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 语文革新的旗手
陈望道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不但积极提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而且还身体力行带头从事学术研究。为了不使自己的研究工作中断，在新中国刚成立时，他曾请求组织放弃将他调任中央某部的打算，让他继续留在复旦工作。在这同时，他还一如既往地继续关心和支持我国的进步语文事业，为实践党的语文政策做出应有的贡献。
1949年9月4日，新中国成立前夜，“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成立。陈望道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应邀在成立大会上致开幕词。
9月11日，“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假座“华东新华书店”召开第一届第一次理事会。会议决定今后的工作方针为：把新文字运动与当前的政治任务密切结合起来，并以工农为主要推广对象。会上还选出了常务理事7人，并推举陈望道与倪海曙为该协会正副主席。
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北京协和礼堂正式成立。吴玉章致开幕词。他说：“‘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之后召开，不仅庆幸我们文字改革有了团结的好条件，而且庆幸我们有了团结的好方法。因为中国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它用协商的方法来协调各方面的意见，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使我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任务很光荣地胜利完成。这是一个团结一切力量完成艰巨任务的最好的方法。中国文字改革虽然比不上建立新国家的重大，但也是一个艰难而伟大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学习人民政协这种精神来作我们工作的方法。”这段开幕词给今后的文字改革工作指明了方向。
会议还提出了目前文字改革的五项具体工作：（一）汉字改革的研究。我们应当继续地研究汉字改革的各种方案，而以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为研究的主要目标。汉字的整理和简化，也应当是我们研究的目标之一。（二）汉语和汉语统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应当继续进行汉语的综合研究和分区的调查研究，并研究以北方话为统一汉语的基础问题。（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四）根据上述这些研究结果，与政府协作进行可能的试验。（五）继续文字改革的宣传。使多数知识分子和多数人民认识文字改革的必要，了解我们研究文字改革的成果[1]。
大会通过章程后还选出了丁西林、罗常培、吴玉章、黄炎培、胡乔木、陈望道等78人为理事。
10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吴玉章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大会开幕词》和《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章程》。
由此可见，解放后我国的文字改革研究工作是和新中国同步前进的。
1949年10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在系主任陈望道的倡议下率先开设了新文字课程，还特地聘请了新文字工作者倪海曙前来任教。该课程前后共开设了三个学期。这一创举，显然是一月前陈望道与郭绍虞、周予同、吴文祺等在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上的联名提案——建议高校应开设文字改革课程的一种具体体现。同期开设文改课程的还有上海大夏大学。
吕叔湘与朱德熙在《人民日报》连载《语法修辞讲话》之后，陈望道也于1951年春在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和华东工农速成中学联合举办的文法讲座上主讲语法，对全市语文教师和文改工作者进行培训。他在讲习班上共作了五讲，内容都是介绍他的文法革新的新体系。这些讲稿，以后由他的学生倪海曙进行整理，原计划在《语文知识》（上海语文学会的会刊）上陆续发表，后来仅刊出一篇“计标”，其余的稿子在他本人的要求下停止发表了。
这年年底，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周有光所著《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成稿后特地请他审阅并为该书作一序言。陈望道欣然命笔，在序文中他写道：
中国文字有种种的难处，难学、难读、难写、难查，难以接近大众，必须在一定条件之下加以改革。
改革的工作有两方面：一面是改革旧的，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汉字；一面是创立新的，有计划有步骤地创立标音文字，这两方面的工作，都须联系实际，多方展开，要尽力推进，要尽力研究。
关于研究，过去多尽力于音标文字的创立一方面，未能尽力使汉字改革一方面也同时同样地展开；对于音标文字，过去又多尽力于标音的标记一方面，未能尽力使文字有关的各方面的研究，如文法的研究，辞汇的研究，也同时同样地展开。音标文字的用途，我们早已认识有两种：一种是依附汉字，作注音标记的用途；一种是不依附汉字，独立作拼音文字的用途。音标文字的研究是从前一种用途开始，也就容易一时局限于前一种用途的范围。作为拼音文字的新文字的研究来看，深觉还有好多方面搁着未展开，亟须大家共同努力，共同商讨[2]。
在这里，他极其概括地指出以往文改研究工作中的不足之处，以及今后应该努力的方向。
1955年6月，陈望道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常务委员。
同年10月15日，中央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第一届全国文字改革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讨论修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大力推广普通话。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级各机关、部队、人民团体的代表207人。大会推举王力、叶恭绰、叶圣陶、朱学范、吴玉章、老舍、罗常培、陈望道、邵力子、胡乔木、陈鹤琴、胡愈之、韦悫、黎锦熙、张奚若等28人为主席团成员，叶籁士为秘书长。开幕式上由文改会主任吴玉章致开幕词，国务院陈毅副总理作政治报告，并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中国文字的根本改革铺平道路》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文化艺术工作者必须把自己的创造劳动和文字改革工作相结合》等讲话。
陈望道也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说：“文字改革运动是中国近代史开始不久就开始的。文字改革运动，在历史上，是一个浪潮比一个浪潮更加高涨的。今天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可以说是从有文字改革运动以来最高涨的一个浪潮；它是过去六十多年来文字改革运动的总结，也是文字改革运动的理想成为现实的开端。过去60多年来，进步的知识分子和觉醒了的劳动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文字改革的要求和文字改革的方案，可是都没有能够达到最后的成功。……阻碍改革的主要原因是过去统治者的反动和落后，他们惧怕文字改革，惧怕广大劳动人民掌握文化武器。
“今天的情形完全不同了。……我们今天的情况是，既有文字改革的迫切要求，又有文字改革的实现条件，因此，文字改革不再是理想，而将成为事实，这是毫无疑义的。过去多少文字改革运动者长期不能实现的愿望，在社会主义时代将得到实现。”
接着，他又对文改当前应当进行的工作提出几点具体建议：
“第一，我们要注重宣传工作和研究工作。
“第二，为了提高普通话的效率，在留声机唱片等听觉教育工具之外，我们需要一种现代的、科学的拼音方案。这种拼音方案最好除了拼写普通话以外，还有拼写方音的补充规定，便利方音跟北京音对照学习。
“第三，文字改革既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就必须有群众性的组织，才能够扩大影响，普遍推广。我们希望党和政府有领导地首先在大城市建立协助文字改革的人民团体，逐步推广到中小城市。文字改革的人民团体将来可以发展成为扫盲运动的基本力量。没有人民团体的帮助，文字改革和扫盲工作是不容易在群众中间扩大作用的。”
最后，他又说：“文字改革是文化革命的基础。文字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极其重大的关系。毛主席早已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将有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我们的国家将成为一个有高度经济水平，同时有高度文化水平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国家。普通话的普及和拼音文字的采用，是一个现代国家不可缺少的条件。”[3]
在第一届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陈望道曾就汉民族共同语也即普通话的科学概念的确定作出过贡献。
大力推广普通话是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之一。要推广普通话必须首先确定普通话的标准，对普通话要有一个科学的定义，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遗憾的是大会未经认真讨论就匆忙地规定了普通话是“以北京话为标准”的。陈望道及时发现了这个规定犯有逻辑性错误。他说：“以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普通话也就是北京话，所谓普通话也不存在了。给普通话下定义，恰恰取消了普通话。”于是他将这个意见及时反映上去。中央领导对他的意见非常重视，胡乔木同志连夜召集一些专家开紧急会议，讨论修改意见。后修改成“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后又增加了“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内容。这三项加起来亦即后来正式公布的定义。关于第二项“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内容，陈望道又作了“即经过书面语加工了的北方话”这一具体说明。
对普通话定义所作的这一重要纠正，实际上也反映了30年代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争论的继续。
为了加强语言学界的团结，会议期间，陈望道在倪海曙的安排下同黎锦熙——这位国语运动的前辈进行了一次不寻常的会见。这两位由于学术见解不同几十年未曾交谈过的语言学家，会晤时气氛非常融洽，不仅前嫌尽释，还增进了友谊。黎老还一再称赞陈望道做学问具有开创性。两位专家一致认为语文学术界一定要加强团结，为今后的语文研究和语文改革打开新的局面。
陈望道出席全国第一次文字改革会议期间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发言（1955年10月）
陈望道历来主张语文改革运动要团结各方面的人士，特别要团结国语运动派的人士。20世纪30年代，拉丁化新文字在大众语讨论的后期提出以后，他就尽力说服提倡拉丁化文字的叶籁士，团结国语运动方面的人一起努力。他还专程拜访了赵元任和罗常培等人。由于当时各方面的条件还不成熟，团结没有成功。解放以后条件成熟了，持不同意见的各派也终于能够坐到一起，平心静气地开展讨论了。
全国第一次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又紧接着在北京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时间是在10月25日至31日，共进行了6天。会议还邀请了苏联、波兰等汉学专家出席。陈望道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了会议，并接受大会主席团的委托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在总结发言中着重谈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
“这次会议是中国语言学界空前的集会，讨论的问题关系到五亿汉族人民每天用来交际的工具问题，关系到促进文字改革与推广普通话的问题，关系到加速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与促进我国文化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在这个时候来召开这个会议是有重大意义的。
“为了使语言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的、更具有普遍性的作用，为了适应汉语发展的趋势，为了使共同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顺利地进行，为了促进文字改革，从而促进文化的普及并进一步的提高，同时也为了加强民族间和国际间的联系与团结，汉语规范化是当前紧急的任务。”
此外，他还认为在学术问题上主要有以下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规范化的重要性；二、规范化的标准。在谈到规范化的标准时他说：“这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决定‘推行普通话’，提到我们的议程上，就是规范化的标准问题。所谓‘普通话’是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这是符合汉语的实际情况和历史发展的。首先，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提法是恰当的。这正符合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原则——民族共同语是以某一方言为基础发展而成的。
“北方话在中国分布最广，用北方话讲话的人有37700万，占汉民族人口总数的百分数不下于70%，所以北方话有全国性的意义。而且北方话体现着汉语发展的一般趋势。几百年来的白话文学都是用北方话写的，北方话事实上已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
“其次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说法，也是正确的。因为汉语方言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在语音上，所以规范化的民族共同语要求语音上的一致。汉民族共同语既以北方话为基础，北方话的代表方言是北京话。北京几百年来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官话’的语音一直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现在北京又是新中国的首都，所以决定用北京语音作标准音是正确的。”
他在发言中还指出，由于会期短促，尚有许多问题未能充分讨论，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例如“标准音的详细规范问题，词汇和语法规范化的具体做法问题，书面语和口语是否要有分别等问题，还有普通话和方言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今后能够进行深入研究”[4]。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望道虽然担负着繁忙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继续为加强修辞学和确立文法学的研究而努力。
1955年底，他亲自筹建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附设在复旦大学。成立时确定研究室的方针任务是：
一、根据学术与教育的需要与要求，计划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一步研究汉语的语法与修辞的理论与实际。
二、在语法、修辞的研究中，随时注意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研究与运用，以期能够更快更多地认清条理，阐明规律，充实现有的科学内容，提高现有的科学水平。
研究室刚成立时，大多系兼职人员，有著名语言学家、中文系郭绍虞和吴文祺等教授。他自任研究室主任，带头开展学术研究。此后，他除了因公外出开会或有其他重要活动外，坚持出席每星期五的研究室例会。他期望通过每周一次的学术交流和讨论，逐步形成和完善已进行了多年研究的功能论语法新体系。建立一个以功能为中心的中国化的语法新体系是他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大的心愿。
值得一书的是毛泽东主席也非常关心和支持他的学术研究工作。1956年元旦，毛主席亲切地邀见了他。席间，毛主席对他说，已看过他写的《修辞学发凡》这本书。还说：“写得很好，不过许多例子旧了一些。”问他是否继续在研究。毛主席还对他说：“现在有人写文章，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毛主席的鼓励与关怀，更使他信心百倍地投身到语文科学事业中去。
1956年2月，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他出任筹委会主任。
同年9月，他亲自筹建的“上海语文学会”成立。他在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说：“我们将通过这个学会广泛团结上海语文工作者，来开展中国语文的研究工作。”又说：“上海是党的诞生地，讲究学术有注意观点、方法的优良传统。希望我们的语文工作者在研究的时候，能够充分发扬这种优良的传统。”[5]
上海语文学会成立后，在陈望道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各项活动，并把《语文知识》杂志辟为会刊，成为上海语文运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
1956年，《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公布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专门组织了座谈讨论。陈望道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详细介绍了方案产生的过程以及它的特点。这个发言以后刊登在《语文知识》1956年4月号上。
是年秋季开学时，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开始配备专职干部，并以专家助手的名义参加室里的工作。
10月，陈望道率领我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应邀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考察访问，参加东德格莱爱夫斯代尔脱大学建校500周年庆祝活动。这是他在建国后首次赴国外考察访问。
在这一年里，他先后发表了《关于主宾语问题讨论的两点意见》、《纪念鲁迅先生》等文章。
1957年，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委员会筹委会筹建《学术月刊》杂志，陈望道担任编委会主席。这是一本理论性的杂志，它的创刊对本市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
同年，中国语文社重新刊印了他在1943年编著的《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一书。他为此特地写了“重印后记”，刊于新版书后。
陈望道率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赴民主德国访问（1956年10月）
在他的倡议下，上海科学学术界活动中心——上海科学会堂成立，地址设在南昌路复兴公园右侧。上海科学会堂正式开幕那天，有四个展览会同时展出，其中一个就是“上海语文学会”举办的“汉语拼音方案展览会”。这个展览会是在北京文字改革委员会倪海曙等同志的协助下筹备起来的。正式展出时，陈望道会长亲临现场接待各方来宾。整个展出盛况空前，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于这年年底正式修改完毕，国务院通过决议，准备提交给次年2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正式批准。
是年年底，他在复旦大学登辉堂（今相辉堂）为本校中文系师生作了题为《怎样研究文法、修辞》的学术演讲。一个上千座位的大礼堂内座无虚席，原因是前来听讲的除中文系师生外还有文科其他各系的师生。人们在听完演讲后都说这是一次有关文法、修辞研究方法的重要报告，听后得益匪浅。
陈望道在演讲中把研究分为继承性的研究和创造性的研究两种。
一、继承性的研究，就是学习性的研究，就是打基础。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应该拿代表性的著作加以系统的研究。甲、不要怕难，乙、不要怕繁，要反复阅读。
（二）要看出作者的立场、观点、方法。
（三）要学习人家研究学问的方法，要用心练习运用种种研究学问的方法。
二、创造性的研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要从实际出发。
（二）探求规律。
（三）假使你精通外国文，要当心成为中外派。
（四）假使你长于古学，要注意不要成为古今派。
正确的立场应成为古今中外派，亦即中外派以中国为主；古今派以今为主。结合起来就成为古今中外派。他认为新的古今中外派也就是马列主义派。
应该怎样研究文法、修辞呢？他认为这个答案应该包括四件东西：一、搜集事实，二、探索规律，三、运用形式逻辑，四、运用辩证逻辑。这四件都是研究文法、修辞必不可少的东西[6]。
1958年3月9日，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望道当选为第一届社联主席，成为上海社会科学理论学术界的带头人。
同年7月，他出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此后他便着手同有关方面一起制订本学科——语文学科的12年规划。
复旦大学附设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也于1958年改名为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作为本校的一个直属研究机构，下设语法、修辞和语言学理论三个组。研究人员兼职的除本系吴文祺、胡裕树、濮之珍等教师之外，还吸收了本校外文系李振麟、程雨民以及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戚雨林、王德春等教师。规模和阵容都比过去扩大了，日常开展的研究课题及讨论的问题也比过去增多了。
与此同时，复旦大学又成立了文学研究室，由郭绍虞任研究室主任。陈望道从1958年起也不再兼任语言研究室的主任，此职便改由吴文祺担任。这样安排的理由是，学校曾一度计划在复旦成立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后来此项计划因故未能实现。
陈望道虽然不担任语言研究室的领导，但他仍然是室里的核心人物。平日，他常把自己的一些研究设想拿到室里来征求大家的意见，同大家讨论。人们都知道，他做起学问来如痴如醉，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原定于每星期五的研究室例会，时常会被其他活动冲掉。于是他又会“自作主张”地把例会安排在周末或节假日。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时，夫人蔡葵总在一旁提醒他，于是他就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同志们都为他这种忘我的精神所感动和感染，也就愉快地接受他在节假日开会的建议。谁都清楚，在他的工作日程表上是没有星期天和节假日的。他珍惜每一寸光阴，甚至把吃饭看成是一种负担，认为这是在浪费他的宝贵时间，于是只要一上饭桌就三口两口地把饭扒完，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一任务，以便腾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和工作。
针对当时社会上在文风问题上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他于这年6月在《语文知识》第74期上发表了《建立新型的文风》一文。在文中，他呼吁必须打倒一切的“八股”，包括打倒“洋八股”和“土八股”，建立一种新型的文风。他说：“要建立新型的文风，必须有破有立，或大破大立，这同其他文化一样。”
他以为，从立的方面来说，要努力做“两面六方”的事。所谓“两面”即指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六方”是指内容方面的“两方”和表现方面的“四方”。所谓内容方面的“两方”是指要有较高的思想性和科学性，也即是又红又专的问题，这是建立新型文风的根本条件。所谓表现方面的“四方”即为：
一、要学点逻辑。让我们说话说得更有条理些。
二、要学点辩证法。让我们说话说得更为切合实际，更为辩证些。
三、学点文法。使文字组织更合乎规律，更加精密。
四、学点修辞学。力求文字能够准确、周密、鲜明、生动[7]。
毛主席在1956年批评过的那种不讲文法、不讲修辞和不讲逻辑的现象正是新型文风必须纠正的。
1958年是我国第一部语法专著《马氏文通》出版60周年，上海语文学会和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于12月28日在复旦大学联合举行学术座谈会以资纪念。陈望道在会上提出了《漫谈〈马氏文通〉》的学术报告。报告共分三部分。
第一是可以肯定的部分，它有三点：
一是马氏对于文法研究的努力和成就。二是马氏的研究方法比之过去的旧式方法也有所改进。三是他的研究方法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用”。
第二是应该批判的部分。这也有两点：
一是我们当时所谓古典的，就是现在大家所谓厚古薄今的。
二是我们当时所谓机械模仿的，削足适履的，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谓生搬硬套的。
第三是《马氏文通》可以讨论的部分。
在报告中，他着重提出了词的分类问题来讨论。他认为凡分类必定有一定的目的，凡分类必须有一定的依据。我们必须根据分类的目的选择分类的依据。
谈到词的分类时，他认为首先必须区别三种不同的意义，即个别意义、配置意义和会同意义。第二是必须分清经常用法和临时用法。第三是词能不能单依意义分类。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应分清两种情况，是讨论词的一般分类还是词的文法分类。假如讨论的是词的文法分类就不能单纯依据意义来区分词类。单依意义区分词类，那是在文法研究的真理长途上“此路不通”的[8]。
上世纪60年代初陈望道与语法修辞研究室胡裕树、杜高印教授在一起
文中，有关文法研究必须分清三类不同的意义，以及明确分类目的性同分类的依据是有着密切的关联等论述，对大家都是很有启发的。
在座谈会上，研究室的其他几位教授，如郭绍虞、吴文祺、李振麟等也都分别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见解，指出《马氏文通》的成功与不足之处，以及需要吸取的教训。
1960年11月25日，陈望道与吴文祺、邓明以三人在《文汇报》上联合发表《“文法”“语法”名义的演变和我们对于文法学科定名的建议》一文，从而在语文学术界引发了一场关于文法学科定名的讨论。文章认为，“文法”和“语法”两个术语都有它的悠久的历史演变，在演变过程中又都是统括语文双方，语文两用，又都是从广义用法演变为狭义用法。现在社会上流行的那种把“文法”和“语法”作为前后交替的用语，或者说“文法”指文言文法，“语法”指现代汉语语法，都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根据的。把“文法”说成是文章的法则或文字的法则，也是片面的理解。
文章又说，文法是语文的组织规律，不管是古代语文法也好，现代语文法也好，都是语文组织规律。所谓“文法”和“语法”都是指这种语文组织规律。既然都是指语文组织规律，无论规律有了如何的变化发展，总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名称。分用“文法”和“语法”两个名称的主张，我们认为不能同意，也决不可能用两个名称作为一种学科的名称。
在澄清了学术界有关语法和文法两个术语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后，文章的作者建议用“文法”这个术语，作为文法学科的定名或正名。其理由是：
（1）历史上一般都以“文法”为正名，以“文件、文则、语法”等为别名。
（2）“文法”这个名称的含义也比较明确、简括。
（3）“文法”一词修辞的功能也比较强。
（4）作为语言的组成部分共有三个要素——语音、词汇、文法。用“文法”这个名称和语音、词汇配合，也比用“语法”的名称更为整齐些匀称些[9]。
这场定名讨论最终虽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对澄清一些是非，重温一下语法学科的发展历史，发扬我国文化的优秀传统都是非常有益的。
原《辞海》总主编舒新城于1961年逝世后，陈望道接替了这一职务。对待毛主席亲自下达的这项建国以来最大的辞书修订任务，他是极其严肃认真和一丝不苟的。
与他共事多年的《辞海》副总主编罗竹风回忆《辞海》的修订过程时说：
《辞海》出版于1936年，是当时我国唯一的一部综合性辞书，汉字语词和百科条目兼收，实际上等于小百科全书。读者称便。几十年来未予修订，不仅许多社会科学条文不合时宜，即使自然科学也多已落后。建国以后，人们仍然使用这部辞书，任凭有些错误的以至反动的知识继续传播，岂不等于“饮鸩止渴”？
1957年秋，毛泽东同志来上海视察工作，曾约原《辞海》主编舒新城先生议论这件事，提出修订《辞海》的倡议，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上海。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接受下来，立即着手筹划、落实，首先成立了“中华书局辞海编纂所”，预定抽调60来个干部，用五六年时间，花百把万元经费，将《辞海》修订出版。为了加强领导，还成立了由各学科知名人士组成的编委会，舒新城担任编委会主任。同时各学科也分别成立了以编写骨干为核心的编委会。这样修订工作全盘运转，各学科都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必要时则全部集中，以便处理有关词目交叉问题。经验证明，这是切实可行的，对《辞海》修订起了积极有益的作用。
随着工作的开展和深入，逐渐发现“修订”实际上等于重新“编写”，工作量是相当大的，决不仅仅是修修补补。所谓修订《辞海》，所遵循的也不过是旧《辞海》的原有框架而已。当16分册出版后，舒新城因病逝世，《辞海》主编由陈望道接替，一直到《未定稿》合拢，都是他亲自主持的，而且在百忙中经常到会，和大家一起共甘苦，起到“榜样”的作用。
是否可以说，从修订《辞海》开始到16分册出版是第一阶段，由舒新城任主编；从16分册出版到《未定稿》合拢为第二阶段，由陈望道任主编；粉碎“四人帮”到正式出版是第三阶段，由夏征农任主编。其中第二阶段工作量最大，亟待解决的疑难杂症也最多。
以下，罗竹风又是这样描述陈望道在修订《辞海》的日子里的：
在同陈望老共事的漫长岁月里，我感觉他丝毫没有名学者的架子，凡事和大家商量，可以说是虚怀若谷，从善如流；但对原则问题，敢于坚持到底，从不和稀泥。记得是在浦江饭店第二次集中时，我们几乎天天见面，共同商量和解决稿件问题。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们在一起闲谈，杭苇同志也在。望老曾语重心长地说：辞典应当是典范，百人编，千人看，万人查，因而必须严肃认真，毫不马虎，必须给人以全面而又正确的知识，如果提供片面、错误的知识，那将贻患无穷，就不能称作“典范”了。为此，最好能有几个人通读，做到心中有数。他希望我能把全部稿子都看看，即使有些学科不懂，这也无妨，至少可以统观全局，在体例、文字方面多了解些情况。我是尽力而为的，算是没有辜负望老的期望。
在陈望老担任第二阶段《辞海》主编期间，正处于最紧张阶段，他身为复旦大学校长，社会活动又多，但能够把学校参加《辞海》修订工作的同志团结起来，提出定人、定时、定任务，如期完成，效果良好。除统筹全局之外，他还同吴文祺、胡裕树负责语言文字分卷的具体编写任务，工作量是相当大的。
望老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对《辞海》修订工作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建树尤多。他强调人非全才，所知有限；是生物学家，不一定懂地理。严格说，“隔行如隔山”；即使通才，也不可能涉猎所有学术领域。专家必偏，而通才又浅。必须舍短取长，共同切磋，才堪称“完璧”。各学科所使用的词汇往往不同，自作聪明，一定会出常识性笑话，例如基督教的所谓“宗派”，即和一般所指的“宗派”不大相同。《辞海》应由编委会总其成。此外，还必须采取分学科主编负责制，凡属内容问题，编辑不宜轻易改动，应多与作者联系，最好是多问问，多商量。对于技术性问题，不妨径由编辑处理，作者不必多管。这样扬长补短，对提高质量一定会有保障。
陈望老还提出，在《辞海》正式出版后，编委会和分科主编仍应保存，重要编写人也不要散掉。经过编写《辞海》和没有编写的大不一样，“驾轻就熟”嘛，无非是指实践与积累经验而言。当然，新陈代谢是自然规律，再过若干年，一定有些人不在人世；但随时补充，正像接过前人的“接力棒”，继续前进，必将收事半功倍之效。这些极其透辟的见解都是属于开创性的，在《辞海》再版、三版修订过程中，完全证明是正确的。
陈望老一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那种发挥所有同志专长、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为修订《辞海》而奋斗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辞海》历经坎坷，终于排除万难正式出版了。它成为知识分子的一部必备工具书，这自然是与中央、上海的领导支持，以及所有编写出版人员的艰苦奋斗分不开的；但其中也灌注着陈望老的大量心血[10]。
这是一份有关《辞海》修订工作的权威性总结。在这份总结中，罗竹风副总主编对总主编陈望道在修订过程中的功绩作出了极为公允的又是非常之高的评价。
《辞海》（未定稿）在经过了4年多时间的紧张的集体编写后，终于在1965年出版发行了。成书时，陈望道还为书名题字。
60年代初，这是陈望道学术活动极其频繁和学术思想有较大发展的一个时期。那时候，他针对当时语言学界存在着研究工作不注重汉语实际，不概括汉语事实的种种不良倾向，在思想上逐步形成关于研究文法修辞和一般语言学的种种设想。于是，不久他就在语言学界提出了“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这一带有方向性的革命口号。值得称颂的是他在酝酿和形成过程中还曾得到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的支持。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同他的一次会见中，仔细听取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汇报后深有感触，并表示今后的研究工作必须纠正这一偏向。在谈话中，总理还勉励他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华东宣传部部长俞铭璜在得知他的研究方向时，也鼓励他继续研究下去。自此之后，他便应邀在本市以及外地讲学，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以期能团结更多的语言学界的同行们来从事这项研究。
陈望道主编的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上下册）
1961年7月30日，他在上海语文学会作了《谈谈修辞学的研究》的学术报告。报告着重谈了以下几个问题：一、修辞学的对象，二、修辞的研究，三、修辞研究和语文的阅读、写作的关系，四、修辞研究和语文研究的关系，五、开展修辞学研究。报告中所论述的内容都较过去有了发展，如对修辞学对象的阐述：“修辞学讲究语文的运用，讲究内容的表达；它是研究如何运用语文的各种材料，如何运用各种表现方法，恰当地表达所要说的内容的一门学问”，就比过去更为明确。又如说，“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修辞现象，就是运用语文的各种材料、各种表现方法，表达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的现象”，也较过去更为确切。
又如在说到“什么是修辞学的任务”时，明确提出，“就是探求修辞现象的规律，缩小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境地”。在回答什么是规律时说，“天地间任何事物都有联系，规律是联系里面的一种，这种联系是必然的、本质的联系。规律有客观性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报告还说，“研究修辞可以提高阅读能力、写作能力，使阅读更能切实掌握内容，写作更能正确表达内容，而语文经过不断地磨练，亦将不断地增进切实表达内容的能力，日益臻于精密完美。”
在谈到怎样研究修辞学时，他说，修辞学是介乎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一门学科，要研究它，需要做许多准备：
一、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做一切工作的基础。
二、要学学美学。
三、要学学逻辑。
四、要学学文艺理论。
五、要学学修辞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有了初步概念再去调查研究，就可更清楚些[11]。
同年10月下旬，他应邀赴南京大学作《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的演讲。他在这篇演讲中，除了谈到要加强修辞研究外，还着重讲了要确立文法研究这个问题。他说：“确立文法研究，并不是想抹杀过去研究的成绩，而是从过去的研究中确立进取的方向。文法研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自从外国文法学传入中国之后，对中国的文法研究曾经起了激荡的作用。开始的时候，有人企图搬用外国的文法来硬套中国的语文，但套不进去。几年前（指1955年词类区分问题的讨论）大家争谈尾巴问题，有人说汉语有尾巴；有人说外国有，中国没有的。认为有的就大谈其尾巴，认为没有的就干脆取消了词法。看起来这两种态度完全不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研究文法必须研究尾巴。研究文法究竟是不是必须研究尾巴，必须认真探讨。我以为文法是研究组织的，文法把各个成分组织起来表示意思。确立文法研究方向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思想问题。总之，文法研究必须打破以形态为中心的研究方法，采用一种新的观点方法来研究文法，这种新的观点方法要不仅能够研究汉语的文法，而且能够研究外国语的文法。我们是主张用功能（词在组织中的作用）来进行文法研究的，来建立新的文法体系的。”
最后，他还对研究文法提出两点初步意见：
一、调查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
调查研究的结果是否有用，还要看调查的方法是否正确。调查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真正做学术研究，首先要对调查研究有正确的理解。
二、研究语文应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
我们研究语文，应该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这也就是说要立场站稳，方法上要能网罗古今中外，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是为了贴标签。我们研究语文，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渗透到学术中去[12]。
陈望道在30年代发起中国文法革新讨论时，初次提出要以功能观点来研究文法学。在经过20多年的深入探讨后，他重又提出这一设想，不过这时候，他的功能论更趋完善了，因此也为越来越多的语文学者所接受。
他在南京时除了举行学术报告外，还同南京语文学界就上海语文学界学术活动的情况进行了座谈。正如他所说的，“中国化”的口号的提出是与《语言学概论》教材的编写有关，他在座谈会上专门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
他说：“我这次来南京，主要是来看朋友的。中国有句话叫‘以文会友’，同时也想同朋友们交换一些关于语言学研究方面的意见。
“编写《语言学概论》教材是今年（1961年）4月全国高等学校教材编写计划会议决定的，北京一本，上海一本。既然上海、北京各编一本，总得各有一些特点。如何发挥特色，具体负责编写的同志正在反复讨论。因为兹事需要费很大的力气，领导上要我照顾一下，帮助组织一些协作，不但在上海组织协作，还在上海以外组织协作。这次来南京，除了看朋友外，就是想把《语言学概论》应当如何编写这一件事，请教南京的语文学界。
“这几年来，上海的同志在语言学方面的学术活动逐渐活跃起来了。上海语文学会经常进行一些学术方面的讨论活动。复旦大学建立了语言研究室，本来还想建立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一些搞语言学的同志感到近年来我们的语言科学进步很大，但比起国家其他方面的进步来还很不相称。怎样才能使我们的语言科学与国家其他方面的进步相称呢？希望在座的老年、中年、青年教师们共同考虑一下。
“首先，汉语在语言学中还未取得应有的地位。现在许多语言学著作里当作天经地义的一些规律，在汉语中却找不到，或者说很难找到。比方说，语尾问题，有些语言学家认为汉语是有尾巴的；有些语言学家认为汉语是没有尾巴的，因而没有词法，于是把汉语的文法割掉了一半。这两种看法好像不同，实际上它们有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没有尾巴就不能讲文法。我们能不能破除一些迷信，解放一些思想呢？一般语言学常把不合汉语事实的条理当作一般条理在课堂里讲授，我听了感到很刺耳。我曾同复旦党委商量过，把中文系同外文系搞一般语言学的教师合起来，组织一个教研组。外文方面有学英语、俄语、德语、法语的，请他们拟一个一般语言学的提纲，给搞汉语的人讨论。搞汉语的人对这个提纲可以有否决权，假使其中有不能概括汉语的，就得去掉。同样，搞汉语的也可拟一个提纲，请搞外语的人讨论。搞外语的人也有否决权，对提纲中汉语有而外语没有的也可以去掉。我这个看法得到了党委的同意，不过他们补充了一点，认为东方语言的专家也应该参加。我们这样做已经几年了。这样做对不对，今天想请教一下。近来我们还想更进一步，对汉语多注意一些，我们认为《语言学概论》除了做到真正的一般以外，对汉语应特别加强。最近有人讲我们学术研究的方向应该把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伸出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伸出另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这句话，我非常同意。我们认为它可以作为《语言学概论》编写的方针。”[13]
陈望道的1961年南京之行受到了同行们的热烈欢迎，反响极为强烈。
1962年1月4日，他又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作学术演讲，讲题为《修辞学中的几个问题》。
同年4月15日，北京《语言学资料》发表了《陈望道谈上海语言学界的倾向问题》一稿。
1962年12月17日，复旦大学召开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30周年座谈会。到会的许多同志都在座谈会上发了言，高度评价《修辞学发凡》出版30年来对中国修辞学科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和重要影响。陈望道也在会上作了简短的讲话。
他说：“今天复旦大学召开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30周年座谈会，我很高兴。这是因为《发凡》与复旦大学的关系特别深。《发凡》中提到的许多人，如刘大白、邵力子等人，当时是复旦的先生；我的小弟弟陈致道，当时是复旦的学生，他们都为《发凡》出过力。例如《发凡》的修改就有他们的贡献在内。就以‘引用’格的定义来说，经过大家的帮助，修改以后就比较全面。《发凡》最近一版的修改，也与复旦的先生和学生的贡献分不开的。同时，我小时候的老师，我的舅舅，对我搞修辞都有影响。我的老师是消极修辞专家，我的舅舅是积极修辞专家，他们对我国古代的修辞研究很熟悉，我受他们的启发，向古人讨教的地方很多。但我也看到了他们研究的弱点，所以批判复古时我有有利条件。以上都说明，《发凡》不是我一个人的，它的成绩是依靠大家的力量得来的。
“写作《发凡》时，我曾努力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指导。我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之前，那时学习辩证法的条件不如今天，还有人反对形式逻辑的辩证法，否定形式逻辑的辩证法，而我是肯定的。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虽不很彻底，不过我的得益还是在这方面。‘五四’以后，‘古今派’与‘中外派’不能合在一起，而《发凡》却将二者合在一起了，其中得到马克思主义的帮助较多。因此，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一些可取的地方，则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缘故。”
他还讲道：“修辞研究要全面，不要单研究修辞格，也要研究理论。有些问题仅仅抓住某一格，很难说清楚。修辞学可以讨论的问题很多，消极修辞、积极修辞可以再深入研究。研究修辞可使语言运用得更好一些。
“我国语文研究的传统是同语文教学相结合的。我是先写《作文法讲义》，再写《发凡》的。我认为修辞对阅读和欣赏的帮助，比对写作的帮助更大一些。因为随机应变的技巧不能告诉，而原则却是可以告诉的。”[14]
就在《修辞学发凡》出版30周年的时候，上海文艺出版社重印了《发凡》一书。在重印此书时，他又从头校阅了一遍，对于用语略有改动，并写了“《修辞学发凡》重印前言”。在前言中，他重申了1932年写作此书的企图是“想将修辞学的经界略略画清，又将若干不切合实际的古来定见带便指破”。该书“除了想说述当时所有的修辞现象之外，还想对于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论争，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书中有些地方论争的气氛很重，便是为此。这次重印，也是如此。只有希望大家注意这两个部分的分别，并且分别对待这两个部分：对于当时同保守落后的偏见论争的部分，看看是否在当时发生过一些影响；对于画清经界或者轮廓的部分，看看是否现在还有什么可以用”。
“现在是我国一切方面都在跃进的时代，修辞现象方面也有显著的进展。有些过去比较难以找到适当例证的现象，现在也已经不难找到内容形式两全其美的好例了。需要我们面对修辞实际，广事搜集，善为总结。特别是关于文体、文风的问题，内容较为错综复杂，而且有些方面近年来变化很大，本书对此只作了一般的说述，尤其希望有人专心一意地从事，同时又有很多人广泛地探讨，以期我们对它能够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更为广泛的注意”[15]。
为纪念《修辞学发凡》出版50周年、65周年和69周年的版本封面
在这次《发凡》重印时，陈望道还对刘大白序中提到的关于卢以纬氏的《助语辞》一书重新作了考证，从而“使我们对于原著的经历有了更为充分的了解，知道原著成书的年月为元代，原著的原名为‘语助’。根据这些事实，我们需要考虑决定采用元代卢以纬氏著作《语助》的新说法来代替明代卢以纬氏著作《助语辞》的老说法。《语助》一书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我国讲究汉语文虚字用法的最早的著作”[16]。
1964年4月中旬，陈望道又不辞辛劳地前往杭州大学作“关于语言研究的建议”学术报告。在报告中他把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的口号进一步发展为一个纲领性的建议。这个建议包括以下四点内容：
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理论基础，指导思想；
乙、以中国语文事实为研究对象；
丙、批判地继承我国语言学遗产；
丁、批判地吸收外国语言学研究成果。
这四点可以图表如下：
甲和乙是上下两头，必须紧紧抓好这两头进行一切方面的语文研究。
对这个建议，他又作了一些具体解释。
一、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用处：一是改造我们的立场、观点、方法，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一是做我们研究学术的理论基础。
二、以中国的语文事实为研究对象。研究要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语文实际，从实际中探索语文规律，从实际中去发现规律，不能凭空构思，也不能生搬硬套。
三、至于我国语言学遗产和外国语言学成果在学习的时候当然很重要，应当虚心研究他们的经验，但在研究的时候，必须紧紧掌握上述两头，给以分析和批判。
总的说来，共分三个步骤。
第一步，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毛泽东思想，看清楚一切事物的彼此之间都有关系和联系，我们可以从它的关系和联系中寻求它的共同性，发现它的规律。
第二步，根据中国语文事实，着手改革学校讲授的一般语言学问题。
第三步，确立古今中外的关系，决定把屁股坐在中国的今天，一只手向古代要东西，一只手向外国要东西[17]。
陈望道在60年代提出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的理论，其实也是他在30年代末发起文法革新讨论动议的继续和发展，也使他当年提出的一些论点更加系统化，也更加全面和具体化了。
在杭州访问期间，陈望道还同语言学界的同行们进行交谈，交换了各自看法。他向姜良夫谈了自己的设想和计划，并兴奋地告诉他此项计划已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注。他极希望华东地区的专家们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来完成它。他甚至还做出了具体分工，希望姜良夫能在语音部分多做些研究，复旦大学的张世禄可从词汇方面多考虑一些，他自己则仍打算从语法方面深入研究下去。这一切又都是围绕一个总的计划，即完成一个能概括汉语事实的一般语言学体系。
1965年，他依据功能观点组织研究室的部分同志撰写了《论搭配复合谓语的探讨》一文，发表在是年的《复旦学报》上面。
正当他准备大展鸿图，计划将几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一个以组织功能为中心的新体系，逐个加以整理、完善和发表出来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文化大革命”降临了，于是打乱了他的一切计划。他被剥夺了一切工作权利，直到1972年，“文革”后期复出工作为止。
【注释】
[1]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编年纪事》，第236页。
[2]《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529页。
[3]《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535页。
[4]《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539页。
[5]《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554页。
[6]《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558页。
[7]《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567页。
[8]《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569页。
[9]《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587页。
[10]罗竹风：《回忆陈望道在修订〈辞海〉的日子里》，载《纪念陈望道诞生100周年文集》。
[11]《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599页。
[12]《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608页。
[13]《陈望道文集》第3卷，第688页。
[14]《陈望道修辞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624页。
[15]《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624页。
[16]同上书，第626页。
[17]《陈望道语文论集》，上海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