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陈望道在主持复旦大学校政工作期间，特别重视和发展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和加强学校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他认为，这对一所培养专门人才的全国重点大学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他常说，一个学校不发展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就上不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贯彻“高教十六条”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建国初期，他在一次校务委员会上，号召教师要积极从事科学研究，要做文化的光荣创造者。他深有感慨地说：“在旧中国把我们教员称作教书匠，今天党和政府要我们脱离教书匠的称号，我们一定要为党争气，要对文化有所创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翻来覆去地讲，教师一定要从事科学研究，要进行创造性劳动，否则文化事业就不能发展，教育事业也不能发展。”他还说：“一个学校如果不发展科学研究就必然会滚到教条主义和学究主义的泥坑里去。”又说：“高等学校的发展一般有三个阶段：一、办校务的阶段；二、教务的阶段；三、科学研究阶段。如果一所学校只停留在办校务和教务的阶段，不进一步向科学研究阶段发展，这所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肯定不能提高。一所学校发展到什么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学校领导的指导思想重视什么。”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复旦大学自1954年起开始举办校庆节科学报告讨论会。通过一年一度的报告与讨论，既能检阅全校师生一年来的科学研究成果，也可借此推动全校学术讨论的经常性进行。

1954年校庆节，为庆贺复旦大学第一届科学报告讨论会举行，陈望道校长写下了下面这段祝贺词：

综合大学应当广泛地经常地结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祖国建设服务。今年校庆的种种活动，如举行科学讨论会、著译展览会等，就以促进科学研究为中心。这是一个创举，希望大家合力完成这个创举。希望大家踊跃发表现有的成就，争取更大的胜利。

1956年，党中央向全国知识分子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在这股东风的推动下，复旦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得到很大发展。

陈望道为复旦大学第一届科学报告讨论会所作的题词（1945年5月）

1956年5月27日，复旦大学举行五十一周年校庆节纪念活动和第三次科学讨论会。陈望道在讨论会上所作的“开幕词”，就是一篇论述如何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专题学术报告。

他说：“本校定在5月27日校庆节举行一年一度的全校性的科学讨论会，其目的是想在这个节日总结科学研究，推动科学研究工作，交流经验，提高科学水平，想以全校教师的创造性的光荣成就来庆祝这个光荣的节日。

“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号召知识分子，争取在十二年内使我国最必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并且立即组织力量，着手拟订大规模地发展科学研究，提高科学水平的十二年规划，这一号召引起了全国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也引起了本校教师的热烈响应。本校教师曾经再三集会讨论，讨论之后已经在今年一月底的本校校委会上通过《关于科学研究工作当前要求的决议》，表示大家对于本校开展科学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的一致认识和共同决心，也即进行了学校今后科学研究的初步规划工作。本校教师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已经更为高涨，科学研究工作一般已经更加经常化，更能吸引学生到科学工作中来，启发他们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现在全校已有学生科学小组77组，成员598人。全校已在本学期中举行过小型的科学报告会、科学讨论会共约146次以上。我们这次科学讨论会是结合我们学校经常的教学工作，经常性的科学研究工作来筹备进行的。全校教师向这次科学讨论会提出的科学报告共有117篇，其中属于人文科学的计有54篇，属于自然科学的计有63篇，包括结合教学、理论探讨、学术思想批判和结合生产、建设实践等方面的论文。

“本校过去已经举行过两次这样的科学讨论会。过去两次颇有逐步提高的趋势。今年校庆节举行的是我校的第三次科学讨论会，我们希望报告的质量更能有所提高，讨论的空气也更为生动活泼，更加富有‘百家争鸣’的精神。我们希望在学术上有独创见解的提出自己的独创见解来。在学术上有不同见解的也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来，同不同见解进行实事求是的讨论，以便集思广益，共同提高。在讨论中，我们应当批判唯心主义的错误思想，我们也应当反对不经过独立钻研思考的、不切合实际的、生搬硬用公式原理的教条主义的习气，一切的讨论都是为了求得真理，为了阐发规律，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我们学校的科学研究和科学讨论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研究机构和企业部门的热情协助下，在各方面的专家的帮助下，又在校内专家的紧密团结、共同努力下是希望无穷的。我们希望我们学校将来成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非常美丽的小花园，而我们一年一次的校庆节的科学讨论会从今年开始就成为我们学校的百家争鸣的集中的表现。”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文化教育工作提出了“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这个总方向。从这以后高等学校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明确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开展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二、开展经常化的科学研究工作，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陈望道发表了《上海复旦大学的今昔》一文。在文中，他正式提出了“综合性大学应负有两个重要任务：一是教学任务，要为国家大量地培养从事基础科学的研究工作和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二是科学研究任务，对于国家负有发展基础科学、提高文化科学水平的责任”。文章还对复旦大学十年来取得的成就作了概括的总结，他说：“十年以来，复旦大学在力求改进和充实教学内容，贯彻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使学生在德智体三方面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在开展科学研究和活泼学术空气以及树立尊师爱生、教学相长的同志式的亲密关系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

同月，他在《复旦十年》一文中又说：

十年以来，经过院系调整，开展教学改革，根据国家需要设置专业专门化，制订专业教学计划，建立教研组，编写教学大纲和教材，开展科学研究，我校教学、科学工作已经逐步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工作的质量也不断提高……全面贯彻了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展开了教育大革命，我校教学、科学工作的面目更加有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

从这一年来我校教学、科学工作进展的情况来看，我校已经基本上克服了过去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忽视政治、轻视劳动、脱离实际的倾向，比较正确地处理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关系问题：一、政治和业务，二、教育和劳动，三、理论和实际，四、教师和学生。

十年以来，我校科学研究项目也在逐年增多。科学研究的方向也正在进一步明确。今年，教师们都在进行提高质量的科学研究工作；高年级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也已经有很多人参加了科学研究活动。广大师生都在去年整风运动和教育革命的基础上，解放了思想，发扬了敢想敢说精神，全校学术空气正在日趋活跃，为进一步贯彻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为进一步开展我校科学研究，进一步提高我校教学质量，开展广泛的活动^[2]。

同年8月30日，陈望道在《文汇报》撰文，其中有“科学研究迅速发展，学术讨论更加活跃”一节，也谈到了，“十年来，复旦大学科学研究工作也有了很大发展。党和政府的积极领导和关怀，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大大发挥，特别是在1958年党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倡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以后，科学研究工作更是面目一新”。文章还特别提到了在党领导下开展群众性科学研究工作，在贯彻“双百”方针上也取得了很大成绩^[3]。

1963年是复旦大学建校58周年。5月27日，陈望道在庆祝建校58周年暨第九届科学报告讨论会的开幕式上又作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他又对复旦大学的科学研究的发展概况作了全面的

全校科学报告会从1954年开始举行，除了中间一年暂停举行，已经举行九次了。单从九次的科学报告讨论会来看，也约略可以看出一个我校科学研究逐步发展逐步提高的过程。在开始的头几年，我们对于科学研究还只处于大力提高的过程，我们主张科学研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低到高逐步发展，逐步提高。那时在党和学校行政的号召下，教师们积极参加了科学研究工作，做出了良好的开端，有些原来在科学研究工作上有成就的教师也做出了新的成绩。近两年来，我们要求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努力提高科学研究工作的质量。要求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科学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向，在选题上，提倡为当前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服务和提高基础理论、实验技术水平的课题^[4]。

1963年是复旦大学科学研究工作发展的全盛时代，本来打算通过校庆节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检阅和总结，把学校的科研工作更向前推进一步。可是自这年年底开始，全校师生就陆续下到市郊农村、基层开展面上的“四清”运动，亦即“小四清”运动。1964年暑假后全校师生又分期分批地下到城镇企事业单位及农村人民公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大四清”运动，直到1966年的6、7月份才陆续返回学校，卷入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此，复旦大学开始进入动荡不安的十年内乱时期。十年中，学校的科研工作遭到彻底破坏，许多专业研究机构，如遗传学研究所、数学研究所、物理研究所、语言和文学研究室等单位统统被砸烂。于是，复旦的一切科学活动都停止了。在那段时期里，斗批改代替了正常的教学程序，大批判成了学校的唯一中心任务。十年大动荡真正成了十年大倒退、大破坏。直到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才又重新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作为一校之长的陈望道，他还十分关心复旦大学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建设。因为他认为，建立一个优良的学风和校风，对于一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专门人才的全国重点大学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于是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和行政会议，曾于1961年、1962年、1963年三年里，先后多次讨论到学风的建设问题。如陈望道校长在1961年2月24日的一次校务会议上，在谈到学生借书不还的不良习气时说：“我在做新闻系主任时，有的学生借书不还，我就到处宣传借书不还是种坏作风，制造舆论压力。后来这个学生偷偷还来了。我就对他说，我不是可惜书，是可惜你的坏行为。书，我甚至可以送你。要造成舆论，使他感到有压力，对改正错误、建立一个好的风气有好处。”他还说，类似这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帮助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在同一次会上，他还鼓励教师“养成写文章做科研的风气，大家来努力使复旦成为名副其实的重点学校”。

又如在1962年6月1日的校务工作会议上，当讨论到毕业论文指导时，陈望道又说：“我们不仅要抓成果，而且要抓认真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用科学态度来分析问题，这要养成学风。研究成果是要从科学态度得到的，学风很重要，在好的学风下面可以成长成才。”

1963年是复旦大学的学风年。这是因为这一年是复旦大学讨论学风问题最多最盛的一年。尤应提到的是1963年3月召开的那次专门讨论学风问题的校务委员会扩大会议。

1963年3月26日，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在登辉堂（今相辉堂）召开第51次全体委员的扩大会议，出席的范围除全体校务委员外，还包括了全体教职工、全体研究生和行政负责人员，专门座谈学风、校风的建设问题。召集这么多人在一起座谈讨论学风问题，这在复旦校史上堪称是空前的了。

校长陈望道在会上就学风、校风的建设问题做了全面的论述。他说：这是我校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的扩大校务会议，动员这么多人来参加讨论，可见学校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接着他谈了以下几点认识。

一、学风问题是学校工作中最广泛、最基本的问题。

学风问题和科研、教学、实验室以及资料收集、图书管理等各项工作都有密切关系。对于学风所涉及的各种范围，都应该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如对从事实验工作的基本要求应是什么？是否提出应该以实验室为家的要求？又如做资料工作的基本要求又是什么？是否可以不亲自动手，只依靠已有的现成的资料？又如对教员课堂教学应提出什么要求？从事科研工作的基本要求又是什么？由于学风问题同以上各种工作都有联系，所以我们说它是最广泛、最基本的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特别注意。

二、学风问题一定要做到有破有立，理由是不破不立。毛主席那篇讨论学风问题的文章，最初版本的标题为：“整顿党的学风、作风、文风”。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也提出了不正之风就应该破。联系到我们学校里，应该强调些什么，哪些是属于不正派的应该破除的，都应该开展讨论。总之一句话，学校应该提高学风，培养学风。

三、学风的培养和提高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

学风必须是从小的地方到大的方面都应该注意到的，它是要做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是要有革命干劲、科学精神才能做到的事。为此，我们就应该做到时刻注意，随时努力，坚持好的正确的方面，使它成为一种非行不可的风气。

四、一个好的学风一定要靠大家努力，使它不断提高，让它真正树立起来，要自然而然形成一股风气。

学风问题，有的需要进行教育，有的并不需要教育，环境就能影响一个人。学生一进校门，自然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有个好的学风，邪气就不会抬头了。诸如写文章，有些人单讲数量不顾质量，这既是由于写文章的人调皮，也是由于大家的糊涂。又诸如学生有偷书行为，它的性质也是一样的，有了舆论的压力，坏习气自然会改了的。

离开三月份这次学风问题的全校大讨论之后，仅相隔两个月时间，陈望道又在庆祝建校58周年暨第9届科学报告讨论会的开幕式上，对培养优良学风的问题做了重要而又全面的补充。

他说：“前个月我校在这里举行过一次专门谈学风的扩大校务委员会。在那次会上我曾讲过优良的学风的形成需要我们长期的努力，需要大家经常讲、经常注意，不断使它得到发扬。今天想就这个问题再做些补充，请大家指正。

“我个人认为，学风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是我们学术机关的一切种种的综合表现，包含的内容很繁复，涉及的方面也很广泛，也许同机关的一切人（师生员工）和一切事（教学、科学研究等等）都有关系，但又不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我们可以指出某些事未免美中不足，某些事还可以精益求精。只要我们经常讲，经常注意，就可以动员一切人在一切事上注意这种综合表现，使大家不致仅仅局限于一隅的得失，而能放眼注视我们学术机关的这种综合的表现。

“我个人认为，优良学风的形成是一个需要长时期的思想上启发和行动上实践的问题。需要做的事很多，但主要可以从两方面去努力。亦即：

“一要思想先行，也就是要有好的思想来启发、指导。

“我们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教学、科学研究工作。思想不先行，不以正确的好思想来启发、来指导，就会有迷失方向的危险，那就不可能形成优良的学风。譬如，为谁学习、为谁研究、为谁服务的问题，以什么思想来学习、来研究、来服务的问题。这都是我们在学习、研究、服务中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要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正确的思想来指导。这样才能在两种思想、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坚持方向，认清道路。我很同意上次会上有的同志讲的要形成优良的学风，必须‘兴无灭资’，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的话，优良学风的培养和我们的自我改造和世界观的改造是分不开的。我们谈学风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指导我们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各项工作。

“二要行动实践，优良学风的培养和发扬还需要我们在行动上实践。要以正确的思想为指导，专心致志向科学技术作精益求精、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实践，使好的思想成为力量。

“1958年以来，我校许多青年同志，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不怕困难，敢于探索，坚持到底，在新专业、新学科的建设上做出了成绩。他们中间有人讲，这主要靠两条，一是要有志气，一是要坚持，只要有这两条，努力干下去迟早总会有成绩，而这两条都是党领导教育的结果。我们很多教师在做学问的过程中，一丝不苟，严格要求。他们对资料务必亲自查到底，力求确实可靠，他们对实验数据务必亲自检验，力求准确完备。

“理论和实际统一，高度的革命性和严格的科学性相统一的学风，我个人理解也是红专统一的意思。

“我们强调红专统一，强调‘兴无灭资’和我们在学术上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完全相一致。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它的前提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它的目标是通过讨论、竞赛和斗争来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只是采取的方法是讨论的竞赛的方法。讨论和竞赛的方法，实际上也是一种斗争的方法。‘双百’方针政策的执行的过程，就是各种学术见解相互竞赛和斗争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斗争的过程。通过讨论和竞赛，我们巩固和扩大了社会主义文化的优势和主导地位，加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也就能很好地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

“在发扬优良的文风上，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这几年来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形势任务学习，社会主义教育，学生培养目标，劳动教育，新专业新学科的建设，正确处理教学、科学研究中的各种关系问题，加强基础的提高质量等工作，都是有利于促进红，有利于促进专，有利于优良学风的形成和发扬的。所以，培养优良的学风，不能说是新近才开始做，而是党委早就抓了，学校也做了不少工作。今天更加强调地提出来只是说明这个问题更加重要了，我们要更加自觉地来注意这个问题。

“学风问题是学校工作中十分广泛又是十分繁复的问题之一。发扬怎样的学风和怎样来发扬这种学风，还得有待于大家来探讨，共同努力。有些问题可能一时还不易明确，经过大家讨论就会逐步明确起来。同时，发扬新学风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也不是一人两人之事，首先要大家重视，大家来作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这样才会逐步发展，最后成为一致奉行的风气。我看，举行报告讨论的时候，也就是有关学风问题集中表现的时候。

“最后，我希望全体师生员工，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在我们学校中更好地发扬新学风，使复旦大学的科学研究工作一年比一年繁荣，成果一年比一年丰收，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一年比一年提高，不愧为我们伟大的党领导下的一个现代化大学。”^[5]

陈望道在58周年校庆节所作的这一报告是对有关优良学风培养的一次全面的科学论述，它在当时的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过那次在全校范围内对学风问题的讨论，通过校庆报告会有关学风问题的全面论述，大大地促进了复旦大学新学风的建设和培育。

今天，一个以“文明、健康、团结、奋发”为内容的新学风，以及以“刻苦、严谨、求实、创新”为内容的新校风正在复旦大学逐步形成。但是，正如陈望道校长所说的，新学风、新校风的形成是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实现的，这中间自然也离不开老校长当年在复旦大学积极提倡和辛勤培育这份功绩。

人们还注意到，老校长陈望道不但在复旦大学带头提倡建立优良的学风，而且他本人还是积极的实践者，是行动上的表率。长期以来，他一直坚持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行科学研究或从事其他各种活动，但又竭力反对那种贴标签式的学习方法。他常说，运用马列主义为指导并不能看他引用了多少马列主义的词句，而是要看他是否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讲究实际，反对说空话，办事是这样，写文章更是这样。他经常对我们说，评价一个人，关键在于看他做了些什么，而不在于听他说些什么。他坚持反对写那种长而空的文章。在科学研究工作中，他十分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他认为不掌握大量的材料是得不到科学的结论来的。此外，他还积极提倡从事创造性的研究，认为每发表一篇文章，都应有自己的独创见解，否则就是人云亦云，重复别人的劳动，而这对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是不足取的。总之，无论在治学精神方面还是学风和文风方面，他都不愧为复旦人的楷模。