上,在思想上可以从严,但在具体的劳动安排上就应放宽一些。正是有了他的这些指导思想,才及时纠正了当年在勤工俭学组织工作中的一些过“左”的做法,也才能防止,至少也可减少学生在劳动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故。

陈望道与复旦新闻系师生在一起(1965年5月)
陈望道校长对青年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还可以从以下这件事情中看出。
1962年是我国遭受特大自然灾害的第三年,国家经济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这年暑假,全校应届毕业生因故未能按时离校奔赴工作岗位。眼看新的学年即将开始,一年级新生马上要来报到,学生宿舍顿时告急。面临这一特殊情况,校务委员会及时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应急措施。会议当即决定将毕业班同学安排到大礼堂等处住宿,以便腾出宿舍来迎接新同学入学。为了安排好这次新老学生宿舍的交替工作,陈望道在会上又做了许多具体交代。他说:“新同学年龄小,只能算是个孩子,又是刚从父母身边离开,对他们的生活一定要安排好,切不可去震动他们。学校一定要特别爱护他们,照顾好他们,要让他们感觉到新的环境的温暖。毕业班同学已在学校住了五年,是老大哥老大姐了,只要把理由讲清楚,将他们居住的地方挪动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千万不可把他们看成是泼出去的水,把他们看成是一种负担,妥善安排好他们离校前的一段生活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席贴心暖腑的话,令人为之动容。随后,他吩咐后勤部门,要他们先把大礼堂、工会俱乐部、学生俱乐部等处全部腾出来,让毕业生搬进去住。他还特别强调,一定要先腾出空屋,然后再通知他们搬行李,不可有丝毫的差错。他说:“做人的工作,稍有疏忽就会造成不安定因素,就会铸成大错。”他还说:“毕业班同学也是我们的亲人,决不能让他们带着遗憾离开生活和学习了五年的母校。”也只有把学生当作自己最亲的亲人,才能把问题考虑得如此详尽,把工作安排得如此周密。
此外,在对待学生的惩罚、处理等问题上,他历来也是非常慎重的。他很爱护学生,但又坚持对他们必须高标准和严要求。他指示有关部门必须认真执行升留级制度,但又一再强调对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对任何一个学生以留级或其他方面的处分,都必须经过校务委员会的讨论才能做出各项决定。
至于对干部的处理问题,他认为这是更加应该慎之又慎,应该慎重其事的了。
关心和爱护青年学生还反映在他对毕业分配的指导思想上。他认为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就更应该懂得珍惜人才和爱护人才,国家和学校为培养一个大学生所付出的财力和物力是十分可观的,所以决不应该浪费人才。为此,他坚持毕业分配必须“专业对口”,强调“用人力求得当”。他说:“学生培养出来,分配时专业不对口就意味着浪费人才,这是应该尽量避免的。”
陈望道在主持复旦大学工作的20多年里,除了千方百计关心老教授和青年学生之外,对中青年教师的培养也是极为关心的。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许多工作尚在逐步恢复和建立的过程中,教师职称的评定与提升制度在相当一段时期里还很不健全。他却多次在校务委员会上、校长办公会议上提及这一问题,曾表示,教师的升等和升级工作应及时进行,不能无缘无故停顿下来。还说:“事实上我们学校已有许多教师该升的没有升,该提的没有提,外宾来校访问参观时,若问起我校有多少位教授和讲师时,我将何以回答他们?”又说:“升等升级评定职称的制度,要么取消,不取消就不应无故冻结。”他的这番话就是在今天听起来也仍然让人感到无比的亲切。
陈望道作为一校之长,在关心人、爱护人、培养人方面的工作做得何等的出色!他能够千方百计地关心人和爱护人,也必定能够做到真正的团结人,最大限度地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从而也就有可能动员起全复旦的人来共同努力把社会主义的大学建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